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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辛亥是我留德的第五年。我于丁未五月间经西伯里亚往德国。到柏林后，始知有徐伯荪先烈刺恩铭于安庆，及秋竞雄先烈等在绍兴遇害之事。上海报戴（ 载 ）问官说：“汝受孙文指使么？”（ 大意如此 ）徐先烈说：“我运动革命，已二十年，还要受别人指使么？”驻德孙慕韩公使读到此，有点寒心，乃强作解嘲语说：“革命党真是大言不惭。”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间，差不多年年都有惊人的大事。例如丁未七月间，孙先生有钦廉之役。十一月，又有镇南关之役。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庆起义。庚戌，有汪精卫先生刺载沣之事。至于辛亥三月间，温生才先生刺杀孚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于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义，而告一大结束。我也于是年回国了。
辛亥八月中旬（ 阳历十月初旬 ），德国大学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学已开课。我因几位德国朋友的介绍，往维铿斯多中学参观。这中学是私立的，是较为革新的，在课程上，重顿悟不重记诵；在训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于会食前，诵一条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祷；注重音乐，除平时练习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学生得举行茶会，邀教员及男、女同学谈话。我寄住在此校教员宿舍中，历一星期，觉得他们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见德国报纸上，载有武汉起义的消息。有一德国朋友问我：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为革命党预备已很久了。不久，又接到吴稚晖先生一函（ 自伦敦来，或自巴黎来，我此时记不清了 ）。以武汉消息告我，并言或者是一大转机，我辈均当尽力助成（ 大意如此 ）。我于是先到柏林，每日总往同学会，与诸同学购报传观，或集资发电，大家都很热烈的希望各省响应就是了。同学中，有一位刘庆恩君，稍稍做了一点可资谈助的事：同学会中，本有两面小龙旗，插在案上花瓶中。有一日，刘君把这龙旗扯破了，他去备了两面五色旗来替它。又有一日，来了一位使馆的秘书，带笑带说道：“袁宫保出来了，革命军势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样子。刘君骂道：“放屁！”就打他一个耳光，别人赶紧劝开，那秘书也只好悄悄的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个月光景，接陈英士先生电报，催我回国，我就从西伯里亚回来。到上海，正是黄克强先生由汉口来上海的时候，孙先生还没有到。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蛰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那时候，又有一段新闻，关于辜汤生先生的事。自武昌起义以后，望平街各报馆每日发好几次传单，并在馆门口用大字誊写，借示行人，于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状。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通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此为我回国以后所闻，未知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