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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宋词的形式流派研究，即立足于词学研究的艺术性、文学性本位；强调词史研究中类型化与主体选择之重要性；追索流派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史观、史识——亦即是展开“解释模式”等，它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即是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涉及近十年宋词研究的几个重要事实。如几届宋词学术讨论会和古典文学研讨会中关于词学部分的内容。
一、流派研究作为主题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在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首届词学讨论会上，最引人注目也是讨论最热烈的议题，正是宋词流派划分的问题：豪放、婉约是否成派及孰为正变。
强调豪放派与婉约派之分是宋词研究自宋以来的传统看法。对于这一主题，历来有许多研究家投入了相当精力，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还有不少研究家从爱国主义立场，以及从所谓的“进步”立场对宋词豪放派予以过高的肯定。而到了八十年代，也有如吴世昌先生这样的专家提出北宋根本无豪放派，以为豪放、婉约两派划分法是应该予以否定的。首届词学讨论会选择这样一个主题进行集中讨论，表明它在现代词学研究中，仍然是个不可忽视的课题，表明流派研讨乃是宋词研究、词史研究中绕不开的内容。
三年以后，华东师大、南京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师大等四所高校又发起了第二届词学讨论会。虽然随着时代的推移与学术风气的迁移，词学家们不再直接提出豪放、婉约孰为正变的问题，但在讨论中却仍然没有离开这个中心议题。伴随着政治学、社会学批评被夸张过分而引起学术界的厌倦，许多词学家转而走向对豪放、婉约及各派内在嬗递规律与构成特色的探讨，讲究各派词家内心心理活动的考察，讲究词中意象组织对宋词流派形成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虽然我们在这届讨论会上看不到明确的豪放、婉约派别的划分，但对宋词流派构成的诸因素，特别是对作为流派研究根基的文学性、艺术性立足点，却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当然，正因为主题没有直接落脚到此中来，因此也还难以提出一个明晰的成果。如果说首届词学讨论会是正面涉及了这一流派主题但限于方法上的不足，因而未能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第二届词学讨论会则因为扩大和淡化了这个传统主题，因此使成果很难直接对应于流派研究。
这使得宋词流派研究仍无法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近年来，在词与音乐关系、词与词家之间关系，以及词作鉴赏、词学资料汇编（如各种“鉴赏大辞典”《宋词百科大辞典》和《词学》刊物）诸方面，都拥有了相当成绩，但关于流派研究，却仍然缺少应有的起色。它反映出词学流派研究的急迫感，也表明了在流派研究领域中还大有可为。问题不在于豪放、婉约二派说的能否成立，因为仅仅是分派的话，清人陈廷焯已把唐宋词分为十四体；而已故詹安泰先生也将词分为八派；他们的看法，已不同于两派说，但这仍然不能说是一种突破与进步。从两派转向八派、十四体，看来是丰富了，实际上却缺少了概括，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在念念不忘豪放、婉约两派说并不断从正面反面去思考它的合理性，而对八派、十四体却无甚印象，即表明它未必成功当然也未必可取。
更重要的问题，恐怕还在于流派划分的是否合规律。亦即是：①划分内容是否科学而合理；②划分方法是否对应于流派研究这一前提。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目前宋词流派研究仍然不能尽如人意：要么沦为简单的批判，要么干脆否认流派研究的价值。争执不休、莫衷一是。由是，不重新检验争论及流派研究的已有方法，恐怕这个主题真的渐渐丧失其魅力了。
二、流派研究作为方法
自八十年代后半期，古典文学理论界开始了对自己的反思。作为一个明确的信号，则是在一九八七年三月，由《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语文导报》《天府新论》等四家刊物联合发起的“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
《文学遗产》杂志率先组织了一场宏观研究的征文活动，并收到论文一百三十余篇。讨论会当然不都是针对词学而言，但它对词学、特别是词学流派研究却具有相当积极的影响。会议提到：所谓的宏观研究，是针对此前古典文学研究中就事论事、注重死文献而忽略活方法的情况而发，强调在研究中应有三种类型，即（一）对文学总体特征的把握；（二）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三）对文学与其他文化艺术的关系研究。以期对古典文学研究家的理论素质、知识结构和方法论进行改造。
与流派研究作为主题内容相比，这是一个牵涉到总体方法论的更大冲击。宋词研究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虽然只是个局部，但上述的问题它几乎都有。由是，对上述三个类型要求的把握，又可以被转换成宋词研究中的如下三个原则，它是一种新的现代意义上的原则：
（一）对宋词作为文学现象的总体特征的把握。它当然主要指向艺术形式的审美特征，从而与一般搬抄史料、文献再加说明的研究方法大相径庭。
（二）对宋词发展规律的探讨，亦即是对宋词艺术表现、流派风格构成、艺术表现力发展对词史的影响等方面的探讨，它是区别于社会学解释与词家评传描述式的研究——既然是规律探讨，当然会强调解释模式即类型化方法的重要性。
（三）对宋词与其他文化艺术的关系研究，它应该包括一些古典内容的新阐释：如苏轼以诗为词问题、黄庭坚以曲为词或朱敦儒以民歌为词的问题；但更应该包括一些新内容，如宋词中的绘画性、宋词意象的造型特征等等。
本书希望应用的研究方法，正是上述三种类型的内容。而纵观宋词研究的既有成果，恰恰也正是在这些方面缺少进取因此缺乏一种现代感。宋词词史研究、流派研究要能赶上时代学术大潮，要能提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更有说服力的成果，必须先进入这样的方法论思考。亦即是说，作为一个主题的流派研究，其范围还是有限的。既作流派研究，就不会是乐律研究，也不是词家生平研究，更不是创作研究或词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这就是所谓的排他性。但从一个方法的立场上来看现代意识对古典方法的更替，则它不仅限于流派乐律、作者、创作与鉴赏、词与社会生活研究，任何一种研究都会被囊括在内，都需要应用这样的方法，只不过在流派研究中，因为强调整体性、强调类型化，而对这样的方法特别有迫切的需求罢了。
宏观研究之于古典文学，可以指向两个极，一是外向的，即如古代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儒家观念、文学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文学与文学之间或还有文学与古典绘画、书法之间的比较研究（词与音乐的研究是词学研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未必算是特殊的宏观研究的内容）。另一是内向的，即是指词史的规律发掘、词学流派的划分、词的形式和总体归纳与整理等等。它不是单一的文献的，也不是个别的欣赏的；它是指向一种“宏观”意义上的规律的——规律不浮现在表面上，它需要思考、整理与发掘；那么同样的，流派现象也不是表面的，它也需要一种宏观意义上的把握与抽象思辨。“古典文学宏观研究”的倡导在词学（词学流派）研究中的意义即在于此。当我们选择了一个“宋词流派”的课题来做研究之时，我们的立足点必然应该是宏观的，它正符合古典文学研究在现阶段的基本目标。
微观的资料排比，孤立的作家作品介绍与事实罗列汇编，它并不是毫无价值的。没有它，就没有研究的物质基础。但当我们看到了整整一代人都津津于此，并以它来代表时代的成就，我们理所当然地会感到不满足。宋词的流派研究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课题，还有许多未竟的工作。而不了解与研究它，我们起码在词史研究中就无法把握整个发展脉络。而宋词流派研究作为一个方法意义上的深入，则更是在历来宋词研究格局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因为正是对它的研究使我们必须更多地调动思辨、归纳、逻辑演绎、抽象提取等能力，而不再陷入具体的一词一作或一时一人文献资料之中。强调宋词发展规律的宏观研究，必然要牵涉到流派这个课题，由此带出来的一系列内容如词的形式、审美表现、艺术性、风格追求等等，都是过去在词史研究中把握不太恰当，或过于机械刻板，或干脆视而不见的一些空白点。
这样，我们对导论中希望展开的理论课题亦即是本书的研究基点可以作如下几个方面的归纳与整理：当我们对这些方面的内容把握已有成熟的思考时，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词学研究中的流派理论模式。请注意：不是仅为现存的宋词二万首作品划几个派别，而是通过对它们的分析研究，建立起一种流派理论的阐释模式，并据此进一步对词史进行主体的观照。
流派的研究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工作，比如把某词或某家划入哪个派中去。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应该是建立一种批评模式——流派理论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