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题

“何以中国”，本来是拙著《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最后一节的标题。它以设问的形式给了这本小书一个开放式的收束：

深入发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环境与文化底蕴，无疑会更全面地澄清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对中国历史的长程观察有助于了解最早的“中国”何以诞生。

“何以中国”，本来是对原因的追问，按说回答也应是思辨性的、哲理性的讨论，但这本小书基本上是在叙述一个过程，讲一个故事——最早的“中国”诞生的故事。显然，仅仅叙述过程，无法圆满回答“何以中国”的追问，但对过程的叙述或许比论理更能迫近答案。这本小书所做的就是这种“迫近”的尝试。

如果说《最早的中国》写的是二里头王都这一个“点”，那么《何以中国》则试图讲述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由来。故可以认为，它是《最早的中国》的姊妹篇。

自“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河南安阳殷墟以来，中国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历史已近百年。通观上个世纪学术界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国族、王朝的确认为中心。“证经补史”情结与研究取向，基本上贯穿了学术史的始终。

在超脱了“证经补史”的理念和话语系统之后，古史建构仍被考古学者引为己任，这里的“史”开始被看作囊括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大历史。作为兄弟学科的文献史学和考古学，则更多地可以看作建构这一大的历史框架的途径和手段。解读文字诞生前后“文献不足征”时代的无字地书，进而构建出东亚大陆早期文明史的框架，考古学的作用无可替代，已是不争的事实。考古人参与写史势所必然，但话语系统的转换却并非易事。本书就是这一路向上的一个尝试，试图夹叙夹议地勾画出那个时代的轮廓。

只能勾画一个轮廓，这主要是由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的。那就是，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则不是它的强项。受这些特性的影响，考古学角度的叙述与文献史学对历史时期的叙述相比肯定是粗线条的。由此，可以理解的是，公元前2000年这一时间点，上下浮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都是可能的。这个绝对年代只是一个约数，考古学观察到的与这个年代相关的现象只是考古学和年代学目前的认识。以耶稣诞辰为计数起点的这个时间整数，本不具有太多的历史意义。在本书中，它只是我们探究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一个切入点而已。

话虽如此，它又是一个颇具兴味的切入点。

按古典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1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也有学者推算夏王朝始年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总之，在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公元前2000年是一个便于记忆的年数。

但文献中的这些记述，却不易与具体的考古学现象相对应。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无法在缺乏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确证尧、舜、禹乃至夏王朝的真实存在，确认哪类考古学遗存属于这些国族或王朝。狭义的王统的话语系统和视角，也不足以涵盖勾勒出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处于“龙山时代” 。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依考古学的观察，这段历史还有重新叙述的必要。

但纷乱中又孕育着新的动向。大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河以东的晋南地区，辉煌一时的陶寺文化由盛转衰；几乎与此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在“逐鹿中原”的躁动中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显然，它的崛起，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地缘政治上，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洛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

鉴于此，公元前2000年，是中原文明史乃至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