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前言

陈振濂

我之从事日本书法史研究，用一句调侃的话说，其实本来是有一个“先知先觉”的预感在的。在浙江美院读研究生，课余学习日语，本来只是想掌握一门外语。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国门大开，远赴美国、近赴日本，出国留学是可望不可即的时髦之事，但当时中国一穷二白，又经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万民泣沮，看不到前途，出国谋发财找前程混世界是一般人的想法，我当然也未能免俗。但读书人的本分，又希望有所作为，于是想通过学习日语，了解在书法上除中国以外的日本这一大端，以便在今后能有相应的本领条件，共同推动书法的当代事业；而且我预感在其后一段时间内，中日书法交流一定会迎来一个繁盛期，必须要事先预作学术上的准备。故而在1981年之际，即以当时还不太娴熟的日语，翻译《日本书法史》并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虽是薄薄一小册，筚路蓝缕，一开风气之先。其后从译介到述史，撰《日本书法篆刻史话》（无锡艺专1987），著《日本书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日本书法通鉴》（历史篇）（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现代日本书法大典》（当代篇）（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并且还上升为“比较书法学”的学术理论，撰《中日书法艺术比较》（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维新：近代日本艺术观念的变迁——近代中日艺术史实比较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等，中日书法作品集也编了好几部。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日本书法史和中日书法比较及近代中日绘画比较、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比较，是我的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最近的2017年5月率西泠印社代表团访日本，还有人拿出早年出版的《日本书法通鉴》《中日书法艺术比较》找我签名，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日本书法研究专家。仔细想想，本来中国是书法母国，所以只有大批日本书法学者研究中国书法，却没有中国学者逆向去研究日本书法史。如此想来，我的努力，的确在当时是凤毛麟角，乏人问津。当然，因为一片空白，零起点，稍一出手，当然也很容易占个第一。所以即使被推为头牌，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但我始终坚持认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中国书法史，如果没有日本书法史（当然包括欧美）作为对比，其思考必固执，其视野必狭窄，其判断必拘滞，其结论必片面。而有一个异域文化的参照，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清自己的长短优劣，比如，碑学的弱势和篆隶传统的缺席，是日本书法史的一个发展特征，那么对照中国清代的碑学复兴，我们就不会仅仅视它为一种物质材料的存在，而是一种书法传统的阴柔、阳刚对比，或工匠镌刻与文人挥洒之间的对比。更以清末民国杨守敬带魏碑去日本，但日本人对魏碑传统并不作古典传统看，反而引出书法前卫派的历史事实，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在《日本书法史》中，我把它分为三大板块：一是专论，代表了我在日本书法史研究的基本成果，使用的是“比较文学”“比较书法学”的路子，从书法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归纳到它的现代美学特征总结。二是述史，从古代书法史到近现代书法史。从平安时代历镰仓到江户、明治时代再进入昭和时代。三是关于日本篆刻史、日本书法理论史、日本书法教育史的相关史述。更有在述史过程中，涉及日本“前卫派”和西方“书法画”等各种千奇百怪又于书法的现代化进程极有参考价值的现象。我一直以为，作为日本书法史研究，应该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一是“洋为中用”，在比较文化的立场中从异域寻找到中国书法发展的特殊理由和特定方略。重视日本书法相对于中国书法的意义，重视它的参照利用价值。二是成为本领域的专家，所获得成果必须要和日本书法史学界的专家媲美，要能够在日本书法界专家如云、成果林立的局面中脱颖而出，别树一帜，做一个连日本专业学者也敬服的专家。换言之，前一立场是一个中国式立场，重点在于有没有针对中国书法思考的借鉴意义，而未必在乎其在日本书法中的固有的本体意义。而后一立场则必须是纯粹的日本式立场，重视的是在日本书法史本体和自身逻辑中的价值所在。我在翻译和介绍时，关心的是寻找常识和史实，但在研究时，则更关心它的意义与价值。它可能是中国式的意义和价值，也可以是日本史学家眼中的意义和价值。

在本书中较为重要的收获，是日本书法史在近代和现当代的几大“互联互动”的特殊现象。第一例是从江户时代（即明末清初）以来，日本书法追踪赵孟頫、董其昌，尤其是文徵明的书风，及日本书法理论的发展和蔚然成风，日本书法教育的普及和塾学的发达，以及篆刻在日本的萌芽与发展，这是一个横跨书法创作、理论、教育、篆刻的循环圈。第二例是近现代日本书法界以“日展”为中心的五大流派即汉字派、假名派、少字数派、近代诗文派、前卫派这五种创作现象，更横向涉及西方的德国“抽象表现主义”、美国“行动画派”、法国“书法画”等各种与东方书法有关联的现代艺术现象，它又是一个横跨书法创作流派与东西方国度的循环圈。本书在这两个循环圈上花费的笔墨和所倾注的研究精力，因其对中国书法的参照意义与启发价值具有唯一性，或许可以称之为是最重要的学术精华所在。

没有日本书法的参照，就无法理解中国书法在近世所遇到的挑战和困惑。比如日本书法走向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创作流派的兴起。没有明治时代对西方文化的大力引进；没有战败投降后成为美国占领军的“奴仆”以至于对欧美文化的亦步亦趋，日本的书法在50年代就不可能有大发展。但这样的机遇，同时代的中国就不可能有。故而仅以20世纪50年代论，日本书法的新锐的生机勃勃、繁花似锦，是当时沉寂的中国书法所无法企及的。但在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书法崛起，首先通过“展厅文化”的推动；又通过追踪中国古典的深厚积淀、当然还有仿真印刷技术的发达和高等书法教育的引领，遂成一代盛世；反观日本书法，因为高等教育的相对落后，又因经典意识的薄弱，只是关注于个体的师徒承传，从而使前行路径越来越窄，浇薄而空泛，难以再振雄风，而新流派的孕育也越来越出现营养不良的弊端。以此来思考中国当代书法，如果不自我警惕，不紧紧抓住“经典”和“专业教育”这两个关键词，那么重蹈覆辙，步日本后尘的危险始终是存在的。今天我们研究日本书法史（篆刻史、理论史教育史），如果能直面当下，找出中国书法自己的问题，那才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尤其是“洋为中用”了。

研究日本书法史，当然必须掌握日语的基本功。学习一门外语，其实就是掌握了一种语言；掌握了一种交流工具；打开了一扇窗。但如果心存高远，那么又肯定不止于如此。因为掌握一门外语，意味着可以运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即是说，你用中文母语思考是一种选择，而用外语思考则又是一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用不同的语言序列作不同的思想展开，那一定不会狭窄固执偏狭僵滞，它对于我们作为一个优秀学者学术素质的打造、调整、提升有百利而无一弊。倘若能再进入“他国”史，从而追究、比较与母国在同一领域（如书法）的独特的发展脉络、兴衰规律、主次交互等等的差异，从中抽绎出一些重要的历史结论，那更是作为学者梦寐以求的高境界。这部《日本书法史》出版于1996年，距今有二十多年了。而通过学日语来学习、掌握日本书法史的相关知识和进行学术探讨，更是超越了从“语言工具”到“语言学”的一般藩篱，而更多地进入到学术研究的领域，能有这样的“先行”的幸运，是因为碰上了一个好时代。倘如是，这部著作的再版，又无妨看作是对一个过去的时代、对一种学术生涯的纪念，它于书法的当代，自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而对我则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记录。也许在今后若干年内有时间的话，我还会重操旧业，再续写这些记录。

2017年6月29日于湖上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