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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代以来，对宋词流派划分以及做出阐述的成果有哪一些？如果说，对流派的思辨研究是我们希望强调的话，那么在思辨展开之前的“打地基”工作即文献、资料的清理工作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对它的忽视会直接决定思辨研究的失败。因此我们当然不敢掉以轻心。
最早明确提出两宋词派以豪放、婉约分的，当推明代张
。王又华《古今词论》引张
论词有如下语：
张世文（按，张
字世文）曰：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弘之谓耳。然亦在乎人，如少游多婉约，东坡多豪放。
——《词话丛编》第602页
张
提出的两个派是十分明确的。到了清代，则这样的看法又一次被王士祯确认。王氏著《花草蒙拾》有如下语：
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词话丛编》第685页
对照这两段议论，对词家范例的选择已有不同。比如同是婉约，秦观较艳丽而李清照则清淡；同是豪放，若引王国维语，则是“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人间词话》），这“旷”与“豪”的美学特征显然也都不一样。因此，毋宁说王士祯是扩大了张
的所指范围。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两人的区别方法则都是“两分法”：或阳刚，或阴柔。
两派分法虽涉及的是一个具体的词派内容，但它却反映出一种思维模式。这就是以对立的阴阳上下刚柔的方式来看待事物。不但对豪放、婉约在宋代的代表人物有各种探讨，倘若再追溯到五代，以两派划分的结论也正复不少。兹举数例如下。
倘牵涉到词派论及内容的，最早可上溯到唐与五代的词风，清沈祥龙《论词随笔》即以李白与温庭筠为例：
唐人词，风气初开，已分二派：太白一派，传为东坡诸家，以气格胜，于诗近西江；飞卿一派，传为屯田诸家，以才华胜，于诗还西昆。后虽迭变，总不越此二者。
——《词话丛编》
至于论及五代词的，也有以两派分者，但也不是表面的豪放、婉约，而是一种新的对比，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
作为它的补充，则还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提到的：
端己《菩萨蛮》四章，惓倦故国之思，而意婉词直，一变飞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
温庭筠的面目是什么？是绮怨艳丽，亦即是“浓”，而韦庄的词风却是“直”。这样，温、韦之间也可构成一个对比。浓与淡，或曲与直的对比。这同样是一种两分法。所谓的浓与淡或曲与直，我们只要通过两首词的对比即可明了，一是温庭筠的《菩萨蛮》，其中的用词的色彩与排列甚为浓密：“小山重迭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另一是韦庄的《必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淡白疏朗，近如民歌。以此作比，想必较能说明问题。
到了论宋词，则这样的两分法的议论越来越多。我们多引几例以见出其典型性与广泛性。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诗余》：
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醖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词须婉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可作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
——清田同之《西圃词说》：
填词亦各见其性情：性情豪放者，强作婉约语，毕竟豪气未除；性情婉约者，强作豪放语，不觉婉态自露。故婉约自是本色，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
——清沈祥龙《论词随笔》：
词有婉约有豪放，二者不可偏废，在施之各当耳。房中之奏出以豪放，则情致绝少缠绵。塞下之曲行以婉约，则气象何能恢拓。苏辛与秦柳，贵集其长也。
倘若再涉及词家如苏东坡及词作，则关于豪放婉约两分法的议论更多，不再赘举。不管批评立场如何，对于两分法这一点，却是大家并无疑义的，并且自明张
以来直到有清三百年，大家都沿袭不误，习以为常了。
这些举例都还是后人的论说。事实上，早在宋词时代，关于两派分的格式已由宋人自己定下了基调，统而观之，一是宋代人对当时著名词家所做的评论——语虽未指实是婉约、豪放，但其义所指却十分明了。另一是宋代词家的夫子自道，所言一经品味，也能看出两派分的内容来。
先来看第一种。
最有名的论述，是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中所记载的一段名掌故：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子，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引《说郛》卷二十四
这红牙拍板与铜琶铁板的差别，或曰“杨柳外晓风残月”之句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句子差别，正是婉约与豪放的最明显差别。由是，任何一位研究者都会把两派分法的源头拉向俞文豹，以此为他的发明。
但遍观宋代词论中，比俞文豹更早的还有。第一是王炎，他有《双溪诗余自叙》，其中已涉及“豪壮语”与“婉转妩媚语”。之差别：
今之为长短句者，字字言闺阃事，故语懦而意卑。或者欲为 豪壮语 以矫之。夫古律诗且不以豪壮语为贵，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 婉转妩媚 为善。豪壮语何贵焉？
细品此语，虽是重婉转妩媚而轻豪放，但作为批评模式的两派划分的标准却十分明显，正可看作是“十七八女孩子，执红牙拍板”与“关西大汉执铁板”的先导。王炎生于南宋中叶，比南宋末的俞文豹早了近百年。他作为先导的地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宋代执此议论的还不仅是王、俞二位。更有一位陈
，在他的《燕喜词叙》中也已表现出两派分的意识——虽然还是比较朦胧的：
议者曰：少游诗似曲，东坡曲似诗。盖东坡平日耿介直谅，故其为文，似其为人。歌《赤壁》之词，使人抵掌激昂，而有击楫中流之心。歌《哨遍》之词，使人甘心淡泊，而有种菊东篱之兴。俗士则酣寐而不闻。少游情意妩媚，见于词则秾艳纤丽，类多脂粉气味。
能抵掌激昂生击楫中流之心的，当然是“豪放”派，它与秦七的情意妩媚、秾艳纤丽的“婉约”相比，自属相反。
以王炎、陈
、俞文豹为代表的宋代词人的评论，在观念上已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豪放、婉约两分法是宋代人已习惯了的内容。如果把俞文豹文中的“幕士”即直接对曰的那一位（据考证他是当时的教坊大使袁绹）也算上，那么从东坡当时的袁绹直到南宋末的俞文豹，对词派划分的概念是很清楚的：论词可能有不同的体察感受，但作为流派的分类，则两派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结论。
再来看第二种。
苏东坡、秦观、柳永都是著名词家。围绕着这三位词家，曾留下过一些相当有趣的记载，虽是吉光片羽，却也很能说明问题。
先来看苏东坡的两封尺牍。
——《与鲜于侁书》：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与陈季常书》：
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公无多奈我何。呵呵！
第一篇尺牍作于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成之后，又是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还要“击鼓以为节”以求壮观；并指明是不同于柳永的“自是一家”，足证他是以柳永作为对立面，以豪放“壮观”来对峙于柳词的。这正是一种清晰的流派意识：要“自是一家”。在这里，“家”即可等于“派”。
再来看苏轼与秦观之间讨论词的一段对话。见宋人曾慥《高斋诗话》：
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坡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不窥绣毂雕鞍骤”。东坡曰“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少游问公近作，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曰：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
学柳永是违反苏东坡的词风的，故苏东坡会有“不意”的责备，而秦观也嗫嚅地加以否认。不但如此，秦少游举十三个字，苏东坡以为累赘，正是在于其雕饰不畅，不如苏自己的通畅快捷而明白不拗的词风——我们在此中看到的，还是苏东坡与柳永以及柳永后继秦观之间在词风上的明显差异：秦观的词风的确很接近柳永。苏东坡常批评秦观气格偏弱，不够通畅强健，曾有联语嘲讽曰：“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以两人并列受责，足证上述推断是不无道理的。而苏东坡自举的“燕子楼空”三句，却是平白无饰，是直而畅。其间的差别，虽未必是婉约之对豪放，但亦差可近之。
虽然苏轼与秦观的讨论——或许还牵涉到柳永的讨论有分派意识，即苏轼以自己的“自是一家”来区别于柳永的红牙拍板，但这仍然只限于北宋前期，以后的周邦彦、李清照以及南宋的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还未出现。仅以苏轼的批评即指实“豪放”与“婉约”两派划分法的已经成立，自然还缺乏说服力。但同时的袁绹以及王炎、陈、俞文豹以及明清诸家的批评，却是一个相当清晰的流派对比内容。不但所指向的内容已囊括两宋，而且评论的内容也已有明确的分派意识，不再仅仅是对两种词风的优劣评价问题了。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宋词流派研究的古典成果中，豪放、婉约两派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结论，并且是一种沿袭了几代的横跨近千年的公认的研究规范。对它的分析与批评，将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项基础工作。
除两派说之外，还有四派说、十四派说等等，如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有词分四派说，兹清理如下以见眉目：
词之为体，大略有四：
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
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梦窗、竹窗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
至东坡以横绝一世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则为一宗。
辛、刘则粗豪太甚矣。其余么弦孤韵，时亦可喜，溯其派别，不出四者。
这是以《花间》及秦、柳、周等为一派，以姜、张为一派，以苏为一派，以辛、刘为一派。约以历代词论所用术语实之，则《花间》以下是“婉约”，姜、张是“清空”，苏轼是畅快自若一种，而辛、刘是“豪放”。它有一定的依据，但却也还有不周到处。首先是以梦窗（吴文英）归诸姜、张，与历来词家方法有异，似为不妥。其次则辛稼轩未必皆粗豪，也难以顾及全面；又以分派线索不太清晰，自然追随者少，后继乏人了。至于另有一种四派说，出自周济《宋四家词选》，指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为四派并指他们为分领一代，似乎更缺乏说服力。一是无视柳永、苏轼、李清照、姜夔等领袖一代风气的词家，有本末倒置之感；二是周邦彦、吴文英本是一派，强分为二并无道理，而王沂孙却又是姜夔的支裔，列王去姜实在也让人生疑；三是附苏轼、姜夔这两位词家于辛弃疾之下，时代既颠倒，且苏、姜文不同派，与辛稼轩更不同，处置也实在令人费解。因此提出后并无人问津。
至于十四派说，则见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亦分列如下以见大概：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源则一。论其派别：大约温飞卿为一体，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
韦端己为一体，牛松卿附之；
冯正中为一体，唐五代诸词人以暨北宋晏、欧、小山等附之；
张子野为一体；
秦淮海为一体，柳词高者附之；
苏东坡为一体；
贺方回为一体，毛泽民、晁具茨高者附之；
周美成为一体，竹屋、草窗附之；
辛稼轩为一体，张、陆、刘、蒋、陈、杜合者附之；
姜白石为一体；
史梅溪为一体；
吴梦窗为一体；
王碧山为一体；黄公度、陈西麓附之；
张玉田为一体。
这样的例体别派不免琐碎而且难得要领。比如把姜夔、史达祖等分为二体，却忘记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李清照；又特列贺铸为一体，却将词风不同的温庭筠与南唐二主合并，因此，这样的分体还是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作为词坛的代表性结论当然不够。以后陈廷焯又曾有补充，以为“惟飞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途同归，余则各树一帜，而皆不失其正，东坡、白石，尤为矫矫”。这样，十四派又变成了八派，再作清理如下：
①温庭筠、韦庄直到周邦彦、史达祖、王沂孙等为一派；
②张先为一派；
③苏轼为一派；
④贺铸为一派；
⑤辛弃疾为一派；
⑥姜夔为一派；
⑦吴文英为一派；
⑧张炎为一派。
虽然少了些芜杂，但还是未能成一家之说。因为把张炎与姜夔分列，又拈出贺铸与张先，显然也还表明陈廷焯出此论时心中无数——他说是“余则各树一帜”，与东坡、白石相比，张先、贺铸与张炎何尝能称得起是独树一帜？
以派、体对词家风格作划分之外，还有以正变论区别，但这事关另一个审视角度，无法直接指为宋词分派的既有成果。又有甚至以宋词分派比附董其昌的画有南北宗说，见厉鹗的《樊榭山房全集》卷四《张今湆红螺词序》：
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
这倒很有些“豪放”“婉约”两派分的味道。但苏东坡不在论内，大抵可见厉鹗发此论时并非是存着一个统辖全宋词派的立场。他只是自谈感受而已，因此我们不必对它过于认真。且即使硬要归类，则归为两派说亦无大错。
至此，我们大致已可做出结论了：以宋词流派研究的历史成果来看，则自宋当时直至明清，或自宋代词人当时的创作流派把握与后世的词史流派研究，无论是哪个角度，都是以宋词阳刚阴柔的“豪放”“婉约”两派说为典型。清代词学家们也曾有鉴于两派说有不能观照周全之处，而不断提出“四派说”“十四派说”“八派说”等等，但或是失之琐碎不得要领，或是失之武断缺乏划一标准，似乎都只注意到唐宋词人在风格上的众多差异而忽略了流派研究中第一重要的“整体性”“类型化”的原则，因此几乎都未成为一种公认的法则与结论被社会所确认。这样，真正能留给后人印象的，还是“豪放”“婉约”两派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