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陶寺贵族墓葬所显现的这套礼仪制度,既有日后被三代王朝文明继承下来的,也有大量就此失传成为绝响的。
回观夏商周三代更替,尽管是伤筋动骨的改朝换代,但诚如孔老夫子总结的那样,“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下一个朝代对于上代,继承是主流。而始于二里头的三代王朝对陶寺礼制的扬弃,是否要归因于这场内部革命对旧传统的“砸烂”,从而导致了文化上的失忆?想来意味深长。
陶寺大墓的随葬品一般都有一二百件,包括由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及玉石器组成的成组家具、炊器、食器、酒器、盛贮器、武器、工具、乐器和装饰品以及以猪为主的牲体等等,随葬的礼乐器中又以蟠龙纹大陶盘、鼍鼓和特磬最引人注目,已如前述。后来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有不少在陶寺都邑已经现身。
但与三代礼器群相比,它又有些较显著的特点。首先这些礼器都不是用青铜来制作的,因此有学者称其为“前铜礼器” 。此时的陶寺都邑已经在使用铜器,但还没有用青铜来制作礼器。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及。
陶寺陶鼓(推测即文献中的“土鼓”)
陶寺彩绘陶壶 |
陶寺“前铜礼器”群的第二个特点,是礼器组合种类齐全,还存在以量取胜的倾向,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工具都是成套出现,看不出“重酒好酒”的倾向。这也大大不同于后来二里头至殷墟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酒文化”礼器组合。
前述独木船棺的特殊葬具,以及有棺无椁(套于棺外的大棺)的简单葬具,到了三代王朝时期也被复杂的成套棺椁所取代。
尽管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但各等级的墓又同处于一处墓地,并不见殷墟那样独立的王陵区。甚至,几乎所有居民都被囊括进一个大的城圈。这种“全民性”,使我们对陶寺社会的进化程度也无法作过高的估计。
与后世的三代王朝相比,这些现象或者是原始性的显现,或者是区域和不同族群间文化特征的差异。
无论如何,陶寺和同时代其他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人群间明确的等级划分以及“前铜礼器”群的存在,说明在中原及其周边各地域社会中,作为早期复杂化社会建立新秩序的重要支柱,礼制已经初现于世。但各区域社会的“前铜礼器”各有特色,尚未形成跨地域的统一定制,表明各区域社会尚处于礼制形成的初期阶段。正是这些人类群团的持续竞争与交流影响,奠定了后来华夏礼乐文明的基础 。
由于陶寺晚期社会“金字塔”塔尖的折断和贵族传统的中断(这一时期尚未发现社会上层的遗存,能随葬几件玉器的墓主人已属较高层级),三代王朝诞生前后向其汲取养分的程度或许也受到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