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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中国佛教史，必须了解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历史。中国佛教史只能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里，才能看得更清楚，所以肯定不能从白马寺的那几匹马说起。西方的佛教研究，在最初的阶段，他们设想了一个“纯粹的”“原本的”佛教。在这种理念里，那个释迦牟尼最初创造的洁白无瑕的佛教，在传播中，跟不同地方的文化因素乃至“迷信”相结合，呈现新的面貌。所以在他们眼里，佛教史是一部“退化”的历史——但是很少有学者这样描述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的基督教。所以最初的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重点是西行求法和汉译佛典，他们希望从中找到那个“原本”佛教的信息。直到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出现，才开始强调在中国文明的框架内研究中国佛教。
其实，真的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佛教吗？完全不存在。佛教是一个变化的思想和信仰体系——这正是它的活力所在。就算释迦牟尼也反复强调，“无常”是普遍的规律，事物是无常的，诸法也是无常的。即便从佛教的立场看，佛教要保持活力，也应是一个常新的思想体系，秉持诸法无常的根本精神。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将佛教史描述为一种线性的乃至退化的历史，是一种幼稚的对历史的误解。
贵霜帝国在公元2世纪成为中亚的庞大帝国。它的出现消除了因为政权林立导致的交流障碍，为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更好的环境。贵霜君主，如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和迦腻色迦等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使佛教在中亚和西北印度获得一次飞跃和更新，并传入中国。佛教的昌盛，也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繁荣。随着佛教传教和商业贸易的频繁，大量贵霜人进入中土，居住在洛阳等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区。史料记载，在洛阳居住的至少数百名贵霜居民大多应是佛门弟子。
贵霜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根本性变化，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以前佛教并不具备的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贵霜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取代的角色。它在当时既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又是世界佛教中心。同时，希腊文明的特征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包括艺术风格的变化，比如佛像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同时也包括教义的变化，比如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的导师变成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
如果把犍陀罗和贵霜的历史加进去，可能佛教史、中国史乃至丝绸之路的历史，都要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信仰和思想之路，同时也是物质和商贸之路，也是各大国纵横捭阖的征服和对抗之路。如果仅仅依靠我们已知的信息描述这条路，我们知道它肯定不完整。比如我们读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
，我们根本找不到佛教、贵霜、犍陀罗的影子，我们读到最多的是粟特——这得益于近年来一些天才史学家对粟特历史倾注的精力和热情，恢复了我们之前忽略的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