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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西方的教育系统，今天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更多的未来消费者而不是未来公民… [1]
——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三重专注力》
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再到网络革命，人类社会在最近的几百年间创造的财富和强大的技术是之前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甚至是不能想象的。也可以说，最近几十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环境突变”，不仅现代社会的成年人面对这种突变出现了很大程度的“适应不良”，实际上更为当代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和社会公民的培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日新月异的科技和花样迭出的消费时代让我们前所未有地生活在“此时此地”，一切其实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视之为理所当然，自古如此，而且合情合理。殊不知自己和周边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早在200年前，大多数社会，甚至包括经历了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巨变的英美， 都还崇尚内敛、谦卑、勤奋、节俭、延迟享受、谨言慎行，和社会家庭责任高于自身需求的价值观 。多数社会文化依然认为教育背后的本质除了知识传递之外更有“教化”的目标：为社会培养负责任的好公民。然而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消费主义席卷全球，给社会心态带来了巨大变化，作为“消费者”的自我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社会变成了平台和战场，是自我“实现潜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背景而已。而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带来的媒介革命，更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平台。于是，“现代价值观”也已经今非昔比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和下一代更加 自信、富于竞争力、善于表达、即刻享乐、追随激情，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取得进步和成就，以及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认识到，这种价值观、人生观，和教育教养观念的转变是巨大的、突然的，而且对社会的冲击是剧烈的。而充分理解这一切，并认为其中暗藏危机，我们必须有所作为的人就更少了。 [2-6]
图1 自我隔离的“低头族”，全神贯注生活在虚拟世界里面
我们大多数人甚至记不清20年前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也没有高德地图和百度外卖的生活是怎样一番模样了。如果在几十年前，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个人低头凝视自己的手心，用缓慢的步伐阻碍了人流，必然会被视为古怪的和不礼貌的，甚至病态的。在今天，随时聚精会神地低头看手机，同时心不在焉地谈话、走路，甚至开车，都已经成了习以为常。从前的孔融让梨、长幼有序，也已经让位给“再苦不能苦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中国现代家庭的教育教养观念迅速跟西方接轨，而且走得更远，一发不可收拾。“小皇帝”一词已经诞生了将近30余年 [7] ，消费和网络时代的巨大转折似乎被人们悄然吸收，一切都显得如此的自然而然。
然而从心理和教育的视角来讲，这种转折是巨大的。从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而言，这种转折也是极为显著的。“兴义利必生一弊”，技术、市场和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自不待言，但是我们也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唯一的差别是，这种代价很有可能是由下一代甚至下几代来“买单”的。下表列举了当代很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教育领域专家对这种环境和观念的“突变”产生后果的研究，和各种干预手段的尝试。
表1 “数字化时代”成长环境对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利弊比较
最近20余年，很多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实践者们都在大声疾呼，数字时代的繁荣潜藏着种种危机，尤其是这种环境对于“数字原住民”的“90后”“00后”乃至今后的所有现代社会的未来居民而言，有很多尚未确定的后果。然而有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基因显然尚没有跟这种“数字环境”相遇的经验，我们的文化显然也并没有时间对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这也就是当代儿童和青少年发展过程中，身心健康问题的比例显著增加的根本原因。于是，对这种状况的觉察和有计划有目的的系统性干预，也就成为当务之急。本书的编写也是希望能够对此有所贡献。
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复杂的物种，人类在进入社会独立生活之前需要到“成熟期”。婴儿从出生开始就在环境中“学习”和“适应”周边的环境，并且在适应过程中不仅逐渐形成自己的“三观”（世界是怎样的？人是怎样的？我要怎样度过一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有点像电脑中的“软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结构也会随之变化（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对某种刺激的反应强度和模式——有点像电脑中的“硬件”）。也就是说，给予怎样的环境，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的身心结构和观念去适应这样的环境——我们几乎能够在这十几年中（从出生到青春期）针对成长环境“量身定做”改变自己身心的配置——这种强大的适应力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可以形成巨大的进化优势。
然而，最近的三四十年我们周边的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让我们这种“自动学习，定制身体来适应环境”的本能措手不及，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从生理卫生的角度而言，社会的富裕导致食物的价格下降而热量增加，出现了很多“垃圾食品”；同时交通便捷和学业加重导致运动量的大大减少。其结果就是几十年间，在中国很多地区儿童的肥胖率已经从“非常罕见”达到了25%以上，各种肥胖相关的疾病比例也明显增加。也就是说，我们“贪吃”的本能在食物丰富的环境里面反而给我们造成了危险。应对的方式是需要学会有意识地去对抗这种“贪吃”本能，节制饮食，增加运动。从精神卫生的角度而言，现在铺天盖地的电子显示屏、各种便携电子设备，乃至手机平板上的即时通讯应用，都对人们的“神经系统健康”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就如同垃圾食品中的高糖、高盐、高脂肪让大人和孩子们难以抗拒诱惑而付出健康代价一样，电子产品的声光电综合刺激、即刻响应和人为设计的回应方式，都会让“重度使用者”的整个神经系统逐渐产生相应的生理变化。这种“数字环境”，尤其是在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对准备好了去“改变自己适应眼前的世界”的儿童和青少年危害更甚。近些年来，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的情绪障碍、多动障碍、游戏成瘾，以及其他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比例也像肥胖率一样大幅度攀升，即便是那些没有达到诊断标准的儿童和青少年，也出现了耐心和毅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定，和不愿意参与人际活动而更喜欢面对平板设备的普遍状况。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对此深感担忧并且提出很多应对方式。 [1, 4, 9, 12, 24] 因而，面对变化的社会环境，在学校课堂中有目的地创造真实的人际接触场景就成为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和精神健康的必要手段。
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提供一些练习来帮助儿童和青少年创造更多真实的人际接触，学习应对真实的社会场景，练习在面对面的人际情景下更加灵活地进行应对。在由老师带领的团体活动中，让学生们能够保持与人面对面接触活动的习惯，并且有针对性地刻意练习人际互动所需要的技能，譬如情绪的识别和控制、针对不同场景调整沟通方式，以及在体验中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等等。
表2 面对“数字时代”问题的“模拟化”干预
针对这些现状和目标，本书为广大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辅导人员，提供了一系列的团体辅导工具，帮助他们建立一个长期稳定连续的培育体系，为社会培育更关爱他人和希望过良善人生美好生活的好公民，而非更自恋和贪图享乐的消费者。
古人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现代社会认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每一代儿童和青少年都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中坚力量，因而培育品格，让孩子们成为未来国家合格的好公民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刚性需求”，这似乎是尽人皆知，毋庸置疑。在传统社会中，多数家庭会认为让下一代努力学习社会规则并且积极参与社会化活动，以便离开学校之后成为“对社会的有用之人”是家庭和学校共同的目标。学校和老师是“教育专家”，负责主要的社会化过程，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元，对社会认同的价值和学校老师的使命进行配合和支持。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大家一起完成帮助孩子们长大成人成为好公民的过程。
随着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于教育教养方式、家庭和学校的角色的看法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攀升，每个家庭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支配。市场化也让人们的“消费者”意识逐渐增加，对于“服务”的选择，和“需求”的判断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反映到对于教育下一代的观念上，也逐渐从“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变成了“发现孩子的天赋，不能耽误了孩子的成长”——“中国小皇帝”的称呼几乎是跟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同步出现并且逐渐流行起来 [7] 。在教育问题上，家庭的这种“消费者”心态导致了教师和学校的角色悄然变化，承担了更多的压力和责任。一是更为开放和平等的社会导致了更多人参与对教育资源的竞争，于是学业压力更为沉重。二是教育的市场化让家长认为学校老师提供的是教育的“服务”，因而自己会用“消费者”的态度进行“问责”或者“投诉”。三是社会上的教养观念跟随美国的脚步从强调“自律、刻苦、责任、练习”更多地转向了强调“自信、天赋、兴趣、乐观”的“高自尊教育” [5, 25] 。四是社会上各种五花八门的流行教育教养观念有的强调“自尊”“个性化”“天赋”，有的大谈特谈“挫折”“磨砺”“虎妈精神”，让父母们朝秦暮楚无所适从，但是却常常用自己的道听途说和断章取义来干涉影响学校和老师教育的方式。五是数字社会的“舆论”发声和传播极快，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泄情绪，动辄“声讨”“曝光”让矛盾很容易升级发酵。种种因素导致了教师在教学和接触家长的过程中不仅面临巨大的教学成绩压力，而且还有更多顾忌和束缚。但是，社会依然需要合格的人才，需要其公民具备相应的素养、品格，承担社会责任。于是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教育工作者，就承担了很多额外的责任和压力。因此，我们也在本书中的第三部分提供了一些针对教师的团体辅导活动，用来为教师减压、进行情绪管理、增加社会支持，促进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