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伴随着精准扶贫的持续推进，我国的贫困越来越向民族地区和特殊群体集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伴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持续推进，中国的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从2011年年末的1.22亿人减少至2017年年底的3046万人。到2017年年底，12.8万个贫困村已经有6万个脱贫出列，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含片区县）已经有153个贫困县宣布“摘帽”。

为了真实记录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全面宣传脱贫攻坚的历史成就，深入评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多方面影响，同时为丰富发展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提供案例支撑，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案例集（2017）》的基础之上，我们撰写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案例集（2018）》（以下简称案例集）。案例集通过对深度贫困集中地带——民族地区不同类型扶贫案例的梳理与分析，厘清不同类型扶贫案例的机制和主要做法，分析其面临的问题，给出案例启示，为全国各地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开展类似的扶贫提供参考依据。

案例集共13章。通过实地调查和案例分析，前12章讨论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12种模式，分别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教育扶贫模式、贵州省的大数据扶贫模式、武陵山片区怀化市鹤城区黄岩地区的旅游扶贫模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公益扶贫模式、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的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林业扶贫模式、云南省江城县的农垦特色产业扶贫模式、青海省的拉面扶贫模式、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的健康扶贫模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的外促内生脱贫模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的“菜单式”扶贫模式、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羊拉乡的交通扶贫模式。最后一章讨论了精准扶贫过程中产生的自发移民现象。通过案例分析，有几点发现。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全方位教育扶贫计划充分考虑了凉山彝族“直过民族”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满足了不同年龄阶段贫困人口不同层次的需求，在提高贫困户知识技能的同时提升思想意识，是推动“直过民族”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贵州省“精准扶贫云”大数据支撑平台为有效保障扶贫工作过程中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跟踪、精准脱贫提供了新的思路。“精准扶贫云”与“产业云”“电子商务云”“教育云”“医疗健康云”等大数据支撑平台的结合，将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统合，加快了大数据与实体经济、乡村振兴、服务民生、社会治理4个方面的融合，成为贵州省精准扶贫工作进程中的特色和亮点。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黄岩地区在其旅游扶贫实践中，充分发挥了旅游业产业关联性广的特点，在5个方面均获得了收益：村民直接参与旅游经营，在乡村旅游经营户中参与接待服务，出售自家农副土特产品获得收入，通过参加乡村旅游合作社和土地流转获得租金，通过资金、人力、土地参与乡村旅游经营获取入股分红。“黄岩模式”最重要的经验是不仅要发挥能人的引领作用，也关注贫困户，以产业发展促进村民自身能力的提高，通过“输血”激发“造血”功能，保障扶贫的可持续性。

民间公益组织“小云助贫中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河边村从贫困诊断、整合资源、规划先行、住房改造、产业生计发展、公益型社区建设和大众公益概念的践行7个方面开展了村级贫困综合治理。通过公益组织的介入，推行“主导性产业+辅助性产业+基础性产业”的复合型产业发展模式，以“公益组织+政府”的有机结合来积极撬动公共资源，实施人人参与的公益型乡村治理模式，重视本土人力资源的培养，为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治理找到了另一条可行的道路。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的资产收益扶贫照顾了现有贫困人口劳动能力不足、市场意识差的问题，主要有土地资源收益扶贫、旅游资源收益扶贫和投资收益扶贫3种模式，确保了扶贫的精准性和短期的可持续性，但也存在扶贫收益分配缺乏监管机制、经营主体存在经营风险、贫困农户参与度低等风险。应该改革和创新资产收益扶贫机制，更有效地发挥收益扶贫的效用。

在产业扶贫方面，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林业局围绕林业产业扶贫、退耕兑现扶贫、生态补偿扶贫、挂包帮村扶贫、林权流转、选聘生态护林员等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成效。江城县云垦集团及其下属的云胶江城公司，充分发挥集团天然橡胶的产业优势、规模优势、管理优势和科技优势，以“公司+基地+农户+示范+市场”的生产经营方式助力产业脱贫，以“五兵”“三保障”的理念服务脱贫攻坚。青海省则通过在拉面产业中实施在岗实训、资金投入、政策扶贫、发展战略、返乡创业、管理服务、“互联网+”等措施助推脱贫攻坚，使“拉面经济”成为青海省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最直接、最有效、最快捷的途径，走出了一条具有青藏高原民族特色的脱贫攻坚产业发展之路。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的健康扶贫，主要通过开展健康促进工程、做好预防保健工作、构筑健康医疗保障防护网、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等措施，做到让贫困户不得病、少得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在有效解决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的同时，培养了贫困户的健康意识和保险意识，提高了贫困户的健康素养，完善了当地的基本医疗体系，提升了医疗服务能力。

作为“三区三州”中贫困程度最深的贫困县之一，东乡族自治县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脱贫巩固难，单一的内生力量难以对其贫困状况作出改变。中央政府、临夏州政府、东乡县政府等各方面通过协调，制定了以外部资源扶持为主的拉动式外促内生的扶贫模式。东乡县依靠各级政府、各国企单位的帮扶和投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产业、对接项目、开发品牌，将县内的贫困户整合起来。随着外部扶贫力量的不断注入，东乡县脱贫的内生力量不断被激发，内生力量与外部力量形成合力，脱贫工作取得巨大进展。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根据全市农村贫困现状，建档立卡贫困户实际需要和贫困人口宜居环境、适宜发展产业、适用技术需求等情况，创新实施了独具特色的“菜单式”扶贫方式，即“政府制定菜单、贫困户点菜、帮扶部门提供配菜、政府埋单”的方式，列出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产业发展、适用能力培训和政策兜底共4大项55小项脱贫方式菜单，提供给建档立卡贫困户选择。采取贫困户先建后补，政府埋单，“上菜”后动态监测的方法，确保脱贫攻坚工作精准到人。“菜单式”扶贫提升了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和自主发展能力，提高了产业扶贫精准度，增强了外在帮扶效果，降低了交易成本，最终实现“精准滴灌”，使贫困户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脱贫。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羊拉乡是云南省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在羊拉乡的交通扶贫过程中，政府、公司和羊拉乡人参与其中，不同的行为动因、不同的行为策略，推进了“交通扶贫+”模式的开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合作与冲突交相发展。因此，在交通扶贫过程中，要建立政府与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交通扶贫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均衡发展关系，同时加大内部人才培养、建立技术培训工会、贯彻可持续发展观等。

此外，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自发移民现象也给精准扶贫工作带来了难度。课题组针对这一现象专门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了调研和分析。调研发现，20世纪80年代起，四川凉山出现了从高寒山区、偏远山区、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灾害多发易发山区，向河谷地带、城镇附近和平原农区迁徙的自发移民现象，成为当地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并引发了户籍管理与公共资源享用不匹配、政府管理成本高企、影响村委选举和党组织活动的开展、针对贫困户的住房安置政策改变了财富排序、留守儿童增多等问题。推进自发移民贫困户的脱贫攻坚，需要从改革户籍制度、逐步放宽移民落户政策，调整自发移民户的住房安置补偿，加强就业培训、培养内生动力，全面提高教育资源的供给水平等4个方面着手。这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和配合。在“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背景下，这些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考虑到调研的可行性和资料的可得性，2018年的案例集仅选取了部分典型，全国还有很多典型的精准扶贫案例未被纳入进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搜集全国各地比较典型的精准扶贫案例并将其收录到案例集中，以期为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贡献力量。由于著者水平有限，本案例集在结构和内容上仍然存在许多不当或疏漏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