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被后人扣上了“钳制思想”的罪名。
八股文说到底只是一种文体形式,你既可以用它阐扬孔孟之道,也可以用它论述任何你想论述的思想。八股文甚至可以写得文采斐然,艺术性与思想性兼备。《古文观止》收录了宋代王禹偁的一篇《待漏院记》,这应当是普通读者所熟悉的最接近八股文的一篇。清代李扶九、黄仁黼选编《古文笔法百篇》,称《待漏院记》为“时文八股之祖”,之所以特意将之冠于全书之首,是因为这篇文章虽然是宋朝人写的,却“极似一篇近时绝好会元文字”。
那么,所谓思想钳制,钳制之功或许并不在文体本身,而在于考生必须严守朱子理学,不能越雷池半步。
其实认真想来,如果仅仅这样的话,倒也并不真能钳制思想。如果你有任何异端见解,大可以著之竹帛,藏之名山。帝制时代,帝国的所有权有着明确的归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得以在字面意义上严格成立,国家与国民都是皇帝的私产,即便在法理上,皇帝也可以对土地、财产与人命予取予求。皇帝开出条件,任何人如果想加入统治集团,就必须参加以皇帝指定的“正确思想”为标准的科举考试,于情于理这倒也无可厚非;而在强制隐逸人士进入仕途的时候,标准一般都会自动放松。对于皇帝而言,既然自己对天下拥有合法的所有权,筛选官僚的标准当然有权力随意制定,只要自己满意就好。
所以,无论皇帝选择哪种思想作为官方指定的“正确思想”,趋利的人们自然会向着这种思想蜂拥而至。长此以往,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手段,其他种种思想自然会被边缘化,乃至于消亡。
不仅“异端”如此,“正统”也会如此。譬如儒家经典当中的《公羊传》《穀梁传》,官方从未对它们发出禁令,但仅仅因为这两部书既难掌握,又不是考试重点,以至于在长久式微之下几近失传。历史上很多书籍、知识与思想,尤其是在今天看来大为可贵的那些学问,其没落往往并不是任何所谓思想钳制的结果,而仅仅是在世人逐利过程中被自然淘汰。
事情的另一面是,古代世界的思想繁荣时期往往并非官方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而是发生在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明显减弱的时候——要么是内忧外患,战乱频仍,要么是皇帝怠政,官僚集团也有更要紧的事情需要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