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傅璇琮

我与振濂同志相识，约已十年。最初是一位搞书法的同志介绍，知道振濂同志是一位有才华的年轻的书法研究者，彼此通过几次信，但疏于形迹，所知不多。后来在《光明日报》的“历代书法名作欣赏”专栏，连续读到他每篇不满千字的文章，新奇而精湛的见解，出以清丽的文笔，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此后我曾写信给他，问他是否有意结集出版，他答以已应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之约，这就是后来印装得颇为优雅的《历代书法欣赏》一书。前年我与中华书局的同仁谈起，拟出版一套雅俗共赏的中国古典艺术品藻的书，大家不期而然地提到振濂同志，于是约他承担数十万字的《中国书画篆刻品鉴》的撰写。近些年来振濂同志无论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都极为繁忙，但他还是承应了中华书局的约稿，并给我寄来了他近年来的几本新著，如《书法学综论》《空间诗学导论》，以及其他一些单篇论文。这些年我一来忙于出版社的事务，二来忙于几部大书（如《唐才子传校笺》《全宋诗》）的编著和校阅，很少留意其他文艺门类的新作，振濂同志的这几部书，以一种新颖而富于理论深度的视角，向我提供了一位年轻研究者所作的可贵的多方面的开拓。不久前，振濂同志又告诉我，他的一本四十多万字的《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又将问世，并嘱我为这部著作写一篇序言。我真想不到，他真有勇气涉猎于几种学术门类，并以其过人的精力和才识，做出令人注目的成绩。

去冬今春，为友人的专著写了两篇序，这两本专著一是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是南京大学程章灿博士的《魏晋南北朝赋史》。在这两篇序中我都谈到了古典文学研究如何走向成熟的问题。我有一个想法，即当正在来临的90年代中，依靠年长一辈学者深厚的学术优势，及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而培养起来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特有的一种学术朝气，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必将以深沉的思考与敏锐的探索相结合，较早地从整体上走向成熟。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想法，要真正得到科学的认识，还需要论证，这不是一两篇短序所能承担的。现在我读了振濂同志的部分著作，得到一个新的启示，觉得真正要使古典文学研究走向成熟，光靠本学科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形成一种比较的、交叉的研究。西欧的文艺复兴是人类文化的一次大的繁荣，繁荣的一个特征是文化艺术各部类的全面昌盛，以及各部类之间的紧密渗透与联系。不少研究者都谈到那时一些艺术巨人的备有的多种才具的非凡气质。当然，历史条件各有不同，我们自然不能像彼一时期大匠们那样来要求今天的研究者，但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在前十年中，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些优秀著作，它们利用别门学科的成果来研治古典文学，既开阔了研究空间，又加深了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就词学而言，前几年对于音乐与词体兴起、交化关系的探讨，使词的研究出现新的生机，就是一个例证。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振濂同志在其《空间诗学导论》书前的一段对话中有很好的说明：“文学艺术之间有着相近似的性格，而且它们在表面形式上的不同可以为我们提供崭新的思考线索。比如我在对中国画与书法的空间性格进行理论上的确认时，我自信它们是可视的、客观存在的；但当我发现它们之间还有一种深层的时间推移序列存在时，曾经为这种新收获很感振奋。这种收获立即迫使我反过来对诗作同样的剖析：在时间推移这一文学基本性格确立的同时，诗有没有也属潜在的深层的空间性格？也许正是这么一个偶然冲动，构成了我这本书的最初撰写理由。”

他因中国画与书法的某些艺术特征而引发对诗歌特征的思考，他称之为“一个偶然冲动”，这或许是谦辞，但这种学术上的突然领悟是真实的，它是学术实践的一种飞跃。振濂同志的优势也即在于他能在同时兼治的学科中得到彼此之间的互相发明和补充。而且我想说明的是，他不像前时期文化热中的一种泛泛之谈，他是确实下过功夫的。发表在《文学遗产增刊》第十六辑上他的那篇《略论贺铸词的艺术特色》，具体分析了贺铸词的炼字、结尾、对比、意象组合等等，又善于运用他在画学上的特长，真是细致入微。我想，以他所具备的这些不同方面的学养，来涉足于宋词流派的研究，肯定能为我们的词学研究带来新的思考。

关于宋词的流派，以及宋词分婉约、豪放两派，已经是个很老的向题。振濂同志这部著作中提到南宋的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说及苏轼与柳永词风的各异，认为是论宋词分豪放、婉约两派最早的权舆。我看是否还可把时间提前一些，即南宋初期的王灼，他的《碧鸡漫志》卷二，从师友渊源、创作法则（“家法”）的传承上来考察北宋词坛的词人阵营、群体、派别，指出苏轼、柳永各开一派，尽管他并没有用“派”这一名词。而后南宋中叶的王炎（1138—1218），就比较明确地把词分离出“豪壮语”与“婉转妩媚”两大风格类型，并主张“惟婉转妩媚为善，豪壮语何贵焉”（《双溪诗余自序》）。明代的张即直接其说，而分宋词为婉约、豪放两体，而以“婉约为正”。虽然清代和近代学者有提出宋词分三派、四派之说，但影响最大、左右本世纪唐宋词研究思维格局的还是婉约、豪放两派说。

我个人以为，这两派说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历经数百年还摆脱不了前人所设定的理论模式，始终以传统的结论或见解为研究的起点，在前人所规定的研究格局内思考问题，这样要取得真正符合科学意义的进展和突破，总是很难的。本书是不满意两派说的，振濂同志提出三派说，即在婉约、豪放之外，另增以北宋欧阳修为代表的清通派。他的这一说当然也是一家之言，或许也会引起诘疑。本书的可贵在于它不是单从概念出发，全书视野较为广阔，并能抓住词的本体特征来论派，这就使人能超出过去的思维定式，从书中的具体论述中来把握宋词风格的实际。正如作者在第一章所说：“我们有必要用实际的宋词作品来衡量一下这些批评的可靠性。”这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格局不能局限于过去的流行模式，而应着眼于大量存在的第一手材料，也就是我们理论的根据——整个的唐宋词作。

流派研究，仅是词学研究的一种视角，一种方式，因而它不可能穷尽词学的各个方面。我们尽可从多种方式或不同侧面来进行词的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材料基础，这种基础工作现在还在进行着，已经形成一套系统工程。如以词的总集来说，唐圭璋先生为我们作了范例，他以个人之力编纂成了《全宋词》和《全金元词》。前几年，张璋先生编成了《全唐五代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也已约请南京师范大学的曹济平、萧鹏、王兆鹏同志重编《全唐五代词》。饶宗颐、张璋先生的《全明词》，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的《全清词》，都将陆续出版。词人、词集的个体研究，作品的艺术探索，这些年来都有新的进展。不过我认为，目前对词学研究来说，最薄弱的还是群体研究。词史的实际表明，大作家的影响固然不能漠视，但风气的转变还是由一个群体来共同完成的。缺乏群体的思考与整体的观念，就无法理清发展的脉络。譬如说，南宋中叶辛弃疾去世后的词坛，似乎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即使是辛弃疾在世的中兴词坛，论者也只注意辛、陈、陆、刘、姜等少数几个大家名家。有的词史、文学史把辛弃疾与刘克庄、刘辰翁拉到一起来论述，却把同时的姜夔排除在外，又将姜夔、吴文英与宋末的周密、王沂孙、张炎放在同一章节，更缺乏史的观念，使得南宋词坛的发展阶段和过程模糊不清。

这些问题，我曾与另一青年词学研究者王兆鹏同志说起过，上面所说的有的也就是他的想法。兆鹏同志是1990年毕业的唐圭璋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叫《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是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与我共同担任答辩委员的。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到用范式来取代现行的风格研究，我觉得可能是唐宋词群体研究的一个突破。所谓范式，是指惯例性的规范、标准，是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所建立的一种审美规范，既包括作品本体上的形式特征，也包含创作主体的审美理想及其把握与表现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的方式。从这一设想出发，他把唐宋词归纳为三大范式——“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的相互交替和更迭。这三大范式之说是否还有婉约、豪放两派说的影子，读者尚可讨论。但我觉得，从群体研究来说，它还是朝规范化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

兆鹏同志的论点，他或许另外会以适当方式表达得更为清楚和充分，我在这里借这篇短序作一介绍，是想表明，词这个已流传千百年的文学体式，在其发展过程中既产生了众多的佳作，也留下了不少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到了今天，随着一批有才华的青年研究者的崛起，是应该也有可能作一系统清理的时候了。我相信，振濂同志的这部书，当为这一系统清理工作提供有价值的思考线索和思想资料。

由此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弱点，即对现状研究做得很不够。古典文学研究颇有“人相忘于道术，鱼相忘于江湖”（顾炎武语）的味道，各干各的，不相为谋。比较起来，现当代文学研究，则热闹得多，热闹之一，是对现状的研究，劲头较大。我们应当开展对现状的研究。不认真研究学科的现状，是很难有真正的发展的。为什么宋词流派的研究，长期以来老是在两派说的周围徘徊，其原因之一即是对这一现状思考不够，争辩不够，以致到现在仍需花如许笔墨加以论析。词派的研究是如此，其他的问题也有类似之处。我真希望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把一些长期未得解决而又影响较大的问题，开列一批清单，作一些分析，然后组织一定的力量，逐一加以清理。我也希望振濂同志的这部书能引起讨论，使词派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从而对现状的研究有所推动。

我过去读振濂同志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著，总感到他的文字运用有一种鲜明的个性色彩，为其他书法学著作所未有。后读到黄庭坚评苏轼书法的几句话，则似若有所悟。黄庭坚在《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中说：“予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间，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振濂同志的文章所以耐读，是他所论虽为书法，而其背后则有厚实的蓄积，因此使人觉得有一种意趣。意即学问，趣即才情（山谷所谓文章）。这部《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也是一个明证。我相信今后有更多的中青年研究者，能打破学科的樊篱，勇敢涉猎于广阔的不同的领域，这就可以期望在不远的将来出现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的新局面。

我对词，仅是爱好，未有专治。说了老半天，恐怕难免宋人程颢之讥：“介甫谈道，正如对塔说相轮。”高塔尚远，何说相轮。未能副振濂同志之雅望，实在惭愧。

一九九一年二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