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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不但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而且我们的传统文化也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在跨入21世纪之际，我们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如何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这是许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学术界，特别是文科学术界，现在都非常迫切地需要对20世纪学术发展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回顾，对21世纪的学术发展前景进行展望。为此，我想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的状况进行简要的回顾，并对21世纪的古代文明研究前景做一些展望，以期能有益于学人。
我们每一个人，不但要认识现在，还要认识过去，这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实际上，社会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文化不高或没有文化的人，对古代都有一定的兴趣。许多人对评书、演义和这一类的戏都感兴趣，即是证明。许多人对历史上的过去，对于各种事物的起源，特别是对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辉煌文明的国家的古代文化更感兴趣。而在现代大潮冲击了中国之后，如何认识古代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国社会上各方面的人都会接触到的一个问题。
中国有着悠久辉煌的古文明，有着历史绵远的传统文化。从地理大发现以后，特别是16、17世纪之后，西方势力开始向东方发展，东方人开始接触到了西方。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与他们过去认识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西学逐渐进入中国，对中国学术界、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古代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中国人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很基本的特点，就是人们一直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越古越好，所以三代以上就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如宋代理学家常说，人心乃是牵补度日，天地亦是架漏过时。意思是说：人心已经坏了，好像一件衣服破了一样，今天打个补丁，明天打个补丁，但无论怎样也总不能达到完美的程度。天下世界也不如过去了，这就好比一个屋子已经漏雨了，即使你今天往屋顶上放几块瓦，明天往屋顶上堆一些白灰，但总也不能让屋子不漏雨。这是为了说明，现在的社会已不如过去的社会，人们能够取法的只是圣贤存在的那个三代时期的黄金盛世。由此可知，中国人对古代的认识问题，是一个牵扯他对于整个人生、世界的看法的最根本的问题。
因此，在中国古代，经学就成了整个学问的核心。经就是从黄金时代传下来的书。有不少中国人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还在专读经书。只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晚期，西学的兴起，时势的发展，才迫使清朝政府不得不下令废科举，成立学堂，用新的学科取代读经。因为当时如不这样，国家就不能自立，我们就无法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打交道。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对古代的认识必须有所改变。如不打破古代的偶像，就不足以打破旧的网罗，不足以立新学，不足以使人们接受世界的新知识。因此，中国人对过去、对古代的认识，伴随着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著作的出现，就必然地走向了解体。
康有为的著作很多，其中有两部书在当时的知识界可谓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一部是《新学伪经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他的学生梁启超就曾说过，读了这两部书如触雷电一般。过去人们对古代的认识主要是依靠经书而来的，而这两部书宣称，经书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孔子学说，而是新莽时刘歆伪造出来的。王莽是靠篡位爬上皇帝宝座的，在正统观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心目中是很臭的。因此把经学说成是王莽“新学”，就等于给经学戴上了一个大帽子而加以否定了。因此，这两部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中国人的“古代观”的否定，是疑古思潮的开始。
疑古，就是对古代的怀疑。康有为用来取代旧偶像的学说依然披着孔教的外衣，但从政治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康有为的学说在当时是进步的，起到了冲决网罗的作用。康有为的所谓“孔学”并非他个人独创，而是得助于当时今文经学如日中天的时势。清朝人治学非常讲究门户，他们把汉朝的学问分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块。清朝乾嘉时，学者们最喜欢讲贾逵、马融、郑玄这些古文经学的代表，清中叶以后又开始提倡今文经学。从龚自珍、魏源这些进步的思想家开始，到光绪时期，四川出了一位今文经学家廖平，他站在反对古文经学的角度上，认为包括《周礼》《左传》等许多古书在内的绝大多数古文经书都是刘歆伪造的。据廖平和梁启超记载，康有为一天在广东会见廖平，两人论学，廖将上述观点讲给康听，康勃然大怒，认为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廖很不高兴地离去了。但不到半年之后，康有为不但全盘接受了廖的观点，而且比廖讲得更激进。在此不能仅从道德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廖的学说是从研究经学的角度出发的，但康有为则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充分利用其中对自己有用的内容，其目的首先不是学术。从此之后，疑古之风越来越盛，这种风气在古代研究方面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胡适及其弟子顾颉刚先生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古史辨派，提出了层累造成的古史观。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有关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汤等的传说，时代出现得越晚，内容就越丰富，就如同民间故事一样。顾先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山鼻祖，在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妙峰山的崇拜等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他把民俗学的观点运用到古史研究上，认为中国古代的传说是越来越多，越造越古，越传越复杂，所以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是历代人不断地造伪的结果。
古史辨派在当时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其进步作用可概括为下述三点：
第一，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点。传统观念认为古代遗留下来的经书的内容万古不变，为了维护经书的尊严，就要坚持古代是黄金时代的观点。现在古史辨派指出古代有些东西并不是进步的，而且存在许多问题，这有助于冲破网罗，促进学术的发展。
第二，古史辨派对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进行了重新审查，这和欧洲在文艺复兴后对以《圣经》为代表的所有文献进行审查一样，为繁荣新的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古史辨派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而为建立新的古代观开辟了道路。这也正是现代考古学能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建立，并为中国人接受的根本原因。在传统观念中，中国人最痛恨“偷坟掘墓”。在传统的刑法里，对挖坟的人都要处以较重刑罚。由于疑古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识和崇拜进行了大扫荡，有利于以发掘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现代考古学能传入中国。
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疑古思潮所起的副作用。由于古史辨派在疑古时，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对一些本来不应怀疑、不该否定的内容也加以怀疑和否定，结果在辨伪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说是很多的冤假错案。而如果对古书和古代全部加以否定，那么古代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中国古代也就没有什么历史、学术，中国也就没有什么传统文化了。如胡适就曾说“东周以上无史”。《诗经》《书经》《周易》《周礼》等都不可靠，《左传》中所讲的东西多是假的，这样一来，东周以上就没什么可信的古史了。
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他给《古史辨》第六册所写的序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认为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可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个发展阶段，这个观点符合辩证法，受到了多数人的信赖和接受，并得到流传。信古，就是说古书中怎么说我们都相信。信古的对立面就是疑古，即对古书上说的都怀疑，都不相信，或者说主要的不相信。显而易见，没有疑古也就没有信古，也就是说，只有到了疑古思潮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传统的信古时期。冯先生还认为，只有疑古是不够的，还应对古做实事求是的研究，即对古要进行解释。如果你说古人说的不对，就要说明为什么不对，因此就需要释古，即对古要进行解释说明。
冯先生的这种说法，应该说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益的。传统的古代观是信古。由于信古，人们不易接受现代的思想观点，于是出现了疑古思潮。疑古有利于现代化的输入，可由于太过了，因此还要对古进行解释。只有对古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我们才能对古代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冯先生虽然提出了“释古”这个词，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释古，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我们做出努力的大问题。这里可以说，现代考古学的成果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有些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古代器物和文字的风气，因此，考古学在中国就如同古代一样古老。这种看法其实并不正确，中国虽然至少在西周时就有人收藏古器物，汉代时就有人研究青铜器，但这并不能说明考古学在那时已经出现了，因为现代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是由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层位学、类型学等理论和方法构成的，它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科学工作方法，而这一套理论和方法，直到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后才为中国学者掌握运用。在这之前虽曾有部分外国人在中国进行过考古调查发掘，但这并不能视为中国考古学建立的标志。
真正由中国人搞的考古发掘，是1926年由清华大学李济在山西省西南部的夏县西阴村主持的发掘。李济，字济之，湖北钟祥人，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回国后到1925年成立的清华研究院任讲师，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共同执教。清华国学院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在国学院成立时，王国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指出历代学术史上新的潮流的产生常常是由于新发现引起的，在当时的最近二三十年有四大发现，其中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史论不攻自破。此后，王国维又在其讲义《古史新证》中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新的认识古代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互相印证。这为现代考古学，或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的发掘工作进行了15次。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也开始运用现代考古技术进行了考古发掘。但殷墟作为主要的考古工地，从1928年至今，70余年间不断做出重大贡献，其重要地位没有动摇。中国的考古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就是考古研究同历史研究密切结合。这与其他一些国家把考古研究主要与美术史、人类学及社会学的研究相结合是不相同的。有学者写文章评中国考古学，认为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过分与历史学相结合，只有打破这一点才能吸收新东西。可我个人认为，从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到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所形成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传统，正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从殷墟发掘的早期开始，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成果，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特别是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时间内，我们的考古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1年英国剑桥大学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的《考古学简史》出版，封面图是中国的秦俑坑。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展望中，他说今后几十年考古学的希望在中国。我认为他的这个预计是客观而科学的，因为中国的新发现层出不穷，其结果将对世界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的考古学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甚至国外汉学家对中国古代的看法。我们也深信，在信古—疑古—释古的历程中，考古学不但会对史前时期、三代时期、秦汉时期的释古做出贡献，即使是对于汉唐以下的释古也会做出重大贡献。
要对古代进行科学的研究，仅仅有文献和考古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理论。只要比较一下20世纪初出版的关于古代的书和现代谈古代的书，我们就会发现其间有太大的差别。我们现在对古代的认识之所以会同20世纪初对古代的认识发生根本的不同，不但与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深入研究大量文献，充分利用考古学成果方面做出的重大努力分不开，而且与理论在古代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20世纪在古代研究的理论方面有哪些工作和发展。
只有把理论和材料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加深对古代的认识。直到20世纪初期西学输入中国之后，中国才有人写一些诸如历史研究法之类的文章，主要是从日本把在日本最有影响的德国兰克学派等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来。这对狭义的中国古代史，即汉以前的古代中国的研究的影响并不大。包括梁启超等所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书籍，大都也只是对外国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一些介绍和发挥。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研究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考虑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去。与古代研究问题有关的有第三国际的学者马扎亚尔。1925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马扎亚尔到北伐的根据地广州周围农村进行了社会调查，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为题发表了调查报告。这本书本来谈的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书中提出了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因而对中国古代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亚细亚生产方式本来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讨论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时首先提到的。按马扎亚尔的解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一个不变的、以农村经济为主的、停滞不前的社会。这本书的出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在苏联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论战，出版了柯金的《中国古代社会》等一系列著作。直到1931年，在列宁格勒举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哥德斯做了著名的报告，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后，这场论战在苏联才宣告结束。
当这场论战在苏联结束的时候，中国、日本学术界又展开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大论战。其实中国在此之前已出现了有关问题讨论的萌芽。这个萌芽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与当时的一些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人士就“井田制”问题展开的讨论。苏联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的论战，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等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则在中国引起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论战，牵涉到有关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社会史性质的问题。郭沫若先生1929年在日本写成、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这场论战在中国正式大规模展开的标志。郭老在这部著作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形态的理论，完全适合中国的社会，因此，中国也要走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当时思想界、学术界不同的人围绕这一问题，在上海神州国光社主办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各自不同的意见。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场论战才在中国告一段落。而这次论战中所涉及的有关对中国古代的认识问题，即中国古代走的是一条特殊的社会发展道路，还是同整个人类一样的共同道路这一问题，也开启了1949年后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许多问题讨论的端绪。
我认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其他种种理论问题的探讨，依然有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汉以前的历史虽然有不少文献记载，但毕竟是残缺不全的。我们不可能从文献中把这些历史完全读出来，需要用一定的理论来统御这些文献资料，才有可能对古代社会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了解考古材料也是一样。多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先生，在他的《商代文明》一书中就认为认识商代有五种途径，其中有一个途径就是理论。他主张研究古代文明最好有一种理论的训练和背景，没有理论也就无法真正认识古代。事实上，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又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复活了。这首先是由匈牙利学者杜克义（Tokei）发表在法国《思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发的，接着一些学者在英国的《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上进行了系统讨论。在这场讨论中，苏联的一位老院士瓦尔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他的一部政治经济学专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诸问题》的最后一章，专门谈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古代史的问题，其中的许多观点都值得注意。直到近年，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前面我从三个方面对百年来古代文明研究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从回顾中我们看到，20世纪新的理论的介绍、输入及考古学的兴起，使学术思潮发生了重大改变，使我们对古代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我对21世纪的古代文明研究试做一些展望。
第一，20世纪我们对古代的研究之所以会取得重大的成果，与现代考古学同历史学的交流和配合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但近年来这两个学科之间进行沟通的情况却并不理想，一方面考古学的成果不能被历史学界充分接受，另一方面历史学的成果也不能被考古学界在研究、认识中利用。这既有教育体制的原因，也有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学考古学的人认为搞历史的人说的都是外行话，而搞历史的人又认为搞考古的人连基本的文献都不知道。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教育体制和思想认识方面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否则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这方面不可能有很好的改进，会限制研究的进展。
第二，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必要的理论探讨。理论探讨并不是要大家引语录、讲教条，而是要求大家在认识一个问题时一定要有广阔的文化背景，要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去认识。比如从事考古学，如果缺乏高度的理性认识，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就只有遗物、遗址之类的具体物质，如果有一定的认识，就会从一个相当的高度出发去整理发掘的成果，才能够认识到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能解释什么。
第三，只有充分吸收众多的邻近学科的成果，我们对古代的研究才有可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绩。事实上，我们将来要想取得一些重大研究成果，不仅要继续支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相互沟通，而且要尽量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美术史等诸多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第四，要更加系统地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要以开阔眼界为目的，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法，这种比较法和一般的偶然的比较是大不相同的。如我们讲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时，就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明发展进行比较。有人认为只有相互间有关系的文明才能互相对比，如此作为世界上独立起源和发展的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就难以和其他文明进行比较了。可事实并非如此，例如中国铁器是怎么起源的？中国的铁器出现究竟比外国是早还是晚？这样的问题是完全可以比较的，为此就有必要了解全世界的铁器发展史。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外国的考古和历史、文化。如没有这样充分的准备和广阔的视野，就不可能对中国本身发展的各方面做出明确的、适当的价值判断。
第五，将来的古代研究一定要走多学科结合的道路，特别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新的手段、可能性和领域，因此我们所讲的结合，并非仅指运用新仪器和新手段，而是要将两者作为学科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况且客观世界本来是个整体，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产生的知识也是一个整体，并非七零八碎的片断。只是由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不同，认识对象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划分出种种学科来。作为认识整体的人类的知识被划分得越细，就越需要加强交流、融合，越需要开辟新的领域。因此，在21世纪的古代研究中，我们必须走多学科相结合的道路，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取得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