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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民国五年的冬季，我正在法国，接到教育部的电报，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本来，在民元我长教育部以前，那时名叫京师大学堂，我便在那大学堂一部分的译学馆任国文及西洋史的教员。现在要我来任北大校长，我算是第二次为北大服务了。
当我从法国回到上海的时候，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些朋友说：既然知道他的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接受了后说，到北大来。
到北大以后，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教书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便算功德完满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我到校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授着手。
因此，我到北大，由医专校长汤尔和君的介绍，便首先聘请了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君任北大文科学长，同时在《新青年》上，我们认识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职。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而他们一定要参加，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张（ 章 ）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的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我离京之时，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的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并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章、陆，于是，五四运动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虽然五四运动的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需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 劳 ）苦而无功的生活。
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 书 ）》，告以学生救国，重在研究学术，不可常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至此，北大因五四运动而起的纠纷才算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