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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耶罗·德拉·弗兰西斯加（Piero della Francesca，1416或1417—1492），今天大多数艺术史教科书都会把他推崇为文艺复兴初期最杰出的画家，但这是19世纪之后才有的盖棺定论，在此之前，他被人们遗忘了足足四百年之久。

说起弗兰西斯加所遭受过的冷遇，他甚至只被人们当成过一名业余画家。事实上，这么说倒也不算太错，因为他的确还有着看上去更加“本职的”也更加受人尊敬的身份。这个身份会令很多人难以置信—没错，他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数学家，他留下的几部专业著作在今天的数学界也仍然有着骄人的一席之地。

弗兰西斯加拥有标准的数学家所应当具备的一切素质：冷静、缜密，以及耐心于精打细算。传说有人看见他在画一幅基督受难图的时候突然停下画笔，在草纸上做了一系列复杂的数学演算，在被问到所为何故之后，他回答说这是为了确定画面上的一片衣襟在微风中飘扬的角度。这真是一位缺乏艺术气质的人啊，更何况对于醇酒美妇他也缺乏“标准的”艺术家所应当具备的最低限度的沉迷。

在弗兰西斯加之前，即所谓的拜占庭艺术时期，人像绘画就像今天最普通的集体照一样，所有人物一字排开，占满整个画幅，既无丰富的背景衬托，亦无最基本的透视可言。当然，这的确会使人物形象显得格外庄重，甚至庄重得近乎肃穆。观画的人纵然深知画面上的圣徒们对人类怀有无限热爱，也难免会情不自禁地揣度，圣徒们是不是又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

对于这样的绘画传统，弗兰西斯加无疑是一名大胆的革命家，他以一位数学家的敏感，精心地计算数字与几何图形的关系，比当时所有的其他画家更具理性精神与专业素养地深入研究着透视原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立体，由立体到万事万物，他画面上的一切莫不遵循着一丝不苟的数的逻辑。弗兰西斯加曾经对朋友说过，完成一幅画对于他来说不啻解出了一道数学难题。于是，当其他画家们都在毕恭毕敬地用颜料去颂扬上帝的时候，弗兰西斯加悄悄地在画布上讲述上帝的语言，扮演上帝。

今天我们会在几乎任何一本介绍文艺复兴美术的书里看到弗兰西斯加的名作《基督受洗》（The Baptism of Christ，约1448—1450），任何一个不算太过孤陋寡闻的人都不会觉得这样的画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是，若仔细看过弗兰西斯加之前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主流绘画，你就会发觉他这种数学家的笔锋在当时是多么异乎寻常，是以怎样的胆识冲破了怎样的藩篱。

基督、施洗约翰的右手和基督头顶处象征圣灵的鸽子构成了一条中轴线，左侧的大树取的正是黄金分割线的位置，鸽子是以前缩法表现的，看上去正直向我们飞来。这幅画充满了精心的几何布局，在当时是深具革命性的画法。对照画家的《理想城市》，我们会发现相似的几何趣味。

弗兰西斯加也画过一幅《理想城市》（Ideal City，约1470），与卡内瓦莱的同名之作比较起来，虽然画面是如此不同，两者内涵中的数学趣味却何其相似。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弗兰西斯加的更加单纯，只有最纯粹不过的数与几何的表达，完全砍掉了卡内瓦莱作品中那些丰富的象征意义与政治幻象。似乎在弗兰西斯加看来，那些“多余的”东西只是属人的，只有纯粹的数才是属神的，既然斗胆扮演了上帝，却为何舍不得凡俗的那些陈词滥调呢？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文艺复兴艺术的真谛。传统的艺术史总是说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人性的解放运动，画家们摆脱了传统的宗教束缚，大胆地用画笔来表现人本身，赞美人本身。不，文艺复兴的革命性远远不止于此。

在长期被艺术史忽略的“理想城市”这个题材里，我们看到画家们竟然僭用了神的语言，以数学的理性而非谦卑的虔敬构建出自己的乌托邦来。

他们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7N5i1KazsaKV0bqk6ZD0H7OHH/UtsNKbZdMLplJhsp9jVQ9EwBz6kzN54Z4JupB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