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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卢作孚先生1893年出生在四川合川县（今重庆合川区）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这一年，中国同时诞生了四位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奇才：除卢作孚之外，还有毛泽东、宋庆龄和梁漱溟。其中的卢作孚，作为一个没有念过大学的农家子弟，却创造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教育史上的三大奇迹。第一个奇迹是创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公司的轮船承担了长江上游70％以上的运输业务，开拓了近3000千米的内河航线。人们评论说：“曾经横行川江、垄断川江航运的帝国主义船只被他兵不血刃地赶出了川江。”1948年，民生公司达到鼎盛时期，航线不仅遍及长江各口，还延伸到日本和东南亚，初步实现了其发展海洋运输的理想。历史更要重重记上一笔的第二个奇迹，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10月，三万从各地撤出的人员和难民、近十万吨战略物资全部滞留、积压在宜昌，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卢作孚亲自坐镇指挥，在四十多天内，将全部人员和三分之二的物资分别运到重庆、万县、巴东等地，两个月后剩余物资也全部运完。晏阳初对此评价说，这次抢运堪称“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卢作孚创造的第三个奇迹，是他主持、推动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三十多个乡镇的乡村建设运动，在短短十多年内，就“将原是一个匪盗猖獗，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工农业生产落后的地区，改造成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梁漱溟语）。1944年美国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则称北碚是“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的例子”。陶行知也赞扬说：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今天的研究者更对卢作孚的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做出这样的历史评价：这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记录”。卢作孚和晏阳初、梁漱溟并称中国乡村建设“三杰”，是当之无愧的。
卢作孚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的事业，更是他的精神、人格力量。如梁漱溟所说，他“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与古之贤哲媲美”。美国杂志《亚洲与美洲》刊登的一篇文章，一语道破了卢作孚的特点：他是“一个未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这也正是他的独特价值所在。卢作孚离世后，黄炎培所写的《哀词》里提出了两个问题：“君为何生？”“君为何来？”回答是“君应是为一大事而生”，君之来“为的是国家，为的是人民”。今人则说：“当代人与其看成功人士的训导，不如回到卢作孚去”，“当代人急切地要求社会圣经，要求和谐或人生絮语，不如回到卢作孚去”，“当代人要求励志明心的哲理，要求应对个人身心危机或社会危机，不如回到卢作孚去”。
2003年，卢作孚先生被重庆市民和专家分别评为“重庆十大文化名人”，并均列第一。专家的评语写道：“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世界。”
那么，我们就来阅读与讨论从《卢作孚文集》里编选出来的语录和文章，或许可以从中获得思想的启迪，进而改变我们的世界：从内在精神到外在现实。
我们一起来读：卢作孚论“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这本是1935年3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卢作孚著作的书名，它集中表现了卢作孚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正好借用来概括他的思想。我们这里的阅读重点，是和我们这些中国建设的志愿者有关的论述，主要有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乡村建设之路”的探讨。卢作孚这方面的思考，大体有五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卢作孚开宗明义这样说：“我觉得中国急切需要的是根本的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方法的追寻，而不是枝节的批评。徒有这桩事与那桩事的批评，这个人和那个人的批评，无裨于中国问题的解决。”这样，卢作孚的思考与探索，就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和很大的视野：要追寻的，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中国问题的解决。这说明，实业家卢作孚首先是作为一位思想家去观察现实、把握世界，进而决定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的选择的。这样的高瞻远瞩，是他不同于一般实业家的独特之处。
或许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卢作孚之所以关注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是出于他对中国现实的深远忧虑。他紧接着就谈到了中国的“内忧外患”：他所处的时代，20世纪20、30、40年代，中国外有西方与日本的侵略威胁，国内又深陷于政治腐败、内战频仍、民不聊生的困境之中。正是这样深刻的民族危机感，成为卢作孚和他前后几代中国有民族、社会、历史承担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投入中国变革事业的内在动力。这是我们认识卢作孚们的思想时首先应该把握的。
卢作孚的独特见解，在于他对“内忧外患”关系的认识：他认为这“是两个问题，却只须用一个方法去解决它”；他强调：“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在他看来，唯有“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中国才能真正把“国家的安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他的结论是：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研究者指出，在卢作孚的时代，“提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早有人在，但没有提到国家现代化的高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建国大纲及实业计划，已有明白的现代化思想。可在此之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规定的人，卢作孚还是第一个”。
卢作孚能够提出“现代化”问题，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也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出发点：一定要在“非常明了整个世界的状态之下决定自己的办法”。正是在这样的世界视野下，他认为，世界（西方和日本）已经进入“工商业时代”，“进化到现代”社会，而中国仍停留在“农业生活的状态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依然是一个“前现代”的社会。这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国内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根源（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进化的必然趋势。
那么，中国应怎样实现“现代化”？这就进入了第二个层面的讨论，卢作孚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基础在“乡村现代化”。这又内含着两层意思。
卢作孚首先强调，中国政治、教育、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基础都在乡村。这也是卢作孚思想的一个超前之处。卢作孚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政治向来都是“城市中心的政治”，中国的教育、经济、文化，也无不以城市为中心。这样，他就抓住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城市中心。其实这是延续到今天的，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卢作孚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预警：“乡村人民不能自治，不肯过问利害切身的乡村问题，便完全让土豪劣绅专横；自然，他们更不肯过问眼前以外的地方乃至国家的政治问题，便完全让军阀官僚专横。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题。”其实，在此之前，李大钊就提出过类似的警告。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讲推行“民主政治”的关键，是要“立宪”；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选民，“大多数都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开发，农民没有觉悟，如果真的实行普选，那些“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的城市强盗，就会来骗“他乡里的父老”，如果这些人选上了，“立宪政治，民主政治，哪有丝毫的希望？”。李大钊因此大声疾呼：“立宪的青年啊！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一个立宪的民间”，“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今天重读先驱者八十年前（卢作孚，1930年）、九十年前（李大钊，1919年）发出的呼唤，仿佛他们就在和我们面对面地谈话，讨论当下中国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仍然有许多人在提倡与追求各色“民主”，但又有多少人认真地推动民间、农村的民主政治呢？人们注目于上层建筑的改革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忽略了社会基础的变革，那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上层建筑变了，基础没有变，不仅不牢靠，还有变质的可能。卢作孚也就是在这里找到了乡村建设的特殊重要性：它所推动的正是中国社会基础的变革，是要解决中国民主政治的“根底”“泉源”问题的，在一定意义上，它是更为根本的。
而且在卢作孚看来，这样的农村变革的基础性作用，是全面的，不仅关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而且关乎中国教育与经济的发展。他指出：“乡村是不断地供给城市人口的地方，如因教育缺乏，供给的都是无知识的人口，那不唯于城市文明没有帮助，反而妨碍不小。乡村教育不发达，不但是乡村问题，而且变成城市问题了。”而“乡村经济事业如没有（和城市）同样的速度进展，亦必引起城市原料的恐慌”，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人口无底止地逐渐加多，更会成了城市问题”。这些八十年前说的话，仿佛针对的就是当下的现实。他始终抓住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关系，来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从而突出乡村建设的基础意义，是真正抓住了要害的。
而在思考乡村建设问题时，他又有一个大思维：“试做一种乡村运动，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贫困或灾变。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乡村现代化”，这是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是他所要推动的乡村运动的核心，它既是一个奋斗目标，更规定了活动的范围与方法。这也是最具启发性之处：我们从事乡村运动，既要落实为一个个具体问题（教育问题、救济问题等等）的解决，但又不能局限于此，要有一个“乡村现代化”的大视野、大目标，既立足局部，又着眼全局。这大概也就是“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吧。
那么，卢作孚所设计、追求的“乡村现代化”，又包含什么具体内涵与理想呢？这就要进入第三层面的讨论。
卢作孚在设计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时，一开始就提出了“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的目标，并且具体规划为：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社会建设，环境建设，自治建设等几个方面。这表明，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现代化”的概念，并不局限为物质的建设，而是要追求乡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环境的全方位的改革，而且如我们下文要讨论的，最后又归结为“人的现代化”。
经济建设和教育建设在后文会有进一步讨论，这里要说的是其他几个方面，都是极有卢作孚的个人独创性的。其一，卢作孚规划中的文化建设，不仅以“教育事业”为中心，而且把“研究事业”放在突出的位置。在他看来，乡村建设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他因此强调服务于乡村建设的研究，要“注意应用的方面，有生物的研究，有理化的研究，有农林的研究，有医药的研究，有社会科学的研究”。后来北碚建立了西部科学院，就具体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在城镇设立研究机构，这在全国是首创。其二，卢作孚特别重视社会建设。他不仅积极发展公共文化娱乐建设，创办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植物园、动物园，而且大力推动“社会公共事业”，开展“社会工作的运动”。这背后的理念又是“人的建设”：他要通过这些公共社会事业，培育新的“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的习惯”。其三，他对环境建设也倾注了极大热情。他提出：“凡有市场必有公园，凡有山水雄胜的地方必有公园”，“在那山间、水间有这许多自然的美，如果加以人为的布置，可以形成一个游览区域”。他的理想是把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建设成“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的人间净土、乐园。其四，也是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卢作孚把“乡村的自治建设”放在乡村现代化的突出地位。他在推动乡村社会建设时，特别关注的是，所有的公共事业，都要“大众出力，大众出钱，而且是大众主持。由这些具体的活动以引起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兴趣，以训练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以完成地方自治的组织”。他也因此特别注意地方自治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提出要建立“人民的代表会议”的制度，其任务有二：讨论和“解决全乡镇本身的重大问题”，“选择乡镇长和各委员”，并进行“监督”。这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要建立“立宪的农村”，推动农村民主政治。
前面提到的黄炎培的《哀词》里，在哀叹卢作孚之早逝以后，又提到“几十百年后”，必“有欲之君者”。卢作孚当年北碚乡村现代化实验，曾取得惊人成绩，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逐渐被强迫遗忘，今天已是六十年后，人们终于重新走近卢作孚，发现了他的实验区，同时又发现，他当年所提出的“乡村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依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当年所做的事，也是我们正在做、正要做的事，这是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的：既为历史的循环，重新回到起点，又为卢作孚思想的超前。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着手乡村现代化？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四个层面的问题。
卢作孚的回答是：“（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建设诚当并重，但更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当集中一切力量于经济建设。”他强调，无论是政府的工作，还是法律、教育、科学研究，都应该保障和服务于经济建设。
他提出的理由，也很有意思：不但因为“任何建设，政治的或文化的，皆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还因为只有经济建设的发展，才能“增进人民的富力”，人民富裕了，才能增进其“完纳赋税的负担力”，从而增强国力——民富才有国强，而不是相反。卢作孚更要强调的，是“经济活动为国家最大多数人所必须参加的活动”，经济建设是最能动员最广泛的民众参与的。
卢作孚对乡村经济建设事业的理解与设计，同样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构想。他说得很清楚：“经济问题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和供给的问题，包含着怎么样生产、怎么样消费、怎么样分配几个问题。”在他的具体设计中，应该特别注意之处有五。其一，强调“在乡村事业建设之先，还须调查乡村经济状况”，这样，就能从当地资源、经济状况的实际出发规划本地经济建设。他对如何使北碚实验区成为“生产的区域”，就是这样设想的：“这里有丰富的煤产，可以由土法开采进化而机器开采；为了运煤可以建筑铁路；为了煤的用途可以产生炼焦厂”，“两个山脉的石灰岩石、山上山下的黄泥，加以低廉的煤炭，可以设立水泥厂；为了一个山脉产竹长亘百余里，可以设立造纸厂”，等等。这样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产业，是一条高效、节约，并且能够直接惠及当地农民的经济发展之路，这其实就是后来“乡镇地方工业”的滥觞。其二，卢作孚特别注重“乡村交通建设”的先行作用。卢作孚创办民生航运公司，就是基于“交通运输是全世界的血脉”，交通建设“应在一切建设事业之先”的战略考量；他将其运用于乡村建设，就指出：“交通事业，总需由城市而逐渐及于乡村，于城市与乡村的联络之外，亦需逐渐谋乡村与乡村联络，尤其要谋乡村输出输入的便利，以辅助改良乡村人民的经济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卢作孚特别注重乡村的邮政、电话建设，理由是要“予一般人民用电话说话的权利”。这已经蕴含着我们今天所说的要让农民充分享有信息自由的思想，这同样是超前的。其三，卢作孚同时把发展农村金融事业放在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地位。他把“设立农村银行”和“提倡农村消费合作社”作为农村经济公共事业的两大任务。这是出于他对农民“最感缺乏的，最感迫切需要的”愿望的深切体认。他说：“一个纯粹的农村，十之八九都是农人，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他们最感困难的是农产品正在生产期，缺乏周转资金，最需要的是在这时期有低利贷款贷给他们，最需要的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我们就得联络合作机关去帮助他们如何组织合作社，如何取得贷款，以资周转。”后来他就在北碚实验区办起了第一家农村银行、第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这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其四，卢作孚把组织农业合作社当作农村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和基础。为此，他不但“提倡消费合作社，供给农人廉价的消费品，并分予最后所获的红利”，而且“提倡生产合作社，以公共的保证，帮助需要借款的农人，取得随时可以借款的权利”。其五，卢作孚热衷于“农村经济的公共事业”。除了前面已有讨论的农村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之外，他还提出了建立农村“气象台”、“农事试验场”、公共“苗圃”、“开辟公用的堰塘或凿公用的井”等设想，并努力在实验区实施。这都显示了卢作孚农村经济思想视野的开阔、规划的全面，是和他的农村全面现代化总体设计紧密相连的；而提出的具体任务和措施又无一不切合农村实际，并处处考虑农民的要求和利益，在今天仍不失其指导意义。
这同时显示的，是卢作孚的一大特点：他是以实业家的眼光、思维、身份来参与农村建设事业的。这又是基于他对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关系的深切体认和独到认识。他指出：“工业需要专业化，同时在这农业国度里，工业更需要为农村打算和设想。”他一再提醒人们，特别是城市的工商业者：“须知农民才是最广大的买主和卖主，农村才是最广大的市场，必须先有农村市场。必须先有农村生产才有工业生产，必须先有城乡交流才有内外交流”；“人民无购买力，成品无消费市场，工业的生存当然要受严重打击”，“目前工业的失败，皆由于忽视农村问题所致”。他因此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和任务：城市工商业要“面对农村”，“为农民服务”。
而且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以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和北碚峡防局局长的双重身份，动员民生实业公司的财力、物力和人才、技术优势，全力支持北碚峡区的乡村建设，或以投资形式直接参与主持，或做技术文化服务，或提供人才和物质的支援。据研究者的总结，大体上进行了五大建设工程，即：投资煤业，开创峡区煤矿业；投资交通业，建成四川第一条铁路；投资纺织业，建立大明染织厂；投资科学研发，创建科学院、博物馆；投资教育，创办兼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企业养学校。而民生公司自身也从中获得了发展新机遇：不仅从煤矿、铁路、染织厂的建设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且利用乡村建设所提供的良好的社会、学习环境，民生公司在北碚建立训练中心，培训了近千名骨干建设人才。如研究者所说，卢作孚实际上创造了一个“以工辅农，工（工商业）、农（乡村建设）互动”的发展模式，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这一点在强调以工哺农、建设新农村的今天，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卢作孚同时也开创了乡村建设的新模式。如研究者所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的方式，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为教育，一为卫生，一为政治，一为农业”，或兴办农村教育，或侧重社会服务、灾荒救济，或致力农业技术改良、农业合作的推广，或推动乡村自治、自卫，而大多重在平民教育或职业教育。其中最有影响的，无论是以晏阳初为代表的河北定县实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山东邹平实验、以陶行知为代表的南京晓庄实验还是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代表的江苏昆山实验，无不如此。卢作孚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另辟蹊径，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北碚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乡村建设实验”的新路。他作为实业家的参与，几乎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前面提到，卢作孚的北碚实验，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这是和实业家参与直接相关的。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最近，人们在讨论新型城镇化建设时，提出了“要动员一百家民营企业参与”的设想，应该说，卢作孚正是这样的实业家参与的先驱。
最后讨论的，是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第五个层面，或许也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层面，即他所提出的“训练人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的命题与任务。他这样提出问题：“人人都知道目前遍中国都是问题，而且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从我们看来，不是一切问题无法解决，是人无法解决一切问题。在解决一切问题之先，便要解决人的问题，便是训练人如何去解决问题”，“今天中国什么都不缺乏，只缺乏人，只缺乏有训练的人”。因此，他提出以“人人都能自立，人人都能立人”为乡村建设的根本目标。我理解，这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乡村现代化建设最终要落实到“立人”，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的现代化”。二是乡村现代化建设又要依靠“人人都能自立”的建设者去推动：“我们应当每个人都是中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工作，那每一个人每一个工作即须变成功一个事业的中心。这样，自能共同创造有力量的运动。”
卢作孚由此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何看待我们的事业的意义和价值？他说：“我以为我们今天做的事业，都不是最后的成功；而且终会有一天失败！”在民生公司的经营和乡村建设实验都如日中天的20世纪30年代，卢作孚做出如此判断，是令人惊骇的；而有这样的危机感恰恰是卢作孚的过人之处，而且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这每件都免不了失败，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失败的事业上，仍然拼命地努力”，又是为了什么呢？卢作孚回答说，这是因为我们做事的意义，“不仅限于事业，而且有超乎事业之上的意义在”。他接着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觉得中华民族缺乏人才；过去一切事情，办理不好，一切问题，解决不了，那是因为缺乏人，根本缺乏一批有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的人！所以我们把所做的事业，当作一个机会，一种培养人的机会”。结论是：“我们做事，与其说是做事，毋宁说是造人，培养的都是青年。”这是怎样深长的民族危机感、社会责任感：卢作孚这一代人所做的一切，其最终目的都是要为我们民族培养能够担当实现国家现代化、振兴中华的重任的现代建设人才！这又是怎样高远的眼光：世界上的一切，人是最重要的；事业可以失败于一时，只要有了“有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的人”，就永远有希望！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面对先驱们如此的殷殷期待，又该怎样加倍努力，使自己健康成长，迅速成材！
我们由此也就明白：卢作孚为什么要提出“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在他看来，乡村“需要人去建设，而人是需要教育培育成的”。他的着眼点又不止于此，他关注的更是世界发展中的中国民族的命运。他如此申说“教育之世界意义”：“教育为世界文化之根源，提高民众之热力”，“近代号称强国，无一而非教育发达所致。文化衰落者，虽大国不免于灭亡，文化精进者，即最小民族犹得保其存在。”在他看来，教育是关乎民族命运和乡村建设的头等大事，必须将其置于第一位：“教育经费之宜谋优裕；教育权限之宜谋扩张；教育人才之宜谋独立。”
卢作孚教育思想中，最有特色与影响的，有三个方面。
和他的“全面现代化”思想相适应，他的教育视野也相当开阔。在乡村运动中，他要推动的，不仅是中小学、大学的正规教育，更倾其力于“职业教育”“成人补习学校”和“社会教育”。这也是和他的现代教育观念直接相关的。他说：“在今天以前，读书是一种专业，读书人是农人、工人、商人和一切有职业的人以外的一种专业的人，所以只须有一小部分人专读书。今天以后，农人、工人、商人和一切有职业的人，都需有知识、有能力，读书便须普及，学校便须扩充到市场以外，到四乡去，尽量容纳一切应该读书的人。”教育普及，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包括现代化乡村的基本指标。
卢作孚重视教育，立足点在为乡村建设与国家建设培养“能解决问题”的人才，因此，他强调：“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给学生以知识，而在训练学生的能力。”他并且具体提出了要训练学生的五大行为：在家庭中的行为；在政治上的行为，“知道怎样选择，怎样会议，怎样参与地方事业，怎样完成国民的责任”；在经济上的行为，“怎样养成他在职业上的技能，怎样提高他在职业上的地位，怎样教他继续不断地努力于一种职业”；在交际上的行为，“对人怎样恭敬、亲切、诚实、有信义，语言怎样明了、委婉而动听”；以及游戏的行为，“怎样运用暇时，运用人群，做正当的游戏，消灭以前社会上有的赌钱、饮酒、吸鸦片烟，种种不良行为”。卢作孚还提出，“训练学生最要紧的两点”，一是“训练他们运用科学的方法”；二是“教他们随时随地有艺术的欣赏”。可以看出，卢作孚的教育，着眼在培养“社会中的人”，而不是“书斋里的人”。因此，是要着力于培养学生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各领域（家庭、政治、经济、交际、娱乐）的基本素养与能力。他的目标是：“培育出来的小孩子，一方面是能干的，一方面是快乐的，必能够创造无数崭新的可爱的乡村，为我们愿意在里面居住的。”这样的“能干”而“快乐”的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目标，这样的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素质、能力的训练，恰恰是今天中国教育，特别是乡村教育所缺少的，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支教工作的重要教育思想资源。
卢作孚从他的教育思想出发，对当时（也是今天）的教育提出了批评：“办学校的人都有一样的错误，认为学生只应该读书，只应该认识书本，不知学生于认识书本以外，还要到学校以外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这当然不是否认书本知识的重要，卢作孚一贯提倡“做事与读书”的结合，并且认为“做事越多，（读书）兴趣越浓，了解也越深刻”。他要反对的，是将书本知识绝对化以致神圣化的倾向，他提醒世人，特别是教育者，“书本不过是记载那些知识的东西，并不是知识”，要把书本知识变成真正的知识，需要实践的检验，是要在实际生活中去体味、学习的。卢作孚同时提醒说：“最好的教师，是帮助学生自己学习，帮助学生自己解决实际问题”，“要养成儿童获得知识的能力，他才能一辈子随时随地获得知识”。卢作孚的这些提醒，都是击中当下中国教育，包括农村教育的要害的。
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略作一个小结。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应该有四个关键词，即“国家现代化”“乡村全面现代化”“乡村经济建设”“以训练人为宗旨的乡村教育”。我们在阅读与讨论中，感触最深的，是卢作孚的远见卓识，因此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当代性：他的几乎每一个论断，仿佛都是针对当下中国乡村建设中的问题发言，我们依然在做他未竟的事业。
我们现在读《卢作孚语录》的第二部分：“做事为人之道。”
这里，也有四个关键词：“社会”—“秩序”、“训练”—“行动”，其中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应该说，在卢作孚思想中，举足轻重的关键词即主题词，是“社会”。我们所编的《语录》里，第一部分“乡村建设之路”的第五节：“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第二部分“做事为人之道”的第二节“人是社会的动物”，第五节“精神之改造”，都是“社会”这一主题词的展开。这里我们不妨集中作一个讨论。
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卢作孚在提出“中国现代化”这一命题时，对“现代化”是有自己的理解的，他提出了两个层面的要求与目标，即“现代的物质建设”与“现代的社会组织”。这样，他就引人注目地将“现代的社会组织”作为他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以及他的现代化想象的主要标志。对此，他在本书全文收录的纲领性文章《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里，有过详尽的阐发。
他的讨论的起点，是中国的国情：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他指出：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最适宜于农田，自然形成了一个长时间的农业民族”，“农业民族的经济单位非常简单，简单到一个经济单位只需要一个家庭”，因此，“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的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要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社会上的道德条件、政治上的法律制度。这两重社会生活是中国社会的两重核心”。
在卢作孚看来，这样的家庭与亲戚、邻里、朋友为核心的两重社会生活，是具有极大的“消极”作用的。它造成“中国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实则是中国人只有家庭，没有社会”，“一出家庭，便只有个人的活动。从修养身心到学问事业都以个人为中心”；这样的“家庭与亲戚、邻里、朋友本位”和“个人本位”，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畸形：“用了家庭的道德条件去维持了大则天下、小则地方的关系”，“社会的奖惩亦是以家庭兴败为中心”，“为了家庭可以牺牲了家庭以外的一切”，一切都仰赖与亲戚、同学、邻里、朋友的关系；由此更形成了民族的惰性和保守性：“凡涉及公共问题，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处世原则就是“化大事为小事，化有事为无事”；“政治上所一向要求的是清静无为”，“是卧治”，“所需要的是天下太平，只是无事”。卢作孚认为，这是造成中国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它表明，中国依然处于“农业生活的状态之下”，是不适应“工商业时代”的“现代社会”的要求的，这是与“已经进化到工商业时代的民族”，西方和日本这些先进国家的基本差距所在：“他们是进化到现代的事业，而且由地方以至于国家了，中国人则尚留滞在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关系中”，我们“个人的要求最强烈，常常有朋友要求你培植他或帮助他，而没有社会的要求——要求一桩事业或一个地方好”，“许多朋友忙着为个人找出路，不肯为社会——一桩事业或一个地方——找出路”。在卢作孚的理解里，是“社会本位”，还是“家庭、亲戚邻里朋友本位”“个人本位”，是区分“现代工商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的根本标志；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进入现代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就必须完成由家庭、亲戚邻里朋友本位、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在这背后，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卢作孚和他前后几代人内心深处的民族危机感、焦虑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卢作孚之所以大声疾呼：不要只追求个人出路，“青年的出路”也只是一个伪命题，必须为社会寻找出路，“中国没有出路，社会没有出路，你们青年又哪里有出路！”原因即在于此。
因此，“社会”成为卢作孚思想的主题词，绝非偶然。在卢作孚的设想里，改造、建设中国必须从创造新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关系、创建新的社会组织开始，这是一条“必循的道路”。他因此为自己和志同道合者提出了这样的历史任务：“下大决心，挟大勇气，从我们的手上去创造它，创造出一种社会关系，创造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的关系，创造出一种相互信赖的社会关系，创造出一种社会帮助我们，我们帮助社会，社会离不了我们、我们离不了社会的关系。无穷的快乐便会从这世界产生出来。这是我们今天以前不相信社会会有，却在眼前，就是我们今天正拼命努力经营的许多事业。”
这其实是卢作孚所经营的所有的事业——从民生公司到北碚实验——的内在追求。他不仅作理论的论证，而且作实践的努力，并在这一过程中作“精神之改造”。套用今天的俗语，这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
卢作孚的讨论从人性论开始。他提出：“我们说人是为己的动物，不如说人是社会的动物好。什么是社会呢？有一派社会学家说：社会是一个有共同生活关系的群体”，“人不是为己的，人是为社会的。如果社会要求是对的，我们就要遵从它；如果社会要求是不对的，我们就要努力把它改造过来”。我理解，卢作孚所提出的“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一命题，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至少是有两层含义的。一方面，是强调自私自利并非人的本性，人在社会群体中生存，不只是“为己”，更是“为人”的，也就是说，人是有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内在要求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将这样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性因素引导到社会建设事业上来；另一方面，则强调人不只是经济的动物，要把人看作“社会人”，在物质的满足之外，人更要求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并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创建集团生活的人性基础。
正是出于对人的社会性的充分估计和信心，卢作孚提出了“建设新的集团生活”的命题和目标。如研究者所说：“‘建设现代集团生活’的思想，是卢作孚‘实业救国’与‘中国现代化’主张的理论基础。所谓‘现代集团生活’，就是指的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或现代化的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卢作孚自己也说得很清楚：“我们要进入现代，一向的集团生活即不能不有所转变，不能不有现代的集团组织。分析起来，不能不有现代的相互依赖关系，不能不有现代的比赛标准，不能不有现代的道德条件，不能不有现代的训练，不能不训练个人去创造现代的社会环境；同时又不能不创造现代的社会环境去训练个人。这是当前的根本问题，任何事业不能避免，虽万分困难亦是必须解决的。”这一段话的含义非常丰富，值得仔细琢磨。他首先强调的，是要实现集团生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就是前文所讨论的，由“家庭、亲戚邻里朋友和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那么，所要建设的“现代集团生活”又是什么呢？卢作孚指出，其中应该包含三项基本建设，一是建立“现代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即建立现代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不是传统的一切依赖家庭、依赖亲戚邻里朋友，而是一切依赖群体、依赖社会；不是传统的“家庭、亲戚邻里朋友之外，没有其他”，而要建立“社会帮助我们，我们帮助社会，社会离不了我们，我们离不了社会”的新的社会关系。二是建立“新的比赛标准”，也即新的评价标准——不是传统的比赛对家庭、亲戚邻里朋友的贡献，以光宗耀祖、照顾亲友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而是比赛对集团事业，对社会、国家的贡献，以对集团事业、社会、国家的贡献的大小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三是建立“现代的道德条件”，也即建立新的伦理观，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作讨论。卢作孚还要强调的，是建设这样的现代集团生活，不仅是为了集团本身的健全发展，更是为了影响、改造“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的健全发展，并在建设集团生活和改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训练个人”，促进人自身的健全发展。
对于卢作孚来说，建设现代集团生活，不仅是一种理想、理论的设计，更是一种社会实践和实验：思想家卢作孚与实业家卢作孚是统一的。因此，在成立民生公司时，他就明确提出要推动三大运动：一是“生产运动”，这是基础；二是“集团生活运动”，这是核心；三是“帮助社会的运动”，这是发散效应——以集团生活影响社会，以集团力量帮助社会。正如卢作孚所描述的那样：“（民生公司便是一个集团，）我们在这个集团当中应该抛弃个人的理想，造成集团的理想，应该抛弃个人的希望，集中希望于集团。不但我们的工作是集团的，天天进我们的办公室或工场去；我们的学问亦是集团的，天天进我们的图书室或讲演会场去；我们的游戏亦是集团的，加入我们的音乐会和球队场去。我们的生产是集团的，有事务所，有工厂，有轮船；我们的消费亦是集团的，最短期间将要有我们的住宅、我们的医院、我们子女的学校，乃至于家属的娱乐场或运动场。个人都去解决集团的问题，个人的问题都让集团去解决。”由此形成的是所谓“民生精神”，卢作孚称之为“法宝或灵魂”，并概括为五条：“一是努力”，“二是和气”，“三是以公司利益为前提，职工绝不舞弊营私，股东绝不多分盈利”，“四是联合同业”，“五是无数朋友的帮助”。
北碚农村建设实验区也是卢作孚的集团生活试验点。他如此描述实验区对青年的训练：“要他们充满了对社会的要求、社会的思想、社会的活动；要求他们都非常明白现在世界的趋势、中国的困难，而且都非常明白理想的三峡而要求实现它”，“他们自晨早起床，至夜晚睡觉仍然充满了社会的生活内容。晨早起床以后，集中到运动场各依排列的运动秩序运动一小时；早餐后，开始工作；直到午后完结的时候，则又集中到图书馆依所分配的研究问题读书两小时；如还有余裕时间，乃自由运动或休息；夜间，都分头去担任民众教育，或民众娱乐，或整理一日之工作或再以余暇时间自由读书”，“他们另外有一种生活的相互依赖关系、比赛标准和道德条件，是他们的行动所趋赴的”，“他们之兴趣盎然，他们之工作紧张，他们行动之可歌可泣，乃不是沉陷在家庭亲戚邻里朋友当中的人们所能领悟”。
在这样的新的现代集团生活里，培育着新的价值观、成功观、报酬观、幸福观，这是凝聚现代集团生活的精神力量，是卢作孚更为看重的。
卢作孚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要“变更社会要求”，“创造新社会的引诱”。这一命题的出发点依然是：“人是社会的动物，是由社会的刺激而起反应的动物。”问题是社会如何刺激，向哪一个方向引诱？卢作孚指出，在家庭、亲戚、邻里、朋友和个人本位的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欲望，都是“一种社会兴趣促成的”：“一些人都盛传某人在外面做官，又汇二十万回来了，都相互勉励，你快生个好娃娃，将来也这样做官去，于是做官人以找钱为能干、为体面，乃正贪官污吏之所由来了。”这样的“比较性竞争”，唤起了人们的“比较欲求”，即以“能赚钱与给家庭增面子”为人生第一追求、社会评价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社会要求、引导，实际也是人性的诱导下，人必然“（为）取得其所未有，要或偷或抢，所得唯一的结果，便是不断地争夺”，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极度恶化了。卢作孚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改换一种社会要求、人性引诱，建立新的“公共理想”？“不要求人以所有的，而要求人以所为的在社会上表现”，并以此做出社会评价，“如果你有一段好的演说，全体听众便都鼓掌”，“如果你有了新的科学发现，便为举国所争先研究”，“如果你为社会担当了大难，便万众欢迎；如果你为社会创造了幸福，便万众庆祝”，“你的生路会沉溺在这强烈的社会要求当中，如痴如醉，如火如荼，比较沉溺在漂亮的衣服、高大的房屋、名贵的陈设、富有的财产、出人头地的地位，其要求人的力气和生命，要深刻而浓厚”。卢作孚这里所说的创建新的公共理想、变更社会要求、创造新的社会评价标准，其实就是要创造和建立新的价值观、新的幸福观。
这确实是前所未有，又是健全的集团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精神追求与境界：
人生的快慰不在享受，而在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享受，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创造，且欣赏，且看公众欣赏。这种滋味，不去经验，不能尝到。
我们应努力于公共福利的创造，不应留心于个人福利的享受。
工作的意义是应在社会上的。工作的报酬亦应是在社会上的。它有直接的报酬，是你做什么就成功什么。你要办一个学校就成功一个学校。……它有间接的报酬，是你的成功在事业上，帮助却在社会上。你成功了一个学校，帮助了社会上无数读书的小孩子，或培植了未来社会上无数需要的人才。……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总经理，或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成功自己；而是盼望每一个人都有工作能力，都能成功所做的事业，使事业能切实帮助社会。
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的钱完全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所以我们的目的，往往是超赚钱的。
在今天以前，中国坏人固不论。即所谓好人者，亦大有不妥处。我人所称之为好人，往往即指不做坏事者之谓。不做坏事，亦即为己，因彼所为者，为一己成好人而已，不爱利而爱名，名即自身之名，中国不需要此种人。吾人做好人，必须使周围都好。只有兼善，没有独善。
卢作孚显然想通过这样的新的价值观的倡导，在现代集团内部创建一种新的人性秩序，以此影响社会。
卢作孚关于创造现代集团生活和新价值观、幸福观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志愿者来说，也许是更为亲切的：我们的志愿者组织，本身就是卢作孚现代化理想中所期待的“现代社会组织”，也是卢作孚所创造的民生公司和北碚实验区的现代集团生活传统的当然继承者。因此，读他的有关论述，往往会引起关于我们自己的联想。我曾经说过，志愿者公益组织已经走过了初创阶段，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志愿者公益组织自身的建设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方面，卢作孚这样的先驱者当年的思考与实践，是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的。
比如，卢作孚当年反复强调的，要建立现代集团生活，必须实现由家庭、亲友和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就是今天志愿者公益组织的自身思想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参加志愿者组织的许多年轻人从小受到中国传统的家庭、亲友本位思想的影响，他们又生活在一个强调个人本位的时代，恐怕许多人至今也还是以为个人和家庭寻找出路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的。参加志愿者组织，当然表明他们已经有了为社会服务的要求；但要成为一个真正自觉的志愿者，也还需要建立新的价值观与幸福观，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卢作孚在这方面的思考与实践，就具有极大的启示性。当然，启示不等于全面认同，他的观念也是可以讨论的。比如，在我看来，过分强调个人为集团利益牺牲，自己是有可能被利用的，其前提“个人去解决集团的问题，个人的问题都让集团去解决”，即所谓“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是具有某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色彩的，这也是卢作孚那一代人的特点；问题是，卢作孚凭借个人的道德力量和影响，可以在他主持的事业上局部做到这一点，但要普遍实行，就得有一系列制度的保证。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理论的探讨与实践的探索中去逐步解决的。
卢作孚关于“秩序”和“行动”的思考，则关系到现代集团生活，包括今天的志愿者运动的组织建设的问题。
“秩序”，也是卢作孚思想的关键词。他这样提醒我们：“我们向来亦都知道教育、交通、经济事业是建设上的重要问题。此外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是根本，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我们却忽略了，便是如何建设秩序的问题。”他反复强调：“民主国家的人民应有一切的自由，同时国家应有整个的秩序”，“要政治上轨道，正是要政治有秩序”，“人们有了公共生活，便必须有秩序”，“就个人生活中间，亦应建立一种秩序，公共秩序的建设，其繁复，其困难，比个人大大有加，其细致却一样。如果大家没有秩序的习惯，绝不宜急遽地训练。所以这不但是建设一切事业的根本问题，尤其是第一个困难的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提醒。在我看来，它对今天的中国志愿者运动，正是对症下药。据我的观察，志愿者有两大特点，一是志愿的选择，因此，每个人都有极强的自主性，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二是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人，都有极强的个性，和极强的民主意识。这些本都是志愿者的长处，发挥得好，会成为志愿者运动的优势；但如果不做正确的引导，也会产生负面的问题。特别是如果把民主与集中绝对对立起来，把自由视为不受任何限制的个人的为所欲为，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倾向，拒绝任何“秩序”；在现实生活和工作里，就会各执己见，各行其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很难形成集体的意志和行动，彼此之间也很难合作，无法形成和谐互助的群体。据我所知，当下的志愿者公益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卢作孚先生关于“建立秩序”的思考与实践，就特别具有现实性和相当的可操作性。
卢作孚认为，所谓“秩序”问题，实际是一个“管理”问题。他提出现代生产有“两个武器”：“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管理’。技术要有控制机器的能力；管理就是管理一群人的行动，管理一群人在整个秩序范围之内行动。”这样，卢作孚就把管理问题和他最为关注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看来，“中国人一向用在农业社会里的办法：用在农业社会里的技术和管理，仅仅根据了常识，仅仅根据了经验，而那经验并未经过科学方法的整理，用来应付非常繁复、非常正确的现代的工商业的物质设备，非常繁复、非常紧张的现代工商业的社会组织，断未有不一切失败的”。因此，他认为，技术和管理的落后，是中国和西方、日本等先进国家的重要差距，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不安全”。结论是：“技术与管理才可以救中国”，“我们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出来！……只要学会了他们的技术和管理，便能做出他们的事业……而且后来居上”。这样，卢作孚就从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事业的现代化出发，以实现民族振兴的高度，提出了各项建设事业都必须“专业化”和“树立现代管理制度”的问题。
卢作孚这里提出的“专业化”与“树立现代管理制度”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志愿者公益组织这样的社会工作。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社会工作专业携手志愿者组织”的论坛，在会上发表这样的意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志愿者也是社会工作者，因此，他也需要专业的知识与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最初都是身怀一种理想、一腔热情，参与志愿者的公益活动。但这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并不能满足于此。因为一个真正好的志愿者必须追求服务的质量，你要真正地为弱势群体谋利益，除了发挥你自己的专业特长，如学农的在农业技术上帮助农民，学医的给农民治病，等等，你还必须具备社会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如法律、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经营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还要有相应的能力，掌握一定的工作方法和技巧。”也就是说，志愿者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和水平，就必须明确提出“志愿者组织的专业化”的问题、“建立现代管理制度”以及“培养和提高志愿者的管理素养和能力”的问题。
谈到专业化和管理，就不能不提到卢作孚的另一个使用频率仅次于“社会”的关键词：“训练”。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卢作孚“训练人”的思想，这里要就“训练”一语作一点补充。他强调：“人都是训练起来的”，“我们所需要的亦不是天生圣人贤人，是一切人有训练”。我理解，卢作孚之所以要着意于“训练”，是因为他的着力点不仅在思想、观念的教育，更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方法的培训，以及习惯的养成。他的这一“训练”思想是贯穿一切方面的，不只限于对企业和乡村建设人才的培训。比如在讨论乡村自治、底层民主建设时，他就特别重视对乡民的训练：不仅要唤起他们“管理公共事务的兴趣”，而且要“训练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他特别强调：“开会和选举，是自治问题中间两个中心问题。他的意义和他的方法，是应训练镇乡人民完全弄清楚的。怎样推选主席、怎样提出议案、怎样讨论、怎样表决、是开会应有的问题。怎样选择人、怎样投票，是选举应有的问题，必须随时、随地训练人民。”也就是说，在卢作孚看来，要真正实现乡村自治和民主，不仅要使大众具有民主意识，而且要懂得实行民主的方法，最后形成习惯，这都需要训练，而且要落实到最基本的“如何开会、选举”这样的细枝末节的训练上。这是极有启发性的：许多人都喜欢空谈民主，而不知民主方法的训练和习惯的养成；我们对乡村民主的推动也应该落实到解决具体的问题（“如何开会、选举”等）上。
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卢作孚的管理思想。他写有题为《工商管理》的专文，在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上有大量的论述，其特别可注意之点，大概有五。
一、他认为，“管理的基本建设”应是“心理”的。“工作人员必须有事业上的远大的志趣与工作上的当前的兴趣。”也就是说，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应该是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他强调：“控制人事的管理是全厂大家的事，上至总经理，下至工人都要懂得管理，管理制度才能迅速树立起来。”这里已经包含了管理民主的思想了。
三、他主张，“今天以后的中国，应靠法制不能靠人治。所需于人的，亦重在造法的训练，守法的训练”，要处处“照顾到全局，要遵守公共规律，这是组织的精神，亦即是法治的精神”。“工商管理的方法即系建设秩序的方法，建设每一个工作人员活动的秩序，建设一群工作人员相互配合行动的秩序。秩序而以成文表现之，即系‘法’。任何管理皆有不可少的三事：（1）创造‘法’；（2）执行‘法’；（3）遵守‘法’。”“立法之前，应即审慎，立法之后，应即森严，不准任何人违犯。”“法治”管理，这大概是卢作孚管理思想的核心。
四、他进一步提出，要使“尊重法律”成为“习惯”：“即使没有法官裁判，亦有舆论裁判，即使没有警察干涉，亦有旁人干涉，法律乃能彻底发生效力。”而且“不特有成文法，也有不成文法，大家都行之若素，习以为常，不必监视，不必督促，而人人自然奉行”。有这样的舆论裁判和不成文法，就可以形成集团里人人高度默契的“共同做事的原则和办法，并且大家都忠实地履行，忠实地遵守”——这才是管理秩序的最高境界。
五、在卢作孚看来，管理的目的在于使每一位工作人员能够“有秩序的活动，有效率的活动”；其关键在要有“细致的分工、亲切的合作”。“要从一个严整的系统上，甲做这样，乙做那样，各个不放弃责任，相互不失掉联络”，“事业愈伟大，纵横错综关系愈复杂。在纵的关系中，必须每层有其明了的责任；在横的关系中，必须有相互明了的联系，乃不致职责混淆，系统紊乱”。一方面，“一事业而有最高才能的领导者，不在凭个人的天才监督人群”，而应充分“发挥整个社会组织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强调，每一层机构都“直接负起处理直接范围内的事务的责任”，每一位工作人员“有困难自己克服，每个人执行自己的任务，自己的事要求自己办完”。“一个严整的组织下面，无论其为首长，或为从属，每个人都有权，而权都有限。不容人在权限以外做坏事，亦不容人在权限以外做好事。”这样，每一个部门、每一个成员，都明确自己的责任与权限，尽力办好自己职能范围内的事，又相互联络，相互合作，就可以在充分发挥处于每一个层次、环节上的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基础上，形成有组织的集团力量。
而要形成一个相互理解与支持的和谐的群体，还有一个“如何待人，如何相处”的问题，这可能也是今天的志愿者公益组织经常遇到并必须正确处理的问题。卢作孚凭着他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在这方面有许多具体论述。这里也只能略说一二。比如，“人有不可容的事，世无不可容的人”，“假定我们看清了我们离我们理想的社会的距离，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责备他人、形容他人、痛骂他人，我们应该像爱护无人照顾的小孩子一般的爱惜他们、同情他们、帮助他们”，“我们对人（要）有两（个）美德：一是拯救人的危难；二是扶助人的事业”——这里仍然有一个人性论的问题：人性本身是善恶并举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甚至恶的方面；但正如卢作孚所说，只要你承认社会永远是和我们的理想有距离的、有缺陷的存在，那么，对他人的不足，就应该有一种理解和宽容，而不能轻易责备和痛骂，这就是“世无不可容之人”。另外，也要坚信，每个人都有善的方面，也都有需要他人帮助的地方和时候，这就是卢作孚提出要“拯救人，扶助人”的道理。我理解，他所说的“拯救”和“扶助”，并不是要求人们当“救世主”，而是要善于将他人内在的人性的善的方面发扬起来，将恶的方面压抑下去，这样“扬善抑恶”就能达到“拯救人，扶助人”的目的。在我看来，这样的“扬善抑恶”应该成为集团里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对别人的弱点、恶的方面，心里要有数，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别人的优点、善的方面，更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这样，彼此就能以善相处：自己以最大的善意对待他人，同时也真诚地学习他人的善处，彼此都最大限度地释放善意，恶的方面就自然被压抑了。一个好的集团、群体就应该努力营造一个“扬善抑恶”的环境和精神空间，这对建设新的人性秩序，是至关重要的。
卢作孚提出的新的人与人相处的原则还有：“对人的行为，宜找出好处；对自己的行为，宜找出错处”；“对人诚实，人自长久相信；好逞欺饰，人纵相信，只有一次”；“处世接物，应抱受气、吃亏两大种主义”。这样的“严于己，宽于人”的原则，既是中国传统道德，也应该是一种现代道德，它与“弱肉强食”的逻辑是对立的。
这些精辟、警世之言，都是前辈经验的结晶，足以做我们的座右铭，也都具有可操作性，建议年轻朋友不妨结合自己和周围的实际，以及卢作孚先生的实践，对其“为人之道”做更深入的讨论。
最后要讨论的，是卢作孚关于“改造社会靠行动”以及“如何做事”的思想，这和我们的志愿者运动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我们应一致反对的是空谈，应一致努力的是实践。”这确实是我们和卢作孚那一代实践家最“一致”的地方。
但卢作孚又提醒我们：我们的实践不是盲目的，是有强烈的对国家、社会、历史的“使命感”作为支撑的，又是有自觉的思想的：“我们不但要求活动，尤其要求在活动中产生思想：第一是运用思想去寻找我们的问题”，“第二是运用思想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三是不怕失败去运用思想解决问题”。我们追求的始终是思想和实践的统一。
卢作孚还把自己的行动称为“微生物的行动”，这是意味深长的。
这是由一次对话引发的命题：“民国十一年（1922）在川南工作时，曾邀一个川外人来演讲。他说：‘请大家认识我，我是一颗炸弹。’我解释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看见的不是力量，看不见的才是力量。”
这段话，颇耐琢磨。在我看来，有两层意思：
其一，是微生物，不是炸弹，强调的是建设的力量，而非破坏的力量。卢作孚明确表示，他主张“采用改良社会的办法”，而非“以暴易暴”。
其二，是微生物，不是炸弹，强调的是持续的、“看不见”的力量，而非轰动一时的“看见”的力量。
这样的“看不见”的力量，又具体体现为两种改良（改革）方式、行动路线。
一是“从自己开始，从眼前做起”：“从眼前做起，决心改造当前的环境，做法要彻底”；“从当前个人所能接触的人起，只要能下决心，改革了自己，再改革一个人，让那个人有力量，再改革另一个人就够了。这就是力量。这力量在相当时间就能改造中国；在相当时间就能改造世界。拿数理来说，今天我以一个人，明天两个人，后天四个人，这等比级数继续下去……每个人坚决造行动，继续不断地努力，不管名誉地位，不问个人的成功，只问社会的结果。我相信，这样一定有结果。这结果在社会，不在个人”，“到那时，也许自己还在小事上，但心里安慰了”。这是一条“由自己到他人到社会”，“由眼前到长远”，“由单一个人到少数人到多数人”的不断积累、等比级数逐步推动的改革路线，是一条“不计个人名利，不求一时之效，着眼长远，只顾耕耘，不顾收获”的改革路线，这背后是一种准备长期奋斗的韧性精神，如卢作孚引述的哲学家柏格森所言：“它的变化，是绵绵不断的，这才是伟大的力量。”
二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横的方面，事业要做到大的范围，却应从小的范围起；纵的方面，事业要做到大的进步，却应从小的步骤起。许多事业进行起来，都是起初艰难，后来便渐渐容易；起初缓慢，后来便渐渐快利。所以起初从小处着手、用力比较经济。”
强调从小事做起，还出于对自己所从事的建设事业的深刻体认：“国家虽大，其建设秩序的工作细致”，“都是一点一滴的问题，不是大刀阔斧的问题。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因为小的关系，所以才把它做得极细致。最细致的地方，最能造成广大的影响”。这背后依然有一种精神：鲁迅说的“不怕做小事情”的泥土精神，认真、细致，做事务求彻底、完美的建设精神。这也就是卢作孚的“微生物精神”。
在我看来，这样的微生物精神与作用，不仅是当年卢作孚主持的社会组织，也是今天的志愿者公益组织的特色，及其特殊价值所在。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社会组织，都遵循一个原则：从改变自己和周围的存在开始，以此推动社会存在的改变。我把它叫作“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由此产生四个特点。一是它的异质性，这是不同于社会主流的另一种选择，就像前面讲到的那样：当大多数人以家庭、亲友、个人为本位时，我们选择社会本位；当社会风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我们选择克己利人的为人处世的方式，等等。我们要创造的是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新的生活方式。二是它的和平渐进性：我们不采取直接对抗的方式，而是在现行的框架内加进一个异数，创造“第二种文化”“第二种教育”“第二种存在”，以致逐渐影响社会。三是它的民间性、草根性。我们倡导的从改变自己和周围存在开始的变革，是每一个普通人，特别是底层民众都可以参与的，它要推动的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从而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相互补充、制约的关系。四是它的行动性，就像卢作孚强调的那样，它是“从大处着眼，从小事着手”的，是可以落实为一件件具体的事情的，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而在“小事情”背后，又有“大问题”，简言之，就是要创立扬善抑恶的新的人性秩序，进而创立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新的社会秩序。
卢作孚更为在意的，是如何做好“小事情”。这也显示了卢作孚的特点：他是以实业家的精神，来创造现代集团生活、推动乡村运动的实验的。他说得直接而朴实：“一言以蔽之：‘做’而已”，“做，就有一切；不做，就什么也没有”。他说最要警戒的是两种状况：一是“根本不做”，二是“做虽做，但一遇困难，或遇有困难之可能时，便放弃不干”。他因此主张：要以“百折不回，不成功不止的精神”去做事情。这大概也是卢作孚的做事风格。
我在读《卢作孚文集》时注意到，早在1929年他就写过一篇《怎么样做事——为社会做事》，到1934年他又在原文基础上，补充扩大为一篇同题文章，但加了一个副题“偶感嘉言录”。可见卢作孚是十分注意总结自己的做事经验，并以此留给后人的。卢作孚的这些“偶感嘉言”内容非常丰富，充满人生智慧，很值得仔细琢磨、认真汲取。这里摘录一二：
做事不怕慢只怕断。
天下事都艰难。我们若能战胜艰难，天下便无难事。
事求妥当，第一要从容考虑，第二要从容与人磋商。
无论做什么事，事前贵有精密的计划，事后尤贵有清晰的整理。今天整理出来的事项，不但是今天的成绩，又是明天计划的根据。
苟安是成功的大敌。应该做的事情，每因苟安终于不做，应该（废）除的嗜好，每因苟安终于不除。
做事莫嫌小，愈小愈做得好。
一人一事主义：每一个人，无论在哪一个空间（或在一个时间），都集中心力专做一件事。
平时胆子小，有事胆子大。无事时有事，有事时无事。
各种事情都要天天有想法，天天进步和改良，没有一个可以永停的地位，一种可以永守的方法。
这些都可以叫作“卢作孚精神”，是可以作为我们工作和人生的座右铭的。
2013年9月10日至19日断断续续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