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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装饰元素，是扛花环的童子（Amorino）。这一装饰元素一般出现在窣堵波的基座、圆柱塔身中部以及阶梯的侧面，也出现在舍利容器上。比如有名的迦腻色迦舍利函中部，就围绕着一圈扛花环童子作为装饰。
扛花环的童子这一题材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在罗马帝国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重要的装饰元素。在融入佛教艺术之前，其思想意涵可分为两种，一种象征着胜利和光荣，出现在描述战争胜利的场景；一种是葬礼的场景，大量出现在石棺浮雕上，象征死后世界的荣光。犍陀罗窣堵波、舍利函上的扛花环童子往往跟充满生命力的莲花蔓草结合在一起，象征丰饶多产的乐园图景，是灵魂不灭和死后荣光的意涵，这或许是犍陀罗对佛陀永恒世界的想象。
不过，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扛花环童子的表现手法具有自身的特点，与西方相同题材画面有显著区别。希腊罗马的扛花环童子图像中，花环往往是一个个悬挂的。而犍陀罗艺术中的花环则是波形曲线，呈现规则的起伏。
图1-39 扛花环童子，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
早期犍陀罗佛教中，飞行的形象出现得非常频繁。伊朗系的琐罗亚斯德教也给带翼神人形象提供了思想来源。胜利女神尼姬（Nike）和爱神厄罗斯都是带翼的形象。阿富汗黄金之丘出土了带有希腊化风格的带翼阿芙洛狄忒。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带翼神人多出现在佛传浮雕中，在斯瓦特出土的初转法轮浮雕中，带翼神人载歌载舞，撒花庆祝佛陀第一次传法。使用带翼人物形象作为建筑装饰，在大犍陀罗地区非常流行。这种造型，也影响到中国中古时期的佛教雕塑，比如北朝时期的释迦牟尼雕像，在头顶就会有飞翔的带翼神人护佑。
在新疆米兰佛寺中，保存有古希腊罗马风格的“有翼天使”壁画像。虽不能推断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向东传播的最东点，但是这明显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力证。米兰发现的带有强烈犍陀罗风格的壁画作品，可以说是犍陀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米兰佛教壁画中的“有翼天使”，应该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小爱神厄罗斯。壁画中的“有翼天使”有着浓密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眼睛，略微仰视，这样的样式让礼拜者在回廊中通过时，不论从哪个角度，都能与天使对视，获得一种宗教的注视感。马歇尔认为，犍陀罗艺术在处理人像的双眼方面，前后期是有变化的。早期的人像，双眼大而有神，到了成熟期之后，人像变得更加宗教程式化，双眼失去个性，往往带有半张半闭的特点，给人一种疏离和超脱人世的感觉。米兰佛寺的“有翼天使”，双眼明大，可能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早期作品。米兰佛寺壁画的署名者为“Tita”，这是公元初几个世纪流行于罗马东部的常见名字“Titus”，罗马的一位皇帝也用过这样的名字。可见作者很可能是来自犍陀罗，崇拜希腊艺术。
拉合尔博物馆藏有一尊雅典娜雕像，头戴头盔、身穿希腊式无袖亚麻衬袍“希通”（Chiton），左手持盾，右手持矛。这座雕像或是某个佛教寺院的守护神。
阿特拉斯（Atlas）是希腊神话中的擎天神，属于泰坦神族，在泰坦旧神族被新的神族击败后，阿特拉斯被宙斯降罪，用头和双手撑起青天。阿特拉斯被引入犍陀罗造像艺术，主要任务就是托起佛塔的塔基。窣堵波的基座或者其他建筑的底端，经常看到阿特拉斯的形象。在犍陀罗雕像中，他经常是高抬手臂托起重物的姿势——这可能并非仅是装饰的用途，还应该有思想和信仰的意涵在里面。对于建筑来说，安全和坚固是最重要的，由阿特拉斯来托起建筑，让人们相信，建筑获得了神力的加持，更加坚固和牢靠。犍陀罗的阿特拉斯经常带有双翼，显得孔武有力。
图1-40 有翼天使壁画，2—4世纪，米兰佛寺出土，大英博物馆
图1-41 雅典娜，2世纪，高82.5厘米，拉合尔博物馆
女神身穿“希通”，非常飘逸，身体的轮廓极为细腻，甚至凸起的小腹都有体现，比任何希腊罗马的雅典娜雕像毫不逊色。
海兽特莱顿（Triton）是海洋的信使，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上半身作人形，下半身作鱼尾形。在犍陀罗浮雕和装饰盘中可以看到。在犍陀罗浮雕中，他以成行形象出现。犍陀罗出土的特莱顿数量众多，反映了当时犍陀罗地区除了陆路交通外，可能也接受海上交通带来的信息。
在犍陀罗浮雕中，出现了希腊风神的形象。风神的这种形象对东亚产生了深刻影响，一直到江户时代的《风神雷神图》，依然能够看出犍陀罗的影子。
图1-42 阿特拉斯，片岩石雕，2—3世纪，白沙瓦博物馆
图1-43 双翼阿特拉斯，白沙瓦博物馆
图1-44 双翼阿特拉斯，高38.1厘米，克利夫兰博物馆
图1-45 a 海兽特莱顿，1世纪，大都会博物馆
图1-45 b 海兽特莱顿，1世纪，大都会博物馆
图1-46 海兽特莱顿，大英博物馆
图1-47 风神奥拉，2世纪晚期到3世纪，希腊雕塑
图1-48 风神，2世纪，犍陀罗，柏林国家博物馆
图1-49 带有风神形象的贵霜金币，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
图1-50 俵屋宗达《风神雷神图》，京都建仁寺
[1]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高僧龙军也是希腊人，所以他能够熟练地使用西方世界熟悉的柏拉图式的行文风格。George Woodcock， Greeks in India， Faber and Faber Ltd．，1966，pp．95—96．不过其逻辑是基于佛典中提到龙军是阿育王时代高僧法铠（Dharmaraksita）的弟子，而后者是希腊人，所以龙军也有可能是希腊人。
[2] 相关讨论参看William Woodthorpe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A．K．Narain， The Greeks of Bactria & Indi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8。有关转轮王符号的论述，参看孙英刚《转轮王与皇帝——佛教王权观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1期，第78—88页。
[3] 正如罗森菲尔德在他的名著《贵霜王朝的艺术》（ The Dynastic Art of Kushan ）一书中论述的那样，杀死威胁人类的怪兽，是君主何以为王的合法性前提，这是一种隐喻。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希腊-巴克特里亚以及贵霜君主使用赫拉克勒斯作为王权符号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