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之设立,既二十年于兹,向者自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间。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顾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
以吾校设备之不完全,教员之忙于授课,而且或于授课以外兼任别种机关之职务,则夫月刊取材之难可以想见。然而吾校必发行月刊者,有三要点焉:
一曰尽吾校同人力所能尽之责任。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虽曰吾校实验室图书馆等缺略不具,而外界学会工场之属可无取资,求有所新发明,其难固倍蓰于欧美学者。然十六七世纪以前,欧洲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即吾国周奉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此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慊当何如耶?
二曰破学生专已守残之陋见。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袪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
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借以资心理学论理学之印证,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发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内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则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静俟读者之批判而已。
(191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