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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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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据有重要地位。这种文明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诞生,又怎样兴起和发扬光大,不仅中国学者在长期进行探讨,国际学术界也把它当作相当热门的研究课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明起源的问题也就是阶级社会和国家起源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仔细研究了美国学者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马克思写有《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于1884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恩格斯在这本经典著作里,以唯物史观详尽地分析了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程。他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等实例,探索了氏族制度如何解体,研究破坏氏族组织以至将之消灭的经济条件,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这些研究和结论,奠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起源的基本理论。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恩格斯的著作没有具体讲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以后,便有学者开始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运用到中国古史的研究中去。1929年,郭沫若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以恩格斯这一经典著作为向导,研究了恩格斯未曾提及的中国的古代社会。此后,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接续着郭沫若的工作。

十月革命后,苏联的一些史学家曾对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做过研究。在西方,恩格斯著作的观点影响到人类学、考古学界,例如英国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关于史前考古和古代文明的若干看法,像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一类观念,传播的范围是相当广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讨论文明起源问题的热潮,有一系列论著。如1968年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1975年塞维斯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1978年穆瑞主编的《文明的起源》和柯恩、塞维斯主编的《国家的起源》等,都代表了这一趋势。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也涉及中国的古代文明。

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也是学术界非常重视的题目,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发表了许多论作。这些新作的思想观点,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早期作品相比,有着颇为显著的发展。综合起来看,可以说有以下几项特点:

第一,加深理论的探讨。

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著作,大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借鉴吸收了晚近国外一些论著的观点。这特别表现于文明的标志或要素的讨论。按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和国家是文明产生的根本标志,但对于判断某一古代社会,尤其是考古工作中的具体古代遗址是否属于文明社会来说,还可以提出若干要素作为根据。在国外著作中,上面提到过的英国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即列举文字、城市和复杂的礼仪中心三项要素,并且说只要一个社会具备其中两项,便可判定属于文明。日本贝冢茂树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的补记里,则举出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三项要素。

1983年,夏鼐先生应日本广播协会之邀做公开演讲,其中一次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为题。他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 这样的见解,当前在国内学术界较为通行。

第二,强调考古学的重要。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撰著的时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刚刚发轫,还没有取得多少成绩。经过60年左右的辛勤努力,中国考古学已具有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中国古代文明,包括其产生和形成时期的面貌,业已在考古学者的锄头下逐渐显现出来。

世界各种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无一例外地都要依靠考古学成果来研究解决。这是因为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历史阶段,文字仅处于萌芽状态(在某些地区还没有发明),自然不能有直接的系统的记载。中国古代有大量典籍,不少传流至今,但涉及文明初期的材料究竟是有限的。研究这方面应以考古材料为主,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第三,重视传说的价值。

上面说考古学重要,不等于认为传世古籍中的古史传说没有意义。晚清以来兴起的疑古思潮,以为古史传说所指的时代越古,后人作伪的成分就越多,也便更不能凭信。20世纪50年代已有学者不赞成这一观点,他们对古史传说做了细心的整理分析,发现了好多有价值的线索。随后,有的学者还根据传说进行考古调查,如徐炳昶对豫西夏文化的调查工作,有很引人注意的收获。

1982年底,尹达为《史前研究》杂志的创刊写了一篇《衷心的愿望》,是他最后的学术论文。他在这篇文章里问道:“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他认为,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

第四,反对文明起源单元论的观点。

在研究古籍中的传说方面,邵望平关于《尚书·禹贡》的论文很令人发生兴趣 。文章提出,公元前第三千年期间,特别是其中、晚期,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发生了大的社会变革,进入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个时代形成的龙山文化群体,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地。《禹贡》记述的九州,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文化区系相对应,其内容之古老、真实,绝非后人凭想象所能杜撰。邵望平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基地,中原地区为中心,是多源的。过去考古学尚未取得足够材料去打破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的单元论,现在考古学已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打下新的基础,单元论的传统观点就被打破了。

文明起源单元论的破灭,是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进一步普遍开展的结果。许多地区考古学文化演进情况逐步清楚,使各种文明要素产生的过程也趋于明朗了,下面试从几个方面,勾画一下中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初步结果。

首先,谈一下金属的使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生产力是经济基础中最活跃的因素,而在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进步又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现代考古学证明,不少古国的文明时代的开始,和青铜时代的到来大体相当。中国的青铜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课题。

人们都知道,商代已经是青铜时代,而且青铜器的制作工艺达到了非常复杂发达的高度。不过,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家所知道的商代青铜器,只限于商代后期(即大约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以后)的器物。这在考古学上,叫作殷墟期的青铜器。比殷墟期更早的商代青铜器,是通过河南郑州和辉县等地的发掘而确定的,由于郑州二里岗出土的这种器物较多,就叫作二里岗期的青铜器。

二里岗期青铜器属于商代前期,其工艺当然不像殷墟期那样发达,但仍然是有相当高度的。这种青铜器特点是器壁比较薄,花纹比较简单,可是礼器、兵器、工具品种齐备。殷墟期的主要器种,这时都已经有了。有的器物形制很大,例如方鼎的高度有达到1米的,比殷墟期最大的后母戊方鼎只低0.33米。这个时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分布得相当广,远到长江中游的湖北黄陂、陕西汉中的城固,都有不少发现,而且其形制、花纹和郑州等地所出差不多一样。这说明,商代前期的青铜工艺绝不是原始的。

比二里岗期更早的青铜器,主要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所以叫作二里头文化青铜器。若干学者主张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他们的意见如果不错,这种青铜器便属于夏朝。无论如何,二里头文化显然是青铜时代的,所出器物虽比二里岗期的商代青铜器又粗糙简单了一些,然而仍然不是原始的。据发掘者统计,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礼器有鼎、爵(数量最多)、觚、斝、盉,兵器有戈、戚、箭镞,工具有凿、锛、锥、钻、(陶范)、刀、刻刀、鱼钩等,另外还有铜铃、铜泡和铜饰牌等物。这些器物的工艺颇为复杂,使用了合范法浇铸,还有分铸、接铸的技巧。有的器物镶嵌有美丽的绿松石,有多种纹样,个别器物上还发现有镏金痕。这充分表明,当时的人们能够制造出更大更复杂的青铜器,可能蕴藏在迄今尚未找到的大墓里面。

过去,有人看到殷墟期青铜器很发达,又还没有找到更早的渊源,就认为这种生产技术是外来的。现在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已将中国青铜器的传统上溯到夏代,那么这个传统的根源在哪里呢?

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从青海、甘肃、陕西到河南、山西、河北、京津、内蒙古,以至山东,都发现有年代早于或相当二里头文化的铜器或者制造铜器的遗存。其中年代最早的,当推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一座仰韶文化房子基址发现的半圆形残铜片,房子的碳素测定年代是约公元前4700年。这块铜片经科学分析,是含有锌的黄铜,可能是用含锌的铜矿石炼成的。同一遗址还出土一件铜管,也是黄铜的。

1987年,在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的红山文化房子基址中发现了多块陶范,可能是用来铸造鱼钩的。红山文化年代的下限,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陶范不会晚于这个年代。

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一处房子基址北壁下发现一柄铜刀。遗址属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该房子基址的碳素测定年代为约公元前3200年。此数据可能偏早,可估计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经科学鉴定,铜刀是含锡的青铜,系用两块范浇铸制成,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件青铜器。

以上所举,仅是早期铜器的一些例子。根据已有的种种发现,有学者提出,仰韶文化可划为晚期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时代则是晚期铜石并用时代。还有学者主张,龙山时代的中晚期已经是青铜时代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一些最早的铜器都是经过冶铸的,而按照冶金史的一般规律,在发明铜器的冶铸工艺之前,应该有利用天然铜加以锻打来制造铜器的阶段,当时的铜器乃是纯铜(即红铜)的小件器物。国外的铜石并用时代,主要是这种器物,而在中国这样的阶段还没有被认识。有文章以为这是中国冶金史的特点,中国并没有经过这样的阶段 ,是否如此,尚待今后考古工作来证明。

其次,看文字的产生。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认为,文明“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肯定了这一看法,并说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由此可见,文字是文明的一项重要因素。中国古代文字主要是早期的汉字。关于汉字的起源,《荀子》《吕氏春秋》等古书都说黄帝时仓颉造字。黄帝的年代约当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前期。这一传说当然有待考古材料加以证明。

很多人以为殷墟的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这是不正确的。甲骨文只不过是商代后期的文字,字的个数已经超过4000个,而且从字的结构看,传统的所谓“六书”已经具备了。所以甲骨文是一种相当发达的文字系统,汉字的演变在它以前肯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近年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主要和年代较早的陶器上面的符号有关。这种刻画符号发现已久。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章丘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就获得一些有刻画符号的龙山文化陶片,不过没有得到太多注意。50年代陕西西安半坡的发掘,发现了一大批仰韶文化陶器刻画符号,这在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报告中公布,很快就引起古文字学者的重视。

有刻画符号的仰韶文化陶器,都属于半坡类型,迄今已在渭水流域的陕西西安、长安、临潼、合阳、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等不少地点发现。在这一地区早于半坡类型的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现有刻画符号。半坡类型的陶器符号大多刻于器物烧成以前,器种绝大多数是陶钵。符号有固定位置,一般在钵口外面的黑色带缘上。符号有的简单,有的则相当复杂,接近文字,比如临潼姜寨的一个符号就很像甲骨文的“岳”字。

晚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不少种文化,也都有类似的陶器符号,有的还是用毛笔一类工具绘写的。例如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彩陶壶,下腹部外面常有绘写的符号,据统计有50多种。龙山时代的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也发现了不少符号。河南登封王城岗两处龙山文化晚期灰坑中出土的陶片,刻有异常复杂的符号,很像是文字。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晚期居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有毛笔朱书的一个“字”和其他两个符号。至于商代前期即二里岗期陶器上面的符号,有的已很明显是近似甲骨文的文字。总的说来,从仰韶文化以来,陶器符号可以说是向甲骨文那样的文字趋近。

文字起源与陶器符号有关的情形,在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有实例。据有的外国学者研究,古埃及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前3000年的陶器上绘写、浮雕或刻画的符号。这个年代,和中国的陶器符号是差不多的。

这一类符号并不限于陶器。1984年至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进行的发掘,从相当于裴李岗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一版完整的龟腹甲和另外两个龟甲残片,上面都刻有符号,有的像甲骨文的“目”字,有的像甲骨文的“户”字。还有一件柄形石饰,也有刻画。墓葬的年代,据碳素测定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这项发现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上面谈到的各种符号,性质如何,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还有一种陶器符号,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能是原始文字,这就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

大汶口文化分布在山东、江苏北部及河南东部一带,年代在公元前4300—前2500年之间,其后身是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符号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发现最早的是1959年山东宁阳堡头(即大汶口遗址)出土的一件灰陶背壶,上面有毛笔绘写的朱色符号。后来在山东莒县、诸城陆续发现一批灰陶尊,都刻有符号一处或两处,有的还涂填红色。这些符号的位置和结构很像商代青铜器铭文。1977年,唐兰曾把他所见到的几种符号释为“ ”“斤”“戌”“炅”等字 。到现在为止,这种符号已出现9种。

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地域和大汶口文化毗连的良渚文化也有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在江苏南部到浙江北部,年代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当。良渚文化个别陶器有成串的刻画符号,同时在不少玉器上也有符号。有符号的玉器有璧、琮、环、臂圈等,符号的刻画位置独特,不同器上花纹混淆。有的符号为了突出,还特别施加框线或填有细线。良渚文化玉器符号已发现11种,其中五种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相同或近似。这些符号试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分析,大多能够释读。

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是两种颇不相同的文化,但互相有密切的关系。1987年在江苏新沂花厅发掘了一大批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出土不少良渚文化玉器,说明两种文化的人民存在着交往。两者符号的相通,很可能标志着这些符号是原始文字。

再说城市的出现。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原始城市的产生,是古代文明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因此,学术界普遍重视城市的产生问题。但什么是城市,原始聚落同城市如何区别,仍是探讨中的问题。多数学者趋向于认为,城市的主要标志是反映出阶级的社会结构。城市不一定有城墙,例如中国商代后期的殷墟,经过多年的发掘,只在宫殿基址外围发现防御性的水沟,并未找到城墙(最近发现的洹北商城,时代似早于盘庚迁殷)。另外人口的规模可以作为城市的参考标志,例如丹尼尔便主张城市应容纳至少5000人。

殷墟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市,包括有宫殿基址、陵墓、居住遗址和手工业遗址,其性质是不容争议的。商代前期的城市,可举出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和湖北黄陂的盘龙城等。偃师商城是1983年发现的,位于县西大槐树村南,南临洛水。已探出东、北、西三面城墙,南北距约1700余米,东西最宽处1215米,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内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道路等。这座城建于商代早期,其地望与古书所载汤都西亳吻合。郑州商城发现于1952年,遗址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城东、南墙各长1700米,西墙1870米,北墙1690米。城内发现有大型建筑基址,城外也有许多手工业遗址、墓葬等遗迹。有些学者认为这座城是商王仲丁的都城 。盘龙城发现于1954年,位于长江北岸不远,城较小,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70米,城内也有建筑基址,城外有居住遗址、手工业遗址、墓葬等。这些材料,说明商代前期已有规模可观的城市,而且有的是王都,有的可能是诸侯国的都邑。

前面曾经提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距尸乡沟商城不远,可能属于夏文化,有人主张是夏都斟 。这处遗址没有发现城墙,但有大型宫殿基址以及居住遗址、手工业遗址、墓葬等。

更早的城址也已有不少发现。

最早发现的是山东章丘城子崖的古城。1928年以来,曾在当地进行发掘,那时已找到城址,但由于认识限制,对城的年代犹豫不决。1989到1990年,在该地重做勘查试掘,证明是一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大致相当)、周代三城重叠的遗址。最下面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接近方形,南北最长530米,东西约430余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勘查还证明,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城址,是三城中的岳石文化古城。

20世纪30年代在河南安阳后岗还曾发现龙山文化的夯土墙,可能也是当时的城址。

近年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有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和山东寿光边线王等处。登封王城岗城址包括相连的东西两小城,合计面积约2万平方米,城内有建筑基址。淮阳平粮台城址为正方形,面积约3.4万平方米,城内有建筑基址,城门有门卫房建筑,并发现排水管道等遗迹。寿光边线王城址略呈梯形,面积约4.4万平方米,有内外两城,城基下有奠基牺牲。需要注意的是,平粮台古城南、北两城门与城内建筑基址在一条直线上,已具有后世城市中轴线布局的雏形。

上述这些龙山文化城址,和古书记载的上古都邑有相合处,如传说太昊都陈,即今淮阳;禹都阳城,即今登封。安阳后冈在殷墟范围内,更不待言。周代,淮阳为陈国国都,寿光为纪国国都,章丘为谭国国都。这种情形,恐怕不会是偶合。

在北方,还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二里头文化和商代二里岗期)的城址。这种城址的墙多用石块垒筑,在内蒙古赤峰一带就发现了这样的石城43座,面积一般为1万—2万平方米。城内有用石块垒砌的房屋基址,最多的达600处以上。这些石城分布为三群,每群中有一座大城,最大的面积有10万平方米。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有夯土城址,如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城址,面积6万平方米。附属有相当大的墓地,包括随葬多组陶器的大墓。此外,在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也发现石城,年代有可能更早。

赤峰石城群的结构暗示,其中的大城可能是身份高贵者居住的“宫城”。由此类推,龙山文化面积较小的城址也可能是“宫城”,而一般人民在城外环居。这要求今后在考古工作中更注意勘查城址周围的环境。

礼制的形成也很重要。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之后就必然有一套与之相应的典章制度。因此,礼仪性建筑中心也是文明的标志之一。应该注意到,中国古代的祭祀崇拜是礼制的一部分,有敬祖追远的特点,因此君主的宫室和宗庙常不分离。这使得古代城市中罕有突出、独立的礼仪性建筑。不过,在年代较早的一些考古遗址中,还是发现了礼仪性建筑的存在,以下试举几个例子。

1983年,在辽宁凌源、建平间的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的“女神庙”遗迹。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有平台形地,庙址在平台南侧缓坡上,由多室和单室的两组建筑组成,出土有泥塑人像及龙、鸟像的残部。人像由形体看属女性,臂部内腔见有骨骼残片。同出陶器中有特大的彩陶镂孔器残片等,应为专用的祭器。据闻,最近在该地又发现“金字塔”之类建筑物。

1987年,在浙江余杭瑶山发现良渚文化的“祭坛”遗迹。遗迹在瑶山顶上西北,平面呈方形,中心系一红土台,环以填灰色土的围沟,西、北、南三面又有以黄褐色土筑成、用砾石铺面的土台,其西、北边有用砾石砌成的石磡。整个“祭坛”面积约400平方米,南部被时代相距不远的同文化墓葬所打破。发掘者推断,这处土台是“以祭天礼地为主要用途的祭坛”

齐家文化也有祭祀遗迹发现,在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发掘到六处“石圆圈”,周围有牛、羊骨架及卜骨,被认为“与祭坛的性质相类似”

与此相联系的,是专用于一定礼仪的器物,即礼器的出现。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玉器。在中国古代,人们对莹润光泽的玉(一部分按现代标准应属石质)有特殊的观念和感情,因此不少种考古文化都有非常精美的玉器,成为商周玉器的先驱。以下也举一些例子。

红山文化玉器,重要的有龙形玦(玉龙)、勾云形佩和用途待考的筒形器等,还有璧(包括三联璧)、环,以及龟、鸮等动物形饰物。1973年,在辽宁阜新发现两座红山文化石棺墓,均随葬相当多的玉器,墓制也很特殊。

良渚文化玉器,重要的有璧、琮、璜、圭、环、钺、冠饰等。近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上海青浦福泉山、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等地,都从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玉器。不少玉器上的兽面纹,被认为可能是商周最流行的“饕餮”纹的前身。

龙山文化蛋壳高柄杯

龙山文化玉器,尤其是山东出土的,制作尤为精细。有的也雕琢有兽面一类纹饰,但发掘品还不多。

齐家文化玉器,有璧、琮、璜、铲等。仅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一座墓中,就出璧83件。

二里头文化玉器,有璧、琮、璋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种歧尖的玉璋,和陕西神木石峁(可能属龙山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属商代后期)发现的很是相像。

总之,《周礼》记载的六种礼玉,在上述文化中都可找到渊源。这些玉器都不具有兵器、工具一类的实用性(虽然有的像刀,有的像斧,其锋刃都是朝上的),其性能只是在礼仪中使用,并作为所有者身份的标记。

还有些考古文化中出现非实用性的精美陶器,如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轻薄如纸,显然不切实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器,有很像商代青铜器的美观花纹。这些也是供礼仪中使用的,也作为有特殊身份者随葬的器物。

有学者在论述襄汾陶寺早期墓地(约公元前2500年)时说,这里“礼器已不是偶见的一两件,其中有由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及玉石器构成的成组家具、炊器、食器、酒器、盛贮器、武器、工具、乐器、饰物等。又以蟠龙纹陶盘和后来商王陵也曾使用的鼍鼓、特磬最引人注目。……若从随葬品组合的角度看,其后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在这里已初具规模”

还应注意贫富的分化。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伴随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分化,社会必然发生贫富分化现象,因此贫富分化现象也成了古文明研究者的聚焦点。

原始社会氏族的财富是共有的,体现在考古发现的材料中,是居住遗址和墓葬的集体性和平等性。如仰韶文化的聚落和公共墓地,其情形就是这样,已众所周知。

仰韶文化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走向不均的迹象,例如特殊的墓葬。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有五座这种墓葬,一座男性老人墓在二层台上砌有砾石。西安半坡一座幼女墓有木棺,随葬玉耳坠、陶器、石珠等物。临潼姜寨一座少女墓,随葬玉耳坠、陶器外,有由8577颗骨珠组成的串饰。

大汶口文化墓葬的贫富分化业已相当清楚,出现了厚葬的大墓。以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墓地为例,早期大墓如13号墓,为成年男女合葬,有圆木叠筑的木椁,随葬许多陶器,还有象牙琮、雕筒等珍贵物品。晚期大墓如10号墓,也有木椁,墓主系成年女子,有象牙梳、绿松石串饰、玉臂圈、玉指环等饰物,随葬彩陶、白陶等器物约90件,还有象牙雕筒等物品。

继大汶口文化之后的山东龙山文化,也有大墓出现。1989年,在山东临朐西朱封发现两座大墓,一为一椁一棺,一为重椁一棺。以前者(202号墓)为例,墓主系成年,棺内有极精美的镂空嵌绿松石玉笄、浮雕人面纹的玉簪、绿松石坠和串饰,以及玉钺、玉刀等物,其余陶器(包括蛋壳陶杯)、骨器、彩绘器皿等则放置在棺、椁间的边箱里面。

山西襄汾陶寺的龙山文化厚葬墓,上文已经谈到过了。

良渚文化的厚葬墓,可以浙江余杭反山的墓地为例。这处墓地的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或略晚一些。所谓反山,实际是专为埋葬而用人工堆筑的土台,土方量估计达2万立方米。台上有墓11座,呈有秩序排列。出土随葬物,除陶器、石器外,有大量玉器、象牙器和涂朱、嵌玉的漆器遗迹。类似的厚葬墓,在其他若干地点也有发现,在浙江嘉兴雀墓桥还发掘到木椁大墓。

贫富分化与产品的积累、交换的扩大直接有关。在当时,金属、牲畜,甚至奴隶,都可能成为货币。在中国,猪比较普遍地起过这样的作用,成为财富的标志。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厚葬墓已有以猪下颌骨随葬的例证。大汶口文化的大墓以猪头随葬,大汶口10号墓即有猪头14个。有学者指出,“它们既是财富,也是货币,因而在不同身份和地位人的墓葬中随葬的数目也多少不同。首领和一般成员不同,贫者和富者不同。就以齐家文化墓葬随葬的猪头来说,多的68头,其次30多头、十几头,少的三五头或一两头,有的根本没有” 。贫富的差别,在这方面表现得也十分明显。

最后,须提到人牲人殉的问题。

人牲人殉,即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或墓中的殉葬品,在古代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过。由于在我国史学界曾有过长时间讨论,至今仍为许多人所关注,所以在这里仍有必要谈到。

见于报道的最早的人殉事例,是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这座墓葬属于仰韶文化,据有关碳14年代测定,可估计为不早于公元前4500年。墓葬有一些奇特的现象,墓主是壮年男子,位于墓室中央,两侧用蚌壳排成一龙一虎图形。简报说,墓室东、北、西三面有小龛,各有一人。能鉴别的,北龛为16岁左右男性,西龛为12岁左右女孩,两手均压于骨盆下,女孩头上还有砍斫痕迹,因此判断为人殉。有学者对简报提出异议,认为所谓小龛可能与45号墓不属同一层位,而发掘者继续坚持该墓殉三人的观点。这个事例能否成立,现在不能做出定论。

最早的人牲事例,也属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一处长方形房子的居住面下,出土有一具带砍斫痕迹的人头骨,还有一个陶罐,见于《西安半坡》报告。据研究,这很可能是建造房子时的奠基人牲。

1987年,在江苏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墓地中发现有人牲人殉的现象。有关的均属大墓,16号墓墓主左下方有一17岁以下的少男,脚后又有一少女;18号墓墓主右侧有一侧身的成年女子,左有一婴儿;20号墓墓主系成年男子,脚后有两少年。另外在16号墓室外还埋有几具幼童的骨架。

同时,在上海青浦福泉山的良渚文化墓葬中,据报道也有人殉发现。

在河南安阳、汤阴、永城、登封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多次发现有奠基人牲。所用以幼童为多,甚至有婴儿。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和永靖秦魏家的齐家文化墓地,都发现有成年男女合葬墓。女子或一或二,侧身面向男子,随葬品也是男子更多,看来是女子为夫殉葬的实例。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朱开沟的朱开沟文化墓地,也发现类似现象。有的女子似曾捆缚,还有的墓有木椁,男子在椁内,女子置于椁外。在墓主脚下也有放置幼童的。

二里头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有的大型房子墓址周围发现好多人骨架,没有固定葬式,有的经过捆缚,有的身首分离,不少与牲畜同埋。据研究,他们都是用于祭祀的人牲。

上面所述的这一类人牲人殉的残酷现象,都是商代同类行为的先声。

我们关于中国古代各种文明因素渊源的叙述,暂限于此。必须承认,文明因素的产生不等于文明时代的出现,而且以目前所了解的情况而论,这些因素的产生和发展还存在许多未解决的疑难,已有的材料是散在的、不系统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要根据这些材料,以陈述的形式讲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还缺乏充分的条件。过去很长时期,国内外学术界认为商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这种看法,至今影响仍然不小。现在看来,中国文明很可能应上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近很多学者撰文,提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就和《史记》始于《五帝本纪》差不多了。 cJgFx1rHzEU3OqmIBWqy8QhBDacrLnp8Y17rwML2iUCLlaqQdj6a69PlOPcESgAi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奥秘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物门类之一,也是美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早在公元以前的西汉时期,已有发现和研究青铜器的记载。据《史记》,汉武帝藏有一件铜器,李少君指为齐桓公陈于柏寝之物,检视铭文,果然是齐桓公器。又有汾阴巫在后土祠旁掘得大鼎,上报朝廷,武帝以为祥瑞。至于后来张敞考释美阳所出尸臣鼎一事,更为人所熟知。此后历代青铜器的发现,史不绝书。到北宋时,有专门的青铜器著录出现,不仅有图像、铭文,还详记出土地点、收藏流传情况以及尺寸、重量等,体例相当完善。青铜器的美术价值,当时已受到充分重视。

中国青铜器以品类繁多、制作精美著称于世。这首先是由于中国是文明古国,青铜器的产生很早,源远流长,匠师们在几千年过程中积累了精湛的技艺,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工艺、形制、纹饰都有自己的风格,在世界美术史上独树一帜。同时,中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的国家,在祖国辽阔大地上生息繁衍的各个古代民族,对青铜器美术各有创造,这又为中国青铜器带来了丰富的多样性。

中国青铜器在什么时候和地区起源,目前仍是学术界探索的课题。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找到一件半圆形残铜片,给人们提供了值得注意的信息。铜片发现于一处房子居住面上,房子的碳14年代经校正约为公元前4700年。科学鉴定铜片成分系黄铜,即含锌的铜基合金。冶金学者通过实验,证明用原始冶炼方法可由铜锌矿得到黄铜。这一发现如没有地层扰动问题,可说明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国已存在冶炼铜的技艺。

1978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出土一件用范铸造的铜刀,鉴定得知其成分为青铜。当地马家窑类型地层的碳14年代经校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是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古青铜器物。此外年代较迟的早期铜器,近些年还有不少发现。

根据这些事实,有学者提出,一般称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考古文化的性质应重新考虑。如仰韶文化一部分可划为早期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等则为晚期铜石并用时代。这一看法自然尚需讨论,不过在龙山文化晚期和齐家文化中,有关铜器的发现较多。相信随着田野考古继续开展,中国青铜器起源的脉络不久会得到阐明。

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石器晚期文化里,已为青铜器的发展准备了种种前提条件。撇开冶铸技术方面的条件不论,青铜器的几项美术因素都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找出前身。例如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形制大都来自石器,而青铜容器则多是从陶器的造型移植的。青铜鼎、鬲、爵、斝之类,无不以对应的陶器为其原型。清代《西清古鉴》书中一件铜鬶,竟与龙山文化陶鬶酷似,这种模仿的例子是引人深思的。

青铜器纹饰也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山东日照两城镇发掘的若干龙山文化陶片,刻有类似青铜器的云雷纹等。这种刻纹陶器,后来屡有发现。青铜器纹饰中最为人注目的饕餮纹,也有久远的始源。两城镇采集的一件玉锛,两面线刻饕餮纹,有不同的图案结构。良渚文化玉器上面,更有多种多样的浮雕饕餮纹。最近在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龙山文化陶器、木器,多有彩绘,如在陶盘内底有蟠龙纹,其与青铜器花纹的渊源关系显而易见。

有兴味的是,青铜器的铭文也可追溯到陶器。仰韶文化的陶器符号,早有学者指为文字的萌芽。近年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发现可释读为文字的符号,多达十余种,其在器物上的位置及装饰性的特点,均近于青铜器铭文。其中有的符号又和良渚文化玉器所见相联系。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这些文化因素,无疑对青铜器的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

再举一个具体例证。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陶器有一种三角纹,以填斜线的和空白的三角形相间,可能是由编织器效仿来的。1977年,青海贵南尕马台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一面铜镜,镜背正有这种三角纹的图案。另外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所出齐家文化铜刀残柄,也有较简化的三角纹。三角纹又是商代较早青铜容器上屡次出现的花纹。其间的连锁关系是颇清楚的。

上述尕马台铜镜是现已发现的我国最古铜镜,是一件罕见的艺术品。它的背纹是铸成的,以三角纹折转成圆周,中心衬成七角星形,有高超的意匠。就铸造工艺而言,镜原有纽,制作也较复杂。甘肃广河齐家坪也发现齐家文化铜镜,伴出有带銎和双耳的铜斧,同样要求复杂的铸造技术。当时青铜工艺的造诣,于此可见。

二里头乳钉纹铜爵

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紧紧上接龙山文化的。这种文化属于青铜器时代,已被公认。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特点是,在工具、兵器、饰物之外新出现了青铜器,发掘品有爵,在非发掘品中还有角。

二里头的爵系以合范铸作,器胎很薄,鋬、流都具备,有的有细小的双柱。爵体朴素无饰的居多,或饰以乳钉等纹,鋬上有时有镂孔。个别的爵底周有覆盂形突缘,便于加温时吸热。角的年代可能略晚,底周有同样突缘,流作管状,上面有突起的扉棱。制造这么复杂形状的器物,当然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经验。

同一类器物有不同形制,也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的特点。二里头的兵器有戈有戚,戈更分曲内、直内两种,有的内上有美观的云纹。箭镞也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二里头青铜器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嵌绿松石的技艺。一件圆形牌饰有绿松石嵌出的许多十字形纹,排成同心圆圈。这种罕见图案,只在上海博物馆一件铜钺上见过。二里头又出有一种长形牌饰,满嵌绿松石,构成绚丽的饕餮纹,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关于二里头文化相当什么历史朝代,眼下还有争论。学者有的主张其前半属夏代,后半属商代,有的认为整个属于夏代。我个人是主张属于夏代的。无论如何,根据这种文化的青铜器发展水平,推想夏代在青铜器时代范畴内,应该是可信的。这对于中国青铜器发展史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论。

二里头文化以后的商代青铜器,可分为二里岗期和殷墟期两大阶段。殷墟期即商王盘庚迁殷后的商代后期。二里岗期是否包括商代最初一段,要看对二里头文化怎样认识,我们暂称之为商代前期。北宋以来许多著录中讲的商代青铜器,现在回顾,实际只限于殷墟期的器物。较早的二里岗期青铜器,是20世纪50年代通过河南郑州二里岗、辉县琉璃阁等地发掘才确定的。

二里岗期青铜器直接继承着二里头文化的若干特点,比如容器都是薄胎的。过去曾有人设想,比殷墟早的青铜器胎壁应当更厚,理由是范铸技术原始,似乎不易制成平匀的薄胎。事实证明,商代青铜器的发展恰好相反,是由薄胎进步到厚胎。

与二里头青铜器相比,二里岗期青铜器的器种显著增多,如烹炊器有鼎、鬲、甗,食器有簋,酒器有觚、爵、斝、角、尊、卣、壶、罍,水器有盘、盉,兵器有戈、矛、钺、刀、镞,工具有斧、锛等等,不胜枚举,商代常见的器种差不多已经齐全了。在形制上有不少特征,像鼎多锥足,爵、斝平底,觚体粗矮,容易判别。

这个时期青铜器的纹饰,总的来说是没有地纹,即没有作为图案衬底的花纹。容器上的纹饰大多作带状,有的兵器如钺也是如此,通体满花的器物还很少见。纹饰以饕餮纹为常见,其线条圆转流动,很有特色。在带状饕餮纹上下夹以联珠纹,是当时流行的设计。

突出的扉棱作为器物的装饰,也开始流行,见于较大的酒器尊上。扉棱作断续的云片形,轮廓圆转,和纹饰的线条相调谐。

有些二里岗期墓葬的随葬品,青铜器同其他器物合成一组。例如郑州白家庄二号墓出青铜鼎、罍、爵、盘,同爵相配的是象牙觚。郑州铭功路西侧二号墓有青铜鼎、斝、爵、觚等,其间又有原始瓷尊。看来青铜器和别的器物,在使用上当时还没有严格界限。

二里岗期已能制作大型青铜器。1974年,在郑州张寨前街出土两件大方鼎,较大的一件高达100厘米,重82.4公斤。方鼎虽大,相对说仍是薄胎。鼎腹特深,足中空,上粗下细,仍有锥足意味。腹上饰带状饕餮纹及乳钉纹方框,表现了二里岗期的特征。1982年,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一处窖藏中又发现两件类似的大方鼎,形制、花纹均与张寨前街的相仿,高81厘米。由此可知,这样巨大的青铜器那时已不是个别的。郑州曾发现铸方鼎用的乳钉纹陶范,因此大方鼎可能即铸于当地。

这种大方鼎,口沿上有很高的立耳,腹大而足短,整个形状似若上大下小,不够平衡。但制作者在腹面上施加U字形三边的乳钉纹框,饕餮纹带不在口沿下而移到腹上中部,从而给人以重心靠下的感觉。这说明当时的匠师对器物各部分造型的调谐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

铭文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鬲,口沿内有一字,或释为“亘”。这是已知最早的青铜器铭文。

二里岗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分布得相当广。河南省境以郑州为中心,发现较多。湖北汉水之滨的随县、长江北岸的黄陂等地,都有发现。黄陂盘龙城所出数量多,造型风格和河南的很难区别,其精美程度也无逊色。此外,西至陕西,北到辽宁,都有二里岗期或与之近似的器物出土。

就青铜器发展而言,二里岗期(上层)与殷墟早期间恐怕还有缺环,并非直接衔接。1974年河南灵宝东桥发现的一批青铜器,便适于插入两者之间,河北藁城台西的部分器物也可能如此。这个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究。

殷墟期的商代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这个时期青铜器的分布,比二里岗期更为广泛。其中心在河南安阳的殷墟,自北宋即有发现商代青铜器的记载。北到内蒙古,东到海,西至陕西,南至广西,都有殷墟期青铜器发现。无论数量还是质量,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都有空前的发展。

考察殷墟的考古成果,可知商代青铜器工艺在武丁之世开始进入盛期。武丁是商朝功业彪著的名王,《晏子》称他为天下之盛君。商人的社会经济在他统治的59年中取得较大的进展。1976年在殷墟小屯西北发现的妇好墓,墓主系武丁之妃,见于甲骨卜辞。墓中出土大量青铜器,仅礼器即有200多件,器种有圆鼎、方鼎、三联甗、簋、偶方彝、尊、方罍、壶、瓿、缶、觥、斝、觚、爵、盘、盉等,有些器形前所未见。由此不难推想,殷墟一系列王陵如未被盗掘,蕴藏的青铜器应该有多么华丽和丰富。

从殷墟最早的几座墓葬里,曾找到和二里岗期接近的青铜器。到妇好墓的时候,早期的遗迹已很少存在。

殷墟期的商代青铜器,胎壁都比较厚,形制进一步多样化,而且有地方性的特点。纹饰的演变尤为突出,不但流行通体满花,绝大多数有地纹,而且逐渐出现了在图案上重叠加花的所谓三层花,于是在青铜器上形成了繁缛富丽的新风格。这个风格在妇好墓青铜器中有充分的表现,传出于年代相近的侯家庄西北岗一〇〇一大墓的三件大型封口方盉,也是繁缛风格的较早代表。

以妇好墓的偶方彝为例。这件珍贵青铜器形如一对方彝骈列在一起,可是由于横长形如房屋,所以把器盖设计成四阿屋顶的样子,又在盖缘与器口相接处做出突伸的椽头。在青铜器上表现建筑的形式,是十分新颖的。

妇好鸮尊

偶方彝上面的花纹,除了一对口部向下的夔合成的饕餮外,还有立鸟、鸮面、象首等等,异常繁复,极富神秘的色彩。繁缛与神秘,可说是这一时期青铜器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合范法铸造工艺,这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殷墟苗圃北地发现的铸铜陶范,向人们显示了这一点。当时的匠师创造了很多极其精巧的器物,如殷墟所出中柱旋龙盂,在深腹的盂的中心竖立一枝花朵,绕以蟠龙,可用手拨动旋转。殷墟还出有能分拆的细颈卣,启盖后将颈部取下,原来是用以斟酒的觚。

这时青铜器还向大型继续发展。殷墟吴家柏树坟园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达133厘米,因为胎壁厚重,重达到875公斤,是至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铸造这样的重器,需要高度的技艺和组织劳力的经验。已有不少学者指出,这件巨大的青铜方鼎反映了商朝奴隶制的发达和人民高度的创造能力。

青铜器不仅有礼器、兵器和工具,还出现了较多的乐器和车马器。青铜乐器常见的一种是铙,三件或五件成组,也有单独一件的,被认为是钟的前身。铜鼓也出现过,但恐怕不是实用器。铜镜亦有发现,奇怪的是镜背花纹近于前述齐家文化铜镜,与其他青铜器有别,似乎铜镜本身有独立的工艺传统。

殷墟期青铜器有好多动物形的尊,可作立体雕塑观赏。最常见的是鸮尊、鸮卣,尊象一鸮,卣则表现两鸮相背而立。这种两动物形相背的器物,还有两羊相背的尊、两豕相背的卣等。象兽形的,尚有象尊、犀尊、豕尊等等多种。这一类青铜器,大多数饰有通体的复杂花纹,或在动物体上再附加各种奇禽异兽。

完全肖生的,可举商末的小臣艅犀尊为代表。这件尊与众不同,全身素面,但其造型十分生动逼真。特别是犀的首部,侧竖的两耳、圆睁的小眼,还有角和嘴的形状,都很写实,不愧是一件艺术杰作。

青铜器纹饰表现的动物,少数是肖生的,更多的则是神话性的禽兽。兽面形的所谓饕餮纹,此时应用更为普遍,有的可看出像龙、虎或者牛、鹿,多数则由夔龙一类神话动物复合而成,甚或附加其他动物形装饰,美观而又庄穆,显然与商人尚鬼的宗教意识有关。此外在纹饰中常见的,还有大小禽鸟、龙蛇、夔、象、蚕、蝉,以及圆涡纹、四瓣花纹、云雷纹等。

在花纹或铭文中嵌绿松石相当普遍,个别还有镶嵌红铜的。有的戈嵌有玉质的援,矛有玉质的刃,成为美观的复合器物。在河北藁城台西和北京平谷刘家河,先后发现嵌援铁刃的铜钺,尤为珍异,其年代都相当于殷墟期的早期,甚至再早一些。

殷墟期青铜器很多带有铭文,以简短几个字最多,内容一般是族氏、作器者名、祭祀对象等。其中族氏铭文常写得很图像化,追求美观的效果,以致被某些学者误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到殷墟期的晚期,也就是商代末年,青铜器铭文显著加长,出现重要记事。铭文最长的有现藏日本的 卣,计47字。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四祀邲其卣,字数与之相近,是商朝最后一王帝辛时的器物。

这一时期青铜器已表现较明显的地方性。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出土铜甗,是商代青铜器最北的一个地点。198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头牌子又发现二鼎一甗,甗上有两字铭文。其铸造技术比较粗糙,留有若干铸补的痕迹。山西石楼和黄河对岸与之相望的陕西绥德、清涧等地,出有大量有北方色彩的商代青铜器,如马首、鹿首的削,蛇首附环的匕之类,兵器的形制也很有特点。类似的器物,也发现于河北东北隅的青龙,并对河北北、中部有较大影响。

湖南是长江以南发现这个时期青铜器最多的省份。长沙、石门、华容、岳阳、宁乡、湘乡、安化、湘潭、醴陵、衡阳、邵阳以至常宁等地,都有发现。湖南商代青铜器大型的较多,铸作非常精细,宁乡的四羊尊为其代表作。湘乡的一件爵,高32.8厘米;华容的尊,高72.4厘米,均比中原所见为大。岳阳、宁乡、湘潭等地都出土大铙高70—80厘米,也是中原未见的。这种大铙在安徽、江苏、浙江也传有出土,近年更在福建建瓯发现一件,大小和作风都同浙江的相像,年代略晚。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先后发掘了分属殷墟早期和晚期的两座器物坑。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了属于殷墟早期的一座大墓。两地都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有的非常庞伟,有的十分精巧。一部分青铜器显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另有一部分则具有突出的地方特色。

上面讲到晚商青铜器崇尚华丽繁缛,这和当时统治阶级中的奢靡风气有一定关系。商朝的统治终于在社会矛盾的浪潮冲击下崩溃,被在西方兴起的周朝所取代。这时,青铜器工艺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周建都的陕西关中地区。

周文王都丰,武王以下都镐,称为宗周。丰、镐两地相近,在西安附近的长安县境,遗迹业已发现。该地做了多年的考古工作,收获甚丰,但青铜器发现相对说还不很多。这可能是由于周王陵墓不在近处,其他有关的重要墓葬群也别有所在。西周青铜器集中出土地是在岐山、扶风两县间的周原。周原本为迁丰以前的周人故都,后来分封给周、召二公,是王畿以内的又一政治中心。自西汉以来,该地就有发现青铜器的记录。在清代,周原连续出土著名重器,如天亡簋、大小盂鼎、毛公鼎等,都有极高的价值。从清末到现在,又多次发现青铜器窖藏,例如1890年扶风任家村的膳夫克器群,1933年扶风康家村的函皇父器群,1940年任家村的膳夫梁其器群,以及1960年扶风齐家村、1974年扶风强家村、1975年岐山董家村、1976年扶风庄白等处窖藏,都出有较多数量的重要的西周青铜器,为世人瞩目。研究西周青铜器,应以周原器物作为典型的代表。

周原以西的宝鸡,是另一处青铜器大量发现的地点。晚清在宝鸡斗鸡台出土的包括铜禁的一组青铜器,久已闻名于海内外。后来在同地戴家湾,又有大宗器物出土。附近传为西虢封地。在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地发现西周前期墓葬群,瑰丽精美的器物很多,值得注意的是其间反映出西北民族的若干特色。西周青铜器在甘肃以至宁夏皆有发现,说明周朝和西北广大地区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东方,作为周朝东都的洛阳,长期以来不断有重要青铜器出土。有名的令尊、令方彝等,即出于洛阳马坡。近年洛阳北窑一带发现大面积铸铜遗址,所出器范与附近西周墓葬的青铜器相对应。这里的青铜器铭文,出现了西周前期许多重要历史人物。东方各诸侯国的青铜器也很多,河南浚县辛村的卫器、山东曲阜的鲁器、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器等,彼此有许多共同点。南方楚国的青铜器,也有一些佳例,其特色自然较多。

西周青铜器是直接沿袭晚商传统的。特别是东方商朝故地的器物,更能明显看出对商代青铜器的继承。可以作为周初器物特征的,如簋的方座,鼎、卣、方彝等器上突起特高的扉棱之类,只能说是细小的差别。武王时器如陕西临潼的利簋,成王前期器如河南洛阳的保尊、保卣,其铭文字体、格式均近于商代。想找出商、周青铜器间的截然界限,事实上或许是不可能的。

商末器物花纹缛丽的作风,在西周早期继续下来。饕餮纹、夔纹、鸟纹等这时仍然流行,并有多种多样的变化。试以周昭王前后的一类方彝为例,具体实例有上面提到的令方彝,洛阳小李村出土的叔牝方彝(或称王姒方彝)和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析方彝。这几件方彝都有通体的繁缛纹饰及扉棱。其花纹包括三层花的饕餮纹,还有双身一首的“肥遗”式的龙纹、长鸟和小立鸟、顾首卷尾的夔纹等。在把许多神异动物集合于一体这一点上,依然承袭着商代的作风。不过如令方彝有长达180余字的铭文,则是商代所未见的。

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内容和书法艺术,不得不以西周为重点。这时像商代那种简短的铭文,数量也还很多,但从成王时期起,铭文有显著加长的趋势。康王晚年大盂鼎有291字,小盂鼎铭文更长到390字左右。古书说周人尚文,这可能就是一种表现罢。

周朝的统治在武王、成王两代奠立了基础,康王时进一步得到巩固。昭王南征,遭到严重挫折,穆王力图扩大王朝影响的行动也未取得预期效果。此后西周中期的几个王世,只能处于守成的局面。这种由盛而衰的变化,在青铜器上也有曲折的反映。穆王时期开始,青铜器纹饰渐趋简朴,带状花纹又流行起来。早期装饰最华丽的卣、方彝等器种,此时减少以至于消失。铭文字体也从雄肆转为规整,规范化的套语逐渐加多。只有钟的产生,是一新现象。

夷厉以后,周朝内外交困,虽有宣王中兴,仍不能挽回颓势。西周晚期青铜器虽然出现了簠、 、匜之类新器种,但总的说来,铸造技艺有所退化,像前期那种精美的器物为数不多。

由纹饰角度看,西周青铜器的演变又反映了文化思想的变革。早期仍在风行的以神秘的动物形象为主的花纹,中期以后被分解和图案化,从而削弱了神话的意义。例如中期开始大量出现的窃曲纹,本自卷曲的夔龙蜕变而成,由于分解而失去了原有的整体形象。晚期最常见的重环纹,是截取龙蛇躯体上的鳞甲,形成一种简单的图形。这一类趋势,可能是礼制的宗教色彩减弱,逐步走向仪式化的一种表现。

器种方面,酒器的减少也是值得注意的。《尚书·酒诰》记载,周人鉴于商朝统治阶层酗酒沉湎,对饮酒设立了种种限制,以纠正社会风气。大盂鼎铭文也曾提到这一点。西周的酒器确比商代少,商代最多见的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等,西周早期还多,中期后竟一起走向消灭。

西周青铜器的珍贵价值,突出表现在铭文上。西周是金文的最盛期,铭文所记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以叙述祭祀、战争、赏赐、册命的为最多。古语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于此可得印证。有些学者说西周的长篇铭文价值足与《尚书》一篇相比,是并不夸张的。

武王时利簋铭文记牧野之战;成王时 方鼎记周公东征, 司徒 簋记康叔封卫,何尊追述筹建成周;康王时小盂鼎记对方国的征伐;昭王时令簋等记南征楚荆;穆王时班簋记伐东国;共王时史墙盘概述周初以来史事;厉王时多友鼎记对猃狁战争;宣王时毛公鼎铭长497字,是现有最长的金文。此外,如卫盉、卫鼎、散氏盘等记土地转让,鲁方彝、兮甲盘等记商贾贸易,曶鼎、 匜等记法律诉讼。这些不过是西周重要青铜器中的几个例子,其对研究当时历史文化的重要已可见一斑。

上面已经说到,西周早期铭文字体多遒劲雄肆,中晚期转入整饬,而懿、孝之时又有一些笔势散漫的铭文。由于西周王朝的统一,各地所出青铜器铭文,同一时期的字体每每相似,而纵观各个王世,又有复杂的变迁。对于研索古代书法艺术来说,西周青铜器铭文还有很多奥蕴,需要探求和阐明。

西周覆亡,周平王东迁之后,国家由统一而分裂,从春秋时期诸侯称霸,发展到战国时期列国分立的局面。过去被歧视为蛮夷戎狄的,如南方的楚、东南的吴越、北方的鲜虞(中山),也先后强盛。在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甚至家臣的势力兴起,甚至取公室的地位而代之。

东周青铜器的演变,充分反映了上述的社会变革。西周青铜器大多数属于王室和王朝臣属,进入东周,列国青铜器大量增加。包括一些“庶姓”小国,也都有器物出现。这样青铜器的地方性显著加强,呈现出多种风格争奇斗妍的新形势。

周室东迁,首先依靠晋、郑两国,不过郑国不久便中衰了。晋国在春秋时期一再建立霸业,是中原强国。晋人的青铜器,在美术和工艺上一直是比较先进的,而周、卫、鲁、齐等地器物风格与之接近,都属于中原青铜器的范畴。

秦国在宗周废墟上崛起,在春秋之世忙于巩固西方,很少东顾,和东方各诸侯国交往不多。因此,秦国的青铜器虽然也上承西周的统绪,但由于长期独立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风格。其春秋时器,如陕西宝鸡太公庙的秦公钟、镈,甘肃天水的秦公簋,形制、纹饰都有特点,与东方有别。它们的铭文字体,继承西周晚年的虢季子白盘,也成为独特的传统。

南方的楚国,这时仍受中原统治者的歧视,实际其文化已有很高的发展。楚人青铜器受中原因素的影响,随着楚国力量的壮大而递减,渐而建立自己的风格,对周围各诸侯国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以至把周朝一些同姓诸侯如蔡国都囊括在其影响圈内。江淮下游的徐、吴、越三国,青铜冶铸工艺均甚发达。特别是徐国的礼器制作精美,吴越的兵器尤为精良,当时名闻天下。

如上所述,东周初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在秦以东还是比较一致的。例如山东烟台、黄县发现的纪国器,曲阜、历城发现的鲁国器,河南三门峡发现的虢国器,湖北随县、京山发现的曾(随)国器之类,地域悬隔,组合和形制却多近似,纹饰仍以窃曲纹、重环纹、瓦纹等为主。这显然是西周晚期的延续。

青铜器的明显变化,起于春秋中期。我们觉得蟠螭纹的产生,可以作为当时新潮流的一种标志。所谓蟠螭纹,指以两条或更多的小螭龙相对纠结,作为花纹单位重复出现的一类纹饰。它自此时出现后,在青铜器上流行了几百年之久。蟠螭纹是由神话动物构成的,但和与它相配的绹索纹、贝纹、垂叶纹等等一样,只是图案,不再有神秘的意味。

与蟠螭纹的兴起平行,春秋中期开始,铭文也装饰化了。起初出现的,是文字的笔画变成线状,字形变长。到春秋晚期,南方流行在铭文文字上加以禽鸟形的饰笔,即成为鸟书;北方的晋国则把文字笔画写成中间膨圆、末端尖长,呈蝌蚪形,可能就是古人所讲的“科斗书”。两者都是我国古代的美术字体。

春秋中期偏晚的时候,青铜器上错金的技术开始出现。这种技术似乎是南北同时采用的。线刻花纹也为青铜器新添了光彩。这种装饰方式是春秋晚期开始的,可能与那时有了锋利坚硬的钢铁有关。春秋中期开始,嵌红铜的器物也较普遍,有些是透嵌的,从器壁两面都能看见,应该是在范铸时将预制的红铜纹饰铸入的。有趣的是,线刻、嵌红铜以及错金的装饰不大用于当时尚有遗留的传统花纹。特别是线刻,一开始就用以描绘燕乐、狩猎之类生活情景。

论青铜器的演进,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是一个绚丽灿烂的大阶段。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

这里举三个地点出土的青铜器来代表这个阶段的卓越成就。

在南方,1978年发掘的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了非常丰富的一批青铜器。这座墓属于曾(随)侯,但在楚国影响范围内,其器物可视为楚文化青铜器的典型。墓中青铜礼器和用器多达140多件,纹饰多为蟠虺纹(特别细密的蟠螭纹),普遍运用了嵌错、浮雕、透雕等艺术手法。其间有不少大型器物,如大缶、下有承盘的圆壶、冰鉴等。

铜冰鉴

冰鉴是极见巧思的用器。鉴为方形,内贮一件方壶,壶底用钩固定在鉴的内底上,然后有镂空的鉴盖套覆于壶颈。又如有细高足的鼎,也设计得十分巧妙,足间嵌入盛食物的盒,成为便于携带的旅行食器。

墓中发现的一组盘尊,通身饰极为纤细的立体的蟠虺纹,层次非常繁复,令人叹为观止,据研究是用失蜡法铸造的。过去人们不知道,在高度发展的合范法之外,中国古代也有如此发达的失蜡法铸造技术。继擂鼓墩的发现不久,在河南淅川下寺又出土用此法铸作的楚器,其年代较此早100余年,证明失蜡法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

这座墓还有一套编钟,有钟八组64件,悬在用佩剑人承托的曲尺形三层钟架上。编钟上有详记乐律的长篇铭文,音阶准确,至今仍能用来演奏各种乐曲。

据考证,擂鼓墩一号墓下葬于公元前433年,墓主只是已沦为楚国附庸的一个小诸侯,可是墓中青铜器物总重量约十吨,足见这一时期青铜冶铸的发展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中原,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发现的洛阳金村墓葬群是战国时周朝的墓葬。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如有名的令狐君嗣子壶和 羌钟,曾有国内外许多学者做过研究。

金村所出成组的错金银礼器,特别引人注目。器物有鼎、簋、敦、壶、皿等种,都满施错金银的云形花纹,黄白相间,异常绚丽可喜。这一类云形纹盛行自战国中期,后来演变成延长婉转的云气纹,反映出一种新的意识和风尚。我们揣想,这种花纹可能和神仙思想的流行有一定联系。

金村青铜器有的还有更华美的装饰,如在错金银的壶上加嵌琉璃,色彩斑斓,增加了富贵气息。镏金的器物也出现了,如神兽形铜器足,这又为青铜器的装饰增添一种新的手法。

洛阳金村还出有一些立体的铜人,多为器座。它们和同出的银人一样,是古代造型艺术史研究上的珍品。

在北方,1974年以来发掘的河北平山中七汲中山王墓,所出器物同样精美绝伦。这里青铜器的特点和洛阳金村比较接近,错金银、镏金和包金的数量较多。墓葬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08年左右。

错金银器最精巧的,应推一件龙凤方案。案面下有四鹿承托一圈,上面立有四龙四凤,互相交错,极见匠心。此外,还有错银有翼神兽和几种错金银兽形器座。其中一件器座做虎噬鹿形,造型非常生动,带有北方民族的风格。

中山王墓的铜灯特别华丽。一件银首人形灯,长裾博袖,手握龙蛇,共有三个灯盏。又一件树形灯,枝间有龙和禽鸟、猿猴,下面还有喂饲猴子的人,有15个灯盏。后一灯能够分节拆卸,节间有不同形状的榫连接,是同类器物中的绝品。

同时出土的鼎、壶等器,刻有长篇铭文。最重要的是铁足大鼎,器面刻铭76行,共469字,记述中山伐燕史事,足补史籍的不足。这是最长的战国金文,其字数仅次于前述西周晚期的毛公鼎。

通过上面的叙述,相信大家已了解到,这一阶段的青铜器业已复兴了繁缛富丽的风气。然而物极必反,从战国中期开始,素面的器物逐渐普及起来。这孕育着青铜器演进的又一新段落。

新的趋势同青铜器的日用化有关。战国之世,青铜器的使用范围比以前大为普遍,制造了更多的用器、兵器,在某些地区还有较大量的青铜农具。铜镜、带钩、玺印以及货币,都消费着巨量的铜。虽然当时铁器已经广泛使用,青铜器的生产仍在逐步上升。普及化的用器、兵器等自以素面的更觉适宜。战国晚期,这类器物在各地都占了多数。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青铜工艺停止发展了。以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几件战国晚期器为例,方鉴、方罍花纹都异常精细,或嵌以金丝,细如毛发,达到巧夺天工的程度。同时还有跽坐人形的漆绘灯,在器体上施加彩绘,在较早的青铜器上也是未见的。战国青铜器,至此已达到极致。

还有必要谈到铜镜的惊人发展。上文提到商代及其以前的几面铜镜,西周至春秋时的镜虽有发现,数量也不多。铜镜是在战国中期兴盛,并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品的。战国镜已经发现的,以楚国的为多,周、三晋、燕等国的也有所见。除一些素镜外,铜镜多有各种各样的纹饰,与其他青铜器不同,有本身独有的艺术传统。洛阳金村的镜,有以不同金属复合的,有错金银的,有镶嵌玉和琉璃的,备极精美。楚镜出于长沙和寿县一带的,花纹变化甚多,仅山字一种即有三山、四山、五山甚至六山之别,其传流直到汉初。此外还有镂空镜背的、施加彩绘的,不能缕述。

秦始皇兼并了东方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权,青铜器也出现了新局面。这时的器物基本上继承秦国的传统,一般为素面,铭文也采用秦的字体,东方六国的文字归于销声匿迹。

虽然如此,六国青铜器的影响还是存在的。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器物,铜镜之类显然是楚人的风格。各地的秦墓中,每每有六国的器物出现,大约都是兼并战争过程中落于秦人之手的。

秦不仅统一文字,又通过政令统一度量衡,因而有始皇和二世诏的度量衡器成了此时多见的物品。由于秦朝国祚短促,可判别的其他秦代器并不很多。秦始皇陵发现的各种器物,特别是1980年在陵西侧出土的两组铜车马,最为重要。通过铜车马的修复知道,其结构非常复杂,如其一组系由3000多个部件组合而成,除青铜部件外,还有一些金银饰件。据研究,部件都是先分铸,然后用嵌铸、铆接、焊接、销钉固定等方法组合在一起。车前驾四马,车上有御者,其大小均为实际人和车马的二分之一。通体有彩绘,车上的花纹以云气纹和菱形纹为主。这两组铜车马形大而细致精巧,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代表了秦代青铜器工艺的高水平。

秦汉的常用青铜器物,形制多固定化。器种虽有创新,但是一经定型,变化不多,如酒樽、博山炉、鐎斗、洗之类,都是如此。不过正如商周时一样,王室以及诸王的器物集中当时工师智慧,艺术性之高终与一般不同。

1968年发掘的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王墓曾引起学术界的很大惊异。据研究这是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所出青铜器广泛采用的错金银、镏金、镶嵌等技艺,在战国时期奠定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以错金博山炉为例,下有镂空器座,炉盖制成多层峰峦,许多人兽出没其间,通体饰以错金云气纹。又如一对错金银鸟书铜钟,用金银丝错成的文字作为图案,也是前所未见的珍品。

满城墓内又出有长信宫灯,作镏金的宫女执灯形,灯光照射方向可以调整。灯上有“阳信家”,铭文共六处。1981年,在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附近发现一处从葬坑,出土一大批“阳信家”青铜器。所云“阳信家”,我曾指出系指武帝之姊阳信长公主。这批器物中有长76厘米的镏金铜马,有带高柄高58厘米的镏金博山炉,华贵奢侈,只有皇家才能使用。

在此还应提到新莽时期铸造的青铜器。该时器物与秦代相似,也以度量衡器为多。王莽刻意复古,青铜器亦有追求仿古的倾向,其质地大都精良,铸作规整,就技术言是值得称道的。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回过头去追溯一下少数民族地区青铜器的发展。

前文已经简单地涉及北方民族早期的青铜文化。从东北到西北,辽阔的幅员上很多地点有青铜器发现,以往外国著作试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现在知道的材料看,其分布范围远远超过鄂尔多斯的范限。北方青铜器属于相当于商周以至秦汉时期的不少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已有学者将之与文献上的山戎、北戎、匈奴、鲜卑等等试行联系。

北方青铜器有一些典型器种,首先是不同类型的青铜短剑,还有动物首的削、动物花纹的饰牌、立体动物形的饰物等。作为主题的动物常为生活在草原上的羊、马、鹿和禽鸟。一种立耳深腹、下有喇叭状圈足的铜鍑,也是北方青铜器特有的,其年代下限可迟到北魏。

吴、越以南东南地区的青铜器也可上溯到较早的时期。这一地区的东周器物,如广东清远、广西恭城等地所出,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广州、桂林、平乐等地点,都有发现秦代青铜器的记载,其兵器应即秦始皇南征岭南时带去的。当地民族,学者以为即文献中的百越。

近年东南地区有不少重要发现。1976年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发现西汉前期墓,所出竹节铜筒等上有漆绘图画,殊为珍异。同出还有三件铜盘,据报告“内底有明显地在冲压过程中产生的辐射线,可能是简单的机械手工制品”。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掘了一座南越王墓,青铜器数量繁多,有的与中原同型,有的则富于地方色彩。例如八件一组的编铙,与商代的铙有渊源关系;又如金饰牌,有北方式的斗兽纹,所反映的文化传统都发人深思。

云南石寨山出土的吊人铜矛

在西南,四川和贵州、湖北靠近四川的地带出有巴蜀青铜器。这一地区青铜器最早的,如四川新繁水观音、彭县竹瓦街所出,时代早到商代至西周早期,明显受到中原的影响。竹瓦街的罍,形制、纹饰均同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相近。此后巴蜀青铜器有自己的发展脉络,特别是不同类型有胡、无胡的戈,附双耳的矛,柳叶形的剑,圆刃的钺等兵器,较为多见,有明显的特征。在兵器和一些其他器物上,还常有一种符号,有学者称之为巴蜀文字。

鍪、釜、甑等在巴蜀流行。1980年,在四川新都马家公社发现蜀国大墓,时代推断为战国中期,其中已有这些器种,比它们在秦国出现为早。估计它们由蜀入秦,后来随着秦的统一,在各地广泛使用。

贵州的其余部分和云南,包括古书中夜郎和滇的地区,又有一大类少数民族青铜器,有的论著称之为西南夷系统的器物。其中云南所出被认识最早,研究也比较多。当地考古工作者已将这里的青铜文化划分为滇池地区和滇西地区等类型,前者更为发达。

1955年以来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做过多次发掘。该地墓葬群的年代是战国时期到西汉末,而以西汉后期的为主。出土物有滇王之印,说明了青铜器的族属。这里青铜器异常丰富,最有意义的是在不少贮贝器和饰牌上有当时的社会生活形象,如祭祀、乐舞、生产、战争等等。

石寨山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很高,有的错金、镏金、镀锡,有的镶嵌绿松石或玉石,还有铜铁合制的器物。

综上所述,我国边远地区古代少数民族的青铜器种繁复,到西汉时期大多进入盛期,与内地的青铜器一起形成缤纷多彩的局面。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展,到东汉为其尾声。这时仍然有一些艺术杰作,例如甘肃武威雷台的车马俑群。其中“马踏飞燕”,以意境超绝而脍炙人口。不过,就整个趋势而言,这一时期青铜器除铜镜而外,业已归于衰落了。

铜镜在两汉正处于繁荣期。汉初铜镜虽继续以往的传统,但很快便发展出新的形式和纹饰。镜铭那时也开始出现了。汉代四百多年间,铜镜的样式不断更新,利用了多种多样的装饰技巧,在面积有限的镜背上创造了无穷的变化。汉镜的铭文,不少是很好的诗篇,在文学史上也有相当的地位。

汉镜有许多珍品,有的不但精美,而且很大。例如河南永城发现的西汉前期残镜,有人物彩绘,估计其直径竟有45厘米以上。1979年在山东临淄窝托村出土一面同时期长方形镜,长115厘米,饰连弧纹与云气纹。我们知道,这时期的圆镜常有以连弧纹饰边的,这面长方形镜仍以连弧纹饰边,化圆为方,在图案设计上也得到成功,实属罕见。

魏晋以下,铜镜依然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品。到隋唐,又出现了好多精美绝伦的铜镜,并新采用了嵌螺钿、金银平脱之类前所未有的装饰方法。作为千家万户不可缺少的日用物品,铜镜的生命一直延续到清代。

古代青铜器的研究,现在成为中国考古学和美术史的重要分支。本文所提到的,只是数以万计的青铜器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珍宝。相信在未来的考古工作里,还会把更多的宝藏发掘出来。 cJgFx1rHzEU3OqmIBWqy8QhBDacrLnp8Y17rwML2iUCLlaqQdj6a69PlOPcES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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