区域是一个抽象的、理论上的空间概念,往往没有严格的范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部分,一个村庄、一个城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几个国家均可以构成一个区域。但区域又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区域有其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是由地形、地貌、资源、环境、人口、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区域内外始终进行着物质、能量、资金、劳动、技术和信息的交流。不同的学科对区域的定义有着不同的回答: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层的地域单元,政治学则将区域看作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而社会学则视区域为具有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
经济学中关于区域概念迄今尚未有明确的、统一的定义,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对区域概念进行界定的当推1922年全俄经济区划问题委员会,其定义为:“所谓区域应该是国家的一个特殊的经济上尽可能完整的地区,这种地区由于自然特点、以往的文化积累和居民及其生产活动能力的结合而成为国民经济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目前,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一种定义则是由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艾德加•胡佛(Edgar M. Hoover)于1970年给出的。他认为“区域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察的一片地区”。换句通俗的说法,“区域是经济学家获准研究的地区”。胡佛进一步指出,按照区域内部的同质性和功能一体化原则,可把区域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同质区域和功能区域。结节区域(Nodal Region)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功能区域,其结构类似于生物细胞或原子结构,有一个核心周围腹地共同构成地区。综合以上所述,区域经济学家关于区域概念的基本内涵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区域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经济活动不管何种产业和处于什么发展阶段,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区域空间。其次,区域必然包括于某一个或几个主权国家的疆域,中央政府对它拥有政治、经济调控权,它的繁荣与萧条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具有显著影响。另外,区域一般具有专业化特点和比较完整的经济结构,不同区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构成包容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诸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统一体。
本研究对区域的概念界定为,区域既不是以自然特征,如,地质、地貌、气候、植被等为标准划分的自然区,也不是纯粹的国家管理的行政区,而是在考虑行政区划的基础上,按照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形成的经济区域。这是因为经济区域的形成大多受到政府计划和政策的影响,而且行政区域便于统计资料和数据的获取,有利于进行区域分析。事实上,出于资料获取和分析的需要,现有的区域研究基本上都是以行政区域作为空间单元对比与分析,正如艾德加•胡佛指出的“最有用的区域分类也就是那些遵循政策管理范围的边界划分而成的区域了”。
综合上述,本研究认为区域的概念是指地球表层具有某一物质实体的、具有现实或潜在经济功能的空间,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所。
区域经济是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每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水分、热量、光照、土地和灾害频率等自然条件都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时还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受投入的资金、技术和劳动等因素的制约;技术经济政策对于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区域经济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发展的地理概念。它反映区域性的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现状及其问题,尤其是指矿物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主要表现在地区生产力布局的科学性和经济效益上。区域经济的效果,并不单纯反映在经济指标上,还要综合考虑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地区性的生态效益。因此,不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区域上面。区域经济发展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区域内一定时期国民经济总产出的增长。二是区域内一定时期国民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前一个方面既是经济增长问题,属于经济发展量的特征;后一个方面则为社会进步问题,属于区域经济发展质的特征。区域经济增长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水平,是实现区域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和物质基础,但区域社会进步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着区域经济增长的幅度。各区域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技术基础的不同,它们的经济发展量的增长是不同的,这也直接决定了区域发展质的改善程度也是不相同的,两方面共同导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特征的产生。
经济增长最普遍的定义,是以固定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的某种程度的变化率,它表明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商品或劳务总量的增长情况及其人均水平。对国民收入的估算始于17世纪末,当时这一工作的目的是想了解这种收入可以征集多少税收,并且希望提供一个在某一时刻国民收入水平及分配静态的描述。格雷戈里•金估计了1688年和1697年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国民年收入,并且能够估计战争对交战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上,在很多国家,人们更多的是从广义的角度来定义经济增长的,即采用“最终产品法”计算人均GNP的增长情况。
我们现在所谈的经济增长问题是从工业革命以后才引起关注的。1800年英国的人均产量与公元300年时意大利的人均产量相差无几,19世纪以后,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首先在工业化先驱者英国开始出现,继而拓展到美、法、比利时和德国,乃至全世界。对经济增长理论较为系统的论述最早是通过魁奈的经济思想体现出来的。按照他的理论,经济增长是农业剩余产品再投资的一种经济结果,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为经济增长创造源泉。随后,斯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进行了系统研究,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他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进行专门研究后指出,除了农业以外,工商业对于剩余产品的生产,进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李嘉图则将研究重点由生产过程转变到了分配过程。他也分析了导致经济增长或衰退的基本因素,并说明了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到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相对份额,再回过头来分析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轨迹。这些构成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宏观经济学基础上的,其主要内容包括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这是最早出现的有关经济增长的专门理论。哈罗德、多马创立的经济增长模型显示,经济增长最直接的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积累率的高低;二是资本产出率的大小,及资本的使用率的高低。其基本公式表示为: G = s/v , G 为增长率, s 为积累率, v 为资本与产出率之比。在哈多模型及其思想的基础上,索洛(Solow)首创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他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仅仅用资本和劳动投入并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大部分的产业增长并不是由这两种因素投入带来的,而是由一个外生的、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残值”(residual)决定的。不过,索洛的技术因素是外生的,于是便有了内生化的努力。阿罗提出了学习效应,认为生产经验的增长也是生产过程的一种投入。Uzawa建立了最早的人力资本模型,将技术进步的部分作用内生化和具体化。这为经济增长及其方式变革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
经济发展则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
就当代经济而言,发展的含义相当丰富复杂。发展总是与发达、与工业化、与现代化、与增长之间交替使用。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包括三层含义:经济量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和劳务的增加,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稳定程度、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经济发展是通过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达到经济量的增长。
经济趋同这一概念的最原始思想可以追溯到Veblen(1915)。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与德国工业革命的比较分析,Veblen发现德国工业革命在范围与速度上均超过了英国工业革命。Veblen认为,作为工业革命时代后来者,德国能够借鉴先进的英国工业技术,而不必输入孕育这些技术的英国社会习俗与思维。换句话说,对工业技术诞生地英国而言,产生、使用和集成这些技术的英国社会习俗与思维制约并决定着这些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速度、深度与广度。与此不同,德国则可以直接利用这些现成的先进工业技术,从而能够走上一条与技术原产地不同、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的德国式工业化道路。因此,工业革命后来者具有比工业革命领袖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Gerschenkron(1952)继承并丰富了Veblen的思想,提出了“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概念,认为借助从工业领袖国输入先进技术并恰当运用这些技术,通过对人力资本和生产资料的集中动员,不发达国家可以凭借由制造业的高速成长而呈现爆发式、速度与规模均远远超过工业领袖国家的经济增长。
Abramovitz(1986)延续了Veblen和Gerschenkron的思辨逻辑,认为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及不发达国家一定水平以教育水准和技术熟练程度为核心特征的社会能力,形成了不发达国家拥有比发达国家更高增长速度的潜力。若技术的跨国传播通畅,不发达国家内部生产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改变不受阻碍,不发达国家有鼓励可持续投资的良好宏观经济环境,那么这种潜力就会得以实现,其经济会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速度成长,人均收入水平呈现向发达国家趋同的态势。
与Veblen、Gerschenkron和Abramovitz等从历史角度进行定性分析的方法有所不同,Solow(1956)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则从理论模型的高度蕴含了经济增长趋同思想。Solow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使用的生产函数具有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可以相互替代的特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预期:由于要素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所以从长期来看,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会达到一个稳定的均衡路径。在趋同的过程中,落后地区的经济由于均有较高资本边际产出,资本就有了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流动的激励,从而增长速度将比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快,因而落后地区将赶上发达地区,直到最后达到各自的稳定状态。当经济处于稳定状态时,经济增长率仅仅决定于技术进步率。Solow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技术进步,只是在Solow模型中技术进步被忽视为外生的技术进步,没有作为内生的变量引入模型。
所谓经济增长趋同是指,对于一个有效经济范围的不同经济单位(国家、地区或者家庭),初期的静态指标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和其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各经济单位初期的静态指标差异逐步消失的过程。在有关趋同的研究中,有四种趋同的概念。
σ趋同可以理解成横截面数据的趋同假说,侧重于研究收入水平或产量水平之间的差距,指的是各国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减少,一般用国家或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对数或者产出的标准差来衡量。这一概念最接近于现实中我们对趋同的直观理解。
该“趋同”的含义是指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比富裕的国家或地区有更高的增长率,换句话说,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国家或地区将趋于相同的人均年收入水平。不过,绝对β趋同内含一个严格的条件,该条件假定对于由一些经济体(国家或地区)所组成的群体中,尽管彼此相互隔绝、封闭,但是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基本经济特征,包括投资率、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和生产函数,从而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增长路径和均衡稳态。在这样一个特征完全相同的群体中,某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与其离稳态的距离成反比。
条件β趋同放弃了各个经济体具有完全相同的基本经济特征的假定,从而意味着不同的经济体也具有不同的稳态。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每个经济体都趋同于自身的稳态,离自身的稳态越远,其增长速度也越快。由于许多的外生变量对不同的经济体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不同的经济体也就具有异质的基本特征,亦即不同的增长路径和稳态,所以,条件β趋同所考察的是,如果外生变量保持不变,初始收入水平和增长率是否呈负相关。
俱乐部趋同(有的翻译成“群体趋同”),又称极化趋同(polarization)或聚类趋同(clustering),指如果一些经济体具有类似的结构特征(如具有相同的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政府政策、人口增长率等),并且具有相似的初始条件,那么这些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在长期内存在增长趋同趋势,即较穷的国家(地区)集团和较富的国家(地区)集团各自内部存在着条件趋同,而两个集团之间却没有趋同的迹象(富者恒富,穷者恒穷)。人们根据各国经济增长的截面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将那些基本经济特征和初始条件类似的国家划分在一个样本或群体中,比如,OECD国家或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的国家,以此描述它们的群体趋同特征。
俱乐部趋同分为时间俱乐部趋同、空间俱乐部趋同和时空耦合俱乐部趋同,本研究主要研究的是空间俱乐部趋同。所谓空间俱乐部趋同,就是指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相似且空间上一阶相邻的一组区域的经济增长收敛于相同的稳态,相应的这组区域就共同构成了一个空间趋同俱乐部。
从空间俱乐部趋同的概念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空间俱乐部趋同并不具有“遍在性”,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是空间俱乐部趋同形成的前提。正是由于空间趋同俱乐部不具备“遍在性”,所以,本研究认为,导致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影响因子不可能是一般性影响因子作用的结果,若仅是一般性影响因子的作用所形成的趋同俱乐部,这样的趋同俱乐部显然具有“遍在性”。因此,本研究推测,导致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影响因子有可能主要是地方因子和具有地方效应的全局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对于不同的空间趋同俱乐部,地方因子和具有地方效应的全局因子在构成上及各个因子的作用强度上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基于这个认识,本研究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中原经济区空间趋同俱乐部的影响因子及其形成和演变机制。
目前,国内外关于俱乐部趋同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有关俱乐部趋同的概念、俱乐部趋同的识别、俱乐部趋同检验以及导致俱乐部趋同的形成机制上面。在现有的趋同研究文献中,涉及空间俱乐部趋同的文献为数不多,更缺乏对空间俱乐部趋同影响因子的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国外的一些学者只是利用人均GDP、GDP的增长率或者其他单个的影响因子对空间俱乐部趋同进行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空间俱乐部趋同绝不是只受某一影响因子作用的结果,而是所有影响因子耦合作用的产物。因此,这种片面性的研究结果,其解释力度有限,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空间趋同俱乐部和欠发达区域、贫穷区域以及衰退区域的空间趋同俱乐部不能进行分类指导,提供全面科学的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