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古典中国的文章，自有其区别于现代文章的特美，因为文言文更为凝炼精深。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曾经讲过一个关于金世宗的故事：

从前金世宗极热心于保存女真文化，他替女真人特设科举，使其以女真文字应试。有一天，他向他的臣下道：用女真文所作的文字，总不如汉文的精深，此事如之何？被问的人回答道：这须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内容乃能渐次加深。金世宗这一问，很有意思。而其臣下的回答，亦是很有见地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深浅，有一简单测定之法，即（一）使用之人愈多，（二）流行的地区愈广，（三）经历的时间愈久，则其内容愈精深。如以此为标准，则我国之文字，亦可称世界第一，至少亦不落人后。（《吕思勉论学丛稿》）

时间久，其中所积淀的社会人生内容自然极为丰富；使用的人多，所投入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也自然极为深厚；地区广，所包含的山川大地风俗民情自然极为多样。因而，三要素，可称为“吕氏测定法”，由语言与文化的交互历史过程而来的观察与比较，无疑是文章与文字优劣的客观标准，无疑也正是古典中文可以胜过现代文章的重要原因，更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重新重视古典中国的文章，重新透过文章以发明中国智慧、中国美感经验的重要缘由。

当然，说到中国美感经验，不能不说到古典中国有着十分罕见的丰富文体。从经、史到子、集，从诗骚到歌赋，从诏策诰表，到论奏书檄……陆子衡云：“其为文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文章姿态之美，系乎文体天然之魅。因而高华如经子之天地，浪漫如歌诗之境界，飞扬如古文之神采，深情如小令之宛转。名家呈才，诗人妙想，各因其文体之优势，发挥其创造之活力。古典中国的众多文体，犹如一座座采之不尽的文章富矿。

本书是小品笔记的选集。里面所收集的文章，大都短小，少则十几个字，多则五六百字。这样一种文章，在中国古代，原是特别多而发达的，差不多可以成为中国散文文体的一种明显特征。在西方散文文学史上，有Essays（随笔）这样一种体裁。著名的代表作家有法国的蒙田，英国的培根、兰姆等。但是他们的Essays跟我国古代的笔记小品文是很不相同的。比如，他们的随笔大都较长，如毛姆的《伊利亚随笔》简直就是长篇的散文；有的篇幅尽管不长，可是与中国古人所写的相比较，仍觉得辞费。举个例子来说，蒙田有一篇随笔，题为《多少回我成非我》，从开头说“喏，我刚才掉了一只牙，不费力气，毫无痛苦，这便是自然的死亡期限已至”，一直写到二十五岁、三十五岁时的自我肖像画与今天的不同，讲人生的“慢慢消逝”、“生长阶段，死亡即已开始”，中间又提到梭伦、柏拉图等人的名言，抒情、议论都精辟有力，中译文近七百字。但是我们看明人张大复描写同样的一种感觉：

今日眉公见访，会将嫁女孟氏，言次及之。眉公叹曰：“大地一梨园也。伶人演戏，先离后合，人生不然，父母妻子乃至骨肉齿发，刚合即离，真可发一笑耳。”斯语甚警，辄录之。眉公与予言，大都皆日用切实之务，然别后每觉意思悠远，寝食有味，真君子之言也。（《梅花草堂随笔·眉公语》）

只有不到二百字。逸笔草草，含蓄吞吐、点到则止，不把同样的意思翻来覆去拿来说。这或许正是中国笔记文区别于西人Essays的特美之一吧。又如英哲培根有一篇众所周知的小品，题为《谈读书》，讲了读书的各种好处、各种方法，不同的书有哪些不同的益人神智的功效等。写得雄辩滔滔、慧光闪耀。而中国小品笔记中，有关读书的话题，自然是多得不得了，却似乎很难找出一篇像培根这样的写法。原来这种写法大概应属于中国古代文体中的赋的笔法，多方铺陈而详言之。然而倘若是用小品笔记来谈读书，却往往直凑单微，寸铁示人。如明人傅山在一篇笔记中谈读书的好处：“赖天地祖宗之泽，破书可读，一切龌龊人事不到眼前，心上钝资渐渐磨去，日知所亡，三间小屋之下，好不富贵也。”又譬如清人张潮谈读书的境界：“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幽梦影》）。正所谓“烧丹抱朴，只取灵砂一点”。因而西人Essays，以繁复擅胜，中国的小品，以单纯见长；西人的Essays犹如多晶面的宝石，而中国的小品则一如颗粒清晰、光泽圆润的珍珠；西人的Essays如一支小型室内乐的合奏，而中国的则如一支笛管，一曲单弦。但是，且慢，西人也有如塞尔登《燕谈录》那样颗粒饱满如珠的小品，如一篇题为《意见》的短文：

古时的柏拉图信徒有个很妙的想法：天神位在人类之上，他们有些品德，人类也有，那就是理性、知识，但天神安安静静地循规蹈矩。禽兽位在人类之下，但禽兽也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但是人类有一种品质，却是天神和禽兽都没有的，他给人类带来无穷的困扰，是世界一切混乱的根源，那就是人类的“意见”。（王佐良《英国散文名篇新选》）

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我国庄子那些关于“朝三暮四”、“浑沌开窍”等著名的小品故事，以及孔子的《论语》中“予欲无言”一段道地的小品式师生对话，以及根据这样一种儒道经典而来的许许多多有关警世、修身、治家的隽语笔札。譬如，与塞尔登同样是写“安静的生活是美德”，我们再以曾国藩的一段笔记为例：

《记》曰：“清明在躬。”吾人身心之间，须有一种清气。使弟子饮其和，乡党薰其德，庶几积善可以致祥。饮酒太多，则气必昏浊；说话太多，则神必躁扰。弟于此二弊，皆不能免。欲葆清气，首贵饮酒有节，次贵说话不苟。（《书赠仲弟六则》）

这样看来，中国的小品更为日常人生化，讲道理更为近人情，娓娓如道家常，显得更为亲切随意。像这样从身边事取材的小品甚多。君臣朋僚、师友交游、家人妇子、米盐琐碎，以小见大，由近而远，又着实又空灵，又具体又抽象。这大概也是跟西方不尽相同的地方罢。总之，简洁含蓄、直凑单微、近取诸身，正是与西方小品文相比较为显著的差异之一。像《世说新语》那样三两句人物对话，便含蕴着言外的许多风神韵致；像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那样，寥寥几笔，便活画出一幅“天地之美之一瞬而即逝”的生命光华，像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中的“一点”、“一痕”、“一芥”、“二三粒”，便写出极为要眇、空灵、深远而透明的意境，应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的一种特美。

本书将小品与笔记合在一起选。这样做的理由是：在古代，小品与笔记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如《苏长公小品》、《涌幢小品》、《闲情小品》、《鸾啸小品》等，跟《老学庵笔记》、《梦溪笔谈》、《濯缨亭笔记》或《阅微草堂笔记》等，并无太大区别。《世说·文学》刘孝标注“殷中军读小品”句云：“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略，应是“小品”一辞最原始最基本的定义。可以说，笔记中篇幅简短、文学简略、有文学意味的，都可称为广义上的小品。实际上，小品无处不在，举凡中国文章体裁中赠序、书札、琐记、杂录、闲谈、小志、诗话、题跋、丛语、家训等，都含有无穷无量的小品文。再广而言之，倘若是说小品笔法，则《庄子》、《史记》大书，以及如《太平广记》、《法苑珠林》之类，则大多含有由小品文合成的因素。“小品笔法”意义上的材料，自然是我们这本选本根本无法去顾及的了。只是我们不主张一种过于现代的观点，或过于纯文学的观点，这种观点似乎只承认明清以还的性灵文学，才算是正宗的小品，这样一来，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褊狭的趣味，似乎我们一提起小品，眼前只是王思任、张岱、陈继儒等一大批才子型的美文家，这不仅将中国散文的大源头截断了，违反了中国数千年散文文学中大量小品文存在的事实，而且我们视界中的小品也染上了明人空疏无学的色彩，因为小品简直几乎成为明清性灵文学的一个代名词。所以，我们宁可将小品与笔记文不作刻板机械的人为划分，而将其混合在一起选，两面打通，兼包并蓄，以救其此长彼短之弊，收其相得益彰之妙。一方面，以小品的存在来限定笔记的选材，防止其篇幅过长、内容过于专门、文字过于率意；另一方面，则以笔记的存在，来避免小品文的内容过于空疏、趣味过于单一。中国文学的一大特点，是其几千年的杂文学性质，这是一个事实。这个选本的取舍，卑之无甚高论，无非是想更为减却一些时代因素与主观个人的喜好因素，多尊重一点这个事实，多尊重中国文学的传统罢了。

最后说说有关分类选文的体例。以类编文，应是笔记小品历代最有传统的一种编例。如《世说新语》分为《德行》等三十六类，《太平广记》分为《神仙》、《异僧》、《名贤》等百类，《宋稗类钞》分《君范》等五十类，《舌花录》分《慧语》、《名语》等十八类，《随园随笔》分《诸经》、《诸史》等二十类，《履园丛话》分《旧闻》、《阅古》等二十四类，《南北朝新语》分《孝友》、《烈义》、《严正》等六十余类；古人分类的缺点往往失于苛细琐碎，如《世说》中《识鉴》、《赏誉》、《品藻》三类，性质大体相近，可以统归于品鉴一目。至于《太平广记》，篇幅既大，分百类固然有利于翻阅查找有关材料，但实际上范围可出可入的余地很大，过细的分类等于不分类。类编的目的主要是方便读者，同时也见出选家的趣味、眼界与见识。这本选集基本上先有选文，然后是采用前人的分类品目，加以提炼、量体裁衣的结果。基本旨趣在于名篇、名家代表作，同时兼顾不常见的笔记小品中一些具有相当可读性的精品。更为看重那些篇幅不大，却又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尤其是具有较为丰厚的文化涵量的作品。这本选本的说明也甚具特色，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编选者的用心所在。

在编撰过程中，本书除曾参考如《唐代文选》这样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之外，亦参考利用了近年出版的若干选本，如《历代小品大观》、《小品精华系列》、《明六十家小品文精品》、《闲雅小品集观》等，在此一并致谢。

胡晓明
2017年6月17日于丽娃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