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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二月）
一 岁 前清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十七日亥时，我生于浙江省山阴县城中笔飞弄故宅。
丁卯为纪元前四十五年，西历一八六七年，但丁卯之十二月十七日，实为西历一八六八年之一月十四日。
那时候，山阴县属绍兴府。绍兴府有八县，山阴、会稽两县署与府署同城。自废府以后，乃合山阴、会稽两县为绍兴县。笔飞弄是笔飞坊中的一弄。相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王右军舍宅为寺的戒珠寺、王家山（ 即蕺山 ）。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妪常求题扇，有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飞名坊的缘故。此说虽近于神话，但戒珠寺山门内有右军塑像，舍宅为寺的话，大约是可靠的。
笔飞弄的房子是我的祖父所经营的。分两进：前进是一堂两厅，有园有井，是买的。后进是五楼五底，是造的。我父与第二、第四、第五的三位叔父住后进，第六、第七的两位住前进，也是祖父分配的。
我第三叔父，因出去从军，多年不归，也没有消息，所以没有替他备住宅。
二 岁 纪元前四十四年，西历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清同治七年戊辰。
乳母陈氏抚我。
三 岁 纪元前四十三年，西历一八六九——一八七〇年，清同治八年己巳。
四 岁 纪元前四十二年，西历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清同治九年庚午。
五 岁 纪元前四十一年，西历一八七一——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年辛未。
六 岁 纪元前四十年，西历一八七二——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一年壬申。
是年，我始进家塾，塾师是一位周先生。那时候初入塾的幼童，本有两种读书法：其一是先读《诗经》，取其句短而有韵，易于上口。《诗经》读毕，即接读四书（ 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其一是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等书，然后接读四书。我们的周先生是用第二法的。但我记得止读过《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种。那时候塾中以读书为主要功课，先生坐着，学生立在先生之旁。（ 先生 ）先读，学生循声仿读，然后学生回自己座位，高声读起来。读书以外，止有两种功课，一是习字，一是对课。
习字，先用描红法，即购得红印范本，用墨笔描写。先由先生把住学生的手，依样描写，连笔画的先后也指示了。进一步，摹写，是墨印的或先生写的范本，叫作影格，用纸蒙着上面，照样摹写，与现在用考贝纸的样子。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仿写出来。
对课，是与现在的造句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水”字、“海”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功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并且也是作诗的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候，先生还用圈发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圈在左下方，上声左上方，去声右上方，入声右下方。学生作对子时，必要用平声对仄声（ 仄声包上、去、入三声 ），仄声对平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
是年八月廿六日，我的祖父去世。祖父讳廷桢，字佳木。我家先世是明季由诸暨迁至山阴的。山阴的始祖是恭政公，在画像上方巾蓝衫，是明代生员的样子，再传而至佐臣公，以造林售薪为业，重然诺，好施与，时谓之“蔡善人”。为同业所忌，或以斧斫其肩，因是辍业。又两传而至我高祖必达公，命诸子贩绸至广州，颇获利。因漏税，我第三曾伯祖为关吏所拘，将处死刑，倾家营救，获免，但家境从此中落。相传我祖父夏夜读书，无法得辟蚊烟，置两胫于瓮中，勤学可想。我祖父在一典当中习业，渐升至经理，以俭省稍有积蓄。所以为祖宗置祭田，为子孙购地造屋，做成小康的家庭。
七 岁 纪元前三十九年，西历一八七三——一八七四，清同治十二年癸酉。
八 岁 纪元前三十八年，西历一八七四——一八七五，清同治十三年甲戌。
九 岁 纪元前三十七年，西历一八七五——一八七六，清光绪元年乙亥。
十 岁 纪元前三十六年，西历一八七六——一八七七，清光绪二年丙子。
十一岁 纪元前三十五年，西历一八七七——一八七八，清光绪三年丁丑 。
是年六月廿三日，我的父亲去世。父亲讳宝煜，字曜山。任钱庄经理。去世后，家中并没有积蓄。我的大哥仅十三岁，我十一岁，我的三弟九岁。亲友中有提议集款以充遗孤教养费者，我母亲力辞之。父亲平日待友厚，友之借贷者不必有券，但去世后，诸友皆自动来还，说是良心上不能负好人。母亲凭借这些还款，又把首饰售去了，很节俭的度日，我们弟兄始能生存。我父亲的好友章叔翰先生挽联说：“若有几许精神，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
我父亲在世时，四叔父也任钱庄经理，五叔父及七叔父均任钱庄的二伙（ 即副经理之意 ），二叔父任绸庄经理，六叔父是田氏塾师，都有职业。我的外祖父家周氏、大姨母家范氏、四叔母的母家王氏，都住在笔飞弄，而且家境都还好，亲戚往来，总是很高兴的，我们小孩儿，从不看到愁苦的样子。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这一房，固然陷于困苦，而不多几年，二叔父、五叔父、七叔父先后失业，即同住一弄的亲戚家，也渐渐衰败起来。我那时候年纪虽小，但是听我母亲与诸长辈的谈论，也稍稍明了由盛而衰的缘故，引起感想，所以至今还没有忘掉。
十二岁 纪元前三十四年，西历一八七八——一八七九，清光绪四年戊寅。
因父亲见背，无力再聘塾师，我就在我家对门李申甫先生所设的私塾读书了。李先生的教授法，每日上新书一课，先朗读一遍，令学生循声照读，然后让学生回自己位置上复读，到能背诵止，余时温习已读各书。在上课以前，把读过的书统统送到先生的桌上，背先生而立，先生在每一本上撮一句，令学生背诵下去。如不能诵或有错误，就责手心十下退去，俟别的学生上课后再轮到，再背诵，如又有不能诵或错误，就责手心二十下，每次倍加。我记得有一次背诵《易经》，屡次错误，被责手心几百下。其他同学当然也有这种状况。
十三岁 纪元前三十三年，西历一八七九——一八八〇，清光绪五年己卯。
是年始试作制艺，就是俗称八股文的。那时候试作制艺的方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是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六比或八比，每两比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十四岁 纪元前三十二年，西历一八八〇——一八八一，清光绪六年庚辰。
是年始就学于王子庄先生，先生讳懋修，设馆于探花桥，离我家不过半里。我与三弟朝就塾，晚归家，在塾午餐，每月送米若干，每日自携下饭之菜。其他同学有回家午餐的，有宿于先生所备之宿舍的。是时我已读过四书及《诗》、《书》、《易》三经，又已读删去“丧礼”之《小戴记》（ 那时候读经，专为应试起见，考试例不出丧礼题，所以不读“丧礼” ），正读《春秋左氏传》。先生为我等习小题文（ 未入学的，考试时文题多简短，叫做小题；乡、会试的题较长，叫做大题 ），不可用四书五经以外的典故与词藻，所以禁看杂书。有一日，我从一位同学借一部《三国演义》看，先生说看不得，将来进学后，可看陈寿的《三国志》。有一日，我借得一部《战国策》，先生也说看不得。但王先生自记（ 己 ）却不是束书不观的。他因为详研制艺源流，对于制艺名家的轶事，时喜称道，如金正希（ 声 ）、黄陶庵（ 淳耀 ）的忠义，项水心（ 煜 ）的失节等等。又喜说吕晚村，深不平于曾静一案。又常看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于朱陆异同，有折衷的批判。对于乡先正王阳明固所佩服，而尤崇拜刘蕺山，自号其居曰“仰蕺山房”。所以我自十四岁至十七岁，受教四年，虽注重练习制艺，而所得常识亦复不少。
那时候，在王先生塾中的同学，不下三十人，与我最要好的是薛君朗轩。薛君长于我两岁，住大路，他每晚回家，必经过笔飞弄口，所以我们每日回家时必同行，路上无所不谈，到笔飞弄口始告别。
那时候，我所做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王先生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叫我自改。昼间不能完卷，晚间回家后，于灯下构思，倦了就不免睡着，我母亲常常陪我，也不去睡。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黎明即促我起，我尔时竟一挥而就。我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
十五岁 纪元前三十一年，西历一八八一——一八八二，清光绪七年辛巳。
十六岁 纪元前三十年，西历一八八二——一八八三，清光绪八年壬午。
十七岁 纪元前二十九年，西历一八八三——一八八四，清光绪九年癸未。
这三年里边，我记得考过小考两次。那时候小考分作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试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试三场。道考由提学使主持，旧称提学道，所以叫作道考，正试一场，复试一场。每次考试的点名，总在黎明以前。我母亲于夜半即起煮饭，饭熟乃促我起，六叔父亦来共饭，并送我进考场。所以为我的考试，我母亲也辛苦了多少次。直到我十七岁，才进了学。那一期的提学使是广东潘峄琴先生，讳衍桐，广东番禺人。
十八岁 纪元前二十八年，西历一八八四——一八八五，清光绪十年甲申。
是年我到姚氏充塾师，学生三人。
十九岁 纪元前二十七年，西历一八八五——一八八六，清光绪十一年乙酉。
我在单氏充塾师，学生四人。
我母亲素有胃疾，到这一年，痛得很剧，医生总说是肝气，服药亦未见效。我记得少时听长辈说，我祖母曾大病一次，七叔父秘密刲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祖母服之而愈，相传可延寿十二年云云。我想母亲病得不得了，我要试一试这个法子，于是把左臂上的肉割了一小片，放在药罐里面，母亲的药，本来是我煎的，所以没有别的人知道。后来左臂的用力与右臂不平均，给我大哥看出，全家的人都知道了。大家都希望我母亲可以延年，但是下一年，我母亲竟去世了。当弥留时，我三弟元坚又割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终于无效。我家还有一种迷信，说刲臂事必须给服药人知道，若不知道，灵魂见阎王时，阎王问是否吃过人肉，一定说没有吃过，那就算犯了欺诳的罪。所以我母亲弥（ 留 ）时，我四叔母特地把三弟刲臂事告知，不管我母亲是否尚能听懂。
是年八月初旬，我第一次随六叔父往杭州，应乡试。启行这一日，照六叔父成例，祭祖告别。晚餐后上乌蓬船，船行一夜，到西兴，渡钱塘江，到杭州。初八日黎明进考场，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初九日出场。十一日第二次进场，作五经文五篇，十二日出场。十四日第三次进场，对策问五道，十五日出场。杭州与萧山止隔一江，故萧山人应试者常回家赏中秋。凡第一场、第二场试卷上有犯规的，如烧毁或不合格式等，辄于蓝纸上写号数，揭之考场照壁，俗称“上蓝榜”。我虽初次观场，幸而未上蓝榜。
乡试卷不但编号糊名，并须由官派誊录，用朱笔誊写一份，使考官不能认识考生的笔迹。但誊录往往潦草塞责，使考官不能卒读，因此有一部分誊录，先期与考生接洽，于首行若干字内，插用某某等三字，以便检出，特别慎写，借以取得特别酬资。
每次留场二日，饮食须自备，考生自携白米及冷肴、汤料等。每号有一勤务兵，时称“号军”，所携之米，本可付号军代煮，但号军多不良，所以我等都自携紫铜炊具，叫作“五更鸡”的，用火酒炊饭。
每号之末间即厕所，坐近末间，每闻恶臭。又登厕时亦常苦呼吸为难，则携艾绳进场以避秽。
集万余人于考场，偶有神经错乱，于试卷上乱写情诗或漫画杂事，甚而至于自杀的。闻者每附会事因，认为报应，并且说点名将毕时，有官役举一黑旗，大呼“有恩报恩，有冤报冤”云云，皆无稽之谈，但那时候常常听人道及的。
乡试后，举人例游西湖，那时候游湖的都出涌金门，门外有茶馆数处，忆其一名三雅园。由此地呼舟可游彭公祠（ 即三潭印月 ）、左公祠（ 左宗棠 ）、蒋公祠（ 蒋益澧 ）、刘公祠（ 刘典 ）等处，都是满清功臣，所以辛亥后都废，止有三潭印月至今尚存，再也没有人再提彭公祠的名了。别墅忆止有高庄与俞楼。
杭州人喜用主试的姓作俏皮的对子，是年主考为白、潘二君，杭人就用《白蛇传》同《金瓶梅》作对，是“精灵犹恋金山寺，魂魄长依紫石街”。
二十岁 纪元前二十六年，西历一八八六——一八八七，清光绪十二年丙戌 。
正月廿二日，我母亲病故，年五十岁。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我本有姊妹三人，兄弟三人，大姊、大哥、三弟、三妹面椭圆，肤白，类母亲。二姊、四弟与我，面方，肤黄，类父亲。就是七人中第一、第三、第五、第七（ 奇数 ）类母，第二、第四、第六（ 偶数 ）类父。但大姊十九岁去世，二姊十八岁去世，四弟六岁殇，七妹二岁殇，所以受母教的时期，大哥、三弟与我三个人最长久。我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将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的用工。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是年我以田春农先生的介绍，往徐氏为徐君以（ 名维则 ）伴读，并为校勘所刻《绍兴先正遗书》、《铸史斋丛书》等。
我自十七岁以后，因不再受王子庄先生之拘束，放胆阅书。六叔父茗珊先生所有之书，许我随意翻阅，如《说文通训定声》、《章氏遗书》、《日知录》、《困学纪闻》、《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笺》等，都是那时候最喜读的书。于是就学作散文与骈文，每有所作，春农先生必大加奖励，认为可以造就，所以介绍我到徐氏，一方面固为徐君择友，一方面为给我以读书的机会，真是我生平第一个知己。
田氏、徐氏，藏书都很多。我到徐氏后，不但有读书之乐，亦且有求友的方便。王君寄庼（ 名佐 ）为以愻弟硕君之师，熟于清代《先正事略》等书，持论严正。以愻之师朱君茀卿，人甚豪爽，善为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魏君铁珊（ 名彧 ）有拳勇，能为诗、古文辞，书法秀劲，皆尔时所识。以愻之伯父仲凡先生（ 名树兰 ）搜罗碑版甚富。那时候，年辈相同的朋友，如薛君朗轩、马君湄莼、何君阆仙等，都时来徐氏，看书谈天。曾相约分编大部的书，如《廿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但往往过几个月就改变工作。这种计画，都是由我提出，但改变的缘故，也总是由我提出，所以同人每以我的多计画而无恒心为苦。徐君以愻尝评我为“无物不贪，无事不偏”。
廿一岁 纪元前二十五年，西历一八八七——一八八八，清光绪十三年丁亥。
是年留徐氏。
廿二岁 纪元前二十四年，西历一八八八——一八八九，清光绪十四年戊子。
是年留徐氏。秋，往杭州应乡试，未中式。
廿三岁 纪元前二十三年，西历一八八九——一八九〇，清光绪十五年己丑。
是年留徐氏。
大哥为我订婚于王氏，二月间结婚，所娶王夫人名昭，是薛君阆仙的姨妹，由阆仙介绍的。
结婚后七月，我去应科试，列第一名。
是年有恩科。秋，复往杭州应乡试，与王君寄庼、徐君以同中式，主试为李仲约（ 讳文田 ）、陈伯商（ 讳鼎 ）两先生。
廿四岁 纪元前二十二年，西历一八九〇——一八九一，清光绪十六年庚寅。
是年春，往北京应会试，偕徐君以愻行。先至杭州，因雨滞留数日，向某公司借小汽船拖“无锡快”至上海，因那时候还没有小轮船公司的缘故。到上海后，寓北京路某茶栈，徐氏有股份的。有人请吃番菜，看戏，听唱书，游徐园、张园。那时候张园称作味莼园，左近房屋不多。愚园正在布置。由上海乘招商局轮船到天津，换乘内河船到通州，换乘骡车到北京。
那时候，我们同乡京官有鲍敦甫、吴解唐、王止轩诸翰林，李莼客、娄炳衡诸部曹。莼客先生是我在徐氏的时候常常读他的诗文与尺牍的，又常听杨宁斋先生讲他的轶事，所以到京后，最崇拜的自然是他了。
会试后，我中式，房师为王黻卿先生（ 讳颂蔚 ），是很有学问而且怜才的。座师虽有四位，而我的卷子却在孙崃山先生（ 讳毓筠 ）手中。是年会试题为《子贡曰夫子之文章至惟恐有闻》。我的文中有“耳也者心之铎，躬之督也，及顺铎道张督权而已矣”等语，有人问孙先生：“督躬有来头么？”孙先生说：“这何必有来头。”这一年的殿试，文韵阁写“□闾阎而□□”一句，误落“阎”字，乃改“而”为“面”，又写一“而”字，预备请友人代为挖补，仓卒间不及改，即缴卷。阅卷时，有人疑“闾面”误写，翁叔平知是文君，特为解释说：“此有所本，我们年轻时，尝用‘闾面’对‘檐牙’。”遂以第二名及第。当时北京流传一对子：“闾面居然登榜眼，督躬何必有来头。”
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留俟下科殿试，仍偕徐君出京。此行往返，均由徐氏请一酒商张湘文氏作伴照料，张君对我很关切，甚可感。
是年，上虞县设修志馆，朱黻卿氏为馆长，王寄庼氏为编纂，聘我为总纂。我为拟访事例：以山水、都里、土产为各乡取录之例，以道里、山水、祠庙、院塾、先正遗事、忠义、烈女遗事、节烈、书籍、家谱、碑碣等为各里分录之例。又为拟志目，分地篇、吏篇、户篇、礼篇、刑篇、工篇、学篇、书篇、碑篇、列传、士女篇、杂篇、文征等篇，大抵本章实斋氏之说而酌为变通，名目既不同旧志，而说明又多用古字、古句法。同事多骇异之，喧传于馆外，引为笑谈。我作《罪言》一篇，取万历本及嘉庆本上虞旧志之目与我所拟者作一表，并说明或因或革之故，然彼等攻击如故，我遂辞职回家。
自是年霜降至辛卯小暑有《知服堂日记》一本，不著年月而以节气为标识，所记多读经读史时之札记。
廿五岁 纪元前二十一年，西历一八九一——一八九二，清光绪十七年辛卯。
九月廿七日，先师王子庄先生卒。是年仍馆徐氏。
廿六岁 纪元前二十年，西历一八九二——一八九三，清光绪十八年壬辰。
是年我又往北京，补应殿试朝考。向来电（ 殿 ）试卷是专讲格式，不重内容的，止听说张香涛氏应殿试时不拘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时候也没有拘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并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闻为汪柳门先生（ 讳鸣銮 ）所赏识。有一位阅卷大臣，说此卷的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都在卷子后面圈了一个圈，就放在二甲了。朝考后充庶吉士。是年回绍兴。
廿七岁 纪元前十九年，西历一八九三——一八九四，清 光绪十九年癸巳。
四月十八日出游，由宁波至上海，又乘长江船往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七月到广州，寓清鹾总局，陈孝兰先生（ 陔所 ）招待也。陶心云先生（ 濬宣 ）适在广雅书局，尝取廖季平氏之新说，作《子所雅言至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制艺数篇，我亦戏取是年广东乡试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作一篇，陶先生自作一评，并为征求朱蓉生山长、徐花农学使、吴梦蜚孝廉等各缀一评而印行之，题为《蔡太史拟墨》，其意至可感也。陶先生为我言，廖季平氏在广雅时，常言诸经古文本出周公，今文本出孔子，孔子所记古制，皆托词，非实录。例如禹时代，洪水初平，扬州定是荒地，《禹贡》乃言贡丝，自是孔子照自身所处时代写之耳。其他新说，类此甚多。然廖氏除印行关于今古文之证明外，最新之说并不著诸书，南海康长素氏（ 祖贻 ）闻其说而好之，作《新学伪经考》，时人多非笑之，惟石□□茂才称许康氏，说此人不凡云云。我于是得廖、康二氏已印行的著作，置行箧中。
冬，由广州至潮州，以同年李雪岩君之介绍，寓澄海林君冠生处。李君能说北京话及苏州话，林君甚诚笃，又有陈君爱南时偕谈燕，喜说梁节庵、康长素诸人琐事。汕头海关绍兴沈雪帆君与其子步洲，招待甚周。
廿八岁 纪元前十八年，西历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清光绪二十年甲午。
是年有六月朔至九月晦《知服堂日记》一册。大抵校订史籍及其他读书时之札记。
是年春，由潮州回绍兴，又进京。应散馆考试，充编修。李莼客先生请我为塾师，讲其嗣子承侯，并为代阅天津问津书院课卷。塾课每日讲《春秋左氏传》十余行，每十日课试帖诗一首。
六月间，日本兵侵入朝鲜，京官多激昂。我正与黄鹿泉、王书衡、吴雁厂、胡钟生诸君为诗钟之会，亦尝赋诗寄愤，但未尝参加松筠庵联名主战的宣言。
冬十一月二十四日，莼客先生病故，承侯辍读，我移居南半截胡同之山会邑馆。
廿九岁 纪元前十七年，西历一八九五——一八九六，清光绪廿一年乙未。
赴南京访张香涛氏，适康长素氏之房师余诚格氏亦在座。张氏盛称康氏才高学博，胆大识精，许为杰出的人才。是时南京有“三多”的谑语，就是驴子、板鸭、候补道。闻钱念劬氏遇乞丐，就说：“你为什么不去做候补道？”冬，回绍兴。
三十岁 纪元前十六年，西历一八九六——一八九七，清光绪廿二年丙申。
是年有正月至十月日记，日记中有七绝廿八首，七律七首。阅《电学纲目》、《电学启蒙》、《光学》、《声学》、《梅氏丛书》、《代数难题》、华若汀《算草丛存》及《日本史略》（ 冈本监甫著 ）、《俄游汇编》等书。
四月十二日，外舅王荣庭先生卒。
误闻周榕倩死耗，挽以七律四首，七月廿三日。
八月十六日，大姨卒（ 朗轩之夫人 ）。
十月九日，王夫人产一子，命名曰“根”。
因王夫人于十一月九日始满月，而天津已于十月卅日封口，余又希望于十二月杪抵北京，乃决计陆行。先由上海往清江浦，乃换乘骡车北上。自清江浦至北京，称为十八站，而我欲速到，乃破站走，预计十五日可到，于是有几夜不得不宿在打尖的地方。记有一次炕下即为猪栏，有一次没有炕，在泥地上铺麦秆，我只好坐了一夜。十二月末日到宛平，旅馆不接客，不得已访县长，蒙其款待，宿署中。此行闻见特新，作诗颇多，可惜检不到记录。
三十一岁 纪元前十五年，西历一八九七——一八九八，清光绪廿三日（年）丁酉 。
有《知服堂日记》，自一月至九月。
正月初一日到北京，住南半截胡同，与沈乙斋同寓。
正月十日，何忪僧丈招饮，大醉骂座。我父亲善饮，我母亲亦能饮，我自幼不知有酒戒。忆十岁时，为范氏表兄所激，曾大醉一次，酣睡一日余始醒。长辈咎表兄，彼以“将酒劝人并无恶意”的成语替自己辩护，这是我第一次醉。后来馆徐宅，时参加宴会，猜拳行令，时时醉。到北京，京官以饮食征逐为常，尤时时醉。然醉后从不胡闹，同人恒以愈醉愈温克目我。此次忽大骂同座（ 其原因已不记得 ），以后遂不免屡犯。
三月，眷属来京，我于十四日晨乘骡车至黄村，登小火车，无舱，晚到廊坊，换车，坐二等舱，夜半到天津。廿二日眷属至。廿五日由水道进京。是夜舟泊杨村，廿六日泊河西务。廿七日泊马头。廿八日午至通州。廿九日雇骡轿一、骡车九进京，午后至双桥，晚到京。计此行出京乘火车，费一日半；进京乘舟及骡车，费五日。
四月十四日，进内城，寓方略馆。十五日，诣保和殿应试，题为《经正则庶民兴（ 孟子 ），三曰举贤，四曰使能》（ 《礼记·大传》） ，《赋得方流涵玉润，得方字》。傍晚缴卷出城。此试为各省主考学政及会试同考官之人选而设。
十五日日记中有一节云：“访长沙徐侍郎，知我卷在李苾园侍郎手，诧为怪物。长沙闻之，索阅，极倾倒，李不能持前说，但以诗中用‘潇湘’为疑。长沙又力争之，曰：‘若疑者，任于吾处择一佳卷相易，在吾手中，非第一无位置处。’既互易，李思前语，又舍不得，仍易以去，置第四。”盖我自戊戌（ 子 ）以后，任意作文，即在考试时，亦毫无得失之见，仍以常人不易了解之文应之。丙申九月十三日日记一条，有关此事，附录于左：
“得应桂轩同年书并《金陵赠别序》一篇。序之大意，以余文有意为奇涩，不类余为人，因勉以至平至易之轨。桂轩固喜为方、姚诸家文者，故其言如此。然切直之言，洞中余病，不可忘也。余自戊、己来，读定盦先生文，喜而学之，又厕以九经诸子假借之字、倒句互文之法，观者辄讶为奇僻。己丑乡试，房官宦汝梅先生得余卷，疑为老儒久困场屋者。庚寅会试，王黻卿先生得余卷，疑为跅弛不羁之士，及见余，年少朴僿，不能为大言，皆爽然失笑。桂轩之意盖亦如是。
三十二岁 纪元年（前）十四年，西历一八九八——一八九九，清光绪廿四年戊戌 。
三月，六叔父来京应会试，我先期请回避，因恐我或被派作帘官，六叔父就不能进场。
是月九日，王夫人又产一男，命名曰“煦”。
是年，张君菊生设通艺学堂于琉璃厂，专修英语，而刘君葆良则设一习日文之馆于内城。我那时还没有习西文之决心，推想日文可速成，遂加入刘君馆中，不肯学日语，但学得“天尔远波”等读法，硬看日文书。
是年，梁启超氏有“公车上书”的运动，康有为氏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诸氏被任用，厉行新政。我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我与梁氏虽为乡试同年，但亦未与见面。及八月间，谭、杨、刘、林及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康、梁二氏被通缉，我甚为愤懑，遂于九月间携眷回绍兴，虽有人说我是康党，我也不与辩。
那时候，绍兴已经有一所中西学堂，是徐君以愻的伯母（ 父 ）仲凡先生所主持的，徐先生向知府筹得公款，办此学堂，自任督办（ 即今所谓校董 ），而别聘一人任总理（ 即今所谓校长 ），我回里后，被聘为该学堂总理。
三十三岁 纪元前十三年，西历一八九九——一九〇〇，清光绪廿五年己亥。
我任绍兴学堂总理。该学堂学生，依年龄及国学程度，分为三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 数学及外国语例外 ）。今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君与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时第一斋的小学生。今之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祀光君、浙江省教育厅科员沈光烈君，都是那时第三斋的高才生。堂中外国语旧有英、法两种，任学生选修，我到后，又添了一种日本文。教员中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湄莼、薛朗轩、马水臣诸君，授数学、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诸君，主持训育的有胡钟生君。在那时候的绍兴，可谓极一时之选。但教员中颇有新旧派别，新一点的，笃信进化论，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习惯，随时有所纠正，旧一点的不以为然。讨论的机会，总是在午餐与晚餐时，因为餐室是一大厅，列许多方桌，每桌教员一人、学生六人，凡不与学生同桌之教员与总理，同坐中间圆桌。随意谈天，总不免涉及政治上、风俗上的问题，所见不同，互相驳辩，新的口众，旧的往往见诎。此种情形，为众学生所共闻，旧的引以为辱。而我与新派的教员却并不想到这一点。
三十四岁 纪元前十二年，西历一九〇〇——一九〇一，清光绪廿六年庚子。
旧派的教员，既有此观念，不能复忍，乃诉诸督办。督办是老辈，当然赞成旧派教员的意见，但又不愿公开的干涉。适《申报》载本月二十一日有一正人心的上谕，彼就送这个上谕来，请总理恭录而悬诸学堂。我复书痛诋，并辞职。后经多人调停，我允暂留。
是年四月间，我为宁绍会馆事往嘉善。二十六日，得薛朗轩函，言王夫人有疾，促早归，我遂于二十九日启行，五月二日到家。九日，王夫人卒。我为文哀之，词如左：
王夫人，荣庭外舅之仲女也，母氏陈。夫人无兄弟。有一姊，适薛君朗轩，以光绪二十二年卒。有一妹，未嫁而卒。夫人年二十四而归于我，光绪十五年三月也。十六年春，余晋京，应会试，五月归。十八年春，余应殿试，又晋京，八月归。十九年夏，余历游江苏、广东，二十年春归。未几，晋京散馆，二十一年冬归。二十二年十一月晋京。二十三年三月，夫人携子到京，二十四年九月同出京，迄今居故乡将二年矣。乌呼！十年之中，余在家者十之三四。既在家矣，往往饥躯而出，其得欢然聚首者，不过两三年耳。夫人病，余适以事往嘉善，得讯而归，不及十日而夫人卒矣，乌呼！余能为不负夫人耶？
夫人有洁癖，坐席、食器、衣巾之属，非与同癖者，或触之，则懊恨欲死。睡则先去外衣，次长裙，乃以湿巾遍拭其发及衣衽，盖十年如一日。其始来归也，余恶其繁琐，常与之争。夫人又尚气，不能受怫逆之词。余用钱颇宽，而夫人持之以俭；余不欲亲细事，而夫人持之以勤。余于时方持妇人既嫁从夫之义，时有以裁制之，夫人虽不能不相让，而心滋不悦，以是得肝疾。
近年，余深绎平权之义、自由之界，乃使夫人得一切申其意。而余亦时以解足缠、去华饰、不惑鬼怪为言，夫人颇以为然，而将次第实行之，余亦不之强，而俟其自悟而决去也。以是各信谅劝之有趣，而几忘狎媟之为乐，伉俪之爱，视新昏有加焉。乌呼！孰意其不可久耶？
夫人淡于世荣，归余后，余即得科第，而夫人不以为喜。余官京师，阒然不趋事权要。戊戌九月，决然相与携两儿出都，跋涉长途，辛苦备尝，夫人不以为苦。今年，有试差之考，族戚友朋多以是劝晋京，而余不从，夫人亦无忤焉。乌呼！以夫人超俗之识与夫劲直之气，充其量，盖足以偿余所期而无难，而孰意其中道而摧折也夫，呜呼！
十八岁 充姚氏塾师（清光绪十年甲申）
十九岁 充单氏塾师（十一年乙酉）
廿八年 充李氏塾师（二十年甲午）
卅二岁 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廿四年戊戌）
卅三岁 同上（廿五年己亥）
卅五岁 充南洋公学特班教员（廿六年庚子）——廿七年 辛丑
卅六岁 爱国学社教员 女学经理 （廿八年壬寅）
卅七岁 爱国女学经理（廿九年癸卯）
卅八岁 同上（三十年甲辰）
卅九岁 同上（卅一年乙巳）
四十岁 回绍兴充学务公所经理 进北京，任译学馆教员（卅二年丙午）
四六岁 充教育总长（民国元年）
五一岁至五十七岁 任北大校长（六年至十二年）
六二岁至六三岁 任大学院院长（十七年至十八年）
共廿二年
在绍兴中西学堂时，主要的人物有四，为记他们的事略如左：
（ 一 ）马君用锡 君为我的表弟，名用锡，自号眉八，时人多误“八”为“人”，因此改号湄莼，会稽县人。读书极敏捷，真有一目十行的样子。与我共治小学及经学，偏嗜刘申受、张皋文、龚定盦等著作，所著诗词，均为我所不及。到中西学堂时，君已醉心于进化论，博览日文译本，均取大例，用以说明社会的一切，力持民权、女权的重要。所以我受反对时，君亦为最受攻讦的一人，君因此离学堂。不久以肺病卒。卒时年不过三十余岁。有一子复，毕业于北京大学。
（ 二 ）杜君亚泉 君初名子□，名秋帆，后自号亚泉，自言“亚”为“氩”的省文，“泉”为“缐”的省文。氩为最无力的气体，缐为无面无体的几何形，亚泉的号，自认是无力量不体面的人罢了。会稽县人。君先治数学，进而治理化，亦喜研究哲理，对于革新政治、改良社会诸问题，常主急进，所以那时候与马君同受攻讦。君离学堂后，到上海，编印《亚泉杂志》，以提倡科学。曾任南浔镇私立南浔公学监督。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他的好友寿孝天、他的侄杜就用（ 田 ）等编订理科教科书甚久。卒于民国二十一年，年六十一岁。著有《人生哲学》，是根据进化论公例，说明他个人的人生观的。
（ 三 ）薛君炳 君名炳，字阆仙，山阴县人。少时与我同受业于王子庄先生，那时君年十六岁，我十四岁。我元配王昭夫人，即君之姨妹，所以君与我为僚婿。君好书好客，我于书肆中见有好的书，无力购买，一告君，君就往购，与我共读，我很受君的益。君治经，守家法，治《毛诗传》，治《礼义疏》，详读数次，用红笔点勘，一句一字不放过。治《荀子》，钩考甚勤，说《性恶篇》非荀子自作，是其徒所附益的；《非十二子》篇中之子思、孟子，乃是阴阳家邹衍、邹燮（ 奭 ）的别号，不是孔伋、孟轲，虽不免有牵强傅会之处，但用力是很勤的。君不甚赞同革新的理想，绍兴中西学堂中，反对我及马君的，实自君始。民国七年，我以北大校长兼任国史馆长，曾聘君任国史馆编纂，然不久君即辞去。君卒于民国□□年，年□□□岁。
（ 四 ）胡君道南 君名道南，字钟生，会稽县人。与我同举于乡，始相识，对我非常恳挚，凡力所能及的，无不竭诚相助。我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君愿任监学，不支俸给，于大门之左辟一室，设高座，得于窗中监学生出入，诚笃如此。君善为文，豪于饮，私德粹美，负乡里重望。戊戌，君曾与童亦韩、章太炎诸君办《经世报》于杭州，革新的主张并不后人，但对于革命的进行，不敢助长，不免为青年所不满。秋竞雄女士一案，有疑君与闻的，君以是遇害，时民元前□□年也，年六十有□。有子孟乐，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
当我离绍兴中西学堂以前，嵊县官绅聘我为剡山书院院长。照旧例，每月除官课由知县主持外，举行师课一次，由院长出四书文题、试帖诗题各一，为评定甲乙就算了。院长到院与否，都无关系。我觉得此种办法实太无聊，到院后，曾演讲数次，说科学的有用，劝院生就性所近，分别考求，但书院经费有限，不能改进，我担任一年，就辞职了。
那时候，诸暨有丽泽书院，亦聘我为院长，我未能到院，一年后，我力劝改为学校了。
那时候，留居嘉善县的宁波、绍兴两府同乡建立宁绍会馆，聘我为馆中董事。因为嘉善同嘉兴等县，自太平天国事变以后，本地人经兵与疫的两次扫除，地旷人稀，农田尽成荒地，先有湖南人领地垦荒，绍兴人继之。绍兴离嘉善较近，往垦的更多，日久，遂有购数百亩、数千亩的地主，招佃代种，于是关系渐趋复杂。而宁波、绍兴的商人来此地开设钱庄、杂货铺的，也与年俱增。又宁波人的习惯，客死者必须归葬，力不能归柩时，须有一停柩的地方。宁绍会馆的设立，一方面用以调解地主与佃户，或农人与农人间的纠纷；一方面用以改良旧日停柩的公所。因地主中有单君继香者是我旧日学生，提议请我，经其他发起人赞同，所以有此聘书。但我虽去过好几次，也不过对于立案、定章等事稍有帮助，没有多大的贡献。
当我在嘉善的时候，我见县衙门的告示，禁止安吉、孝丰人来此养蜂。推原其故，安、孝居民善养蜂（ 当然是旧式的 ），常用木桶装蜂群，分寄于邻近各县民居的窗前，给小费，托照料，定期来割蜜，本是两利的事业。不意嘉善等县人忽扬言蜂采蜜，于谷有害，禀官禁止，自此遂沿为成例。其实蜂为植物界虫媒之一种，于果谷是有益的，但积非成是，一时竟无术纠正。
庚子，北京有义和团之变。义和团之起因，一方为北方人对于天主教徒压迫的反抗，一方是满洲保守党对于戊戌政变的反动。历年教案，地方官常受严重处分，畏教士如虎。倘有教徒与非教徒争执的案，经教士请托，教徒没有不胜的。于是非教徒嫉教士，常想有报复的机会。戊戌政变而后，后党嫉维新派，以为康有为、梁启超等所以能幸逃法网，全靠洋人保护。洋人都是小国，人数有限，倘能杀尽侨居中国的洋人，便可杀尽维新派，天下太平了。但是这两类人，都仇洋人，却都怕洋人枪炮，常想只要有御枪炮的方法，就不怕洋人了。恰巧有白莲教的余孽忘（ 妄 ）说催眠以后有物凭身，枪炮的弹子也不能入。于是载漪、刚毅、铁良、徐桐、毓贤等等没有知识的人，纷纷信以为真，令围攻交民巷使馆区，酿成八国联军进京之丑历史。但自此以后，教徒压迫良民之事为之减少，而列强对于中华民族之有此等抵抗力，瓜分的论调也渐守缄默，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小幸了。
我在绍兴学堂时，偶往杭州，得识许君秋帆（ 沅 ）。许君以丹徒人宦游杭州，设一方言学社，教授英文，曾至绍兴学堂参观，曾为我等述吴君稚晖在南洋公学训练学生的成效，我始注意于吴君之为人。
我自离绍兴学堂后，曾与童君亦韩同往杭州，筹办师范学校。是时杭州著名的学堂有二：一为高等学堂，用求是学堂改组的，其程度约如今日的高中。一是养正书塾，是私立的，其程度约如今日的初中。养正书塾的教员，如陈介石、林少泉、陈叔通诸君，监学邵伯 君，均时相过从。学生中如汤尔和、杜杰峰、马夷初诸君，均杰出之才。林、陈诸君出一白话报，林君后改号白水，以犀利的白话文著名，实于是时开始练习之。高等学堂所聘的教员，有宋君燕生（ 恕 ），博览，广交游，善清谈。著有《六斋卑议》，反对洛闽理学，颇多新思想。但虑患特深，特喜作反语，自称著有十种鸣冤录，如《汉学鸣冤录》等等，中有一种是《满洲鸣冤录》。又尝为驻防营的桂翰香作诗集序，汤、马诸君深不以为然。
我与章太炎君相识，亦始于此时。我与童君亦韩自杭州往临安，为绍兴同乡组织小学校。路过余杭，访章君于其家。童君与章君本相识，故为我介绍。章君本名炳麟，字枚叔，但是时以提倡排满之故，自比于明遗老顾亭林、黄梨洲两先生，因改名为绛（ 亭林名 ），而字太炎（ 取于黄太冲、顾炎武 ）。是时所发表的是第一版的《訄书》。此书汉人虽读之感痛快，但畏祸，不敢多为传布；而杭州驻防金梁，乃购数十部，分赠满人之识字者，说：“汉人已如此，我们还可不振作吗？”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
我的元配王夫人之卒，已过了一年，友朋多劝我续娶，并为我介绍相当之女子。我那时提出五条件：（ 一 ）天足者；（ 二 ）识字者；（ 三 ）男子不得娶妾；（ 四 ）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 五 ）夫死后，妻可以再嫁。同乡的人，对于（ 一 ）、（ 二 ）两条，竟不易合格，而对于（ 四 ）条又不免恐慌，因而久不得当。有林君为言都昌黄尔轩先生之次女天足，善书画。黄先生方携眷属需次杭州，可托人探询。我适与童君又往临安，抵余杭，薄暮，童君识余杭某局长叶祖芗君，往投宿。叶君设宴相款，我大醉，叶君谅我真率。晚餐后，叶君导观大厅中所悬之图画，均极精细之工笔画，款署黄世振，字亦秀劲。叶君说，这是我同乡黄君尔轩之女，甚孝，尝刲臂疗父疾，工书画。童君就告以我有求婚的意思，叶君慨然以媒介自任。后来借叶君之力，我得与黄女士订婚，己丑□月结婚于杭州。
我是年常到上海，时相往还者有蒋观云、叶浩吾、清漪昆弟、王小徐、汪允宗、方青箱诸君。蒋君方主持《选报》，王、汪、方三君办理金粟斋。
金粟斋为蒯君礼卿（ 光典 ）出资所设立，其任务在为严君幼陵刻所译之书。是时严译《天演论》已盛行，而严君尤注意于穆勒氏之《名学》，但译稿不能，受迫促，仅刻成《名学》二册，后遂停办。
蒋君之《选报》，由赵君□□出资印行，销行颇广，因为蒋君选辑精严，编次亦有条理，便于检阅。自撰之评论及选录之诗均足以感人。但后来杭州之养正书塾，因陈君介石反对林君少泉之故，陈君率高材生汤、马诸君离塾赴上海，编《世界学报》，亦拟由赵君承印，蒋君反对，蒋、赵几至绝交，于是《选报》停刊，而《世界学报》出了不多期，也停了。
澄衷学堂成立。此学堂为叶澄忠之诸子遵其父之遗命而设立者。监督为武进刘君葆良。七月间，刘君曾邀我相助，不过一月余，刘君又介绍我于南洋公学。
这时候的南洋公学，除盛君杏荪自任督办外，监督为沈子培君，教务长为伍昭扆君。公学本分为上院、中院两部，上院拟设路、矿、电等专科，中院办中学，又附设小学。尔时还没有中学毕业生可以进专科的，所以上院尚未开办。中院自国文及本国地理、历史外，均用英文教科书，有英美教员数人。沈君到学后，提议设特班，聘我为教员（ 特班于八月朔开课，特班事别有记 ）。
在南洋公学时，曾于暑假中往日本游历一次，与高君梦旦同船，到东京后，亦同寓一旅馆。是时，桐城吴挚甫君（ 汝纶 ）新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到日本考察，日人以“清国大儒”称之，宴会无虚日。盖吴君任直隶莲池书院甚久，以桐城派古文授诸生，为日人所素识，且尔时日人正以助中国推行教育自任，对于此惟一国立的大学，自然特别注意了。我本预备逗留一个月，忽逢吴君稚晖被日警递解出境的案，遂陪吴君回国。
吴君自前几年游日一次后，称日本教育进步，劝亲友送子弟赴日留学，自愿任监护之役，所以第二次赴日，从往者颇多。其中年龄长一点，志气高一点的，都想学陆军，吴君率以往使馆，请公使介绍。是时中国驻日公使蔡钧，揣摩政府意志，不轻送汉人受军事教育。见吴君所率诸生意气颇激昂，愈不敢转请于政府，托词拒绝，屡去屡拒。最后一次，吴君与诸生留使馆不归，必待公使允许始离馆。使馆招日本警役入馆，拘留吴君于警署，遣散学生。第二日早晨，留日学生开会，商营救吴君及责问公使的办法。我与高君亦共商吴挚甫君，请营救吴君。后探知日方将递解吴君出境，留学生陆君世芬等愿任沿途照料的责任，但至远到神户为止。有人说，蔡钧老羞成怒，说不定一面向政府报告，诬吴君为康党；一面与日人密商，送吴君往天津，引渡于津吏，直送北京，倘非有人能同往天津，随时援救，则甚为危险。询有无谙悉北方情形，并愿同往者，我自认有此资格，遂偕行。及上船后，日警既不过问，而所乘船又直赴上海，我遂与吴君同抵上海。
那时候，我国留日学生，竞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策，各省留学生分出杂志，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浙江潮》的主笔，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 蒋观云之子 ），同学陆军，成绩优异，有“浙江二蒋”之称。
吾国侨日商人与留学生关系较密的，有东京的王锡三与神户的孙实甫，均宁波人。浙江第一次派遣学生留日，为章宗祥、陆世芬、吴世期、陆宗舆（？）四人，均由王君招呼。孙君对于吴君事，甚尽力，我等到神户时，即宿于其寓。
南洋公学退学事。
爱国女学及爱国学社。
《苏报》案。《外交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我在爱国学社时，我的长兄与至友汤蛰仙、沈乙斋、徐显民诸君均愿我离学社，我不得已允之，但以筹款往德国学陆军为条件。汤、徐诸君约与我关切者十人，每年各出五百元，为我学费。及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冲突后，我离社，往德的计画将实现。徐君从陈敬如君处探听，据言红海太热，夏季通过不相宜，不如先往青岛习德语，俟秋间再赴德。于是决计赴青岛。陈君梦坡为我致介绍于李幼阐君。李君广东人，能说普通话，谙德语，在青岛承办工程方面事业，设有《胶州报》，其主笔为广东易季圭君。李君初于馆中辟一室以居我，我租得一楼面后，乃迁居，自理饮食。日到李君处习德语，后李君无暇，荐一德国教士教我。不到两个月，我的长兄来一电报，说：“家中有事速归。”我即回沪，始知家兄（ 中 ）并无何等特殊之事，汤、徐诸君以爱国学社既停办，我无甚危险，遂取消集款助学之约，而属我长兄，留我于上海谋生计。于是我不能再往青岛，而德语亦中辍。
我回上海后，有甘肃陈镜泉君，自山东某县知县卸任后，来上海，稍有积蓄，愿意办一点有助于革命的事业，与中国教育会商，决办一日报，名为《俄事警闻》，因是时俄国驻兵东三省，我方正要求撤退，情势颇紧张，人人注意，故表面借俄事为名，而本意则仍在提倡革命，以翻译俄国虚无党之事实为主要部分。论说预列数十目，如告学生、告工人、告军人之类。每日载两篇，一文言，一白话。推王君小徐主编辑及译英文电，我与汪君允宗任论说及译日文报。及日俄开战，我国转守中立，我等没有面目再对俄事发言，乃改名《警钟》。王君主张不直接谈革命，以避干涉，及王君他去，我与汪君迭任编辑，遂不免放手，蹈《苏报》覆辙。我与王、汪诸君皆不支薪俸，印刷费由陈君任之。后来陈君又办一镜泉书局，他的资本为经理所干没，陈君不能再任此报印刷费，则由我等随时由各方面募集小款，勉强支持。我等到不能支持时，乃由刘申叔、林少泉诸君接办，直至□年□月，始被封停办。
我在《警钟》报馆时，曾再任爱国女学校长，那时候，我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各教员中与闻此事的，以从弟国亲及龚君未生为最多。龚君本随陶君焕卿（ 成章 ），属往金、衢、严、处等地，运动会党，劝他们联合起来，待时起事。而绍兴又有一派秘密党，则为嵊县王君金发、祝（ 竺 ）君绍康所统率，而主动的是徐君伯荪（ 锡麟 ）。此两派各不相谋，而陶、徐两居（ 君 ）均与我相识，我就约二君到爱国女学，商联络的方法，浙东两派的革命党由此合作，后来遂成立光复会。
徐君是一个最有权变的人，最初在绍兴富户许氏充塾师，甚为其学生许□卿所悦服，已与密订共同运动革命的策略。其后，徐君为府立中学堂监督，就拜知府熊某为老师，博其信任，不特学堂中施行各种军事教育，均以体育为保护色，无人訾议。而且向知府请拨正式步枪四十管，令学生作实弹射击的练习，亦无人过问。此等学生，一部分由徐君拔为干部员，直至参加枪毙恩铭案为止；一部分转入大通学校，助秋竞雄女士组党，因秋案而死伤的亦不少。
徐君既与陶君合作，乃密商进行方策，主张先混入官场，攫取军权或警权，始可起事，但欲取军、警权，又非有一种资格不可。于是由许君出资，为徐君、陶君捐道员（ 许君自身亦道员 ）及知府不等。又往日本习陆军，徐君以手段圆滑，得政府认可。到日后，验体格，均因近视眼或其他生理上的缺陷，不能进军校，乃同习警政。但陶君等未能入官，滞留东京，偶往南洋各埠活动，或密赴内地接洽。惟徐君以候补道到安徽，管警政，遂有枪毙恩铭的大举。
在东京之同盟会成立以后，会员杨笃生、苏凤初等六人，在某山上请一日本化学教授为导师，习制炸药，此为同盟会中的秘密小组。前任爱国学社军事教员何海秋君自东京来上海，以秘密形式介绍我入同盟会，并介绍入小组，并言苏君将来沪传习，委我预为安排。我于爱国女学左近租屋一幢，并介绍物理学家王君小徐及化学家钟宪鬯先生加入小组。苏君到后，约我等愿习者开会，以一纸书“黄帝神位”等字，供于上方，杀一鸡，滴血于酒中，我等都跪而宣誓，并饮鸡血酒，苏君乃开始教授。仪器及药品，皆钟先生自科学仪器馆携来者。若干日而毕业，苏君率同志数人往湖南。我等仍继续筹制炸弹，炸药易制，而王君小徐遍访上海五金店，未有能代制精便的弹壳者。黄君克强及蒯君若木自东京来，均携有弹壳若干，装药后，由孙君少侯密送南京，于僻处试掷之，竟不炸。我等所组织的秘密机关，不能不解散，仍以爱国女学为接洽之所。杨君笃生来上海，知无可凭借，乃往北京。过保定时，遇吴君樾，极相投契，吴君并表示为国牺牲之决心，索工具于杨君。杨君抵北京，任译学馆教员，乃密制炸药，装诸纸烟罐，以药线导火。吴君携以赴考宪五大臣车上，既发火，未及掷出而已炸，遂殉国。
杨君恨制弹不精，累吴君空自牺牲，决计再出国研习。而一方似已被人监视，不能骤离译学馆，遂驰函来告我等商营救之策。孙君少侯慨然愿以捐职办引见之名义往北京，相机行事。孙君抵北京与杨君密谈后，知其详，乃运动李君木斋，延杨君至天津，其后杨君随留欧学生监督蒯君礼卿往欧洲，遂留学英伦，仍专研物理学。□□年□月，忽自沉于某河。他的遗书说：自恨少年未习普通学，今欲有所制造，辄感不足，彻夜补习，脑力不济，辄服补脑药，积久中毒，患头痛甚剧。此次闻利物浦开工艺展览会，往观，冀有所参考，竟茫无头绪，头痛欲裂，虽欲急回国，杀一二满人以博死刑而迫不及待，死于此耳。对于东京的秘密小组，惟杨君一人，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我在爱国女学，从弟国亲相助数年，我已为介绍入同盟会。国亲回绍兴，参与女学、报馆等事，又为王子余、裘吉生、王叔梅、俞英厓诸君介绍入会。秋竞雄女士在东京时已与徐伯荪、陶焕卿诸君订为同志，回国后，即在绍兴运动。嵊县姚茂甫君迁居绍兴。爱国学社旧同志敖梦姜君亦时来绍兴。那时候，绍兴一个小地方，革命的空气颇为浓厚，但均守秘密，普通人士认为新党罢了。诸同志建议办一绍兴学务公所，用以促进绍属八县的教育事业，推我为所长，促我回里，我于是回绍兴，办学务公所，邀裘吉生、杜海生诸君相助。先办一师范传习所，讲授各种教育上需要的科学。要办一师范学校，筹款辄为人所阻挠，我愤而辞职。
我那时候预备离开绍兴，适北京友人来信，说政府要派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留日、留欧，由本人自择，劝速往北京登记。我自离青岛后，本时时作游学计画，得此消息，不能不心动，遂往北京。适同乡章君一山（ 梫 ）长译学馆，请我为教授，任乙班的国文及西洋史。我本拟在北京度岁，静候派遣消息，不意从弟国亲忽来一电：“家中有事，速归。”我遂惘惘然走平汉路南下，因天津口已冻了。回家后，始知家中实无甚要事，彼闻有不利于我的传说，特促我南避。北京的朋友知道家中的电，亦认为必有他故，章君恐为我所累，特来一电，解教授之约。然我欲不为所阻，度岁后，我仍往北京。
我到京后，承陈君仲骞相招，寄住赣南馆。盖陈君所娶，为黄夫人的第四妹，君与我为僚婿。到北京后，始知编检志愿游学的人数太少，政府遂搁置不办。适得孙君慕韩（ 宝琦 ）使德的消息，乃托他的兄弟仲玙（ 宝瑄 ）及叶君浩吾为我关说，愿在使馆中任一职员，以便留学；我亦自访孙君，承孙君美意，允每月津贴银三十两，不必任何种职务。一方面与商务印书馆商量，在海外为编教科书，得相当的报酬，以供家用。我遂于是年五月间随孙使由西伯利亚铁路赴德。
孙使率参赞、随员十余人，所能记忆的，有王君钦尧夫妇、项君致中、李君、张君等，我以外，又有赴德留学的三人，为齐君寿山（ 宗颐 ）、钱君轶裴（ 方度 ）及福建许君。
到柏林后，我与齐、钱二君同寓，齐君本通德语，钱君善英语，我得两君助力不少。齐君本译学馆学生，他的同学顾君孟余（ 兆熊 ）留德已数年，诸事熟悉，我等所请的德语教员，均顾君所代选代订。又由顾君而认识薛先生仙舟（ 颂瀛 ）、宾君敏陔（ 步程 ）。
薛先生爱国好学，自奉甚俭，携他的甥女韦增瑛女士留学，常自购蔬菜，借房东厨房自烹。最恶同学中的游荡者，对于娶西妇的人，尤时时痛骂，悯我初学德语的艰苦，排日为我讲德语的文法，而属我为彼讲中国古文，作为交换条件，我得益不少。
宾君是豪爽的人，留德较久，于各方面情形甚熟悉，初到德国的同学，赖他帮忙的很多。中山先生到德国建设同盟会时，即在宾君寓所开会，然我在德时，宾君从未谈及，直至回国后十余年，宾君为其母夫人征寿序，始为我述此事。
同时留学柏林的，尚有马君武、夏浮筠（ 元瑮 ）诸君，亦时相过从。夏君每日于大学课程听完后，常到我寓，同往旅馆晚餐，或觅别种消遣（ 各人自付钱，不必相请 ） 。
孙使恐我旅费不足，适唐君少川之侄宝书、宝潮、宝□、宝□等，来柏林留学，均不过十余岁，国学尚浅，因令于预备德语外，请我授国学，每月报酬德币百马克。
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写，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德语进步甚缓，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归国，岂不可惜！适同学齐君宗颐持使馆介绍函向柏林大学报名，该大学非送验中学毕业证不可，遂改往来比锡（Leipzig）进大学。那时候，中国学生留学来比锡的，还只有张君仲苏（ 瑾 ）一人，且与齐君同籍直隶，同在译学馆肄业，与齐君甚相得。我接齐君报告后，遂向孙使声明，而于戊申暑假中往来比锡。
来比锡属撒克逊王国，在他的都城特来斯顿邻近。特来斯顿山水著名，来比锡风景平常，但德意志最高法院在此，又每年有一次市集，各方货物辐辏。它的大学自设立以来，已历五百年。
该大学设有中国文史研究所，主持的教授为孔好古氏（August Conraty），彼甚愿招待中国学生，我由彼介绍进大学，毫无留难。我所听的讲义，是冯德（Wilhelm Wundt）的心理学或哲学史（ 彼是甲年讲心理，乙年讲哲学史，每周四时，两种间一年讲的 ）、福恺尔（Vokeh）的哲学、兰普来西（Lemprechs）的文明史、司马罗（Schmalso）的美术史，其他尚听文学史及某某文学等。我一面听讲，一面请教师练德语，一面请一位将毕业的学生弗赖野氏（Freyer）摘讲冯德所讲之哲学史，借以补充讲堂上不甚明了的地方。
冯德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德国大学本只有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 近年始有增设经济学等科的 ），而冯德先得医学博士学位，又修哲学及法学，均得博士，所余为神学，是彼所不屑要的了。他出身医学，所以对于生理的心理学有极大的贡献。所著《生理的心理学》一书，为实验心理学名著。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即彼在来比锡大学所创设的。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 此书叙哲学史较详 ），没有一本不是元元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
兰普来西氏是史学界的革新者，他分历史为五个阶段：（ 一 ）符号时代，（ 二 ）雏型时代，（ 三 ）沿习时代，（ 四 ）个性时代，（ 五 ）主观时代。符号时代，是人类意识最蒙昧，几没有多大的分别。如中国文字上一二三亖（ 四 ）等指事的文，又如各民族图画上的几何形。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共同生活，饥了就食，倦了就寝，并没有何等有机的社会组织。雏型时代，就进一步，有一种类别的意识。如中国或埃及的象形文，鸟、兽、虫、鱼，各就它们一类中共有的特点表现出来。在社会上，自图腾以至于宗法，自渔猎以至于农工商业，渐成分工的组织。沿习时代，是一种停滞的意识，承雏型时代的习惯，变本加厉，不求其所以然。如中国文字由小篆变为楷书，诗文上的拟古，图画上的摹仿。在社会上，贵族与平民、公民与奴隶、男与女、资本家与工人，都不考求他们的成立的因由，而确认为天然不平等的阶级，没有改变的可能。个性时代，就又进一步。如图画上之写真，每一个人的面目，不能移到别一人。人人有“人各自由”之观念，人人有自尊人格的气概。平民与贵族争，有法国的革命；奴隶与公民争，有林肯的放黑奴；女子与男子争，有各种妇女运动；工人与资本家争，有社会主义；无一非人权的意识所表现。主观时代，为我见的扩大。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我”，菲希德“我与非我”的哲学的“我”，并非为小己的竞争生存着想，而以全体人类为一大“我”。“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伊尹乐尧舜之道，思天下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诸沟中。”“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鳏寡废疾皆有所养。”“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社会主义者理想的世界，将要待人类文化更进时始能实现的（ 因兰氏所举例证，我已记不清楚，箧中又无书可检，用己意说明，不知道失了兰氏本意没有 ）。兰氏依此主张，著《德意志史》，那时候已出二十余本，尚未到现代，兰氏旋于一九一四年逝世。
兰氏所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除兰氏外，尚有史学教授六七人，学生在三四年级被允许入所研究者，那时约四百人。我以外国学生，不拘年级，亦允入所，并在兰氏所指导的一门中练习。他的练习法，是每一学期中，提出有系统的问题一组，每一问题，指定甲、乙二生为主任，每两星期集会一次，导师主席。甲为说明的，乙为反驳的或补充的，其他丙、丁等为乙以后的补充者，最后由导师作结论。进所诸生，除参加此类练习班外，或自由研究，或预备博士论文，都随便。
兰氏讲史，最注重美术，尤其造形美术，如雕刻、图画等。彼言史前人类的语言、音乐均失传，惟造形美术尚可于洞穴中得之，由一隅反三隅，可窥见文化大概。研究所中搜集各地方儿童图画甚多，不但可考察儿童心理，且可与未开化人对照。
孔氏所主持的中国文史研究所，也有练习班，我也参加。孔氏曾任我国译学馆教员，通梵文，常用印度寓言与中国古书相对照，颇有新义。
来比锡大学礼堂中正面的壁画，为本地美术家克林该所绘。左部画一裸体而披蓝衫的少女，有各民族雏形的人物环拱着，这是希腊全部文化的象征。中部画多数学者，而以伯拉图及雅里士多德为中坚，伯氏着玄衣而以一手指天，为富于理想的象征。雅氏着白衣而以一手指地，为创设实证科学的象征。右部画亚力山大率群臣向左迈进，为希腊人权威的象征。克氏又采选意大利各种有色的文石雕一音乐大家贝多汶坐像，设在美术馆庭中。
此地美术馆，以图画为主，当然不及柏林、明兴等处美术馆的富有，但自文艺复兴以后的诸大家，差不多都有一点代表作品，尤其尔时最著名的印象派作家李勃曼，因曾寓此城，所陈列作品较多。其第三层将各国美术馆所收藏之名画，购其最精的照片，依时代陈列，阅者的印象虽不及目睹原本的深刻，然慰情聊胜无。我常想，我们将来设美术馆，于本国古今大家作品而外，不能不兼收外国名家作品。但近代作品或可购得，而古代作品之已入美术馆的，无法得之，参用陈列照片的方法，未尝不可采用。
美术馆外尚有一民族学博物馆，馆长符来氏（W¨oller），即在大学讲民族学者，我亦曾往听讲，其中所搜非洲人材料较多且精，因符来氏曾到该地。中、日亦列入，我亦曾助馆员说明中国物品。
有一花园名曰椰园（Palmgarten），因园中有一玻璃房，专培养热带植物。有一演奏厅，于星期日午后及晚间奏音乐，我常偕同学往听。德国音乐名家最多，普通人多能奏钢琴或提琴者，我也受他们的音（ 影 ）响，曾学钢琴，亦曾习提琴，然均不久而中辍。
有一戏院，每日演话剧或小歌剧。小歌剧轻松婉丽，同学张君仲苏最所爱听，我亦偶与同往。话剧多古今文学家作品，寄托遥深。又德国舞台科白，为标准德语，听戏亦为练习语言的一法。大学体谅学生，每日于门房中留有中等座位的折价券若干张，备学生购取。报纸则于星期日揭载七日戏目。我等愿于某日观某剧，如未曾读过剧本，可先购一本，于观剧以前读完它，更易得益。来比锡为德国印刷业集中地点，有一雷克拉谟书店（Recram）印行小本，版权满期的文学书或科学书，每号价不过二十生丁。
德国最大文学家哥德氏（Goethe）曾在来比锡大学肄业，于其最著名剧本《弗斯脱》中，描写大学生生活，即在来比锡的奥爱摆赫酒肆中（Auerbach）。此酒肆为一地底室，有弗斯脱博士喝啤酒的壁画，我与诸同学亦常小饮于该肆（ 及民国十年，我偕林宰平君重到来比锡，再访该肆，则已改造为美轮美奂的饭馆了 ）。普通演《弗斯脱》剧本的，都只演第一本，即法国人所译编的歌剧，也只有第一本。第二本节目太繁，布景不易，鲜有照演的。惟来比锡因系哥德就学之所，而弗斯脱于芬斯脱节（Fenste）之夜，正欲服毒，闻教堂之歌舞而中止，所以来城剧院于五月芬斯脱节前后，特排日连演第一、第二之两本。我在来城三年，每年届期必往观。
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 演 ），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德国学者所著美学的书甚多，而我所最喜读的，为栗丕斯（T.Lipps）的《造形美术的根本义》（Grnndlage der Bildende Kunst），因为他所说明的感入主义，是我所认为美学上较合于我意之一说，而他的文笔简明流利，引起我屡读不厌的兴趣。
那时候冯德一派的学者摩曼教授（Meumann），适也在这大学。他应用心理学的实验法于教育学及美学。所著《实验教育学讲义》，是在瑞士大学的讲稿。又著《现代美学》及《实验美学》两书，虽篇幅不多，而门径分明。我想照他的方法，在美学上做一点实验的工作。于是取黑色的硬纸，剪成圆圈，又匀截为五片，请人摆成认为最美的形式。又把黑色硬纸剪成各种几何形，请人随意选取，列为认为最美的形式。此等形式，我都用白纸双钩而存之，并注明这个人的年龄与地位，将俟搜罗较富后，比较统计，求得普通点与特殊点，以推求原始美术的公例。但试验不及百人，归国期迫，后来竟未能继续工作。
我在来比锡三年，暑假中常出去旅行。德国境内，曾到过特莱斯顿（Dresden）、明兴（München）、野拿（Jana）、都绥多茀（Düsserdorf）等城市。德国境外，仅到过瑞士。往瑞士时，我本欲直向卢舍安（Lucean），但于旅行指南中，见百舍尔（Basel）博物馆目录中有博克令（B¨ocklin）图画，遂先于百舍尔下车，留两日，畅观博氏画二十余幅，为生平快事之一。博氏之画，其用意常含有神秘性，而设色则以沉着与明快相对照，我笃好之。
在文明史研究中，与但采尔（Teodos Wilherm Danzel）相识。但氏汉堡人，面微黄，颇心折东方文化，治民族学，其毕业论文之题曰《象形字》，其中中国象形字一节，我代为选择。我又因但氏而识其妹婿野该尔氏（George Y¨oger），野氏亦汉堡人，任中学教员，好文学。辛亥九月间，野氏在维坎斯多弗（Wickersodorf）之一新式中学任教员，邀我往游。此校重在启发学生，使能自动的研求，于训育特别注重。午、晚餐师生共聚一堂，由一人读世界名人格言一则，以代宗教中之祈祷。每星期至少演奏音乐一次。学生得在校中约所喜之男女同学开茶话会。我住此校方一星期，正阳历十月十日左右，忽见德国报纸载武昌起义消息，野氏亦留心中国时事者，询我：“中国革命军有成功希望否？”我说：“可成，因运动已很久了。”我又接吴君稚晖一函（ 自巴黎来，抑自伦敦来，现在记不清楚了 ），亦以武昌起义事见告，并谓“大家应竭力促成此举”。我于是往柏林。
到柏林后，见留德同学每日聚集同学会中，竞购晨、午、晚各报，探取中国革命消息，互相谈，或临时集款发电于某某等省当局，促其响应。同学刘君庆恩最兴奋，会中旧有小黄龙旗两面，刘君折而弃之。有一日，使馆中一职员项君来，笑而言：“现在革命党势孤了，袁宫保出来了！”刘君大怒，批其颊，旁人婉劝项君去。
我在柏林住了十余日，就从西伯利亚回国，同行者有俞君省羞及其夫人。于□月□日到上海。
是时，黄君克强已到上海。上海名流，如张季直、汤蛰仙、赵竹君、章太炎诸君，正代表江浙诸省，拟推举大元帅，多数拟推黎宋卿君，而陈英士君则倾向黄克强君。我权衡两者间，因黎君颇有与袁世凯部下妥协之倾向，举黎后，恐于革命军的进行有障碍，乃于推举之前一夜，访汤、章诸君，告以利害，诸君皆勉强从我说，汤君并约我到会。翌日在会场，汤君特声明请我代表而先退席。及投票，黄君占多数，乃定为大元帅。章君垂涕而道：“黎公首义有功，虽不能任大元帅，但不可不以副元帅位置之。”全体赞同，于是定黎为副元帅。
中山先生自海外归来，到上海，诸名流当然欢迎。但彼等所最希望的，是孙先生借到了一笔很大的外债，可以充军费。不意孙先生到后，他们问及款项，孙先生说：“我带了精神来，并没有带什么款来！”他们不了解“革命精神”为何物的，当然很失望了。
那时候，有十七省代表十七人齐集南京，将开会公举中华民国总统，这被举的当然是孙先生了。但是浙军的将领，因与光复会有关系，而又自恃是攻南京有功的，对于选举问题颇有异议。章君太炎时在黄浦滩某号屋中，挂了一个统一党的招牌，有其弟子十余人左右之，其一即汪君旭东（ 初 ），并邀我寓其中。章君对于浙军将领的主张甚注意，特属我往南京，与各省代表接洽，劝展缓选举。我到南京后，晤几位代表，除湖南代表谭君石屏外，都主张举孙先生，也不赞成展缓的办法。我归而报告，章君语我：“如孙果被举，组织政府时，我浙人最好不加入。”我那时候空空洞洞的漫应之。后来孙先生果以十六票被举为总统（ 湖南代表独举黄兴 ），欲组织临时政府，命薛仙舟先生来招我，将以任教育总长，我力辞之。薛先生说：“此次组阁，除君与王君亮畴外，各部均以名流任总长，而同盟会老同志居次长的地位，但诸名流尚观望不前，君等万不可推却。我今日还须约陈君兰生同去，备任财长，如君不去，陈更无望了。”我不得已而允之，即回寓取行装。章君引浙人不入阁之约以相难，扣我行装，我告以不能不一去，去而面辞，如得当，无问题，否则我当于报纸上宣布我背约之罪以谢君。章君之诸弟子，亦劝其师勿固执，乃容我往。我到南京后，见孙先生，面辞，不见许，乃拟一广告稿，寄章君之弟子，请其呈师订正，备发表。未几，其弟子来一函，说章君不愿发表云。
我那时候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以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先生任民元教育总长后，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八日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先后刊载于《民立报》，一九一二年二月八、九、十日，《教育杂志》第三卷第十一号（一九一二年二月十日出版），《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号（一九一二年四月出版），全文如下：
近日在教育部与诸同人新草学校法令，以为征集高等教育会议之预备，颇承同志饷以谠论。顾关于教育方针者殊寡，辄先述鄙见以为喤引，幸海内教育家是正之。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 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 ），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清之季世，隶属政治之教育，腾于教育家之口者，曰军国民教育。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僢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
虽然，今之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财力而孳乳。于是有第二之隶属政治者，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
是二者，所谓强兵富国之主义也。顾兵可强也，然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则奈何？曰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毋加诸人。《礼记·大学》曰：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平等之谓也。古者盖谓之恕。自由者，就主观而言之也。然我欲自由，则亦当尊人之自由，故通于客观。平等者，就客观而言之也。然我不以不平等遇人，则亦不容人之以不平等遇我，故通于主观。二者相对而实相成，要皆由消极一方面言之。苟不进之以积极之道德，则夫吾同胞中，固有因生禀之不齐，境遇之所迫，企自由而不遂，求与人平等而不能者。将一切恝置之，而所谓自由若平等之量，仍不能无缺陷。孟子曰：鳏寡孤独，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张子曰：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伊尹思天下之人，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源，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
教育而至于公民道德，宜若可为最终之鹄的矣。曰未也。公民道德之教育，犹未能超轶乎政治者也。世所谓最良政治者，不外乎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鹄的。最大多数者，积最少数之一人而成者也。一人之幸福，丰衣足食也，无灾无害也，不外乎现世之幸福。积一人幸福而为最大多数，其鹄的犹是。立法部之所评议，行政部之所执行，司法部之所保护，如是而已矣。即进而达《礼运》之所谓大道为公，社会主义家所谓未来之黄金时代，人各尽所能，而各得其所需要，要亦不外乎现世之幸福。盖政治之鹄的，如是而已矣。一切隶属政治之教育，充其量亦如是而已矣。
虽然，人不能有生而无死。现世之幸福，临死而消灭。人而仅仅以临死消灭之幸福为鹄的，则所谓人生者有何等价值乎？国不能有存而无亡，世界不能有成而无毁，全国之民，全世界之人类，世世相传，以此不能不消灭之幸福为鹄的，则所谓国民若人类者，有何等价值乎？且如是，则就一人而言之，杀身成仁也，舍生取义也，舍己而为群也，有何等意义乎？就一社会而言之，与我以自由乎，否则与我以死，争一民族之自由，不至沥全民族最后之一滴血不已，不至全国为一大塚不已，有何等意义乎？且人既无一死生破利害之观念，则必无冒险之精神，无远大之计划，见小利，急近功，则又能保其不为失节堕行身败名裂之人乎？谚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非有出世间之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间事，吾人即仅仅以现世幸福为鹄的，犹不可无超轶现世之观念，况鹄的不止于此者乎？
以现世幸福为鹄的者，政治家也；教育家则否。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
然则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区别何在耶？曰：前者相对，而后者绝对；前者范围于因果律，而后者超轶乎因果律；前者与空间时间有不可离之关系，而后者无空间时间之可言；前者可以经验，而后者全恃直观。故实体世界者，不可名言者也。然而既以是为观念之一种矣，则不得不强为之名，是以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神，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其名可以万殊，而观念则一。虽哲学之流派不同，宗教家之仪式不同，而其所到达之最高观念皆如是（ 最浅薄之唯物论哲学，及最幼稚之宗教祈长生求福利者，不在此例 ）。
然则，教育家何以不结合于宗教，而必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作用？曰：世固有厌世派之宗教若哲学，以提撕实体世界观念之故，而排斥现象世界。因以现象世界之文明为罪恶之源，而一切排斥之者。吾以为不然。现象实体，仅一世界之两方面，非截然为互相冲突之两世界。吾人之感觉，既托于现象世界，则所谓实体者，即在现象之中，而非必灭乙而后生甲。其现象世界间所以为实体世界之障碍者，不外二种意识：一、人我之差别，二、幸福之营求是也。人以自卫力不平等而生强弱，人以自存力不平等而生贫富。有强弱贫富，而彼我差别之意识起。弱者贫者，苦于幸福之不足，而营求之意识起。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已之苦痛。及其既遂，为过量之要索。循环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能剂其平，则肉体之享受，纯任自然，而意识界之营求泯，人我之见亦化。合现象世界各别之意识为浑同，而得与实体吻合焉。故现世幸福，为不幸福之人类到达于实体世界之一种作用，盖无可疑者。军国民、实利两主义，所以补自卫自存之力之不足。道德教育，则所以使之互相卫互相存，皆所以泯营求而忘人我者也。由是而进以提撕实体观念之教育。
提撕实体观念之方法如何？曰：消极方面，使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积极方面，使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如是之教育，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观教育。
虽然，世界观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且其与现象世界之关系，又非可以枯槁单简之言说袭而取之也。然则何道之由？曰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也。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 吾国古代之道德教育，则间有兼涉世界观者，当分别论之 ）。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
以中国古代之教育证之，虞之时，夔典乐而教胄子以九德，德育与美育之教育也。周官以卿三物教万民，六德六行，德育也。六艺之射御，军国民主义也。书数，实利主义也。礼为德育，而乐为美育。以西洋之教育证之，希腊人之教育为体操与美术，即军国民主义与美育也。欧洲近世教育家，如海尔巴脱氏纯持美育主义。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
以心理学各方面衡之，军国民主义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识；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
以教育界之分言三育者衡之，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
以教育家之方法衡之，军国民主义，世界观，美育，皆为形式主义；实利主义为实质主义；德育则二者兼之。
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
本此五主义而分配于各教科，则视各教科性质之不同，而各主义所占之分数，亦随之而异。国语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而依准美词学者，属于美感。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
修身，德育也，而以美育及世界观参之。
历史、地理，实利主义也。其所叙述，得并存各主义。历史之英雄，地理之险要及战绩，军国民主义也；记美术家及美术沿革，写各地风景及所出美术品，美育也；记圣贤，述风俗，德育也；因历史之有时期，而推之于无终始，因地理之有涯涘，而推之于无方体，及夫烈士、哲人、宗教家之故事及遗迹，皆可以为世界观之导线也。
算学，实利主义也，而数为纯然抽象者。希腊哲人毕达哥拉士以数为万物之原，是亦世界观之一方面；而几何学各种线体，可以资美育。
物理化学，实利主义也。原子电子，小莫能破，爱耐而几（ Energy ），范围万有，而莫知其所由来，莫穷其所究竟，皆世界观之导线也；视官听官之所触，可以资美感者尤多。
博物学，在应用一方面，为实利主义；而在观感一方面，多为美感。研究进化之阶段，可以养道德，体验造物之万能，可以导世界观。
图画，美育也，而其内容得包含各种主义：如实物画之于实利主义，历史画之于德育是也。其至美丽至尊严之对象，则可以得世界观。
唱歌，美育也，而其内容，亦可以包含种种主义。
手工，实利主义也，亦可以兴美感。
游戏，美育也；兵式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
上之所著，仅具辜较，神而明之，在心知其意者。
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兹不赘 ），可以不论。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惟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故特疏通而证明之，以质于当代教育家，幸教育家平心而讨论焉。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三日参议会开会，先生复向参议院宣布政见演说，就教育行政等事发表政见。其文云：
元培于教育行政，见识甚浅，实不称总长之任；但既勉强担任，即断不敢存五日京兆之心。今将所规画之办法，为诸君陈之：
一曰教育方针。应分为二：一普通，一专门。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育，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
二曰教育设施。应分为二：
（ 甲 ）普通教育之设施：一曰普通学校，如中、小学校及中等以下之职业学校等。二曰社会教育之含有普通性质者。三曰特殊教育，如盲哑废疾者之教育。
（ 乙 ）专门教育之设施：一曰专门学校，如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是。二曰派遣游学。三曰社会教育之含有专门性质者。
三曰画定中央教育行政之权限。
（ 甲 ）专门教育，由教育部直辖分区规定，次第施行。
（ 乙 ）普通教育，由教育部规定进行方法，责成各地方之教育行政机关执行，而由部视学监督之。
（ 丙 ）私立学校，务提倡而维持之。
四曰教育经费之规定。
（ 甲 ）专门教育经费，取给于国家税，或以国有财产为基本金。
（ 乙 ）普通教育经费，取给于地方税，或以地方公有财产为基本金。
五曰对于京师教育界之现状。
（ 甲 ）以京师学务局为普通教育行政机关，其经费及所辖各学校经费，应暂由教育部直接筹拨。
（ 乙 ）各种高等专门学校，取其内容近似者合并之，以期经费易给，而学生均免荒学。查旧学部预算直辖高等专门各学校经费，岁出约一百二十五万八千有奇，临时岁出约五十五万三千有奇，统计一百八十一万一千有奇。而农、工、商部之实业学堂、法律馆之法律学堂、度支部之财政学堂、顺天府之高等学堂等，现均归教育部管理，其费尚不在内。
（ 丙 ）对于大学校图书馆等未完成者，皆渐图结束前局，而于一定期间内，为革新之起点。
六曰对于海外留学生之计划。全国高等教育，既归教育部直辖，以后派遣留学，拟归中央政府直接办理，并以直接能进外国高等专门学校及在本国高等专门学校毕业成绩最优、而更求深造者为限。
七曰对于蒙、藏、回之教育。现既合五大民族为一国，自应使五族人民均受同等之教育。除满人已习用汉文、汉语，毋庸特为计划外，至蒙古、西藏及回部习俗、语文尚多隔阂，是宜特定教育方法，以期渐归统一。（ 下略 ）
复云：
元培对于教育行政之方针既如上述所陈，此外尚有附属陈述者二事：一则民国国旗。闻诸君对于国旗统一案，均主张用五色旗。元培窃以为国旗者，所以表明国民之程度，亦历史上时代程度之标记。用旗之程度，在根据文明程度，全国统一，旗帜精神特色无不包罗，外人亦尝以我国人民比较日本人民与欧西人民，或谓中华人民纯粹奴隶性质；或谓中华人民具有远志，具有高尚之思想，与欧西人同。每用图画比较曰，此日本人图画，此中华人图画，由图画而知中华人民有深远之志。鄙人对于五色国旗，颇不谓然。由科学论，则颜色应有七色，非止五色；由历史上之习惯论，则又与青黄赤白黑不相吻合。若谓为起义时之纪念，则用之于前，仍之于后，适足以表明苟且之行动。第一层与前清之八旗相混淆，第二层以五色表明五大民族，取义亦不确当。国旗为全国人民精神所系，贵院提议此案时，应请诸君注意。其二则教育普及者。人人受同等之教育，即权力义务之思想亦无不同等。男子与女子同系国民，所谓男国民女国民者是也。诸君于议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时，于女子似不必加以限制。以上二事，于教育前途，亦甚有关系，故鄙人连类及之，尚望诸君匡其不逮。
我既任教育总长，次长为景君大昭，乃邀钟宪鬯先生及蒋竹庄、王小徐、周豫才、许季茀、胡诗庐诸君同为筹备员，从事于本部组织、学制改革、学校登记等事。景君未尝推举一人，亦不问部事，惟有时与我谈话而已，盖景君是一不羁的文学家，又热心党务，对于簿书期会等事，殊不耐烦。但是我到北京后，景君代理，景君忽开数十人名单，加以参事、司长、科长、秘书等名义，而请总统府发委任状，除旧有各员外，大抵皆文学家而非教育家。在景君之意，为彼等先占一地位，庶北迁时不致见遗。但蒋、钟诸君深不以为然，我归南京，联名辞职。乃开一会议，我声明次长此举，固是美意，但不为其他教育行政的专家留若干地位，使继任的长官为难。又多人既被委任，而或为后任长官所淘汰，则反使本人难堪，不如乘此尚未正式发表之时取消它。多数赞同我说，景君亦不反对，遂将几十张委任状送还总统府。闻秘书长胡君汉民深怪我此等举动，对于本党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故政府北迁时，有人请胡君介绍入教育部，胡君对以“别部则可，教育部不能”。我那时候只有能者在职的一个念头，竟毫没有顾到老同志的资望。到正式组织时，部员七十人左右，一半是我所提出的，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经验的多一点，却都没有注意到党派的关系。
孙先生将被举为总统的时候，诸名流的观察，袁世凯实有推翻满洲政府的力量，然即使赞同共和政体，亦非自任总统不可。若南京举孙先生为总统，袁感失望，以武力压迫革军，革军或不免失败，故要求孙先生表示“与人为善”之乐，于被举后声明，若袁氏果能推翻清廷，我即让位，而推袁氏为总统之唯一候补者。孙先生赞同而施行之，故清廷退位后，孙先生辞临时总统，而推袁世凯，袁世凯遂被举为总统。但孙先生及同盟会同志以为，袁世凯既被举为总统，应来南京就职，表示接受革命政府之系统，而避免清帝禅位之嫌，迭电催促，殊无来意，于是有派员之举，而所派者是我。
我的朋友说：这是一种“倒霉的差使，以辞去为是”。我以为我不去，总须有人去，畏难推诿，殊不成话，乃决意北行。此行同去者，有汪精卫、宋渔父、钮惕生、唐少川及其余诸君，凡三十余人，包定招商局“新裕”轮船。船中尽是同志，而且对时局都是乐观派，指天画地，无所不谈。我还能记得的是迁都问题，这是在南京各报已辩得甚嚣尘上的了。大约同盟会同志主张南迁的多，但在船中谈到这个问题，宋君渔父独主张不迁，最大的理由是南迁以后，恐不能控制蒙古。他的不苟同的精神，我也觉得可佩服的。船驶至天津左近，忽遇雾，停泊数日，在船中更多余暇，组织了两个会：一是六不会，一是社会改良会。
六不会是从进德会改造的。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诸君，以革命后旧同志或均将由野而朝，不免有染着官场习气的；又革命党既改成政党，则亦难保无官吏、议员之竞争，欲提倡一种清净而恬淡的美德，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条件（ 已娶之妾听之 ），凡入会的均当恪守。进一步则有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六（ 五 ）条，如不能全守，可先选几条守之。同船的人，除汪君外，大都抱改革政治的希望，宋君尤认政治为生命，所以提议删去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条，而名此通俗化之进德会为六不会，以别于原有之进德会。
社会改良会是唐君少川所发起，而各人都有提议的。对于家庭市乡、礼仪习尚、慈善迷信，或应排斥，或应改良，或应增设，都有所论列。删去重复，忆有五十余条。同人签名发起，共三十三人，首列的是我的姓名蔡元培，最后的是江苏蔡培，亦是凑巧之一端。此会条文及发起人名单，忆曾付印，但今已无从寻检了。
到北京时，在前门欢迎的，当然非常之多，有官吏，有商人，有学生，而我所特别注意的，乃是龙泉孤儿院的学生，特与其最前的一位握手，而且演说几句。后来，我要离北京时，特偕同人往孤儿院参观一回，并于所携公款中提出千元捐助该院，这也是此行的一种特殊纪念。
袁世凯方面，以梅酢胡同之法政学堂校舍为招待所，大约是一所停办的学校，所以不见有一点学校的设备。除唐君自有住宅，汪君住在他处外，同行的人都住在招待所。与袁见面，谈南行就职事，渠表示愿行，说肯想一脱离这个臭虫窝（ 的方法 ），惟军队须有人弹压，如芝泉（ 段祺瑞 ）肯负责，我即束装。但袁派要人见面的，都力持袁不能南下之说。我的任务是迎袁，不能不力说南下之无害。相持了数日，□日晚餐后，我在钮君室闲谈，适汪君亦来，正谈笑间，忽闻拍拍的声音，有说是爆竹的声音，但钮君惕生说：“我是军人，听得出是排枪声，恐有变。”用电话到陆军部问，说的是第三师兵变。大门口亦有枪声，有人来报告，卫兵已不知去向了。于是大家主张由后面出去。有一人知道后墙对面是一个青年会西人的住宅，先与接洽借住一夜。我等十余人觅后门不得，乃从小屋上逾墙而出，在西人客座中兀坐至翌晨，始改寓六国饭店。
第二日，孙慕韩最先来慰问，说：“昨夜我正在总统处，总统闻兵变，即传令须切实保护梅酢胡同，并说：‘人家不带一兵，袒然而来，我们不能保护，怎样对得住？’后来变兵闹得凶起来，左右请总统进地下密室，总统初不允，我等苦劝之，彼遂进密室，而我亦暂避六国饭店来了。”这一番话是否靠得住，也就无从证明。
闻变兵口号：“袁宫保自己要到南京做总统去，不要我们了！我们还是各人抢一点，回老家去！”所以这一夜没有杀人放火，就是抢劫，抢到的就往乡间逃。而兵变的夜间，统兵的将领不敢派未变之兵出去弹压。第二日，始派兵巡查，变兵渐渐绝迹了。而直隶等省，有几处闻风而起，也闹着兵变。
于是袁派的更振振有词了：袁总统尚未离北京，已经闹到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乱。这些话是人人的口头禅了。我们到北京迎袁的人，当然不敢擅主，请示于孙先生，往返磋商，结果准袁世凯在北京就总统职，在□月□□日举行就职典礼。我们变相的使节就此完毕，而回南京。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先生等南行之前，发表《告全国文》，以述该次迎袁之经过。全文如下：
培等为欢迎袁大总统而来，而备承津、京诸同胞之欢迎，感谢无已。南行在即，不及一一与诸君话别，谨撮记培等近日经过之历史以告诸君，托于临别赠言之义。
（ 一 ）欢迎新选大总统袁公之理由 自清帝退位，大总统孙公辞职于参议院，且推荐袁公为候选大总统。参议院行正式选举，袁公当选，于是孙公代表参议院及临时政府，命培等十人欢迎袁公莅南京就职。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之个人较，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之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涉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
（ 二 ）袁公之决心 培等二十五日到北京即见袁公，二十六日又为谈话会，袁公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且于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会诸君尚皆谦让未遑，故行期不能骤定也。
（ 三 ）京津之舆论 培等白天津而北京，各全（ 团 ）体之代表，各军队之长官，及多数政治界之人物，或面谈，或投以函电，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轻视。或谓之仪文，或谓之少数人之意见。其间有极离奇者，至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只可一笑置之。而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则大率牵合临时政府地点，或且并迁都问题而混入之，如所谓藩属、外交、财政等种种关系是也。其与本问题有直接关系者，惟北方人心未定一义；然以袁公之威望与其旧部将士之忠义，方清摄政王解职及清帝退位至危逼之时期，尚能镇摄全京，不丧匕鬯，至于今日，复何疑虑？且袁公万能，为北方商民所公认，苟袁公内断于心，定期南下，则其所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京、津之人心，而无庸过虑。故培等一方面以京、津舆论电达南京备参考之资料，而一方面仍静俟袁公之布置。
（ 四 ）二月二十九日兵变以后之情形 无何而有二月二十九日夜中之兵变，三月一日之夜又继之，且蔓延于保定、天津一带。夫此数日间，袁公未尝离京也，袁公最亲信之将士，在北京自若也；而忽有此意外之变乱，足以证明袁公离京与否，与保持北方秩序，非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然自有此变，而军队之调度，外交之应付，种种困难，急待整理，袁公一日万几，势难暂置，于是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协商一变通之办法。
（ 五 ）变通之办法 总统就职于政府，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也；临时统一政府之组织，不可以旦夕缓也；而袁公际此时会，又不能即日南行，则又事实之不可破者也。于是袁公提议，请副总统黎公代赴南京受职。然黎公之不能离武昌，犹袁公之不能离北京也。于是孙公提议于参议院，经参议院议决者，为袁公以电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职，其办法六条如麻电。由是袁公不必南行，而受职之式不违法理，临时统一政府，又可以速立，对于今日之时局，诚可谓一举而备三善者矣。
（ 六 ）培等现实之目的及未来之希望 培等此行，为欢迎袁公赴南京就职也。袁公未就职，不能组织统一政府；袁公不按法理就职，而苟焉组织政府，是谓形式之统一，而非精神之统一。是故欢迎袁公，我等直接之目的也；谋全国精神上之统一，我等间接之目的也。今袁公虽不能于就职以前躬赴南京，而以最后之变通办法观之，则袁公之尊重法理，孙公之大公无我，参议院诸公之持大局而破成见，足代表大多数国民，既皆昭揭于天下；其至少数抱猜忌之见，腾离间之口者，皆将为太和所同化，而无复纤翳之留。于是培等直接目的之不达，虽不敢轻告无罪，而间接目的所谓全国精神上之统一者，既以全国同道（ 胞 ）心理之孚感而毕达，而培等亦得躬途（ 逢 ）其盛，与有幸焉。惟是民国初建，百废具举，尤望全国同胞永永以统一之精神对待之，则培等敢掬我全国同胞之齐心同愿者以为祝曰：中华民国万岁！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
当我们将离北京以前，唐君少川商拟一内阁名单，得袁同意，仍以我为教育总长，我力辞之，乃易为范君静生。到南京后，范君闻此消息，忽出京，不知所之。又有人散布谣言，谓以范易蔡，乃因蔡迎袁无效而受惩。以此种种原因，孙先生及唐君等定要我继续任职。我托人询范君以可否屈任次长，渠慨然愿任，我于是仍为教育总长之候补者，提出于参议院而通过。
那时候唐君所提出之阁员名单，除外交陆君子欣、陆军段君芝泉、内政赵君智庵、财政熊君秉三、交通施君植之外，司法王君亮畴、农林宋君渔父、工商陈君英士与我皆同盟会会员，唐君少川亦已入会，会员与非会员各得五人。到北京组织政府，陆君尚未回国，外交由唐君兼任，陈君英士不到，由次长王君儒堂代理。施君因常受同盟会会员不得意者之诘责，谓：“汝有何功于革命而据此高位？”表示消息（ 极 ），不常到国务会议。国务会议中，显然分为两派，袁派要用总统制，同盟会派要用责任内阁制，袁则用责任内阁之名而行总统制之实，军政、财政及任免名单，皆由总统府决定而后交政府发表。熊君、赵君常常不参加会议，袁派惟段君一人来敷衍，事事以迎合总统为要点。我那时尚是书生，常与争执，其实皆无关紧要的支节问题。两方所集中致力的只有借款，一方由熊君出面，一方由唐君出面，各以捷足先得为快，然皆不成。有一次，熊君借成一小款，用英文合同送国务会议求承认，唐君与二王君指出有一二字用得不妥，然为总统所已决之办法，亦无法反对。
于是宋君忍不住了，以为政府已成立若干日而尚无大政方针发表，殊不成话，愿任起草，同事当然赞成。草定后，在会议中传观一次，宋君亦有说明，都表示同意。盖宋君为同盟会中惟一之政治家，与进步党之汤济武、林宗孟诸议员有交情，提出后可望通过。但尔时惟一之难关是财政，故文中亦以财政为重要部分，虽用总理名义提出议会，而临时非财长加以说明不可，于是知照议会，定期全体阁员到会，有重要报告。在熊君方面，习惯于总统独断独行之方便，且对于农林总长之越俎代庖，尤为不快，于是在出席议会之前一日晚间，突借黄君克强为国民捐问题攻讦财长之电，驰函辞职。派员慰留，避匿不见。第二日出席议会，不能提出政策，仅报告政府困难情形，全体议员都有点诧异。有一进步党议员就责问总理，谓“闻总理曾借到比款一千万，用途如何？何以不能报告？……这真是亡国总理”。唐君愤愤，几不能置答。宋君要求代为说明，而议员又不许，遂空空洞洞的退席。
唐君已洞悉袁氏对于己之不信任，欲借议会中“亡国总理”之丑诋而辞职。各方面都慰留他，他亦无法决去，又敷衍了好几日。我也忍不住了，有一夜，我约了唐、宋、王、王四君密谈。我说目前情形，政府中显分两派，互相牵掣，无一事可以进行。若欲排斥袁派，使吾党同志握有实权，量力审势，决无希望。不如我辈尽行退出，使袁派组成清一色的政府，免使吾辈为人分谤，同归于尽。尔时宋君不甚以为然，但亦没有较善的办法可以打破僵局的。于是决定，俟有适当机会时，吾党同志全体去职。
唐君担任组阁时，孙先生方面本也有几种条件：一是唐君必先加入同盟会，一是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必须维持外，须以王铁珊为直隶都督等等。在征袁同意时，袁亦含糊答应，唐君以为不成问题。不意唐君进同盟会一举，既引起袁派老同事的排挤，而直隶都督问题又迟迟不肯发表。促之，则袁派用釜底抽薪法，劝王君铁珊离京，表示不任直督之决心。王君见风使帆，飘然而去。唐君一方面惧受吾党之诘责，一方面窥见袁氏对于同盟会、对于唐君个人已表示不再敷衍之端倪。而且他与袁共事多年，知道袁对于一个人有疑忌了，不管有交情无交情，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若公然辞职，危险殊甚。乃于□月□□日晨间与一西妇同车，赴车站，乘火车往天津。到天津寓所后，始电请辞职。照例慰留，唐君决不肯回，而陆君子欣适已回国，乃由陆君以外交总长代理总理，国务会议乃照常开会。我与二王及宋君亦联带辞职，袁派认为拆台，竭力挽留，梁君燕孙奔走最勤，宋君颇不以我等显然反袁为然。然我因有□日夜间之决议，辞之甚坚，卒于同时去职。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四日，先生辞教育总长职后，发表文章、读辞职之故。文曰：
中华民国元年七月十四日，蔡元培既解教育总长之职，客有就而问之者曰；“子何不以国家为前提，而悻悻然必欲辞职也？”答曰：“否，否，我之辞职，正我之不敢不以国家为前提也。”“请言辞职之故。”
自第一次临时政府建设时，我即与于阁员之列。其时，以同盟会派之大总统组织政府于南京，各部总长，自陆军、外交、教育外，皆以非同盟派之负时望者充之，而次长得与阁议，则大率同盟派，故其时直可谓之同盟会政府，而实含有混合内阁之性质。其结果，则凡非同盟派之各部长，始也，偶一到部，偶一列阁议；继也，遂绝迹不至。内务总长以病不视事，尚承认次长有代行之权；司法总长则携印而去，几使部中不能发一公牍；其他最负时望者，或未辞职，或辞职而尚未得请，率逍遥上海，日伺所谓政府之短，而相与訾警之，甚者以通电宣布之，若自忘其为政府之一员者。我于是时已深信异性分子之集合体，决不能有一致进行之效。故于唐君绍仪在北京为组织第二次临时政府之预备时，我即抱一同盟派均不加入之希望，而请自傀（ 隗 ）始，则力辞教育总长，荐范君以自代，其后，受各方面之迫促，不得不出而任事，非本意也。
入北京国务院，院中显分二派。我不欲列举事实，以挑起两派间之恶感。姑抽象而言之，甲派主划清大总统及国务院之权限；而乙派则欲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甲派主以国务院为有机之组织；而乙派则常以国务员为单独之行动。甲派主定大计，负责任；而乙派主用阴谋，逞机智。同一谋统一也，甲派主开诚布公，得各方面之同意；而乙派主因利乘便，以一方为牺牲。同一集权中央也，甲派主限制的，而乙派主极端的；甲派主驯致的，而乙派主袭取的。同一借外债也，甲派主欲取姑与，一方面为取给于本国之
筹备；而乙派主为单纯之磋商。其他不同之点，大率如此。
夫以一国务院之中，而有此背道而驰之两派，乌得不机关停滞，万事丛脞。欲救其弊，非去一派而全委其权于对待之一派不可。我等甲派之人，自然以甲派为善；然即使尽去甲派而专任乙派，亦必差胜于甲、乙两派之混合也。乙派之去，非我等所能为役。于是，集甲派之人而商退职，皆承诺。且于甲派尽退后，集乙派中何等人才，可以重行组织，亦皆筹议概略，以备大总统之采用。此六月初旬问事也。既定议，由总理请于大总统，大总统不允，总理不敢强。迁延十余日，葛之问题益多，我等不能复忍，乃相与商议，谓总理以与大总统有三十年之交谊，既不能划权限定大计，又不敢决然去职，我等四人宜先提出辞职书，皆承诺。乃告总理，总理曰：“甚善！公等辞职后，我亦得借此以辞，然银行团之垫款将签押，恐不免受公等辞职之影响，我辈为大局计，宜稍缓，俟垫款签押后，即提出，何如？”佥曰诺。此唐君未辞职以前，我等四人已决定辞职之事实也。
无何，唐君以特别之原因赴天津，始焉请假，终焉解职。总理既解职，其所组织之国务院，当然解散，我等辞职，遂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无何，大总统挽留之问题起。所谓挽留者，非不必辞职之谓，而实下次再加入国务院之谓也。夫对于我等而询加入下次国务院与否，本新总理之分内事；大总统尚未选定新总理，而先越俎而代之，本为我等所不能承认者，且我等固自有加入与否之条件，决非可空言挽留也。
我等加入与否之条件如何？曰：甲、乙两派同院之害，我等既饫于经验矣；而下次国务院中，必以乙派者占重要之位置，为我等所敢预决，故我等力主不再加入，俾彼等组织一纯粹乙派之国务院，以此提议于同盟会本部之会议，大多数赞成。会员中又有提议者，谓我等不可专持消极主义，如大总统请本会会员组织纯粹之政党内阁，则本会会员不可以不担任，佥曰然。于是又增一积极主义。以此两主义电询各地重要之支部，皆复电赞成。于是，持此消极、积极两主义，以求实现政党内阁之理想，实由我等半年来之经验，及同盟会全体之商榷，确然以国家为前提，熟思审虑而后断定之者。是为吾党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有破坏此条件者，不特吾党之败类，而实民国之罪人也。于是，由同盟派之参议员代表告诸他政党，告诸大总统。而同盟会之所主张，业为全国所公认。
无何，大总统所求同意于参议院，而参议院通过之总理，确非同盟会派。是不啻正告我等以不必加入也，是适合于我等最初提议之条件，我等何为而复加入？
曰：然则外间议论，谓唐君之去以病，故公等之连带去职为无理由者，非欤？曰：非也，观我等去志之决，远在唐君未行之前，可以知之。
曰：外间议论，多以公等之去，为牺牲国家以就党见，亦非欤？曰：亦非也，吾党之所以有此意见，本以国家为前提，熟思审虑而断定之，如前所述。然则我等坚持党见，正我等之以国家为前提也，何牺牲国家之有？
曰：外间纷传，大总统面留公等，曰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而君则亦言元培亦代四万万人辞总统，有之乎？曰：大总统之言，诚然；我之言，则稍有传闻之误。盖大总统此言，所以表明其挽留之意，非由个人之感情，而实代表人民之公意。我答之曰，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亦所以表明我等对于大总统而辞职，非想于大总统个人，而实愬于国民全体之代表也。而外间乃传为我亦代表四万万人，我虽不通，亦不至离奇乃尔。
曰：子之对于教育部，则如何？曰：我于教育行政，非所素习。然部中僚友，实有和衷共济之乐，猝然舍去，良用歉然。又如临时教育会议，为半年来所注意之规划，而不能始终其事，尤疚心焉。惟政务一方面既有不可不去之原因，则不能不牺牲事务以就之，盖一部之于一国，其轻重固悬殊也。且吾在教育部，决不敢谓吾所主张者之皆可以实行，而尤希望继我者之所主张，较我为切实也。
曰：教育为今日当务之急，且子在国务院，不过十人中之一人；而在教育部，则独当一面。子于教育部，既无可去之理由，则姑委蛇于国务院，而实行子之所主张于教育部，小诎于彼，而大申于此，不亦可乎？曰：否，否，子之所言，枉尺直寻之说也，孟子舆氏既已辞而辟之。且子亦知吾党之特性何在乎？曰有一定之宗旨，曰有责任心，曰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故吾党不必无执拗粗暴之失德，而决无敷衍依阿之恶习。使托于暧昧之爱国谈，而并此特性而牺牲之，则我等在前清时代，早已徘徊阁部，持万世一系之君主立宪说，以自托于当日之爱国者矣。宁待民国成立以后，而始 然旅进旅退于无方针、无线索之国务院，
以充纸糊台阁之片段乎！
客无以难，于其去也，遂记之以告世之不明始末而妄加评议者。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我在国务院中做了几个月尸位的阁员，然在教育部方面，因范君静生及其他诸同事的相助，颇有可以记录的事情。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我为提倡补习教育、民众教育起见，于教育部中增设社会教育司，以防致牵涉孔教，特请研究宗教问题之夏君穗卿任司长。不意我与范君离部以后，汪君伯棠代理教育总长时，夏君竟提议社会教育有提倡社会主义的嫌疑，须改名云云，我闻之甚为诧异。
我与范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那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那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又鉴于高等师范学校之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的充之（ 仿德国制 ）。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见一个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 仿德国大学制 ），但是各大学未易实行。北京大学曾设一国学研究所，清华、交通等大学继之，最近始由教育部规定各国立大学所应设之科目。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未曾实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长教育部的时候，兰普来西氏曾来一函，请教育部派（ 学 ）生二人，往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相助。我已于部中规定公费额二名，备择人派往。人选未定，而我去职。南归后，预料政治上的纠纷方兴未艾，非我辈书生所能挽救，不如仍往德国求学。适顾君孟余亦有此意，我遂函商范君静生，告以与顾君同往德国之计画，请以前所规定之公费额二名，分给我与顾君二人，范君复函批准。我遂于□月□□日偕黄夫人及威廉、柏龄启行，顾君亦偕其夫人同行。记得所乘之船为奥国的“Africa”。偕妇孺作远游，尚是第一次，幸有顾君及顾夫人助为照料，得减除许多困难。到德国后，仍住来比锡。兰普来西要求我供给中国文明史材料，我允之。拟由我起中文稿，由顾君译成德文。但顾君因肺疾，与来比锡之空气不相宜，医院的设备亦不完，不得已而迁柏林。译事用通讯，亦无妨。
国内忽有宋君渔父被刺案，孙先生力主与袁世凯决裂，招我等回国，陈君英士自上海来电催促，遂与汪君精卫约期，由西伯利亚回国。到大连后，从弟国亲来接。国亲于同盟会初成立的时候，在本党尽力不少，留学日本以后，渐接近于稳健一派，此次来接，实欲阻我入国。由国亲观察，国民党（ 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 ）恐将为袁世凯所消灭，不如不卷入旋涡为妙。但我既有回国的决心，万不能到大连而折回，遂由大连到上海。
宋君之所以遇害，因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以后，吸收了许多进步党的人物，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宋君挟这些势力以要挟袁世凯，要求袁于被选为总统后，必依照宋君所计画的责任内阁。袁不能从。宋君改而运动黎君宋卿，预备以黎易袁，这就是袁派所以暗杀宋君的原因。宋君遇害以后，由凶手武士英而求出应桂馨，又由应所保留的电报而求出洪述祖、赵秉钧以至袁世凯，公认为无疑的铁案了。
孙先生正游日本，闻宋案，即回国，力主兴师讨袁。然国民党所能调动的军队，除江西、广东两省外，均归黄君克强节制，黄君知实力不足，迟疑不敢发难。黄君部下，以第八师为最精税，其两旅长，一为福建王君用功，一为湖南黄君开第，均为黄君克强至好，而师长则为冯国璋之女婿，借作保护色，使不为袁派所忌。其中马队、炮队等设备，尚未完全，正拟逐渐增置，以为南方之模范师，不欲轻动。其他各师，亦均视第八师之动静为标准。故主战派以运动第八师为第一着。适李君协和自江西来，亦主战，主往南京运动第八师，以我与王君在爱国学社中相识，约同去。到达后，王君方卧病，在床边与之熟商，王君以为毫无把握，遂废然而反。是时赵君竹君约我与汪君精卫往谈，称北京方面愿与黄君筹妥协的办法，于是我与汪君日往来于黄、赵之间，磋商条件。有一日，忽得南京电，第八师决动员，招汪君与我往，起通电草。我等两人遂同往，盖第八师下级军官均受主战派运动，跃跃欲试，旅长无法阻止也，于是战端起。不久而国民军的军队在南京、江西、广东各地者均失败。
国民党军事失败，要人他去。上海尚有许多反袁的人，分省推代表，运动岑君西林出来，那时候推我为浙江代表之一，蒋观云、章太炎诸君都在场，蒋君最为起劲，然终无何等结果。
□月间，我又拟出国了，本欲仍往德国，适吴君稚晖将往法国，约我同往，我于是携了眷属，乘日本邮船三等舱行。到马赛后，我等登陆，而吴君则乘原船往英国。我等自马赛到巴黎，有华法教育会李君石曾等招待，暂寓于巴黎附近之科隆布镇华法教育会办事处，午、晚餐则包与豆腐公司。
豆腐公司为李君石曾所创立。李君提倡素食，以豆类食品与乳类有同等滋养，故募集资本，设公司于科隆布，用小机器制豆乳及豆腐等出售。然法国人吃不惯，销路不好。欧战期间，以豆腐干及豆制饼干充军队干粮，以绿豆芽充生菜，销售较多，然终不能持久，于□□年停办。
我那时候也是素食，这是民元前二年在来比锡时受李君感化的。同学齐君寿山与李君有世谊（ 齐君之父即李君之师 ），应李君之招而游巴黎，回柏林后，告我等：李君提倡素食甚力，常说动物于死时全体强直，发一种毒质，食者必受其害。我闻此，适来比锡有素食馆数处，往试食，并得几本提倡素食之书，其所言有三益：一、卫生，如李君所言；二、戒杀，不肉食则屠杀渔猎等业皆取消，能因不忍杀动物之心，而增进不忍杀人之心，战争可免；三、节省，一方牧场，能以所畜牛羊等供一人一岁之食者，若改艺蔬谷，可供给十人以上。李君不但讲卫生，而且为尽力于和平运动的一人，故有此主张。我亦深信之，素食十二年，至民元（ 国 ）十年，在北京，因足疾，被医生劝告而又肉食，深愧不如李君的坚定。
我等在科隆布住了几个月，后来在巴黎左近寻得一家可以分租而包饭的房子。那时候，大的男孩子无忌往嫩夷进一个法国学堂去了。我偕黄夫人携一个九岁的女孩子威廉、七岁的男孩子柏龄住在那里。那时候同住的还有一位瑞士人、一位英国人。忽然奥塞的交涉决裂了，瑞士人于午餐时说：“不得了，已经宣战了！我立刻要回国，加入队伍。”英国人说：“和平长久了，有了战争，可以把污浊的渣滓扫荡一回。”我们的房东是个法兰西银行送现款的工役，平日间穿了制服，戴了制帽，拿了皮夹，怀了手枪，很得意的样子。此次被征入伍了，女房东哭得很伤心。房东去了两三日，来一信，说是疲乏得很，军队中所发的皮靴太宽大了，走路很费劲。
李君石曾在蒙泰祺租了房子，住他的家眷。我们同汪君精卫一帮人，也常常到那里去开会的。到风声紧急的时候，法国政府由巴黎迁往巴多，留法俭学会的学生留在巴黎近郊的也觉不稳当了。李君把自住的房子腾出了，给学生住，而自己及家眷迁到乡间去，并劝我们同去，邀我们到蒙泰祺会齐，然后同往乡间□村暂住。此地全是旧式农家的样子，道路上常有牛马粪等，李君把最好的一间楼房给我们。食物则牛乳、面包、乳油、鸡蛋等，应有尽有。最不便的是厕所，设在后园中，上装木架子，可容两人并坐。我的最小的孩子柏龄，承女房东特许，可在房间的铅桶上排泄，余人非往园中不可。李君备竹签一支，一面写“有人在此”等字，一面空白，挂在园门上，以便进出的人随时可做记号。但有些人不能注意于此，李太太登厕时，常恐有别一个男人进去，占其旁位，乃请李君陪往并坐。这真是那时候一种特殊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住了不久，就迁到相近的一个小镇圣多耐去。这地方出赁的房子比较多一点，我们与李君等就分住了。我们住的是一家帽店的楼上，房东是一位半老的寡妇同一位二十余岁的女儿。女儿能制帽饰，曾与一中国学生为友，该学生回国后，不通消息，托我们代为探听。
我们住圣多耐不久，又迁都鲁士。都鲁士是法国南方的一都会，有大学，记得李君圣章、谭君仲逵、王君馥清均曾在该大学肄业。小孩子们都进学校，我同黄夫人也学一点法语。
民国四年的暑假，李君发起，大家往南方海浴场罗埃（Royan）上避暑。我们所住的是一所别墅，房东愿全年出租，李君劝我们留住，所以暑假后，李君等到别处去了，而我们一家还住在这里。
我们在这个时间，学法语，常常是欧思东君教的。欧君是比国人，长于音乐，欲改五线谱为三线谱，常素食，反对宗教，主张恋爱自由。与李君交契多年，彼教我等法文，不用读本及文法，选一本文学书，选出几节，我们抄出来，有不解的辞句记出来，请其解释，有时候讲讲文学史，所以我们的法语学得不切实。
那时候李君所招呼的学生有两种：一种是留法俭学会的学生，每年家中还能备国币六百元的学费，由华法教育会替他安排，用得很省。又一种是勤工俭学会的学生，是只备赴法川资及一年旅费，到法后，第一年练习法语，第二年以后，就可进工厂作工，自给有余，晚间还可就学。欧战开始以后，我国亦为参战国之一，但没有军队可以相助，于是派遣工人，助后方工作，到法国的也有数千人。李君为使这些工人便于工余就学起见，特编一种成人教育的教科书。派给我编的，是关于行为方面与关于美术方面的。关于行为方面的，李君还出了几个举例的题目给我，是偏重于辨别疑似的，如理信与迷信、俭约与吝啬之类，我所编的都照此式。其关于美术的，则有建筑、图书（ 画 ）、音乐等篇。后来印入《蔡孑民言行录》中，称为《华工学校讲义》。
我在留德、留法时期，尝抽空编书，所编如《中国伦理学史》、《哲学概说（ 论 ）》等，均售稿于商务印书馆。惟《石头记索隐》，用租赁版权办法。
《石头记索隐》，是我读陈康祺《燕下乡胜谈（ 录 ）》，见有其师徐时栋（？）之说，以《石头记》之妙玉与薛宝钗为姜湛园、高江村之影子，因而依例推求，考得林黛玉影朱竹坨，探春影徐健庵，惜春影严藕渔（？），王熙凤影余国柱，宝玉影允礽，爱红就是爱汉化，均有事实可以比附。最难得的是第□□回之“刚去了巡山太岁，又来了探海夜叉”一谣，从“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化出来；第□□回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之谣，从“四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化出来。所以我自信这本索隐，决不是牵强附会的。
先生《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云：
余之为此索隐也，实为《郎潜二笔》中徐柳泉之说所引起。柳泉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余观《石头记》中，写宝钗之阴柔、妙玉之孤高，与高、姜二人之品性相合。而澹人之贿金豆，以金锁影之；其假为落马坠积潴中，以薛蟠之似泥母猪影之。西溟之热中科第，以走魔入火影之；其瘐死狱中，以被劫影之。又以妙字玉字影姜字英字，以雪字影高字。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曾逢魔魇而推为允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其他若元春之疑为徐元文，宝蟾之疑为翁宝林，则以近于孤证，姑不列入。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近读胡适之先生之《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殊不敢承认。或者我亦不免有敝帚千金之俗见。然胡先生之言，实有不能强我以承认者。今贡其疑于左：
（ 一 ）胡先生谓：“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又谓“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案考定著者、时代、版本之材料，固当搜求。从前王静庵先生作《红楼梦》评论，曾云：“作者之姓名（ 遍考各书，未见曹雪芹何名 ）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又云：“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为唯一考证之题目。”今胡先生对于前八十回著作者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与后四十回著作者高兰墅之略历，业于短时期间，搜集许多材料，诚有功于《石头记》，而可以稍释王静庵先生之遗憾矣。惟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例如我国古代文学中之《楚辞》，其作者为屈原、宋玉、景差等。其时代，在楚怀王、襄王时，即西历纪元前三世纪顷，久为昔人所考定。然而“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如王逸所举者，固无非内容也。其在外国文学，如Shake-speare之著作，或谓出Bacon手笔，遂生“作者究竟是谁”之问题。至如Goethe之著《Faust》则其所根据之神话与剧本，及其六十年间著作之经过，均为文学史所详载。而其内容，则第一部之Gretchen或谓影Els ssirin Friederike（ Bielschowsky之说 ）；或谓影Frankfurter Gretchen（ Kuno Fischer之说 ）。第二部之Walpurgisnacht一节，为地质学理论。Heleua一节，为文化交通问题。Euphorion为英国诗人Byron之影子（ 各家略同 ）。皆情节上之考证也。俄之托尔斯泰，其生平，其著作之次第，皆无甚疑问。近日张邦铭、郑阳和两先生所译英人Sarolea之《托尔斯泰传》，有云：“凡其著作，无不含自传之性质、各书之主人翁，如伊尔屯尼夫、鄂仑玲、聂乞鲁多夫、赖文、毕索可夫等，皆其一己之化身。各书中所叙他人之事，莫不与其身有直接之关系。……《家庭乐》叙其少年时情场中之一事，并表其情爱与婚姻之意见。书中主人翁既求婚后，乃将少年狂放时之恶行，缕书不讳，授所爱以自忏。此事，托尔斯泰于《家庭乐》出版三年后，向索利亚柏斯求婚时，实尝亲自为之。即《战争与和平》一书，亦可作托尔斯泰之家乘观。其中老乐斯脱夫，即托尔斯泰之祖。小乐斯脱夫，即其父。索利亚，即其养母达善娜，尝两次拒其父之婚者。拿特沙药斯脱夫，即其姨达善娜柏斯。毕索可夫与赖文，皆托尔斯泰用以自状。赖文之兄死，即托尔斯泰兄的米特利之死。《复活》书中聂乞鲁多夫之奇特行动，论者谓依心理未必能有者，其实即的米特利生平留于其弟心中之一纪念。的米特利娶一娼，与聂乞鲁多夫同也。”亦情节上之考证也。然则考证情节，岂能概目为附会而排斥之？
（ 二 ）胡先生谓拙著《索隐》所阐证之人名，多是“笨谜”。又谓“假使一部《红楼梦》，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案拙著阐证本事，本兼用三法，具如前述。所谓姓名关系者，仅三法中之一耳。即使不确，亦未能抹杀全书。况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以为必如是而后值得猜也。《世说新书》称曹娥碑后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即以当绝妙好辞四字。古绝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以藁砧当夫，大刀头当还。《南史》记梁武帝时童谣有“鹿子开城门，城门鹿子开”等句，谓鹿子开者，反语为来子哭，后太子果薨。自胡先生观之，非皆笨谜乎？《品花宝鉴》以侯石公影袁子才，侯与袁为猴与猿之转借，公与子同为代名词，石与才则自“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占八斗”之语来。《儿女英雄传》，自言十三妹为玉字之分析，非经说破，已不易猜。又以纪献唐影年羹尧，纪与年，唐与尧，虽尚简单，而献与羹则自“犬曰羹献之文来。自胡先生观之，非皆笨谜乎？即如《儒林外史》之庄绍光即程绵庄，马纯上即冯粹中，牛布衣即朱草衣，均为胡先生所承认。（ 见胡先生所著《吴敬梓传及附录》 ）。然则金和跋中之所指目，殆皆可信。其中如因范蠡曾号陶朱公，而以范易陶；因万字俗写作万，而以万代方；亦非笨谜乎？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且用之，安见汉军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
（ 三 ）胡先生谓拙著中刘姥姥所得之八两及二十两有了下落，而第四十二回王夫人所送之一百两没有下落，谓之“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实在没有道理。”案《石头记》凡百二十回，而余之《索隐》，尚不过数十则；有下落者记之，未有者姑阙之，此正余之审慎也。若必欲事事证明而后可，则《石头记》自言著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等，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曹雪芹。《石头记》中有许多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南巡一事，将亦有任意去取，没有道理之诮与？
（ 四 ）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大端考定，遂断定《石头记》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 真假 ）两个宝玉的底本”。案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又使宝玉为作者自身影子，则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 鄙意甄、贾二字，实因古人有正统、伪朝……习见而起。贾雨村举正、邪两赋而来之人物，有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等，故疑甄宝玉影宏光，而贾宝玉影允礽也） 。若以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适亦接驾四次，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嬷嬷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谓贾府亦即曹家乎？胡先生因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 相应，遂谓贾政即影曹。然《石头记》第三十七回有贾政任学差之说；第七十一回有贾政回京复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 固未闻曾放学差也。且使贾府果为曹家影子，而此书又为雪芹自写其家庭之状况，则措词当有分寸。今观第十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且许三礼奏参徐乾学，有曰：“伊弟拜相之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余秦桧（ 余国柱 ），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对”云云。今观《石头记》第五十五回有“刚刚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之说。第四回，有“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之护官符。显然为当时一谣一对之影子，与曹家无涉？故鄙意《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
（民国十一年一月三十日）
篇首开宗明义亦云：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其写宝钗也，几为完人；而写黛玉、妙玉，则乖痴不近人情。是学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评本。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如宝玉中觉，在秦氏房中，布种种疑阵。宝钗金锁为笼络宝玉之作用，而终未道破。又于书中主要人物，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如晴雯、小红等均为黛玉影子，袭人为宝钗影子，是也。此等曲笔，惟太平闲人评本，能尽揭之。太平闲人评本之缺点，在误以前人读《西游记》之眼光读此书，乃以大学中庸明明德等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种种可笑之附会，如以吃饭为诚意之类。而于阐证本事一方面，遂不免未达一词矣。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佐之札记，专以阐证本事，于所不知，则阙之。
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清制：满人不得为状元，防其同化于汉。《东华录》：“顺治十八年六月，谕吏部：世祖遗诏云，纪纲法度，渐习汉俗，于醇朴旧制，日有更张。”又云：“康熙十五年十月，议政王大臣等议准礼部奏，朝廷定鼎以来，虽文武并用，然八旗子弟，尤以武备为急，恐专心习文，以致武备废弛，见今已将每佐领下子弟一名，准在监肄业，亦自足用。除见在生员举人进士录用外，嗣后请将旗下子弟考试生员举人进士，暂令停止。从之。”是知当时清帝虽躬修文学，且创开博学鸿词科，实专以笼络汉人，初不愿满人渐染汉俗。其后雍、乾诸朝亦时时申诫之。故第十九回：“袭人劝宝玉道：‘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又“黛玉见宝玉腮上血渍，询知为淘漉胭脂膏子所溅，谓为带出幌子，吹到舅舅耳里，使大家不干净惹气。”皆此意。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本书有《红楼梦曲》，以此。书中序事托为石头所记，故名《石头记》。其实因金陵亦曰石头城而名之。余国柱（ 即书中之王熙凤 ）被参，以其在江宁置产营利，与协理宁国府，历劫返金陵等同意也。又曰《情僧录》及《风月宝鉴》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风明月语，以风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
《中国伦理学史》，虽仍用日本远藤隆吉氏《支那思想史》之三时期分叙法，叙述的材料亦多取给于此书，而详其所略，略其所详的却不少。其中如六朝人的人生观与清代黄梨洲、戴东原、俞理初三氏之编入，为我最注意之点。
《哲学概论》，以几本德国哲学家的门径书为蓝本，而据《韩非子》解老子“道”与“理”之界说，说哲学在吾国本应名为道学。又说明古代只有宗教，凡后来哲学、科学之任务，皆包于其中。其后哲学独立，科学尚包于哲学之中，而宗教之范围特别减缩。及科学次第独立，而哲学的范围亦渐渐减缩。又说哲学有科学的与超科学的之别。每一种科学的，如数理哲学之类是；有包括自然科学的，如自然哲学是；有包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如斯宾塞尔综合哲学原理、孔德实证哲学是。至于超科学的哲学，则所谓形而上学者是。又关于美学一方面，特别注意，亦受德国学派的影响。
民国五年，帝政取消，袁世凯死，范君静生任教育部（ 总 ）长，电促我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我遂偕眷属于冬间回国。到上海后，有多数友人劝不可就职，说北大太腐败，恐整顿不了，反把自己的名誉毁掉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整顿，不妨试一试。我从少数友人的劝，往北京。
北京大学，在清季本名京师大学堂，分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的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亦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腐败的总因。我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求学问的兴会；提倡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先生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全文如下：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本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 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营营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志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 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为诸君求学之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我到北大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四科及预科。设备都不完全，而又无增加经费的希望，于是提议，并工科于北洋大学之工科，而以所省经费供其他各科增加设备之需要，为教育部及北洋大学所赞同而实行之。
一九一七年二月五日，先生接受《大公报》访问，谈及相应之教育观点，全文如下：
教育界之注意点。余自欧归国，友人多为余言江浙两省普通教育过于普通，各校学生因无特别技能无法谋生，遂多随便觅事，今后须于职业教育特加注意，俾学校教育可与社会需要适合，其言甚中。今日教育界之弊害，惟以余之见，如于中学普通科参入职业科目，仍嫌凌杂，而难得实益，莫如多设与高等小学或中学同等之农工学校，俾无力升学急图谋生之青年，受职业教育有技能之修养也。职业教育以上更有二事为教育界所万不可忽者，一为养成学生自动的研究学术之兴趣，一为提倡其对于自然界或人造物之美感。盖彼既于学术有兴趣，则毕业之后必可随所嗜好之职业就之，不致任便就业，或时作改弦易辙之思，起种种非分之妄想。既有高尚之美感，则职业以外，更有精神上之慰安，不致厌倦之感，而世间种种烦恼皆可打破之，故此事者，今日教育界最大之急务也。
欧洲战争之观察。国人对于欧战有最易误解者二事，即德国历久不敝，终必得胜，与夫今后弱小之国，非大张军备无以自存是也。以余所见，则殊不然，此次欧战原因在德自不待言，盖德国准备军实，处心积虑已数十年，是德国可谓为军国主义之代表。法国以保护弱小诸国为怀，早年大革命之战争，乃为个人争人权，此次之大战争，则系为弱国争人权，是法国可谓为人道主义之代表。今兹之战虽参与者不下十国，而其实则德与法战耳。军国主义与人道主义之战耳。从多助与寡助上观察，德之败也必矣。夫战争之祸欧洲人固久已厌之，前岁大战争未开始，前数日欧洲社会党曾开大会，决议由工人全体罢工，以阻战祸，乃他国社会党代表均已签名，而德国社会党畏国法之威，心虽赞同，不敢签字，遂卒不免于此次之大劫。设使当时各国工人实行罢工，则战事从何实现。德国自经此次战劫，甚至国内购用食物亦受严法之制限，其人民固已创巨痛深，战事终结后反对军备之声必勃然而起。使今后各国但将社会改良各为社会的联络，则以后虽有抱持军国主义者，亦莫由行其野心。吾人观于此等趋势，故甚不愿吾国扩张军备，以召世界之注目，务宜从改革社会、普及教育、振兴实业上入手，但使我国不起排外之思想，则瓜分之祸不足虑也。
对于大学之计划。大学生向来最大之误解，即系错认大学为科举进阶之变象，故现在首当矫正者即是此弊，务使学生了解于大学乃研究学术之机关，进大学者乃为终其身于讲学事业。学生如此，教授亦如此，盖大学教授须一面教人，一面自家研究也。因此之故，拟竭力办理文理两科，完全其科目，因此两科乃法工农医诸科，原理原则所由出，而入是两科者，又大抵为纯粹讲学而来，既不想做官，亦不想办大实业也。今后预科年限拟缩短，而别设研究科，惟恐学生入大学者，其学力不能衔接，故预科改为一年或两年尚待斟酌。要之预科如两年，则研究科为一年，预科如一年，则研究科为两年。总尽现行之六年毕业制度支配。兹后预科收取学生，拟概从严格。惟近年因政潮不定，经费竭蹶，地方学务殊形退化，于招考大学学生殊多困难也。
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润章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国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只有王亮畴、罗钧任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只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鲠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
那时候，林君琴南来一函，对于北大一部分教员表示不满。我复函驳之，今抄来往两函于左：
《公言报》记者足下：
读本月十八日贵报，有《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一则，其中有林琴南君致鄙人一函。虽原函称“不必示复”，而鄙人为表示北京大学真相起见，不能不有所辩正。谨以答林君函抄奉，请为照载。又，贵报称“陈、胡等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大约即以林君之函为据，鄙人已于致林君函辩明之。惟所云“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何所据而云然？请示复。答林琴南君函如下：
琴南先生左右：
于本月十八日《公言报》中，得读惠书，索刘应秋先生事略。忆第一次奉函时，曾抄奉赵君原函，恐未达览，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题词，甚幸。（ 赵体孟原函附后 ）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甚感。惟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辩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以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为先为两种考察：（ 甲 ）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 乙 ）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出版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今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公不云乎？“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卫灵问陈，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者耶？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 或曰长幼有序 ），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为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若谓大学教员曾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弟则忆《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有曰：“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声价，而路粹则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且弟亦从不闻有谁何教员，崇拜李贽其人而愿抬其唾余者。所谓“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 甲 ）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 乙 ）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 丙 ）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有《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岂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少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招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熟读《水浒》、《红楼梦》之小说家，能于《续水浒传》、《红楼复梦》等书以外，为科学、哲学之讲演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
（ 一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
（ 二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此复，
并候
著祺
八年三月十八日 蔡元培敬启
附一：林琴南致蔡元培函
鹤卿先生太史足下：
与公别十余年，壬子一把晤，忽忽八年，未通音问，至为歉仄。辱赐书以遗民刘应秋先生遗著，属为题词，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谨撰跋尾归之。
呜呼！明室敦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梨洲、亭林、杨园、二曲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实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至慰。
虽然，尤有望于公者。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者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
方今人心衰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剙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已，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悬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赢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受耶？
我公心右汉族，当在杭州时，间关避祸，与夫人同茹辛苦，宗旨不变，勇士也。方公行时，弟在陈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异趣，各行其是。盖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交情固在，不能视若冰炭，故辱公寓书，殷殷于刘先生序跋，实隐示明、清之季各有遗民，其志均不可夺也。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弃灰，今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腊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
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齐生于今日，则万无济变之方。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卫灵问陈，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则天下之强，宜莫强于威廉。以柏灵一隅，抵抗全球，皆败衄无措，直可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学、商务，下及工艺，无一不冠欧洲，胡为恹恹为荷兰之寓公？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彼庄周之书，最摈孔子者也，然《人间世》一篇，盛推孔子。所谓《人间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托叶公子高之问难孔子，陈以接人处世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辨，为千载以上之庄周，竟咆哮为千载以下之桓魋，抑何其可笑也！
且天下惟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二三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籀篆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 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不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 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
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儗不于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屑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是言。李穆堂又拾其余唾，尊严嵩为忠臣。今试问二李之名，学生能举之否？同为埃灭，何苦增兹口舌？可悲也。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有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纷集，甚为我公惜之。
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惟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趣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
林纾顿首
附二：《公言报》：《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
北京大学之新旧学派……两种杂志之对抗……第三者之调停派学说……三者以外之学者议论……林琴南致蔡鹤卿书
北京近日教育虽不甚发达，而大学教师各人所鼓吹之各种学说，则五花八门，颇有足记者。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
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顺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亦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盖以人类社会之组织，与文学本有密切之关系，人类之思想，更为文学实质之所存，既反对旧文学，自不能不反对旧思想也。
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加以国史馆之耆老先生，如屠敬山、张相文之流，亦复深表同情于刘、黄。刘、黄之学，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为一切学问之根，以综博考据讲究古代接迹汉代经史之轨，文章则重视八代而轻唐宋，目介甫、子瞻为浅陋寡学。其于清代所谓桐城派之古文家，则深致不满，谓彼辈学无所根，而徒斤斤于声调。更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之面具，殊不值通人一笑。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在姚叔节、林琴南辈，目击刘、黄诸后生之皋比坐拥，已不免有文艺衰微之感。然若视新文学派之所主张，更当认为怪诞不经，似为其祸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转顾太炎新派，反若涂轨之犹能接近矣。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然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
至于介乎二派者，则有海盐朱希祖氏。朱亦太炎之高足弟子也，邃于国学，且明于世界文学进化之途径，故于旧文学之外，兼冀组织新文学。惟彼之所谓新者，非脱却旧之范围，盖其手段不在于破坏，而在于改良。以记者之愚，似觉朱氏之主张较为适当也。
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三氏辞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尚无其事。唯陈、胡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抹杀，而且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顷林琴南氏有致蔡孑民一书，洋洋千言，于学界前途，深致悲悯。兹将原书刊布于下，读者可以知近日学风变迁之剧烈矣。
附三：蔡元培抄寄之赵体孟来函
敬恳者：
敝郡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著（《说经史》十卷、《草楼诗集》五卷、《砚斋文集》五卷），特求台端加以品题。此书虽非一种学说，然文章之美，则上窥汉魏，下摭初唐，尚不失为彬雅。先生讳应秋，字体元。生平甘贫乐道，杜门谢客，康熙癸未时，曾辞神木司铎之命。郡人父老相传，顾亭林游历至此，与先生订为文字交。然遗著零落，无可考究，是以为憾。是稿原先生不能灾木，后付张鹏飞补山先生发印，曾经吴门陆俨庭先生鉴定，又未果。今原稿存补山家中一二，移散友人处五六。孟思先生一生吚唔斗室八十余载，若不献世，则沧海桑田，焉不烬灭。先是补山先生某日至学园，见焚字纸者，近取谛视，则先生之遗著在焉，审之则一半已付秦灰。言原著四十余本，今所存者则二十一二耳。先生后嗣至六世而遂绝，故孟欲集梓行，而力未胜；今介绍商务书馆，以重价始让版权发行。不揣冒昧，谨为先容，尚希雅鉴。恳介绍任公、太炎、又林琴南诸先生代为品题。
（《公言报》，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四月一日）
八年四五月间，因巴黎和约允许日本得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舆论主张我国全权代表不签字于该约，而政府中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不赞成。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学生联合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为此问题示威游行，到曹汝霖宅前，破门而入，适见有火油一箱，遂试纵火。偶然有一人出，群以为即汝霖，攒殴之，后始知为宗祥。未几，巡警至，大捕学生，学生被捕的数十人。我与各校长往警察总监处具保，始释放。但学生以目的未达，仍派队分途演讲，巡警又捕学生。而未被捕的学生仍四出演讲，且人数日益加多。巡警捕拘不已，拘留所不能容，乃以北大之第三院在北河沿者为临时拘留所，拘学生无数。于是各地方均设学生联合会，各校均罢课，而留法学生也组织敢死队，包围我国的全权代表，要求不签字于和约。政府亦知众怒难犯，不能不让步，于是不签字的要求终于达到了。但是学生尚有一种要求，是罢免曹、陆、章。政府迟迟不肯发表，学生仍罢课，仍演讲。北京、天津、上海等工商界也为学生所感动，而继起要求，如政府再不执行，将有罢市、罢工之举。于是罢免曹、陆、章之令乃下。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大概。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政府的办理不善，深可慨叹；一方面是学生的热诚与勇敢，很可佩服。有人疑从此以后，学生将遇事生风，不复用功了，而结果乃与之相反。盖学生在此次运动中得了两种经验：一是进行的时候，遇着艰难，非思想较高、学问较深的同学，不能解决，于是人人感力学的必要。二是专靠学生运动，政府还是不怕，直到工商界加入，而学生所要求的，始能完全做到，觉得为救国起见，非启发群众不可。所以五四以后，学生一方面加紧用功，一方面各以课余办平民夜校、星期演讲及刊布通俗刊物，这真是五四运动的收获。
在我呢，居校长的地位，即使十二分赞助学生，而在校言校，不能不引咎辞职，所以于五日即递辞呈。
一九一九年五月八日，先生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呈文如下：
呈为呈请辞职事：窃元培自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奉职无状，久思引退。适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约束无方，本当即行辞职；徒以少数学生被拘警署，其他学生不忍以全体之咎归诸少数，终日皇皇，不能上课，本校秩序极难维持，不欲轻卸责任，重滋罪戾。今被拘各生业已保释，全体学生均照常上课，兹事业已告一段落。元培若再尸位本校，不特内疚无穷，亦大有累于大总统暨教育总长知人之明。敬竭诚呈请辞职，并已即日离校。一切校务，暂请温宗禹学长代行。敢请大总统简任贤者，刻期接任，实为公便。谨呈
大总统
教育总长
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八日
（《北京大学日刊》，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附：大总统指令（第1332号）
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为奉职无状恳请解职由。
呈悉。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此令。
八日，闻政府已允我辞职，别任马君其昶为校长。我深恐发表以后，学生有拒马之举，致涉把持地位之嫌疑，故于九日赴天津，广告于《晨报》称：“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至（ 止 ），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已正式辞去”等语，表示我之去京，实为平日苦于应接不暇之烦忙，而亟思休息也。
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日，先生发表《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全文如下：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北京大学日刊》，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
附：程演生教授答学生常惠书
“杀君马者道旁儿。”《风俗通》曰：“杀君马者，路旁儿也。”言长吏养马肥而希出，路旁小儿观之，却惊致死。按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
梁张士简用此意作《走马引》，曰：“良马龙为友，玉珂金作羁。驰骛宛与洛，半骤复半驰。条（ 倏 ）忽而千里，光景不及移。九方惜未见，薛公宁所知。敛辔且归去，吾畏路旁儿。”
蔡先生用此语，大约谓己所处之地位，设不即此审备所在，徒循他人之观快，将恐溺身于害也。与士简诗意正相合。所以上文曰：“吾倦矣！”自伤之情，抑何深痛！（ 元培案：引此语但取积劳致死一义，别无他意 ）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毛诗·大雅·民劳》第二章曰：“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恬伮。式曷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蔡先生用此语，盖非取全章之义。所谓民者，或自射其名耳（ 孑民 ）。言己处此忧劳之余，庶几可以小休矣。倘取全章之义，则不徒感叹自身，且议执政者也（ 元培案：引此语但取劳则可休一义，别无他意 ）。
常惠君足下：
顷讯蔡先生启事中引用之语，兹已检查明确，希即转示同学。“杀君马”之语，外面误解者亦甚夥，且有望文生义者，谓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若是说去，成何意义？可发一笑。贤者虽明哲保身，抑岂忍重责于学生耶！综观右所条举之书及诗，蔡先生引用此语之本心，读者当可了解矣。足下何日南下？有暇望过我一叙。此答。余不一一。
五月十日 二古白（《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并发表告北大同学之公开信：
北京大学同学诸君鉴：
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仆之去职，为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十日 蔡元培启
（《北京大学日刊号外》，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并参阅《益世报》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不意政府任命马君之事并未实现，而谋攫取北大校长之地位的是胡君仁源。胡君曾为南洋公学特班生，有哲学思想，文笔工雅，我甚器重之。后来留学英国，习工科，以性近文哲的学生肯习工艺，尤为难得。民国五年，任北大工科学长，并代理校长。余到北大后，仍请任工科学长，而彼不愿，遂改聘他人。以曾经代理校长的人来任校长，资格恰好，但推戴胡君的人，手段太不高明。他们一方面运动少数北大学生，欢迎胡君；一方又发表所谓《燃犀录》，捏造故事，丑诋我及沈尹默、夏浮筠诸君，于是激起大多数北大学生的公愤，公言拒胡，并查明少数迎胡之同学而裁制之。胡君固不敢来，而政府亦不愿再任他人，乃徇北大教职员及学生之请而留我。
我自出京后，寓天津数日，
北京《晨报》，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三日刊载先生在天津车站之谈话新闻如下：
得天津确实消息：蔡孑民已于十日乘津浦车南下，登车时，适有一素居天津之友人往站送他客，遇蔡君，大诧异曰：“君何以亦南行？”蔡君曰：“我已辞职。”友曰：“辞职当然，但何以如此坚决。”蔡曰：“我不得不然。当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即有人纷纷来告，谓政府方面之观察，此举虽参与者有十三校之学生，而主动者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大学学生之举动，悉由校长暗中指挥，故四日之举，其责全在蔡某，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焚毁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我虽闻之，犹不以为意也。八日午后，有一平日甚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谓：‘君何以尚不出京，岂不闻焚毁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之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将传讯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此等学生，以陷君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以噢咻之，或者不复追究也。’我闻此语大有理，好在辞呈早已预备，故即于是晚分头送去，而明晨速即离校以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
询以此后作何计划？蔡曰：“我将先回故乡，视舍弟，并觅一幽僻之处，杜门谢客，温习德、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日力译最详明之西洋美术史一部，最著名之美学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我以为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我自民国元年以来，常举以告人。惟提倡美育，必须先输入欧洲之美学及美术史，而至今尚未有注意及此者，我不能不承其乏。”
“我自问颇有研究学问之资格，而不耐烦剧，办事实非所长。自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校务已日不暇给，而校外各方面之牵帅，又多为半官僚性质之国立大学校长所义不容辞者，忽而开会，忽而演说，忽而征文征序，忽而担任募捐，忽而为会长，忽而为董事，忽而为干事，忽而穿常礼服，忽而穿大礼服，甲处答应，则乙、丙不便推却，一次答应，则二、三次更不便推却，以我所最不耐烦之事，而纷至沓来，又迫以不得不承认，终日忙于应付。不特无暇著书，且无暇读书，而校务亦不免废弛，此我平日所最疚心者。今既有适当之机会可以辞职，此后对于一切学校，一切集会，统统脱离关系，已有一启事在各报馆宣布矣。”
我友曰：“这能保去职后学生不起骚动乎？”蔡君曰：“殆不至有何等举动。我尚有一消息，适忘告君。八日午后，尚有见告，政府已决定更换北京大学校长，继任者为马君其昶。我想再不辞职，倘政府迫不及待，先下一令免我职，我一人之不体面，犹为小事，而学生（ 或 ）不免起一骚动。我之急于提出辞呈，此亦其旁因也。今我自行辞职，而继任者又为年高德劭之马君，学生又何所歉然，而必起骚动乎。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矣。”
友曰：“君能保此后学生对于外交问题不再有何等运动乎？”蔡君曰：“是或难免。然我在七、八等日，已屡与学生之干事部说过，大意谓：‘学生爱国之表示，在四日已淋漓尽致，无可复加。此后可安心用功，让一般国民积极进行。若学生中实有迫於爱国之热诚，情不自已者，不妨於校外以国民之资格自由参加，万不可再用学生名义，尤不可再以学校为集会之机关。’我希望学生尚忆吾言也。”（ 其他问答语从略 ）
即赴杭州，寓从弟国亲家，后又借寓西湖杨庄，满拟于读书之暇，徜徉湖山。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先生发表宣言，公开宣称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其文如下：
（ 一 ）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作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而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
（ 二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 三 ）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 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画 ）。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有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蔡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一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
爱蔡孑民者启
复使其弟刊登谢绝来访启事一则：
孑民家兄回里以后，胃疾时发，近日病势忽增，神经非常衰弱。医友切嘱，非屏绝外缘，静养半年，恐难复原。现正紧要关头，不许见客，亦不许传阅函电，因而到浙访问者，均不免徒劳往返；一切函件，亦均不能即有答复。特代声明，请求原谅。
《蔡元培日记》本日亦记曰：“为谷弟拟一广告”，“登报时稍有改变”。
奈北大纠纷未已，代表迭来，函电纷至，非迫我（ 回 ）京不可。经多次磋商，乃于七月十四日，与蒋君梦麟面商，请其代表到校办事。
《蔡元培日记》本日有记云：“偕梦麟游花坞，遇雨。梦麟、尔和在此晚餐，决请梦麟代表至校办事。”（ 按：尔和即汤尔和，时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 ）
蒋君于十六日赴北京。
蒋梦麟回京后，先生于七月二十三日刊登“请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启事。其文云：
本校教职员诸君公鉴：
元培因各方面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惟胃病未寥，一时不能到京。今请蒋梦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图章交与蒋教授。嗣后一切公牍，均由蒋教授代为签行。校中事务，请诸君均与蒋教授接洽办理。特此奉布，并颂
公绥
蔡元培谨启（《北京大学校刊》，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同日，先生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全文如下：
北京大学学生诸君并请全国学生联合会诸君公鉴：
（ 上略 ）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即当局亦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而容纳国民之要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社会上感于诸君唤醒之力，不能为筌蹄之忘，于是开会发电，无在不愿与诸君为连带之关系，此人情之常，无可非难。然诸君自身，岂亦愿永羁于此等连带关系之中，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
世界进化，实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资预备。即以提倡国货而言，贩卖固其要务，然必有制造货品之工厂，与培植原料之农场，以开其源。若驱工厂农场之人材，而悉从事于贩卖，其破产也，可立而待。诸君自思，在培植制造时代乎？抑在贩卖时代乎？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
抑诸君或以唤醒同胞之任务，尚未可认为完成，不能不再为若干日之经营，此亦非无理由。然以仆之观察，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自大学之平民讲演，夜班教授，以至于小学之童子军，及其他学生界种种对于社会之服务，固常为一般国民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尽力矣。苟能应机扩充，持久不怠，影响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点，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成模范人物之资格，则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
且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至重要矣，进而求之，犹有重要于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关联。故政客生涯，死而后已。今诸君有见于甲乙之相联，以为毕甲不足，毕乙而后可，岂知乙以下之相联而起者，曾无已时。若与之上下驰逐，则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无踌躇满志之一日，可以断言。此次世界大战，德法诸国，均有存亡关系，罄全国胜兵之人，为最后之奋斗，平日男子职业，大多数已由妇女补充，而自小学以至于大学，维持如故。学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间或提前数月毕业，而未闻全国学生，均告奋勇，舍其学业，而从事于军队，若职业之补充，岂彼等爱国心不及诸君耶？愿诸君思之。
仆自出京，预备杜门译书，重以卧病，遂屏外缘。乃近有“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之呼声，各方面遂纷加责备，迫以复出，仆遂不能不加以考虑。夫所谓“教育原状”者，宁有外于诸君专研学术之状况乎？使诸君果已抱有恢复原状之决心，则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仆为教育前途起见，虽力疾从公，亦义不容辞。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 下略 ）
（《北京大学日刊》，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又经函电商讨，我直至九月十日启行，十二日到北京，重进北大。
我回北大后，于教职员及学生欢迎会中声明，略谓：“五月间为国权问题而运动，牺牲学业，尚算值得。后来为校长问题，又纷扰了一两个月，实为可惜。德国的大学，每年换一校长，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的教授轮值，从来不生问题。我们鉴于此次校长问题的纠纷，也要做到教授治校的方式。拟设评议会，由各系教授推出评议员组织之。”这就是北大评议会的缘起。
九年，西历一九二〇年，我五十四岁。
暑假中，湖南学者周鲠生、杨端六诸君乘杜威留京、罗素新自英来的机会，发起长沙讲演会，北京各校著名的教授都被邀，我也参与。那时谭君组庵任湖南省长，招待我们。我讲了四次，都是关乎美学的，我曾把演（ 说 ）稿整理一过，载在《北京大学日刊》。
这时候，张作霖、曹崐（ 锟 ）等深不以我为然，尤对于北大男女同学一点，引为口实。李君石曾为缓和此种摩擦起见，运动政府，派我往欧美考察大学教授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适罗君钧任正由政府派往欧美考察司法情形，遂约定同行。遂于十一月下旬赴上海，乘一法国邮船于十二月下旬到法国。
十年，西历一九二一年，我五十五岁。
一月，我方从法国到瑞士日内瓦，接蒋梦麟、谭仲逵二君电，痛悉黄夫人仲玉已于一月一日去世，哀哉！溯我从湖南回北京的时候，夫人已病，延法国医生诊疗，渐瘥，并为我整理行装。我行后，在船中曾以无线电询病状，亦得“渐瘥”的复电，不意到欧不数日而得此恶耗，我心甚痛，作祭文一首。
一九二一年一月九日，先生作《祭亡妻黄仲玉文》，最初铅印一单张，在北京举行的黄仲玉夫人追悼会上发送，后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一九二一年三月七日。此后，全国中学通用之国文教科书中，多选为教材。其文如下：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画、善书、为美术工艺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我与汝结婚之后，屡与汝别，留青岛三阅月，留北京译学馆半年，留德意志四年，革命以后，留南京及北京九阅月，前年留杭县四阅月，加以其他短期之旅行，二十年中，与汝欢聚者不过十二三年耳。呜呼！孰意汝舍我如是其速耶！
凡我与汝别，汝往往大病，然不久即愈。我此次往湖南而汝病，我归汝病剧，及汝病渐痊，医生谓不日可以康复，我始敢放胆而为此长期之旅行。岂意我别汝而汝病转剧，以至于死，而我竟不得与汝一诀耶！
我将往湖南，汝恐我不及再回北京，先为我料理行装，一切完备。我今所服用者，何一非汝所采购，汝所整理！处处触目伤心，我其何以堪耶！
汝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我不知汝临终时，一念及汝死后老父、老母之悲切，弟妹之伤悼，稚女、幼儿之哀痛，汝心其何以堪耶！
汝时时在纷华靡丽之场，内之若上海及北京，外之若柏林及巴黎，我间欲为汝购置稍稍入时之衣饰，偕往普通娱乐之场所，而汝辄不愿。对于北京妇女以酒食赌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骛声气而因缘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与往来。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呜呼！我之感汝何如，而竟不得一当以报汝耶！
汝爱我以德，无微不至。对于我之饮食、起居、疾痛、疴痒，时时悬念，所不待言。对于我所信仰之主义，我所信任之朋友，或所见不与我同，常加规劝；我或不能领受，以至与汝争论；我事后辄非常悔恨，以为何不稍稍忍耐，以免伤汝之心。呜呼！而今而后，再欲闻汝之规劝而不可得矣，我惟有时时铭记汝往日之言以自检耳。
汝病剧时，劝我按预约之期以行，而我不肯。汝自料不免于死，常祈速死，以免误我之行期。我当时认为此不过病中愤感之谈，及汝小愈，则亦置之。呜呼！岂意汝以小愈促我行，而竟不免死于我行以后耶！
我自行后，念汝病，时时不宁。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舶中发一无线电于蒋君，询汝近况，冀得一痊愈之消息以告慰，而复电仅言小愈；我意非痊愈，则必加剧，小愈必加剧之讳言，聊以宽我耳，我于是益益不宁。到里昂后，即发一电于李君，询汝近况，又久不得复。直至我已由里昂而巴黎，而瑞士，始由里昂转到谭、蒋二君之电，始知汝竟于我到巴黎之次日，已舍我而长逝矣！呜呼！我之旅行，为对社会应尽之义务，本不能以私废公；然迟速之间，未尝无伸缩之余地。尔时，李夫人曾劝我展缓行期，我竟误信医生之言而决行，致不得调护汝以蕲免于死。呜呼！我负汝如此，我虽追悔，其尚可及耶！
我得电时，距汝死已八日矣。我既无法速归，归亦已无济于事；我不能不按我预定计划，尽应尽之义务而后归。呜呼！汝如有知，能不责我负心耶！
汝所爱者，老父老母也，我祝二老永永健康，以副汝之爱。汝所爱者，我也，我当善自保养，尽力于社会，以副汝之爱。汝所爱者，威廉也、柏龄也，现在托庇于汝之爱妹，爱护周至，必不让于汝。我回国以后，必躬自抚养，使得受完全教育，为世界上有价值之人物，有所贡献于世界，以为汝母教之纪念，以副汝之爱。呜呼！我所以慰汝者，如此而已。汝如有知，其能满意否耶！
汝自幼受妇德之教育，居恒慕古烈妇人之所为。自与我结婚以后，见我多病而常冒危险，常与我约，我死则汝必以身殉。我谆谆劝汝，万不可如此，宜善抚子女，以尽汝为母之天职。呜呼！孰意我尚未死，而汝竞先我而死耶！我守我劝汝之言，不敢以身殉汝。然我早衰而多感，我有生之年，亦复易尽；死而有知，我与汝聚首之日不远矣。
呜呼！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决不敢信；死者果无知耶！我今日为汝而决不敢信；我今日惟有认汝为有知，而与汝作此最后之通讯，以稍稍纾我之悲悔耳！呜呼，仲玉！
中华民国十年一月九日
汝夫蔡元培（《北京大学日刊》，一九二一年三月七日）
这一年的一月十八日赴法国，往来巴黎、里昂间。二月十二日到比利时。十六日又到法国。三月十三日到德国。二十八日到奥国。四月一日到匈牙利。五日复到瑞士。十日复到法国。十三日往意大利。二十四日复到法国。二十九日到荷兰。五月三日到英国。十七日复到法国。六月一日到美国。十日到坎拿大。十四日又到美国。三十日上船。八月六日到檀香山，受教育部委托，参加太平洋教育（ 协 ）会（ 议 ）。二十九日上船，九月九日到日本。十四日到上海。十八日回北京。
我在意大利时，八（ 四 ）月十九日，得里昂转来宋汉章君电，知从弟国亲去世。国亲比我小十四岁，甚有才干，我的区（ 运 ）动革命，推行教育，得他的助力很多。曾在司法界服务，现已入金融界，前途甚有希望，竟不永年，可惜可哀！
（蔡元培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