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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到现代，其中文化背景、研究方法与思维模式等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转换。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逼使文言文（它是古典文学生存的根基）退出了文化舞台；又比如对词的研究也开始从札记随笔转向系统的研究——有了对词史的大致梳理。梳理虽然还缺少深度，但毕竟是开始梳理了；词学家们也约略有了些“史”的意识。据调查，自辛亥革命后的短短三十余年间，关于宋词的专著（比较系统的研究）达二十余种。其中如胡云翼的《宋词研究》（1926）、刘坡公的《学词百法》（1928）、胡云翼的《词学ABC》（1930）、任中敏的《词曲通义》（1931）、刘毓盘的《词史》（1931）、梁启勋的《词学》（1932）、王易的《词曲史》（1932）、吴梅的《词曲通论》（1932）、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胡云翼的《中国词史大纲》（1933）、姜方锬的《唐五代两宋词概》（1934），等等不一而足；直至薛砺若《宋词通论》（1949）出，对民国词学研究而言可以说在时间上划了个句号。从一般意义上的谈感受谈体会，到真正以研究的立场去系统地看宋词，胡云翼可以说是个重要的人物，因为正是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的《词学ABC》中第一次提出“词学”的概念而不是一般“词学”概念，亦即是说，不是描述词的做法以及详析声韵体制，如《学词百法》之类，而是以词学作为一种 理论之学 ，作为文学史之一翼的学术研究来对待。在此一时期，许多词学家著作也皆着力于词家承启、词派分期等方面，特别是一些文学家治词史，常常能宏观地看待词派、分期现象——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卷三论词，即把词划为李煜、苏轼、姜夔这三个时代，以人领时，饶有新意；又比如刘麟生的《中国诗词概论》，论词则分为“词的萌芽时代”“词的极盛时代”“词的衰落与复兴时代”等三期，这种方法，已不是明清词论家那些轻松雅逸的笔记或词论所可比拟，从而体现出近代学术发展对词学所施加的积极方面的影响。
纵观民国时代，对词的分派方面的成果并非十分明显。但基本上还是上承清人的划分模式，比如郑宾于著《中国文学流变史》，即打破一般宋词分期的纵向方式（即以唐五代到南宋末的方法特征），而提出了分北派之豪放与南派之婉约两个系统，以流派为脉络来探讨宋词存在的价值。此外，在本书中，郑宾于对豪放词予以高度评价，一反传统的词以“婉约”为正宗的观点。考虑到该书成于一九三一年又再版于一九三六年，则正当内忧外患之际，肯定豪放派的举动显然是与著者的忧时心情相吻合的。至于任中敏，则在他的《词曲通义》中以词、曲对比拈出了两派说的模式，如论“词阴柔而曲阳刚”，“词以婉约为主、别体则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则为婉约”，这样的研究，在当时是具有相当高度并且新意迭出的。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当时词学家能以崭新的研究意识为词学开一新门径，还取决于学术著作以外的学术研究——正是在这一时期，唐圭璋的《全宋词》编成，并于一九四〇年出版，为词学研究提供了一份全面的资料，使词学研究的眼界大开。而更有意思的是，一九三三年，龙沐勋在上海创办《词学季刊》，坚持了两年，出版了十一期刊物，使词学研究顿成显学，为集中一代词学家并展开现代意义上的词学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倡导词史、词派研究功绩卓著。这种以刊物等现代研究交流媒介为渠道的词学研究，当然更是民国以后文化进入新时期时才具有的优越条件，而为明清词学家所未可梦见了。
自清末以来，关于词风、词派研究的状态，我们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自同治、光绪之间，以刘熙载《词曲概》为代表的词派研究，主张论词当重品，品有词品与人品之分。随之则主张论词重清健刚雅，偏于苏、辛一路，连陈亮、刘过、刘克庄、张元幹、张孝祥、蒋捷、文天祥等一概论及；但对婉约派诸家，却时有讥刺。如论“周旨荡而史意贪”即是。宣统年间，王国维著《人间词话》，则提倡“境界”之说，不再求刚求健，而对李后主、纳兰性德，特别是对周邦彦十分推崇。与此同时，况周颐论词有《蕙风词话》，倡导词要“重、拙、大”，显然又有新见。而朱祖谋则推崇周邦彦、吴文英，少视苏、辛。以清末的词学研究而言，则是在“词话”这一古典研究形式之下，以刘熙载倡词品倡阳刚，与王国维倡阴柔前后辉映。至于况周颐、朱祖谋本是同代人，况倡重拙而朱取雅正，亦是一种在词派上各取所需的对比态度。
第二个时期则可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一代健将，他论词也迎合这一宗旨——比如他曾于民国十六年（1927）出版《词选》（上海商务印书馆）、大倡“诗人之词”；比如他会花偌大力气去考订研究朱敦儒那平白如民谣的《樵歌》，即可知他是不屑于婉约的。胡云翼、郑宾于则进一步强调婉约、豪放二派分，并开始倡导豪放派词风的社会现实意义——虽然胡适的重白话词未必即可归于豪放，但他们却都截然有别于作为传统的雕金琢玉的“婉约”。这是一个新文化系统中的词学研究格局。至于另一翼，则自清末四大家、特别是朱祖谋以下诸弟子如龙沐勋，则仍然重视“婉约”风格的价值。龙沐勋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片赞扬豪放派、否定婉约派的氛围中，选《唐宋名家词选》，却仍然重视晏幾道、周邦彦、姜夔诸家，似乎也已曲折地反映出他的流派倾向来。龙沐勋虽是一个人，但他创办《词学季刊》，在当时是研究的中坚人物，他的努力仍然可窥出正统派词学家对词派划分的不随波逐流的一面来。应该承认，这还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豪放派至上论”并未在民国时期占绝对优势。
建国以后的词派研究，情况稍稍有所变化。伴随着文艺研究中强调政治需要、强调为现实服务的倾向逐渐占主导地位，在古代作品中强调进步与倒退，在古代词家中强划革命与反动，词学研究中两派说风靡一时，并且是以豪放派对婉约派的压倒优势来构建这一时期词派研究的基本面貌的。胡云翼编《宋词选》在序言中即对豪放派大加捧扬而于婉约派轻描淡写；至于几次关于词的讨论，如《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的《李煜词讨论集》，还有关于李清照词的讨论，无不以“爱国”“现实斗争”“与人民打成一片”等等抽象标准来作牵强的衡量，并对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进行批判，动辄指为“政治问题”。而即使对所谓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也是大谈其抗金。连篇累牍地介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等，无视辛词中也有许多婉约作品存在的事实。由于文艺方针的偏向而导致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强化论战特色，却没有心平气和的词学本体研究与较少偏见的词派理论研究，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当然，作为所谓“爱国”“进步”的词派研究，必然也是依靠词派两分法即豪放（进步）、婉约（倒退）的分派模式为基点，而以扬“豪放”、抑“婉约”来贯穿始终的。而这种分派模式，显然又是从明清以来词派两分法的传统中得来，只不过打着一个批判封建主义的旗子。至少我们可以说，它在分派模式、观念与分析中仍然沿袭前人，并无再度脚踏实地地进行再认识的努力痕迹。
这实在是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双方都持两派说的区分法，但双方都以一派的观点去批评对方。一九六二年《学术月刊》二月号发表万云骏的《词话论词的艺术性》，还不是翻案，仅仅是提到婉约派词人的词“也值得学习”。而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光明日报》上，吴文治则以批判家的口吻指责这是不去抵制“毒素”，认为婉约派词作“会产生不良影响”，是一个关联着我们今天如何对待词这种艺术遗产的严重问题。双方观点针锋相对，但双方使用的却又是同一个基准：两派分法。在当时，这样的批评触目即是，而由社会大背景决定，如果沿循两分法，那么结论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了，豪放派不可能不占上风，连夏承焘、唐圭璋等专门家，和几种《中国文学史》中关于词的部分，也限于时事，概依此说，篇幅浩繁，不赘引。
詹安泰在《宋词风格流派略谈》一文中，提出了与豪放、婉约两派说截然不同的看法。他指出：
一般谈宋词的，都概括为豪放和婉约两派，这是沿用明张
评价东坡、少游的说法，是论诗文的阳刚阴柔一套的翻版，任何文体都可以通用，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不过，真正要说明宋词的艺术风格，这种两派说就未免简单化了。
这个批评自然是不错的。为了在词派研究上有自出新见，詹安泰提出了宋词流派的八派说，并提出了他认为较有代表性的词家，综合起来约如下：
一、真率明朗：以柳永为代表；
二、高旷清雄：以苏轼为代表；
三、婉约清新：以秦观、李清照为代表；
四、奇艳俊秀：以张先、贺铸为代表；
五、典丽精工：以周邦彦为代表；
六、豪迈奔放：以辛弃疾为代表；
七、骚雅清劲：以姜夔为代表；
八、密丽险涩：以吴文英为代表。
——《宋词散论》
每一派的出现，都引词家、词作为证。由于它已经不是片断式的“词话”札记而是学术论文，因此读来也比前人有更深入之处。说是破除两派说的既有模式，也算是一种较为成功的尝试。但对于这种尝试，我们也仍然感到有异议：第一是它分八派，令人感到过于烦琐不得要领。词派研究应该不同于词家个人风格倾向的研究，它应有提纲挈领之效、总结概括之功。而八派说恰恰少了一些简洁扼要，亦即是还没有类型化的最佳效果。其次是对柳永、秦观与张先、贺铸的分派，他们是否真的就有十分明显的区别？恐怕落脚到词上亦未必。至于“真率明朗”，与“清新”或“俊秀”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只怕作者自己也未必能说得很明确。我们在承认詹氏的区分法已高于其他诸家的同时，也还认为这并没有达到最佳分派的高度。更加之，尽管詹氏对宋词分派所用的手法不同，但他的观念立场与古人却并没有大差别——他的层面还是那种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平面的分派层面，这样他就无法更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只能在同一层面上由简单走向细致，以至流入琐碎一路。
八十年代以来，关于豪放、婉约派以及词流两分法，仍有一些激烈的讨论。首先是出现了一种完全否认词派存在的观点。施蛰存在《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上发表论文认为：婉约、豪放仅是作品风格，而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思想感情。宋人论词，初无二派之分；所谓流派，因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为风气，故得以成为一个流派，但并没有一个豪放派。即使吴文英徒众甚多，隐然成派，也不能说是婉约派。施氏又认为，豪放、婉约不是对立面，尚有不豪放又不婉约者在。
这里面牵涉到对“派”的名词作理解的问题。施氏说宋人论词无二派之分，但从我们上引可以看出，宋人已有二派分列的意识。至于认为豪放、婉约不是对立面更有问题：对立面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有历来许多词话为证，即使有第三者在，也不能否定这两派是对立的。
其次的论争，则是吴世昌在《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中撰文指出：“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他是从苏词研究入手，认为“以豪放论苏词、以为苏轼开创豪放派，这是不切实际的，整个北宋，所谓豪放词，不过那么几首”。并据此发问：“如果真有这一派，试问有多少人组成？以谁为派？写出了多少豪放词？收印在什么集子里？”因此，吴世昌也认为不宜再说宋词有婉约、豪放两大派。
否定两派说的论点如上述。反对这种观点的亦不乏其人，在施蛰存发表文章的同期刊物上，周楞枷撰文认为，不但宋词有豪放、婉约两大派，并且这是自《诗》《骚》以来的传统。汉魏风骨即豪放之祖，江左新丽则婉约之宗。并指出自宋俞文豹、明张
以来即是定论。倘作《词史》，必须大书特书词有豪放、婉约二派，“豪放词以范希文为首唱，而以东坡、稼轩为教主。婉约词则以晏元献为首唱，而以屯田、清真、白石为教主”。一九八四年刘乃昌在《文学评论》中也撰文支持这一观点。
此后关于宋词流派研究的文章发表甚多，有的指宋词两派说是大的归纳，还可分得再细，如对豪放派之苏更清旷而辛则豪雄；婉约派之周、吴质实而姜、张清空，这些更细的特点仍可细细分别，但对两派说则不反对。还有的则认为两派说的现实目的是抬高豪放派打击婉约派，再沿用此二概念，似乎于讨论不利，但并未提出婉约、豪放分派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更有的则认为宋词中豪放、婉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互相排斥对立，不必作硬性规定，等等不一而足。至近几年，则除了大量词家说中涉及词派问题之外，专门讨论词派划分的论文亦复不少，兹举重要的参考篇目如下：
万云骏《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学术月刊》1979年第4期）；
李志光《论宋词两派说的客观性》（《广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高建中《婉约·豪放与正变》（《词学》第二辑）；
吴世昌《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
张廷杰《试论近年来宋词研究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李秉忠《也谈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山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
李家欣《论宋词无婉约豪放两派》（《江汉论坛》1988年第2期）；
萧延恕《论宋词的两种基本风格》（《湘潭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
徐敏《北宋词史上的两座里程碑——从柳词“晓风残月”说到苏词“大江东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刘畅《关于宋词的婉约与豪放问题研究之述评》（《渤海学刊》1988年第1期）
至于一些只论一派成就得失的论文，如钱鸿瑛《婉约词散论》、孙晓民《宋婉约词的物象世界与情感流程》等等，所论的词派划分内容也相当多，不赘。
综上所述，我们几乎已经可以勾画出关于宋词流派讨论上千年的一条大脉络。其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词派讨论，因为直接牵涉到本书的学术出发点，需要作一些总结：
（一）豪放、婉约两派说是自古以来的定论，在以前仅仅是为了便于把握词派风格类型而设。但到了近现代，由于客观需求或主观倡导，词派研究中的社会功能的一面被无限扩大，以实用主义的为现实服务为准的，则两派说更得到彻底张扬。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倡白话反文言之于词学研究（以胡适为代表），或是三十年代抗日救亡运动中提倡爱国主义精神之于词学研究（以胡云翼、郑宾于等为代表），还是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的以思想进步要求之于词学研究（以胡云翼、吴文治为代表），都一无例外地倾向于两派说。我们不能说这些观点一无是处，应该说前两次研究仍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倡导两派说的目的并不在于平等地研究两派，而只是提供一个模式，使反对婉约派、倡导豪放派的“政治”倾向更彻底，这样的看法却是有悖于学术研究的基本法则的。甚至，包括今天有部分词学家反对两分法，其理由也并非是两分法本身不合理，而是怕它再被利用来打棍子——是一个应用上的理由，即可见两分法的弊端所在。
（二）反对豪放、婉约两分法的一翼，也是在同一层面上的努力：詹安泰分词派为八，是走向细琐化。吴世昌、施蛰存否定有两派词风，采取不承认主义……但走向细密或否认，方向虽然相反，而其所据的却都是具体的词作；都没有去考虑一下，倘以词作为例则任何分派都可能有例外。这样一则违反了词派研究应该走向类型化的整体格局，另一方面也把词派研究的抽象性降低到对每一首词作的具体检定的水平线上。因此批评本身并非没有价值，但却仍然不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对原有的两派说的否定，显然也因为没有找到一个致命的打击点而显得软弱无力，易于被人遗忘。这，就是我对迄今为止宋词流派研究状况的一个基本评价。正是它，成了本书撰写的基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