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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江中下游文化体系中神纹定型之前相关纹饰的演变

最早的镂孔纹发现于皂市下层文化中期胡家屋场遗址中(跑今约7 800至7 200年),白陶低足豆、圈足盘经常作镂孔纹,其中一些恰恰与崧泽相似,罐耳的刻纹亦相类似(图一一九:1—3) 。但总体来说,其形状结构没有像崧泽那么有规律,且看不出传承关系。究其原因,第一是因为皂市下层文化中该纹饰并不构成系统,其信仰的基础看不清楚;第二是因为从皂市下层到崧泽之间很难看出传承的关系。皂市下层文化没落之后,长江中游地区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早期罕见镂孔纹陶器,只是到大溪晚期向屈家岭文化发展阶段(年代与崧泽大致相同,距今约5 700至4 800年),才又发现镂孔纹 。不过,汤家岗文化(距今约7000至5 800年)直接传承皂市下层文化的白陶圈足盘,虽然没有镂孔纹,但却可见类似神纹的刻纹饰带(图一一九:4—6) 。郭伟民先生认为:“汤家岗文化的压印、模印、戳印纹风格和白陶工艺为后来的印纹硬陶的出现储备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这种观察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商文明中的神纹就滥觞于汤家岗。神纹起源问题包含很复杂的技术、形象与信仰萌生、传承、中断、中兴、变形与改义的多样过程。

皂市下层文化白陶礼器的镂孔纹和汤家岗文化白陶礼器的印纹之后,在大溪文化(距今约6300—5 300年间)的彩陶纹也出现结构相似的图案,如三峡坝区三斗坪(图一二〇:1、2)、澧阳平原澧县梦溪三元宫(图一二〇:3)、安乡划城岗(图一二〇:4;一三六:2、3)、秭归柳林溪(图一三六:1)等遗址出土的彩陶纹饰。划城岗中期泥质黑陶朱绘纹中也有类似的螺形线(图一二〇:5、8)

崧泽文化的范围基本上在太湖以东,但在太湖以西同时代的江苏北阴阳营、宁镇咎庙、江西湖口史家桥、靖安郑家坳等北阴阳营和薛家岗文化类型遗址中,亦出土了陶豆,其足部饰带则与太湖以西及长江三角洲的遗址所出土者完全相同,都是以双圆双勾的结构所组成(图一一七:3;一二一:2—4) 。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亦出现带有类似镂孔纹的陶器。虽然屈家岭陶豆足的镂孔纹大部分是单纯的圆形,但也有少数发现与崧泽相同(图一二〇:9;一二一:1),并有些朱绘黑陶纹饰与马桥硬陶刻纹颇为接近(图一三六:4—7) 。此外,璜形结构或许可见于大溪、凌家滩、崧泽玉器上,尤其是双首兽形玉璜,或许可视为神纹的源头之一(图二一一:3—5)。

图一一九 1—3.胡家屋场遗址出土皂市下层文化中期的镂孔纹陶器:1.低足豆;2.圆足盘;3.罐耳;4—6.汤家岗遗址白陶圈足盘的足纹饰带。

图一二〇 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早期的陶器:1—2.三斗坪遗址出土的彩陶片;3.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出土的中期彩陶片;4—9.划城岗遗址出土的陶器:4.早一期的彩陶罐;5—6.中一期88号墓出土的簋;7.中一期63号墓出土的簋;8.中一期88号墓出土的鼎;9.中二期33号墓出土的豆。

图一二一 长江中游镂孔饰带:1.京山屈家岭出土晚期的瓶形器;2.江西湖口史家桥遗址出土的豆柄;3—4.江西靖安郑家坳遗址出土的陶豆。

这些零散的资料使我们注意,有些纹饰似乎不断隐现、流传在长江中下游地带,这一带交流之古老的背景,造成自古以来当地的技术、观念和器物的互补影响。这些关系不可忽略,对此学界一直有热门的讨论,使学者们提出“长江中下游文化体系”概念 。但是在具体讨论某纹饰或信仰观点的发祥地上,我们总是会遇到几项困难:资料零散、区域文化具体的关系难以辨识、时代的跨度过大。因此我们无法了解崧泽纹饰来源,只能考虑其形成的背景,或许也涉及整个长江中下游文化体系内部的交往。

崧泽本身文化的传播力相当高,往北影响苏北鲁南以及淮河下游等地区。此影响的基础乃崧泽——屈家岭时代稻作北传的过程,与稻作传播的同时,很多技术与文化成分容易伴随着传播过去。但是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总是有一个内在和外形的问题。某族群、文化吸收另一文化的时候,是仅仅从外观欣赏而模仿,或者是内心了解其观念而接受为自己的,两者很不一样的。崧泽镂孔纹的规律性,排除了将其视为偶然形状的可能性。长江中下游除崧泽文化区外,其他地区都发现类似的图案,但数量相对较少。这种现象能有几种理解:一、在别地发现的器物实际上都是在崧泽制造的;二、在别地发现的只是模仿崧泽的礼器;三、因别地发掘不足才影响到我们将该纹饰视为崧泽的创作,而少量发现的地区实际上才是该纹饰的发祥地。既然长江中下游确实是一个空间宽大的交往体系,所以不能排除崧泽镂孔纹与早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纹饰在某种程度上有传承关系。不过更难以判断的是,纹饰的相似是否表达观念的流传,或者只是形状相似而已。但是崧泽文化对该纹饰的系统化,应该代表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

从崧泽的镂孔纹回到盘龙城、二里头夔神印纹的问题,虽然其结构确实与崧泽、良渚镂孔纹相似,但恐怕也不能以直接传承来讨论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笔者主张崧泽的双圆双勾纹与二里头夔龙神纹结构十分相似,但因为目前研究材料的不足,我们尚不能以商文明的信仰来解释崧泽纹饰,这是因为在两千年的纹饰传承中,其内涵必定发生过多次变化。甚至有可能这些器物、器型,只有外在结构的相似,而具有同一元素的两种文化之间,却可能未必有传承的关系。总之,这些问题尚待进行更多发掘、研究,以进一步厘清其关联性。

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无论是在崧泽、良渚或大溪、屈家岭,夔形的纹饰并不是当时最关键信仰所在之图案,但是到了盘龙城早期——二里头时代,所有礼器的纹饰都离不开夔纹母题。因此讨论神纹及其信仰观念的形成问题,还是离不开商文明的形成。神纹堪称最具代表性的商文明的信仰符号。

笔者认为,商文明及其信仰观念,衍生于长江中游文化体系的土壤中。但是现在主流的看法有二:一是郑洛地区是新时代所有文化技术的发祥地,二是郑洛地区在受到长江下游文化的影响下,创造了印纹硬陶。因此,厘清该问题的切入点,在于深入了解二里头文化与长江流域诸文化的关系、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来源及发祥地,以及长江流域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对此问题,笔者曾经作过较系统的讨论 ,这次仅拟针对神纹流传路线,尝试观察二里头文化中存在的来自长江流域的因素之属性问题。 bjCMUJSjfxUdniH5IfTAS50fb1L24a4cgEjtWLHmtwyHpI8PlxT761EL6fUUA6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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