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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
自从科学家习惯于机械的实验、数字的统计，虽有时亦为大胆的假设，而精神终是收敛的。文学家习惯于高尚的理想、俶诡的寓言，虽有时亦为严格的写实，而精神终是放任的。两种长技，不易并存。培根以科学者，而能为莎士比亚编剧本；哥德以文学者，而于植物学有所发现；张弛自由，至为难得，我们的刘半农先生，就是这一类的典型人物。
我初识先生，在民国六年。那时候，先生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诗文，叙述地摊上所搜集的唱本，我们完全认为文学家。后来先生留学法国，我每到巴黎，必去访他。那时候，他专做语音学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家了。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作实验语音及乐律的工作，改良仪器，不止一次；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时有论文；在西北科学考察团整理二万余木简之文字；近日为测写古代编钟音律而赴河南、上海等处；为考察平绥沿线方言而赴张家口、百灵庙等处，这都是毗于科学的工作。然先生并不放弃文学，例如所编日报副刊及投寄《论语》、《人间世》的诗文等，都是富有风趣的作品。
以先生张弛自由的心情，互相调剂，宜可却病延年，在学术上多有所贡献；不幸以四十四岁之盛年，一病不起，学术界的损失，我们还能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