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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董仲舒

小传

董仲舒,广川人。少治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以贤良应举,对策称旨。武帝复策之,仲舒又上三策,即所谓《天人策》也。历相江都王、胶西王,以病免,家居著书以终。

著书

《天人策》为仲舒名著,其第三策,请灭绝异学,统一国民思想,为武帝所采用,遂尊儒术为国教,是为伦理史之大纪念。其他所著书,有所谓《春秋繁露》、《玉杯》、《竹林》之属,其详已不可考。而传于世者号曰《春秋繁露》,盖后儒所缀集也。其间虽多有五行灾异之说,而关于伦理学说者,亦颇可考见云。

纯粹之动机论

仲舒之伦理学,专取动机论,而排斥功利说。故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为宋儒所传诵,而大占势力于伦理学界者也。

天人之关系

仲舒立天人契合之说,本上古崇拜自然之宗教而敷张之。以为踪迹吾人之生系,自父母而祖父母而曾父母,又递推而上之,则不能不推本于天,然则人之父即天也。天者,不特为吾人理法之标准,而实有血族之关系,故吾人不可不敬之而法之。然则天之可法者何在耶?曰:“天覆育万物,化生而养成之,察天之意,无穷之仁也。”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为事。又曰:“天生之以孝悌,无孝悌则失其所以生。地养之以衣食,无衣食则失其所以养。人成之以礼乐,无礼乐则失其所以成。”言三才之道惟一,而宇宙究极之理想,不外乎道德也。由是以人为一小宇宙,而自然界之变异,无不与人事相应。盖其说颇近于墨子之有神论,而其言天以爱利为道,亦本于墨子也。

仲舒既以道德为宇宙全体之归宿,似当以人性为绝对之善,而其说乃不然。曰:“禾虽出米,而禾未可以为米。性虽出善,而性未可以为善。茧虽有丝,而茧非丝。卵虽出雏,而卵非雏。故性非善也。性者,禾也,卵也,茧也。卵待覆而后为善雏,茧待练而后为善丝,性待教训而后能善。善者,教诲所使然也,非质朴之能至也。”然则性可以为善,而非即善也。故又驳性善说,曰:“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是圣人之善也。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有恒者斯可矣。’由是观之,圣人之所谓善,亦未易也。善于禽兽,非可谓善也。”又曰:“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情与性一也,暝情亦性也。谓性善则情奈何?故圣人不谓性善以累其名。身之有性情也,犹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性而无情,犹言天之阳而无阴也。仁、贪两者,皆自性出,必不可以一名之也。

性论之范围

仲舒以孔子有上知下愚不移之说,则从而为之辞曰:“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亦不可以名性。性者,中民之性也。”是亦开性有三品说之端者也。

仲舒以性必待教而后善,然则教之者谁耶?曰:在王者,在圣人。盖即孔子之所谓上知不待教而善者也。故曰:“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天必安之。君之所命,民必从之。故君民者,贵孝悌,好礼义,重仁廉,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万民听而生善于下,故曰:先王以教化民。”

仁义

仲舒之言修身也,统以仁义,近于孟子。惟孟子以仁为固有之道德性,而以义为道德法则之认识,皆以心性之关系言之;而仲舒则自其对于人我之作用而言之,盖本其原始之字义以为说者也。曰:“春秋之所始者,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仁以安人,义以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仁之于人,义之于我,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以义设人,绝其处,逆其理,鲜不乱矣。”又曰:“春秋为仁义之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而义不予。不被泽于人,虽厚自爱,而仁不予。”

结论

仲舒之伦理学说,虽所传不具,而其性论,不毗于善恶之一偏,为汉唐诸儒所莫能外。其所持纯粹之动机论,为宋儒一二学派所自出,于伦理学界颇有重要之关系也。 5hgsA1AjkFb6Jv8cp1rhGYQdbzKam+5ZO1G9nytV5NOAfaDwgFaEyIAEb73fcC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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