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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有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盖吾人一身之需要，未有不借他人所作之工以供给之者。顾吾人何以能受此供给而无愧？曰，吾人所用之工，亦所以供给他人之需要，通功易事。唯人人各作其工，斯人人能各得其所需。神农之教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苟有一人焉，舍其功而弗事，则人类之中，必有受其弊者。是以做工为吾人之天职。
洒扫，至简单之工也，而《管子·弟子职》篇著其法；农圃，至普通之工也，而孔子自谓不如老农老圃。工无大小，无繁简，鲜有不学而能者。故自古有师徒传授之制。而今之实业学校及职业补习学校，几举吾人所作之工而一一为教授之设备，是学而后工也。且古谚有之曰：“巧者不过习者之门。”习于工者，往往能自出新意，符同学理。吴士德因煮水而悟蒸气之理，福格林因售药而窥化学之奥，比尔因织布而悟印花布之术，工之中自有学在也。然则吾人当做工时代，固已有预备之学力，而且即工即学，随在即是，似无待他求焉。虽然，学之范围至广大，决非一工之能赅，而吾人嗜学之性，亦决不能以学之直接隶属于工者为限。吾之做工，必以物质为原料，则矿学生物学及化学之所关也；吾之做工必以力，则重学机器学之所关也；吾之工必有数量，则数理之所关也；吾之工必有形彩，则美学之所关也；吾之工所以应他人之需要，则生理心理人类社会学之所关也。盖学之不属于工而与工有密切关系者，所在皆是。吾苟择其性之所近者而随时研究之，其能裨益于吾工者，决非浅鲜，而且令吾人做工之时，亦增无穷之兴趣。此决非吾人所可忽视也。又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饥食渴饮，可以度日矣，而其理之饥渴，或甚于饮食。好好色，恶恶臭，足以表情矣，而美感之冲动，有逾于色臭。例如发拉第业订书，而特注意于书中之电学，都耐业理发，而好以其暇练习绘事。电学之于钉书，绘学之于理发，若不相涉也，而好学也若是。吾国古人有以桶匠而谈易者，有以饼师而吟诗者。《易》之于桶，诗之于饼，若不相涉也，而好学也若是。然则吾人之于即工即学以外，又不能无特别之学问，不可诬也。
虽然，通功易事，最完全之制，如吾人理想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者，尚未能见诸实行也。现今社会之通工易事，乃以工人之工作，取得普通之价值，而后以之购吾之所需。两者之间，往往不能得平均之度，于是以吾工之所得，易一切之需要，常惴惴然恐其不足焉。吾人于是济之以勤。勤焉者，冀吾工之所得，倍蓰于普通，而始有余力以求学也。顾勤之度终有际限，而学之需要或相引而日增，则其道又穷。吾人于是又济之以俭。俭焉者，得由两方而实行之。一则于吾人之日用，务撙节其不甚要者，使有以应用于学而不匮。弗拉客蒙欲赴罗马而习造像，与其妻日节衣食之费，五年而旅费乃足。律宾斯敦执业棉厂，而研究拉丁文及植物学医学，所得工资，从不枉费，而悉以购书。是其例也。一则于学问之途，用其费省而事举者。书籍，学者所需也，吾力能购则购之，否则如伯律敦之借用于书肆，吴尔之借钞于友人，可也。仪器，学者所需也。吾力能购则购之，否则如伯拉克之以一水锅两寒暑表治热学，弗具孙之以毡一方珠一串治星学，可也。勤于工作而俭于求学如是，而犹不足以达吾好学之鹄的，宁有是理耶？
昔者李石曾、齐竺山诸君之创设豆腐公司于巴黎也，设为以工兼学之制，试之有效，乃提倡俭学会。俭学会者，专持以俭求学之主义者也。而其中有并匮于俭学之资者，乃兼工以济学。其与豆腐公司诸君，虽有偏重于学及偏重于工之殊，而其为工学兼营则一也。继豆腐公司而起者，有地浃泊（人造丝）厂诸君。人数渐增，范围渐广。于是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诸君，按实定名，而有勤工俭学会之组织。由此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之主义，益确实而昭彰矣。
李石曾君又有见于勤工俭学会之举，由来已久，而其间著名之学者，各具有复杂之历史，不朽之精神，类皆足以资吾人之则效，而鼓吾人之兴会，爰采取而演述之，以为《勤工俭学传》，月刊一册，华法对照，俾读者于修养德性之余，兼得研寻文字之益。其所演述，又不仅据事直书，而且于心迹醇疵之间，观察异同之点，悉之以至新至正之宗旨，疏通而证明之，使勤工俭学之本义，昭然揭日月而行，而不致有歧途之误，意至善也。余既读其所述樊克林、敷来尔、卢梭诸传，甚赞同之，因以所见述勤工俭学会之缘起及其主义，以为之序。时民国四年十月三十日也，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