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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在写作晚清的五年里

《晚清最后十八年》写作开始于2011年,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要写它,一切都好像是注定。很多的细节都记不太清了,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当时看到的一则新闻——湖北武汉投资200多亿筹备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当时就有一个念头:这是纪念辛亥革命最好的方式吗?

动笔之后,一开始是把它放在了天涯网上的,与网友们互相讨论和交流。一年多以后,它被评为天涯网“2012年度十大作品”,于是进入出版程序,和读客图书谈合作。我很佩服出版方在一个帖子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就和我签了出版协议,也很感谢他们后来为这套书的出版所做的工作。

那时我已在《旅伴》杂志社工作九年,26岁时从记者、首席记者做到了执行主编,写帖子需要占用全部的业余时间,包括每一个晚上和周末。有一天我接到了女友的短信,她说:在我的观念里,写作是可控的,恋爱才是不可控的,但你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可控,只有写作对你来说才是不可控的,我们分手吧。

当时她在电视台工作,工作繁杂忙碌,在她特别需要关心和倾诉的时候,我总是不在她身边。

我原本以为我的写作生活就要这么继续下去,直到2013年夏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那天舅舅从长沙打电话过来,说我老兄可能是得了一种怪病,他瞒着父母偷偷跑到湘雅医院来住院,几天后就要进手术室了。

老兄在深圳开了一家塑胶模具工厂,固定资产做到了几千万,但仍然是一个夫妻店,他负责业务,嫂子负责财务,小孩还在上学,在生病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去陪伴,因为工厂还需要运转,每天还有事情都要处理,工人还需要发工资。

我从杂志社请好假,跑到长沙去陪伴老兄。八个小时的手术过后,大夫告诉我:情况很不乐观。在他们开会诊会议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听到了“六个月”这样可怕的词语。

安顿好老兄后,我一个人跑到医院的楼顶上,号啕大哭了半个小时。我觉得人生很荒诞,几天前我还只想着如何做好杂志选题,现在只能一个人躲在楼顶哭泣。然而我也作了一个决定,当我回北京办好辞职手续再回到湘雅医院病房时,我发现老兄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我手中巨大的行李箱。我告诉他: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

我每天睡在病房里,照看输液,买饭喂饭,端屎端尿,洗衣服,去旁边的民居给老兄做好吃的,陪他聊天解闷,搀扶他走路,去楼下晒太阳,抽空的时候就联系国内外一切可能的医药信息。有一天,同病房里另一个陪床的壮汉突然塞给我一袋熟食,说这是他特意回家亲手做的。他说:“小伙子我觉得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你对你父亲真是太有耐心了。”

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父亲,他是我老兄。这个人听后怔住了,他拍着我的肩说:“相信我,兄弟,你们是会创造奇迹的!”

那一刻我跑到楼道里哭了。

我知道老兄其实是最不容易的。自小我和老兄“画风各异”,我沉浸在书本世界里,老兄却更爱玩闹,用学费买衣服,和人谈恋爱,打架,下馆子,花钱大手大脚,后来读到高中死活不读书了,一会儿要去学武术,一会儿又跑去做音箱生意,大半年的时间把家里的积蓄亏得精光,不得不南下广东,从工厂的一名保安做起,这才开设工厂。我是职场人士,有了事还可以辞职一走了之,他却不能“辞职”,哪怕是进了医院,两部手机还是响个不停,还要处理很多的事情。我只能用心去照顾他。

病房里经常有需要你在一分钟之内作决断的时候。大夫会告诉你,接下来如果用这一种药,医保可以报销,但还有一种从外面购买的进口药品,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5万元一小瓶,一次输液用两小瓶,10万元。我问疗效如何,大夫说理论上会更好,但这种病原本就是没有保证的,所以疗效也不能保证。那时候我经常盼望着时间可以慢一点,这样用下一个10万的时候,也可以慢一点。

有一天,老兄突然对我说,一会儿他有个生意上的朋友要过来看他,他不会有事,叫我别担心。这个人进了病房后,和老兄聊了一会儿,老兄突然表现得十分痛苦,不断地喘着气。那个人见状,十分难为情,欲言又止了好一阵,终于留下一句“你好好养病”就走了。我想起老兄的话,突然明白了:这个人不是来看望老兄的,是来要钱的。老兄的工厂因为一时周转不过来,拖欠了他的货款,他见到老兄病重,这才没好意思开口。

我跟老兄商量,把工厂里的原料先低价卖出去一批,付掉他的货款,等资金周转过来后,再把原料高价买回来。这人也是中小企业主,他的资金周转也很困难,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不会跑到病房里来催款的。

治疗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大夫过来告诉我们,再过几个疗程,头发可能要全部掉光了。晚上,老兄对我说:“你扶我下楼去吧。”原来,他要去找家理发店,剃个光头,然后跟我去买了顶帽子戴在头上——是的,即使病重,人生也要主动。

病房里经常会有告别的时候,可能上午刚认识的病人,下午就见不到他了。陪床的人告诉我,病人在病重的时候,会很没有主张,也会很敏感,陪床人任何一个细微之处的言行都会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老兄在治疗期间,只能吃特别清淡的饭菜,不能放任何配料,也几乎没有盐。我每天和老兄吃同样的饭菜,跟他一起吃饭,他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是的,我就是要用这种看似可笑的方式来告诉老兄我会一直陪伴他,给他信心。

几个月过去了,冬天来了,有天傍晚,陪他在楼下散完步后,我对老兄说:“你先上去吧,我等一下再回去,我再去吃点儿东西。”

刚刚路过一家麻辣烫摊点,香飘四溢,实在是太诱人,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跑回摊前一顿猛吃,直到再也吃不下为止。我把老板的一瓶辣椒酱吃得精光。

我以为老兄早回病房了,但当我走回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楼下的花坛上坐着一个人。天空中飘着小雪,他的背影很孤独,那是老兄,他没有上楼,他坐在那里等我回来。

回到病房后,我觉得心里很难受,躲进卫生间里无声流泪。我责怪自己明明知道最想改善口味的是老兄,他肯定比我更想去吃,可是我为什么没能忍住?

几个月以来,似乎已经流尽了自长大成人以来所有的泪水,很多的时候,我一度认为我们兄弟俩人生会过不去。但那一刻,我觉得人生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但我要把这种力量告诉我的读者。

在从北京拖过来的那件硕大的行李箱中,除了衣服,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每天到深夜,当病房熄灯、老兄睡去之后,我把病房里的椅子搬到走廊上,借着光亮打字。值班护士过来管过几次,后来也不管了。医院里没有网络,遇到对史料有疑问的地方,我只能先记录下来,等到一个集中的时间去附近的网吧上网。我必须拿手机定好闹钟,因为我怕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病房里还在输液的老兄。

我用这种方式完成了《晚清最后十八年》第二部。

六个月过去了,十个月过去了,在所有亲人和朋友的努力之下,老兄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他可以出院了。后来老兄跟我说,我原本以为我们只是兄弟,现在看来你还是上天派来救我的。

我们抱头痛哭。

是的,书本里的世界很广阔,但如果我们不能从小事做起,不能善待身边人,学习历史又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去经历真正的磨难,又怎会有真正正确的价值观?当我们积极面对困难的时候,心里面一定会有个声音告诉你困难是暂时的,你是在做正确的事。

无论世界多么荒凉,心中的光明总要靠自己点亮。

老兄回到了深圳,我回到了北京,写作还在继续。我发现我有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只要发现银行卡上的钱还够付半年的房贷,就总想着辞去工作,专心完成剩下的作品,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一个一心不能二用的人。父母反而担心我了,他们从深圳跑过来,监督我好好上班,也监督我找女朋友。

辞职之后,我每天拿着包,从家里出去,有时候是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有时候是在公园里,继续写作。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不经常过火车的铁路,那里永远停着一辆货车。大部分的时候,我坐在铁轨旁打字。对面是一棵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有叶子开始从树枝上掉下来了,原来时间已经快过去三个月了。

我在这里完成了日俄战争对马海战的写作。

父母告诉我,他们要回去了。我很愧疚,让他们监督的事情都落空了,父母其实早就发现了我的秘密。后来他们跟我说:“孩子,你每天拿着包出去,但有一天你是穿着拖鞋出去的,我们又怎么能再给你压力呢。”

五年了,写作已经成了一种生理需要。将你的人生,像毛巾浸在水里一样浸在孤独里,拧干了,便是人生的辽阔。我想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去遇见和把握一份属于自己的缘分。我希望将来这套书再版的时候,也能够写下献给某人,我相信我能够组建幸福的家庭,我们在听从内心声音的路上走了多久,幸福的到来就会走多久吧。

五年了,还去过很多的地方,每当史料不能给我答案的时候,我总要到历史人物曾经涉足的现场去转一转,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可爱的家乡。为什么我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是因为我们的眼里总是饱含泪水。

有一个地方是留到最后才去的:浙江海宁。

1916年,绕地球已经数周的孙文回到了国内,他应朋友之邀,来到海宁观看钱塘江大潮。

钱塘江汹涌的大潮,当它涌来时,如万马奔腾,巨浪滔天,惊涛拍岸,地动山摇,卷走了它面前的一切!

这样的场景,令看惯大风大浪的孙文也无比动容。

观潮过后,他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他应该写点什么。

孙文似乎看到一种人世间最本质的东西,而这也是我们最终要讲述的历史规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黄治军
于2017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rIo5QZV53C6waLcUlnGUJehX1d8qY7B1/5jpELnShalfVoQ22Q9P94PMq4quFQ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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