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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空范围：重新确定“中原”地理概念的本义
中国疆域辽阔，有多样的环境地貌。水土环境影响了人们的生存之道，也造就了不同的人类文化。虽然随着时代推演，这些文化融合成多元的中华文明，但在探讨上古社会信仰时，仍应分别追溯不同的文化。因为同时期的文化，虽有深浅不同的互动，彼此亦有若干相似之处，但若未考虑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移动路线等造成文化分隔的基本原则，或未经过严谨的考古分析之前，不同文化实不宜混为一谈。至于时代与形态互异的石器与金属器文化，若无充分证据，不能随意推论其间的继承关系。本文的时空范围以中原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直至殷周为主，对其文化在新石器时代的源流，只能稍微提出尚未完全成熟的假设，并下及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以观察其文化流变和去向。
前面所说的中原空间范畴，有别于传统文献所载之中原概念。《诗·小雅·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司马相如《喻巴蜀檄》曰：“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
可见早期文献中“中原”的意思是宽旷平原、符合农耕的肥沃大坪。但若仔细探究今日常用的“中原”概念，即会发现其意思不符合最基本的地理事实。现在的“中原”概念，经常涵盖河南、陕西和山西之南部——即周文明之核心地区，这明显是一种与自然地貌相违背的政治性概念，传统上作如此定义，只是因为此区域代表从东汉到北宋这些统一大国的中心区而已。但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这种讨论似有不妥。因为该地区包含了平原、山脉与峡谷，在大地貌方面呈现一种支离破碎的形态。
对商周以来的混合文明来说，自然地理的边界并不那么重要，但对早期文明来说，却是很重要的。透过研究这些地理条件的异同，便可了解不同生活方式的族群的活动范围：如住在肥沃平地的农耕文化之发展区，山林游猎族群的活动区，以及几种虽然选择了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方式，但却将农耕视为次要的中间地区，其生活可能是以驯养、渔猎或石工为主要的经济基础。此外，还有宽大的草原地带。草原此一特殊的地理条件，影响了多族群的互相融合，且多次威胁到农耕文明国家。古代很多军用技术的发明区，便同时是游牧和游战生活方式的发祥地。
若从自然地理的边界来探讨，则“中原”这个概念应有另一种属于自然地理条件的理解：中心的平原地带。在中国地图上，这个地区应该是以大巴山和幕阜山及大别山为东、西界的宽阔平原地，北缘到黄河南岸，而南边则经汉江下游涵盖鄂豫平原，又过汉江连到鄂湘江汉、澧阳和洞庭平原，在这广大地域内形成一个宽阔平坦的农耕地区。并且，因豫南地区及大别山间有许多谷地，从南阳盆地和鄂东北平原很容易跨越大别山，到达淮颍平原、信阳、驻马店、许昌，从而到达郑州。若由自然地理的观察角度来看，只有这个位处其间的宽阔平原，才能被称为“中原”（本书所称之“中原”或“江河中原”，除非另加说明，余皆指上述区域），即青铜时代所谓“二里头”、“二里岗”文化范围。又，我们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可以观察到：汉江下游是此一广大农耕区域的中心。从文化面貌观察，亦可看到中心地区的盘龙城比作为农耕地区北界的郑洛地区既早又丰富得多，且与本地早期文化一脉相承。因此循着地理和文化面貌确定研究范围，应该重新确定文化中心和边缘的关系。
直至殷商，北方族群活动于黄河下游北岸并形成新的中心，自此以后黄河流域才掌握政权。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黄河流域文化在很多方面传承了中原农耕大文明的脉络。由此观之，在殷周时代，中原文化脉络大量扩散到黄河、渭河、汾河流域，河北、山东，以及许多其他地区。由于殷周政权中心靠近黄河，其凭借黄河在战略上的地理优势以及作为资源贸易的要道，将原来属于农耕文明北界的地区发展成为中央，中央和边缘的关系至此产生变化
。因此，在历史上“中原”概念有了变化，从自然地理所指的中间农耕平原（以澧水为南、以黄河为北、以江汉为中），变化成以殷周王畿为中心的殷周军权的影响区域，爰至汉唐帝国更加确定了传统的“中原”概念，并影响后世对“中原”的认识。
此外，由于学界希望用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表达夏商之区分，牵强附会于两者之间的差异，但是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这两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文化体系，二里头为盘龙城二至四期文化，二里岗为盘龙城四至六期文化。对这问题笔者已作过详细讨论，不再重复
。重点是考古资料表明：二里头和二里岗不宜分为“夏”和“商”，二里头年代测定也很晚（一期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甚至可能不早于公元前1735年
），与夏之年代不符，且二里头、二里岗并非农作文明的中心。故笔者认为两者皆应视为“盘龙城文化”
。由于郑洛地区是大文化区域的北界，故有地方特色，可视为“盘龙城文化郑洛类型”。由于本书主题为精神文化之探讨，皆由高级礼器所表达，包括青铜器、硬陶和原始瓷器，而在这方面，郑洛地区恰好没有特殊的贡献，故不牵涉类型的区分。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二里头、二里岗、盘龙城，都代表殷商王室（或屈原谓之“殷宗”）在殷墟建都之前的中原青铜器文化，或许可被称为中原之“商”文明（但不宜视为一个统一的大国）。本书亦以“早商”、“汤商”，或“楚商”称之，以别于其后的殷商上古帝国。汤商文明不仅是殷商所吸收文化的主要来源，也是殷商王室所伪装继承的王朝（外来的族群强调他们传承汤商的正统性），因此，虽然殷商文明涵盖的文化面貌很杂，又对汤商的精神文化有所枉屈，但殷商强调自己是汤商的正统继承者，其文化中汤商的成分为主流和基础，并且殷商并未形成新的深刻的精神文化。因此，本书在叙述同时涉及汤商和殷商共有的现象和概念时，采用了“商”、“两商”或“商文明”这一泛指称谓，但这并不表示笔者认为文化上有传承关系的汤商和殷商，在政治上也属于同一王朝，详见下文说明。
既然本研究以殷商为中心，在讨论殷商所继承的脉络时，最大的焦点就是以农耕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明。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期，中国各地可见丰富的礼器造型，但中原礼器具有较一贯的发展脉络，以及在空间上的扩展。殷商礼器在吸收各地文化影响的同时，主要还是以中原（即汤商政权的领土和影响地）文明的形象脉络为基础创造出了折衷的综合性形象。但因殷商文明打破了自然农耕的疆界，亦吸收“中原”之外的其他文化因素——尤其是北方文化的因素，所以我们必须厘清组成殷商精神文化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故，本书研究范围虽然以江河中原为主，但也部分涵盖中原以北到黄河、渭河、辽河流域，中原以南到湘赣地区，中原以东到海岱地区，中原以西到巴蜀之区。
此外，既然我们的讨论，亦有涉及礼器的形状和古文字产生之间的关联，我们更加需要遵守谨慎的原则。自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期，中国各地可见各种不同的古字出现，笔者对殷周文字的源头曾经作过一些讨论
，但我们却很难准确地探索其与甲骨文之间的关系，只能从礼器发展的脉络来观察，并得出某些结论：如判断衍生出“神”字符号的纹饰，乃是属于中原脉络的礼器上的特有纹饰符号。因此，本研究基本上仅局限于在这个脉络中进行讨论。只有在思考中原地区青铜文明信仰的根源、对其他区域的影响，以及描述殷周以来的信仰演化及扩展时，才采用不同地区的文物资料，并谨慎地论证他们与中原文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