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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不常来视察土地，更多时候，来的是他们的代理人。他们坐着窗户紧闭的小汽车来，用手指头摸一摸干燥的土地，有时候还把大大的钻孔机打进地里检测土质。当窗户紧闭的小汽车开过田野时，佃农们站在日头正烈的前院，不安地观望。最后，地主派来的人把车开进前院，坐在车里，隔着车窗与佃农说话。佃农在小汽车旁站一会儿，然后蹲下来，找根树枝在灰土里写着什么。
女人们站在敞开的大门后，向外张望，孩子们躲在她们身后——他们尖瘦的脑袋像玉米棒子，一个个都睁着大大的眼睛，打着赤脚，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上面，脚趾扭动着。女人和孩子默不作声，看着家里的男人和地主派来的人说话。
地主派来的人有些很和气，因为他们是被逼着做这些事。有些却很愤怒，因为他们得干这么残忍的勾当。有些很冷漠，因为他们早就发现，不冷漠是不可能成为地主的。但所有人都被一种更庞大、超越一切的力量所主宰。那就是数字。有人痛恨驱使他们的那些数字，有人感到害怕，也有人崇拜它，因为它能让人逃避思想和感受。如果土地的所有者是银行或金融公司，那代理人就会说，银行或公司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坚持要怎样——必须得怎样，如同银行和公司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怪兽，而他们只是被捕获的俘虏。这些人是不会为银行和公司承担责任的，因为他们只是小人物，是奴隶，银行才既是机器又是怪兽。能给如此冷酷、如此强大的怪兽当奴隶，有些代理人颇为自豪。他们坐在椅子上解释。你也知道这地不肥。你种这块地种了多久天知道。
蹲着的佃农们点头思考，在尘土里划着数字。是的，他们都知道，上帝也知道。要是风沙不再漫天飞舞就好了，要是田地表层的土不再被吹走就好了，情况就不会如此糟糕了。
代理人还在继续，并引出重点：你们也知道这地越来越贫瘠了。你们知道种棉花会对土地造成什么影响，它夺走地里的养分，榨干土地的最后一滴血。
蹲在地上的人点点头——他们都知道，上帝也知道。只是，如果他们能在地里轮种各种各样的庄稼，那也许就能将血液输回给大地。
唉，一切都太迟了。代理人开始解释那个比他们都强大的怪兽是怎么行动、怎么思考的。一个人只要还能吃、还能缴税，那他就能保住土地。他能做到。
是的，他能做到，直到他的庄稼都倒下、他不得不向银行借钱的那一天。
可是——你看，银行和公司却不能那样做。因为怪兽呼吸的不是空气，吃的也不是肋条肉。它们呼吸的是利润，吃的是钱生出来的利息。如果得不到，它们就会死去，就像你呼吸不到空气、吃不到肋条肉也会死去一样。这很悲哀，可事实如此。就是这样。
蹲在地上的人抬起双眼，想要弄个明白。就不能让我们再坚持坚持吗？也许明年就能丰收了。天知道明年我们能收多少棉花。况且战事不断——天知道棉花的价格会涨成什么样。他们不是得用棉花做炸药、做军装吗？只要战争够多，棉花的价格总会涨到天上去的。也许，就是明年。他们探询着抬起头。
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指望呀。银行——这怪兽必须时时刻刻都有利润。它不能等。它会死的。不行，税收还得继续缴。怪兽不再长大的时候，它就死了。它不能不长的呀。
代理人那柔软的手指头开始敲起车窗框，佃农粗硬的手指头握紧了不停划拉着的树枝。日光暴晒的佃农家中，站在门口的女人叹着气，换动双脚的位置，原本在下面的脚踩到了上面，脚趾头仍在扭动。狗跑到代理人的汽车旁，闻一闻，逐一跑到四个轮胎旁撒尿。小鸡躺在阳光照射下的灰土里，拍打着羽毛，好让灰尘沾到皮肤上去，起到清洁的作用。小小的猪圈里，猪对着余下那些黏糊糊的泔水哼哼唧唧。
蹲在地上的男人又把头低下了。你想要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分到的收成已经少得不行了——我们现在都只能吃个半饱。孩子们天天挨饿。我们没有衣服穿，每件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要不是左邻右舍都一样，我们连教会都没脸去了。
最后，代理人终于说到了关键。这套租田系统不能再运作了。一个人开着拖拉机，就能干十二户甚至是十四户人家干的活。我们只需付一个人的工资，庄稼所有的收成就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这样了。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可怪兽病了，没办法。它情况可不太好。
可你们种的棉花会把地毁了的。
我们知道。我们得趁着这地完蛋之前，赶快把棉花收了。然后我们就把这地卖掉。东部来的好多人就想有一块地呢。
佃农警觉地抬起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吃什么呢？
你们得从这儿走了。你们的院子要被拖拉机铲平了。
此时，蹲在地上的男人愤怒地站起身。从前我爷爷杀了印第安土著，把他们统统赶走，才拿到这块地。我爸爸在这里出生，他除了多少野草，灭了多少蟒蛇。后来有一年收成不好，他只能去借点钱。我们都在这里出生。就在那道门里面——我们的小孩也都在这里出生。爸只能再去借钱。后来，这地就归银行了，可我们还住在这里，我们只能分到一点儿自己种出来的东西了。
我们知道——都知道。可现在不是我们要你们走，是银行。银行和人不一样。还有那有五万亩田的大地主，他也和人不一样。那是怪兽。
佃农哭了，当然当然，可这是我们的地呀。地是我们量的，田是我们垦的。我们生在这儿，就是死，也得死在这儿呀。就算这地现在不好了，可究竟还是我们的。我们在这儿出生、在这儿干活、在这儿死去——所以它就是我们的。这才是决定土地归谁的东西，而不是让一张写着数字的纸来决定。
对不起。这真不能怨我们。是那怪兽。银行和人可不一样。
是，可银行里的也都是人呀。
不，这你就说错了——大错特错。银行和人不一样。事实是，银行里的每个人都痛恨银行做的那些事，可银行还是做了。我告诉你吧，银行是人之外的东西。它是怪兽。人创造了它，可控制不了它。
佃农们哭了。爷爷杀了印第安人，爸爸杀了蛇，才得到这块地。也许，我们可以把银行杀了——它们比印第安人和蛇更可怕。也许，我们应该像爸爸和爷爷那样，奋起抗争，保住我们的地。
这时，代理人生气了。你们必须走。
可这是我们的地呀，佃农哭了。我们——
不。这地是银行的，是怪兽的。你们必须走。
我们这就去拿枪，就像印第安人来的时候爷爷拿起枪一样。你说怎么样？
哼——首先，警察会来，接着是军队。如果你们非要赖着不走，那就是偷盗，如果你们为了赖在这里还去杀人，那就是杀人犯。怪兽虽然不是人，但它可以让人按它的意愿行事。
可如果我们走，我们该去哪儿呢？我们该怎么走呢？我们没钱啊。
对不起，代理人说，银行，还有那拥有五万亩地的人可不负这个责任。你们现在站的这地不是你们的。就算破个例，也许你们可以在秋天还来摘摘棉花。也许你们可以靠救济金生活。你们为什么不往西到加利福尼亚去呢？那边有工作，一年到头还都很暖和。哎，你们到了那里，随便一伸手就能摘到橙子。哎，总能找到庄稼活干。你们为什么不去那儿呢？说完，代理人发动汽车走了。
佃农们又蹲下去，用棍子在尘土里划拉着、盘算着、思考着。他们被晒伤的脸庞黝黑，受烈日炙烤过的眼睛发着亮。女人们小心翼翼地从门里挪出来，朝她们的男人走去，孩子们蹑手蹑脚地跟在女人后面，也是小心翼翼的，随时准备逃跑。年纪大一些的男孩子在父亲身旁蹲下，这样他们也变成了男人。过了一会儿，女人问，他想要什么？
男人抬起头看了一眼，眼神中是燃烧的悲痛。我们得走了。拖拉机和监管人要来了。就像工厂里那样。
那我们要去哪儿？女人问。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于是，女人赶着孩子们，悄无声息地迅速回屋了。她们知道，男人太伤心、太困惑的时候，可能会大发脾气，甚至迁怒于他爱的人。她们留下男人独自在尘土中盘算、思考。
过了一会儿，佃农也许会四下张望——他们看看十年前装的水泵，它的手柄像鹅的脖子，出水口上还有铁艺雕花；他们还要看看那宰过上千只鸡的砧板，看看放在工棚里的手推犁和挂在房梁上的摇篮。
屋里，孩子们簇拥在女人身边。我们要怎么办，妈？我们要去哪儿？
女人说，我们还不知道呢。出去玩吧。不过别靠近爸爸。你们要是靠近他，他可能会揍你们一顿的。接着，女人就继续干活了，可还一直观望着蹲在尘土里困惑不解、拼命盘算的男人。
拖拉机开过公路，开进田地。它们像巨大的昆虫般缓缓爬行，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它们爬过田地，放下履带，从履带上滚过去，又把履带卷起来。拖拉机停下时，柴油发动机仍然在呼噜作响；一开动，它便发出雷鸣般的轰隆声，再慢慢降为低沉的咆哮。这些塌鼻子的怪兽扬起沙尘，噘起嘴巴，径直开向田野，开过乡村，穿过围栏，越过院子，笔直地从水沟里开进又开出。它们不是在土地上奔跑，而是在自己的行车道上奔跑。它们无视小山、峡谷和水渠，无视围栏和房屋。
坐在铁座上的男人看起来不像个人。他戴着手套和护目镜，橡胶防尘面罩把鼻子和嘴巴都遮住了。他是怪兽的一部分，是坐在座位上的机器人。汽缸的轰鸣声响彻田野，与空气和大地融为一体，于是，大地和空气也同步震动着，发出低沉吼叫。司机无法控制它——它笔直地穿过乡野，闯过十几处农场，然后又笔直地回来。只要拉一下操纵杆，就能让拖拉机改变方向，可司机的手操纵不了，因为造出拖拉机的怪兽、派出拖拉机的怪兽不知怎么的，仿佛钻进了司机的双手，钻进了他的脑子和肌肉，遮住了他的眼睛，捂住了他的嘴巴——蒙蔽了他的心灵，堵住了他的言语，影响了他的感知，消灭了他的抗议。他看不到土地真正的样子，闻不到土地本身的气息；他的双脚踩不到泥土，也感受不到大地的温暖和力量。他坐在铁座上，踩着铁踏板。他对自己力量的膨胀，既不能欢呼，也不能阻止；既不能诅咒，也不能鼓励。他对这片土地既不熟悉，也不拥有；既不依赖，也无所求。即便掉落的种子没有发芽，即便稚嫩的作物在干旱中枯萎，或被暴雨淹死，对司机和拖拉机来说，那又如何呢？
他不爱这片土地，一如银行不爱这片土地。他可以欣赏这台拖拉机——因为它有机械制成的外壳，有巨大的力量，它的汽缸能发出爆炸般的轰鸣，可它终究不是他自己的拖拉机。拖拉机的后面滚动着闪闪发亮的圆盘，它们用锋刃切开土地——不像犁地，倒像是在做手术。它们把切开的泥土掀到右边，接着第二排圆盘再次切过来，将土又拨到左边。用于切割的锋刃被泥土打磨得闪闪发亮。圆盘后面拖着铁耙，它们用铁齿梳理泥土，把小小的土块打碎，把土铺匀。铁耙后面是长长的播种机——在铸造厂里装好的十二根弯曲铁管由齿轮驱动，达到了性高潮，在有条不紊地强奸，毫无激情地强奸。司机坐在铁座上，为自己无意划出的直线感到自豪，为并非自己所有、自己也不喜欢的拖拉机感到自豪，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感到自豪。等到庄稼生长并收获的时候，没有人会用手指去捏碎被晒热的土块，让泥土从指尖滑落。没有人碰过那些种子，也没有人期盼它们的成长。人吃着不是自己种出来的东西，与面包再无关联。土地在铁机器下受苦，并在铁机器下逐渐死去。因为不再有人爱它，也不再有人恨它，不再有人期待它，也不再有人诅咒它。
中午，拖拉机司机会在某个佃农家附近休息一会儿，打开他的午餐：包在油蜡纸里的三明治、白面包、腌菜、奶酪、斯帕姆
牌午餐肉，还有一块包装得像是引擎部件的馅儿饼。他毫无兴致地吃着。还没有搬走的佃农都出来看他，好奇地看着他摘下护目镜和橡胶防尘面具。他的眼睛周围留着一道白圈，鼻子和嘴巴周围还有一个更大的白圈。拖拉机的排气管还在噗噗喷气，因为柴油太便宜了，让引擎保持运转比关了它再重新启动更省钱。好奇的孩子们围过来，衣衫褴褛，一边吃着炸面团，一边观望。他们带着渴求的表情，看着司机拆开三明治的包装，他们在饥饿时变得格外灵敏的鼻子闻到了腌菜、奶酪和午餐肉的香气。他们不和司机说话，只是看着他的手拿起食物送进嘴里。他们也不看他吃东西，只是紧紧盯着他拿三明治的手。过了一会儿，还没有离开的佃农走出来，蹲在拖拉机旁边的阴影处。
“哎哟，你不是乔·戴维斯的儿子嘛！”
“正是。”司机说。
“嘿，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和你的父老乡亲对着干？”
“我每天能拿到三块钱呢。我实在厌烦了每天讨东西吃——况且还讨不到。我有老婆，有孩子。我们得吃饭呀。每天有三块钱呢，每天都能拿到。”
“话是不错，”佃农说，“你是每天拿到了三块钱，可十五户、二十户人家就什么都吃不到了。就因为你每天的三块钱，差不多有一百人只能离开这里，流浪在路上。你说是不是？”
司机说：“我想不了那么多。我只能为自己的孩子着想。三块钱，而且每天都有。时代变啦，先生，你还不知道吗？除非你有两千英亩、五千英亩、一万英亩田，还有一台拖拉机，否则现在是没法靠种地过日子了。庄稼地不会再给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种了。你也不能哭天抢地的，因为你造不了福特汽车，也不是电话公司。唉，庄稼现在也就是那样。没什么办法了。你只能去别的地方想办法每天赚三块钱。只能这样。”
佃农自顾自说道：“这真可笑。如果一个人有一小块地，那这地就是他的，是他的一部分，就跟他自己一样。如果他有这块田，只是为了在上面走一走，耕作耕作，收成不好的时候他会伤心，下雨的时候又会高兴，那这地就是他的，他就不会觉得自己渺小，因为他有地。即便他不成功，只要还有地，那他也不会觉得自己渺小。就是这样。”
佃农继续说道：“可如果一个人得来的地他自己都看不到，没有时间去亲手摸一摸，也不能亲自到上面走一走——嗯，那么这地就成了主人。人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不能想自己想要的。产业成了主人，比人更强大。人变得渺小，不强大了。只有他的财物是强大的——他成了产业的仆人。就是这样。”
司机用力嚼着贴有商标的馅儿饼，把外面的硬壳扔掉。“时代变了，你不知道吗？老想着这些事可不能填饱孩子的肚皮。你得每天去赚三块钱，喂饱你的孩子。你就别操心别人家的孩子了，操心自己的孩子就行。你老说那样的话，名声传了出去，就永远别想一天挣到三块钱了。你就管好自己的一天三块钱，别的什么都不要想，要不然大老板是不会每天给你三块钱的。”
“因为你的三块钱，差不多有一百个人只能去流浪。我们能去哪儿呢？”
“啊，你这倒是提醒我了，”司机说，“你们最好中午就走。我吃完饭就要来翻院子里的地了。”
“你今天早上把水井填了。”
“我知道。我得犁一条直线出来呀。我吃完饭就要来翻院子里的地了。还得犁直线。对了——呃，你认识我家老头乔·戴维斯，所以我才把这话告诉你。我接到命令，要是有人不愿意搬走，只要我弄出点小事故来——你明白吗，比如说，把拖拉机开近点，把房子撞塌什么的——呃，那我还可以多拿几块钱。我最小的孩子一直都还没鞋子穿呢。”
“我亲手建了这房子。把旧钉子敲直，才搭起外墙。用了多少铁丝，才把椽子捆到房梁上。这是我的房子。我盖的。你要是把它撞塌——我就会拿着枪在窗口等着你。你靠近了，我就会像宰兔子一样一枪崩了你。”
“这又不是我的事。我也没办法。如果我不做，那我的工作就没了。况且——你杀了我又能怎样呢？他们会绞死你，而且在你被绞死之前，马上就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开拖拉机，他还是要把你的房子撞塌。你杀我可没杀对人。”
“你说得对。”佃农说，“那么，是谁给你下的命令？我去杀他。他才该死。”
“你又弄错了。他也是接到银行的命令。银行对他说：‘把那些人通通赶走，不然你就滚蛋。’”
“好吧，银行总有行长吧。还有董事会。我要把枪上满子弹，到银行去。”
司机说：“他们告诉我，银行也是接到从东部发来的命令。命令说：‘赶紧让这块地赚钱，不然我们就让你关门。’”
“这么说还有完没完了？我们应该杀谁呢？不把想饿死我的人杀了，我坚决不能先饿死。”
“我也不知道。也许根本没人可杀。也许这个问题的关键完全就不在人。也许就像你说的那样，是产业本身在做这一切。不管怎么说，我反正把我接到的命令告诉你了。”
“我得想一想，”佃农说，“我们都得想一想。一定有办法阻止的。这又不是闪电、地震。这坏事是人干的，老天为证，肯定还有挽回的余地。”佃农坐在门口，司机发动轰鸣的引擎开走拖拉机，履带起起落落，弯弯曲曲，铁耙梳过大地，播种机的铁杆插进泥土。拖拉机划过院子，原本被踩得坚实的地面成了播过种子的田地，拖拉机又开回来，没有被划开的地方只剩下十英尺
宽。他回来了。钢铁的护板铲进房子一角，撞倒围墙，摇动小屋的根基，使它向一侧塌去，像只甲虫似的被捏得粉碎。司机戴上护目镜和橡胶面罩，遮住鼻子和嘴巴。拖拉机继续划着笔直的线条，空气和大地都合着它的轰鸣声颤抖。佃农手里拿着枪，站在后面眼睁睁地看着它。他身边是他的妻子，身后是安静的孩子们。所有人都在后面眼睁睁看着那拖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