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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来忽忽四个月。今日得与诸君相见，我心甚为愉快。但自我出京以后，诸君经了许多艰难危险的境遇，我卧病在乡，不能稍效斡旋维持之劳，实在抱歉得很。我以为诸君一定恨我骂我，要与我绝交了，不意我屡次辞职，诸君要求复职。我今勉强来了，与诸君相见，诸君又加以欢迎的名目，并陈极恳挚之欢迎词，真叫我感谢之余，惭愧的了不得。
诸君的爱国运动，事属既往，全国早有公论，我不必再加批评。唯我从别方面观察，觉得在这时期，看出诸君确有自治的能力，自动的精神，想诸君也能自信的。诸君但能在校中保持这种自治的能力，管理上就不成问题；能发展这种自动的精神，学问上除得几个积学的教员随时指导，有图书仪器足供参考试验外，没有什么别的需要。至于校长一职，简直可不必措意了。
诸君都知道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他的校长，由四科教授迭任，如甲年所举是神学科教授，乙年所举是医学科教授，丙年所举是法学科教授，丁年所举是哲学科教授，周而复始，照此递推。诸君试想，一科的教授，当然与他科的学生很少关系，至于神学科教授，尤为他科的学生所讨厌的，但是他们按年轮举，全校学生从没有为校长发生问题的。
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学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的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究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么？
这一次爱国运动，要是认定单纯的目的，到德约决不签字，曹陆章免职，便算目的达到，可以安心上课了。不幸牵入校长问题，又生出许多枝节，这不能不算是遗憾。所望诸君此后能保持自治的能力，发展自动的精神，并且深信大学组织日臻稳固，不但一年换一个校长，就是一年换几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诸君不要再为校长的问题分心，这就不辜负我们今日的一番聚会了。
（19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