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佛钵”

犍陀罗才是4—5世纪中土僧人西行求法巡礼的中心，位于布路沙布逻的佛钵，是4—5世纪中国僧人西行巡礼的重要圣物。

2014年，印度要求阿富汗政府归还置放在喀布尔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入口处的“佛钵”。这件佛钵，在19世纪被重新发现，曾引起英国学者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等人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ohammed Najibullah）下令将其运到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保存。塔利班当权时，很多佛教文物被毁，但这件器物因带有伊斯兰铭文而躲过浩劫。据汉文史料记载，佛钵是在公元2世纪上半期，被贵霜君主迦腻色迦从毗舍离（Vaiśālī）或华氏城（Pāṭaliputra）抢到贵霜首都布路沙布逻（Puruṣapura，即弗楼沙）的。这也是现在印度要求阿富汗归还的“历史依据”。

当时闹得如此沸沸扬扬的新闻，却未在中国引起一丁点反响。今人很难想象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件圣物却在中国的宗教、政治世界里持续地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晋兴宁三年（365），襄阳的习凿齿致书高僧道安，信中云：“所谓月光将出，灵钵应降，法师任当洪范，化洽幽深。”说的就是作为圣物的佛钵。

佛钵被运到弗楼沙后，犍陀罗逐渐成为佛教中心，至少是4—5世纪的犍陀罗，以佛钵为中枢，成为僧俗共同的一大佛教中心地。该地保存至今的大量佛教寺院遗址，也充分证明了这点。实际上在法显到印度的时代，佛教在西域的繁荣，早已超过了印度本土。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史料中出现的“罽宾”，比如《汉书·西域传》所指的罽宾，并不是今天的克什米尔，而是指的犍陀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多出圣达，屡值明师，博贯群经，特深禅法”，而且保存着数量众多的佛陀圣物，还有最高的佛教建筑雀离浮图。这段时间，译经僧也多出自这一地区。在印度本土，佛教反而衰落了。所以造成很多西行巡礼僧人，在犍陀罗巡礼圣物和学习之后，并不渡过印度河继续前行，而是打道回府。

学者们大都注意到，北魏熙平年间（516—518）的刘景晖事件——他被拥戴为“月光童子”。到了隋代，那连提黎耶舍重译《佛说德护长者经》，将隋文帝描述为月光童子转世。而且还预测佛钵将从布路沙布逻，经疏勒来到隋朝。当然最后没有实现——玄奘到达布路沙布逻的时候，佛钵已经被抢走了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