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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从一个地方信仰飞跃成为一个世界宗教，与其在犍陀罗地区的重塑和发展脱不开关系。可以说，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发生了全面的、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被学者称为大乘佛教兴起，取代小乘佛教成为主流。这一主流沿着丝绸之路往东进入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形成了东亚文明的重要内涵。比较严格地说，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新发展，在各个方面，包括艺术创作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是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犍陀罗艺术能够出现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菩萨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出现了。
在犍陀罗兴起的大乘佛教，其核心的信仰和理念从追求个人的自我救赎转变为标榜拯救一切众生。后来以此为标准，把追求自我解脱之道称为“小乘”，把普救众生之道称为“大乘”。这对佛教的神格体系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追求自我解脱的小乘佛教视佛陀为人格化的导师，而非无所不能的神祇。但是在大乘佛教的体系里，佛陀成为最高神灵，是彼岸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在犍陀罗艺术中大量出现了梵天劝请主题的浮雕，讲的是当释迦牟尼成道后，本计划自行涅槃，但是在梵天的劝请之下，放弃自我救赎，为众生讲法（初转法轮），以帮助一切众生跳脱六道轮回为志向。也就是说，不能光自己成佛，还要帮助众生脱离苦海。
最能体现大乘佛教这一核心理念的，就是“菩萨”概念的出现。或者说，菩萨信仰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特征。从根本上说，菩萨和佛是紧密相关的一对概念。佛果的成就，需要依照菩萨行而圆满成就。可以说，“菩萨”是犍陀罗佛教最为重要的创新概念，是其跟原始佛教最主要的区别之一。菩萨的本意是“具备觉悟能力者”。觉悟之后的释迦太子称为“佛陀”，意思是“觉悟者”；菩萨则是未成佛但具备觉悟条件的人。菩萨可以成佛，但是他放弃或者推迟了涅槃，而留在世间帮助众生。一般认为，“菩萨”的概念在公元前后出现，他“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求成无上菩提”，宣扬“佛果庄严，菩萨大行”，这跟“发出离心，修己利行，求成阿罗汉”的旧传统有区别。但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激烈的竞争和冲突，没有史料证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再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东亚菩萨信仰也达到顶峰，成为东亚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远涉流沙到异域传法的高僧们，按照佛教教义的理解，就被称为菩萨。他们秉持的就是这种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精神。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除了香料、贵金属、奢侈品，还有佛陀的教诲。来自犍陀罗的高僧们抱着拯救世人的理想，进入新疆、敦煌、长安、洛阳、邺城，忍受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文化的挑战，希望能够用佛法拯救众生。贵霜人竺法护世居敦煌，他来中土的目的就是宣传佛法，“志弘大道”
。时人都称他为“敦煌菩萨”，他也自称“天竺菩萨昙摩罗察”。或许这就是犍陀罗文明的核心精神和理念。
在贵霜时期，菩萨在佛教和政治宣传中的作用突出起来。菩萨的地位被抬高，随之而来的是菩萨像出现，成为犍陀罗佛教艺术极为重要的表现主题和描述对象。菩萨像的诞生很可能比佛像晚。在菩萨像中，作为救世主的弥勒（Maitreya）菩萨也出现了。一般观点认为，犍陀罗地区是弥勒信仰的中心。弥勒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被赋予了极端重要的地位。弥勒和转轮王的关系也变得重要起来。带有“重生”意味的弥勒和带有“入灭”意味的涅槃，成为犍陀罗佛教艺术重点描述的对象
。在犍陀罗的菩萨像中，绝大多数是弥勒菩萨像。
1980年，今斯瓦特地区（乌苌国，Udyāna）的一处佛塔遗址出土了乌苌国国王色那瓦尔摩（Senavarmā）于公元14年留下的犍陀罗语金卷，里面就提到了弥勒。弥勒作为佛教救世主以及未来佛，出现在贵霜君主迦腻色迦的钱币上。迦腻色迦钱币上的弥勒，是结跏趺坐的形象，戴有耳环、臂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瓶，周围用希腊字母写着“Metrago Boudo”（Maitreya Buddha，即“弥勒佛”） [2] 。值得注意的是，迦腻色迦钱币上的弥勒，虽然造型是菩萨，但被称为“佛”。这反映了弥勒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他是菩萨，另一方面他是未来佛，将在未来继承释迦牟尼的志业。迦腻色迦钱币上，除了有弥勒造像，也有佛陀造像，可见两者是同时并存的。既然弥勒的形象可以被铸造在钱币上，也说明了至少在迦腻色迦统治时期（2世纪），弥勒信仰已经取得了广泛的认同和王权的支持，至少在迦腻色迦时代，弥勒作为未来佛的观念，已经非常流行了。弥勒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正因为如此，他跟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关系也变得极端重要。迦腻色迦、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等，都在自己的政治操弄中将弥勒信仰和转轮王的关系作为理论武器。
图0-22 弥勒立像，大都会博物馆
图0-23 弥勒立像，大都会博物馆弥勒菩萨装扮如贵霜时代的王子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的米南德一世、贵霜的迦腻色迦，在佛教典籍中往往被描述为佛教转轮王。这一时期，佛教不但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质，应该还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弥勒崇拜显然是贵霜佛教的重点之一，这一点原始印度佛教并不具备。佛教的救世主跟其他宗教不同，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并不具备救世主功能，而普度众生的救世主是未来佛弥勒。弥勒信仰传入中国后，成为重要的指导政治社会改造运动的理论，引发了数百年的政治狂潮。但是7世纪之后，中土的弥勒巨像雕刻衰落了，弥勒的地位下降，阿弥陀佛和观世音的地位上升，显示了佛教从政治世界退出的痕迹。
在犍陀罗美术中，有大量关于供养、持戒、智慧、解脱的主题，几乎贯穿整个犍陀罗艺术体系。佛教虽然在犍陀罗衰落下去，但在东亚却牢牢站稳了脚跟。与其有关的宗教、文化和艺术，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包括洛阳、长安、大同、敦煌都生根发芽。佛光照耀之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文明传统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成为文化遗产，留存至今。
[1] 参看许理和的研究，Erik Zürcher，“‘Prince Moonlight’：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T'oung Pao LXVIII，1-3（1982），pp．1—75。有关佛钵与月光童子信仰在中国中古时期的影响，参看孙英刚、李建欣《月光将出、灵钵应降——中古佛教救世主信仰的文献与图像》，《全球史评论》第1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140页。
[2] 关于迦腻色迦带有佛像的钱币，可以参看Joseph Cribb，“Kaniska's Buddha Coins：The Official Iconography of Sakyamuni＆Maitreya”，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3，No．2，1980，pp．7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