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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刻板印象中的艺术家总是激情澎湃却行为幼稚，永远凭着感性冲动做事而缺乏最基本的理性。他们在学生时代一定有着严重的偏科倾向，文科能力超强，理科一塌糊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数学成绩优异的人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因为一颗精于计算的头脑永远也不可能精于美术、音乐和诗歌。

无数的人物传记都在向我们灌输着这个道理，当然，这种戏剧性的张力也从来都是传记作品里最能吸引读者的部分，因而也总是成为那些试图捕获更多读者的传记作家最津津乐道的地方。从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到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凡·高传》，所有这些畅销级的传记作品莫不如是。

但是，我们实在被他们骗了。

数学，曾经是古代音乐家们最着迷的学问。他们并不像凡夫俗子们想当然地相信音乐是纯然发自内心的，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任何理性思考都无法解释甚至无法捉摸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音乐来自数学，在音符与音符的关系背后深深隐藏着的其实无非是数与数的关系，那些繁复无比的音阶、和弦无一不是数学这张大网当中一个小小的局部；如果你掌握了数学的奥秘，你也就可以轻易掌握音乐的所有奥秘。

古希腊的伟大学者毕达哥拉斯不但是西方数学的始祖，同时也是西方音乐的始祖，他正是从竖琴的音色里得出了数学上一个又一个的创见；肖邦，这位以诗人气质著称于世的钢琴家，研究出了作曲的数学公式，他会根据公式而非感情来创作，创作出一串又一串使人浑然不觉生硬的数字，而那些数字就是引发灵魂震颤的乐章；巴赫，我最喜欢的音乐家，复调音乐的宗师巨匠，同样是在以精确的数学指导着精确的旋律对位。

在古代西方世界里，艺术家们对数学的迷恋简直近乎迷信。画家也不例外，他们正是出于对几何学的深入研究才发明了独到的透视画法，而这正是只注重神似而轻视形似的古代中国画家们从来都没有掌握也不屑于掌握的。我甚至认为，正是对数学的重视程度的差异，才导致了东西方文化自发源之后的渐行渐远。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每个古代文明都提出过自己的宇宙生成论，要么以神话，要么以道理，来解释万事万物的起源。中国的老子提出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后的两千多年来有无数的聪明头脑都饶有兴趣地试图理解或发展这个神秘的命题，于是有了阴阳和合，有了五行生灭，但永远是以玄学来解释哲学，以更神秘来解释神秘，谁也不知道“道”究竟如何生出了“一”，“一”又如何生出了“二”……

而就在与老子时代相近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几何的语言提出过一个极其相似的命题：万事万物的本源是所谓单子（monad），单子结合成对（dyad），单子与对的结合产生出数，由数产生出点，由点产生出线，由线产生出平面，由平面产生出立体，由立体产生出可以为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物体。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洞悉了数字的奥秘，我们就能够通晓宇宙的奥秘。这虽然和老子的理论一样无从证明，但至少明晰很多。

正是因为对数字的执着，古代的西方智者们不得不同样执着于逻辑，他们会大胆地把结论推演到逻辑所能抵达的尽头，无论这个结论在情感上是多么难以令人接受。中国古人酷嗜《周易》，在阴阳消长中着迷般地推演吉凶祸福。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那些人同样论述着阴阳消长的道理，进而认为大地是一个球体，这个球体的四面八方到处都有人类居住。既然世间万物都存在着阴阳对立，那么一定也存在着和我们“对立”的一些人，我们的阴就是他们的阳，我们的“向上”在他们看来就是“向下”。是的，他们说对了，但假如我们真的把《周易》的逻辑推演到底，这难道不是我们也应该不谋而合地得出的结论吗？

毕达哥拉斯的精神遗产在今天遍布世界各地，最具典型意义的事物莫过于五角星。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认为“一切是数”，亦认为数是美的，我们所感受的万物之美莫不出自数的和谐。比如他们认为，在所有的数字里，“5”象征着公正和胜利，而五角星则是一种完美的几何形体，如果用尺规作图的话，五角星上的线段处处呈现出黄金分割的完美比例，而“黄金分割”恰恰也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贡献。

一切都是数的变化，这些变化以几何的形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数字、几何，这一定是宇宙自己的语言；而如果宇宙是神所创造的话，那么数字与几何也当然就是神的语言—对于古希腊的智者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顺理成章不过的结论了。彼时人们不是把他们当作科学家，而是把他们当作神职人员来尊敬并崇奉的。能够想象吗，当你随随便便地写下几个数字，画下几组线条的时候，你所道出的其实已是神的语言？

如果你相信神正是通过数字和几何创造了万事万物，那么，当你也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数与几何的知识时，你是否会生出些许跃跃欲试之心，渴望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创造出一个独立的小小天地呢？

在那个透视技法日渐成熟，对神的敬意日渐消弭的文艺复兴时代，有些第一流的艺术家的确这样做过。 Pq2M2UkdKnRuftduZK/eVQXLwyZU/wBZs8jXwP7Rm1a7ALr2zOKTeZKO7czbDk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