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的再造

很多在中土流传的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很可能是犍陀罗的发明，是犍陀罗塑造自己佛教中心运动的一部分。

先说佛本生故事。佛本生故事（《大般涅槃经》称之为“阇陀伽”）记载的是释迦牟尼在过去轮回中修行菩萨道的事迹——释迦牟尼之所以成佛，在于他经历了累世的修行，积累了足够的功德。佛本生故事存在一个不断增加建构的过程。尽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很可能从来没有到过犍陀罗，但很多佛本生故事发生的地点被放在犍陀罗——释迦牟尼的前世似乎是将犍陀罗作为重要的修行地点。这些佛本生故事在印度本土并不流传，却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的重要主题。而且故事发生的地点，也明确记载为犍陀罗地区，比如快目王施眼的故事、尸毗王割肉贸鸽的故事、摩诃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月光王施头的故事（尤其流传于塔克西拉）、慈力王本生故事、苏摩蛇本生故事等。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对这些佛本生故事发生的“圣迹”多有描述。圣迹和圣物是一个地方成为宗教圣地的重要依据。佛教虽然不发源于犍陀罗，但犍陀罗后来崛起成为新的佛教中心。对于犍陀罗而言，尤其对贵霜帝国的君民而言，“制造”犍陀罗本地的圣迹，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其思想和宗教理念，可能与迦腻色迦一世把佛钵从释迦牟尼故地抢到首都布路沙布逻的逻辑是一样的。

这些故事题材，比如尸毗王割肉贸鸽、摩诃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对中国的佛教思想影响都非常深刻，也是东亚佛教艺术的重要主题。尸毗王割肉贸鸽，文献明确记载发生在宿呵多国（斯瓦特地区）；摩诃萨埵那的舍身饲虎故事，在中亚和东亚都非常流行，奇怪的是，在南传佛教中却不见这一主题的任何文字记载和图像。分析汉文文献记载，比如北凉法盛译《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等，也可以清楚地知道，这是犍陀罗当地的故事，甚至在法盛的时代——法盛到达犍陀罗的时间比法显晚25年，撰有《历国记》——还在犍陀罗地区流传，并且还保存着供人瞻仰礼拜的圣迹 。

佛教传入中国，在汉传佛教美术史上，舍身饲虎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本生主题。新疆克孜尔石窟中，有众多的舍身饲虎壁画。敦煌莫高窟一共有15幅舍身饲虎壁画，最早的是北魏254窟。日本奈良法隆寺的“玉虫厨子”（飞鸟前期，即7世纪中叶）上，也绘有舍身饲虎的场面。2008年在南京长干寺院地宫出土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1011年造）上，也有舍身饲虎的图像。我们可以说，这一题材，实际上是犍陀罗的贡献。

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佛本生故事须大拿本生，也发生在犍陀罗。较早的汉文译经是十六国时期圣坚译《须大拿太子经》（《大正藏》第3册）。在此经中，须大拿是叶波国国王湿波之子。叶波国，即犍陀罗。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不厌其烦地描述了犍陀罗地区有关须大拿本生故事的“圣迹”：犍陀罗跋虏沙城城北，有窣堵波（佛塔），是须大拿太子（唐言善牙）以父王大象施婆罗门处；跋虏沙城东门外有窣堵波，是婆罗门求施须大拿太子子女后贩卖的地方；“跋虏沙城东北二十余里至弹多落迦山，岭上有窣堵波”，是太子施舍子女给婆罗门的地方。

犍陀罗的佛本生故事，最突出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强调施舍的重要性——大乘佛教认为除了苦修，供养和布施也是修行的法门。这其实给更多的社会阶层比如商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这可能也反映了佛教兴起与丝路贸易的某种关联性；第二是犍陀罗的佛本生故事，似乎都比较惨烈和悲壮，动不动就是施头、施眼、舍身饲虎等等。这或许反映了当时宗教狂热的一些场景，也有可能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在中亚受到了草原传统的影响。

我们再看佛传故事。

几乎每一个宗教都对描述自己传教先驱的事迹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正如基督教《圣经》孜孜不倦地描述耶稣的生命历程一样，释迦牟尼的人生经历，他的出生、成道、传法、涅槃，都是佛教神圣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理解佛教精神的重要线索。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犍陀罗佛教浮雕中，佛传故事占据了重要的比例。

佛传故事虽然不好重塑——毕竟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天的印度东北部——但是也有一些明显是犍陀罗当地的新发展。比如有名的释迦牟尼降伏斯瓦特河上游经常令河流泛滥的龙王阿波逻罗（Apalāla）。《大智度论》说它发生在“月氏国”，《阿育王传》说得更明确，说它发生在乌苌，也就是斯瓦特。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得最为详细，可以佐证这一故事其实是犍陀罗当地的故事。犍陀罗浮雕中有多件描绘释迦牟尼带着执金刚神去降伏阿波逻罗龙王的浮雕，跟玄奘的文字描述极其吻合。除了斯瓦特的龙王，玄奘还记载了塔克西拉的医罗钵呾罗龙王拜见佛陀的故事。

佛传故事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主题，就是般阇迦（Pāñcika）和诃利谛（Hāritī，汉文文献中也被译为“鬼子母”）这对夫妇神。“鬼子母”这一名称，早在西晋译经中就已经出现了，也因此在汉文佛教文献中频繁出现。鬼子母在成为佛教神祇之前，并不见于任何早期的印度文献，不是印度教的神灵，也不是耆那教的神灵。鬼子母造像最早就出现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而且数量众多。从这些证据来看，鬼子母信仰很可能是流行于犍陀罗地区的地方信仰，后来被佛教纳入自己的神灵系统。虽然在佛经中，佛陀度化鬼子母的地点在王舍城，但是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健驮罗国）梵释窣堵波西北行五十余里，有窣堵波，是释迦如来于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国俗祭以求嗣。”根据玄奘的记载，释迦牟尼度化鬼子母的地点在犍陀罗。而且，玄奘到达那里的时候，当地仍有到圣迹求子的传统。或许这也是犍陀罗再造圣地运动的一部分。其实，鬼子母的形象，早在1世纪，就在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地区出现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燃灯佛授记。燃灯佛授记发生的地点，不在佛陀故土，而是在今天的贾拉拉巴德，也就是汉文文献中的那揭国——这里因为是燃灯佛授记发生的地点而成为佛教圣地。燃灯佛授记具有非常关键的地位：它是佛本生故事的结束，也是佛传故事的起点。尽管故事的主人公儒童仅仅是释迦牟尼的前世，但是通过燃灯佛的授记，他已经正式获得了未来成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之后历经诸劫转生为释迦太子已经顺理成章。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佛本生故事，却往往出现在犍陀罗的佛传故事里，而且往往是作为佛传故事的开端：释迦牟尼通过燃灯佛授记，经过一定转生积攒功德，入胎于摩耶夫人体内。摩耶夫人诞下释迦牟尼，也就开启了佛教的伟大志业，众生的命运也因此改变。只有经过佛陀的讲法传道，才能解脱众生，跳脱六道轮回。而这一切，都从燃灯佛授记说起。

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燃灯佛授记非常重要，在犍陀罗现在所保存的本生浮雕中，其数量之多也令人惊讶。令人奇怪的是，这一佛教艺术主题在印度本土非常罕见，在犍陀罗地区尤其是贾拉拉巴德和迦毕试地区却发现很多。这说明有关燃灯佛为释迦菩萨授记的观念和信仰，曾在这一地区非常盛行。可以揣测的是，燃灯佛授记这一观念和佛教在犍陀罗地区的重塑有密切的关联，所以也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同时，佛教中心从中印度向犍陀罗等中亚地区转移，也带来了新的观念和艺术形式，燃灯佛授记应当是其中一种。燃灯佛授记的思想和艺术形式，是犍陀罗地区的发明创新，是佛教在这一地区的新发展。

佛教典籍中有关燃灯佛授记的地点，也被比附于贾拉拉巴德地区，玄奘时代称为那揭罗曷国（Naharahara）。玄奘在西行求法途中经过此地，也描述了跟燃灯佛授记有关的种种圣迹。《大唐西域记》卷二记载，那揭罗曷国都城东二里，有高达三百余尺的窣堵波，是燃灯佛为释迦牟尼授记的地方。玄奘绕塔礼拜，表达了他的崇敬之情。在它的南边有一个小的窣堵波，正是昔日儒童布发掩泥的地方。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源于犍陀罗的理念和艺术主题，传入中国后，对中古时期的历史有深刻的影响，乃至到北齐时，北齐文宣帝运用燃灯佛授记的理念为自己做政治的宣传。 bBUkkQDlnDsgNkGAewsGYmhP9dJdxNeVgPX8FGgrD/peqTPbzUThI62HJ7ldgwf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