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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江下游文明与二里头的纹饰对照

另一方面,从彩纹、刻纹戳印纹技术的分布来看,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刻纹及戳印纹源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包含汤家岗、高庙、薛家岗、河姆渡、崧泽、良渚、马桥等文化。

许宏先生认为:二里头陶器的图纹来自南方,并具体指出来自与二里头同时期或起源时代略早的长江三角洲的马桥文化,即为二里头硬陶神纹的产地:

二里头文化中存在少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这类器物及其制造技术与南方的印纹陶有密切的关系,是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对硬陶与原始瓷成分分析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这类器物胎土中氧化硅(硅)含量较高,氧化铝含量较低,与我国南方硬陶、原始瓷的组成特征相同,而且其组成特点与浙江、上海和江苏的硬陶及部分原始瓷胎比较接近。因此,二里头文化硬陶和原始瓷的产地在南方的可能性较大。

二里头文化的几何纹大多装饰在上述精制陶器、硬陶和原始瓷上,数量极少,主要见于二里头遗址。其中最典型性的纹样是云雷纹,它最早出现于南方地区。江苏金坛三星村出土的一件陶豆(约距今5 500年前)上就有采用凿刻制法作的云雷纹。良渚文化陶器也有刻制的云雷纹……以印制方法制作的云雷纹陶器出现于二里头时代以前江南地区的多处遗址中;稍后,在与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的马桥文化中十分流行。因此,有学者认为南方应是云雷纹的原生地,二里头文化的云雷纹以及其他一些文化要素是在南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

二里文化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鸭形壶,在江浙地区有较多的发现,曾出于上海马桥和浙江长兴上莘桥等遗址,这类造型的陶器很可能源于江南地区。相比之下,二里头文化的鸭形壶极为罕见,应是从南方输入的产品或仿制品

许宏先生对比二里头与马桥黑灰陶及硬陶纹饰后,发现这两者无疑是相同的(图一一五:1) 。但这是否代表着文化传播的来源及方向,乃是由马桥直接向郑偃地区的二里头传播?我们尚需要对此一问题加以更深刻的思考。

许宏先生所称的“云雷纹”,即前文所考证为“神纹”的弯形、璜玦或双勾形,以及夔形等三种变形纹饰(参图四七至五四) ,也就是商周所常见的双嘴夔龙或成对夔龙的结构,乃是商文明的深层精神文化所在。

若我们观察马桥遗址出土的泥质黑灰陶器纹饰 ,如陶簋、陶豆、陶觚、鸭形器、器盖上的纹饰,即可发现其常常以上述三种神纹符号组成。其中有相当于盘龙城早期及二里头的成对勾形 纹饰(图一一五:2、3),这种纹饰结构的陶器,在马桥文化遗址中普遍出现;而不成对的双勾形纹( )出现率也很高,其与整个商文明通见的也在二里头遗址出现过的 雷同。马桥豆足上常见的弯形螺线 元素的饰带,与整个商文明通见的也在二里头遗址出现过的弯形夔纹结构也雷同。弯形、夔形的纹饰在马桥泥质黑灰陶及硬陶礼器上也相当普遍,如陶觯饰带(图一一五:4、5)。在马桥的礼器上,我们经常可以见到 (图一一五:6)等元素,与整个商文明通见的也在二里头遗址出现过的 元素一样(图一一五:7) ,并且,此一结构与 夔纹元素(参图五二)亦十分雷同。

虽然我们并不能就此判定马桥陶器的刻纹,与二里头三、四期的硬陶以及整个商文明的礼器纹饰完全相同,但其结构确实十分接近,且有部分几乎完全相同。假如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时确实吸收了东南神祕纹饰的元素,也必定是先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才可能进一步加以发展,但其基础的符号及结构仍然是相当接近的,因此,我们应该考虑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着传承及传播关系?

许宏先生认为,考古地层位于马桥之下的良渚文化(距今约4 800—4 300年),也有着相同的刻纹: ,但据笔者对良渚纹饰的分析,笔者并不完全赞成此一见解。原因在于良渚玉器的刻纹与马桥、盘龙城、二里头的陶器刻纹有所不同。虽然在某些陶器上我们可以发现结构相近的图案,但这在良渚文化中并不属于最关键及最具代表性的纹饰。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螺弯形纹饰,可见于上海福泉山遗址101号墓陶豆;65号墓双鼻壶和陶鼎;74、128号墓双鼻壶;苏州草鞋山遗址198号墓双鼻壶等礼器上,这些器物上的纹饰都有着双螺形结构(图一一六:1—3);草鞋山198号墓、浙江海盐县龙潭港遗址28号墓亦出土了结构相似的陶鼎 [1]

图一一五 1.二里头和马桥陶纹对照(据许宏教授分析);2.马桥陶豆的纹饰;3.马桥陶鸭形器的纹饰;4—5.马桥两把黑灰陶觯;6.马桥黑灰陶的器盖;7.二里头带夔纹陶片。

虽然这些造型与商文明的纹饰相似,但在这些图案上,皆刻画了许多鸟头,应属于河姆渡、良渚文化的天鸟崇拜。这并不是二里头所吸收的信仰。而马桥文化的神纹也未见鸟崇拜的迹象。虽然福泉山65号墓鼎盖上的图案,几乎与甲骨金文的“ ”(神)字相同,但这种形状相似的关系不能以意义相同来解释,里边所隐藏的文化 因素较复杂。即便是这些螺形构图,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马桥和二里头的纹饰,但后者的内在涵义也不可能等同于良渚的鸟纹。

图一一六 1.福泉山遗址101号墓出土良渚陶豆的饰带;2.福泉山遗址65号墓出土良渚双鼻壶的图案;3.福泉山遗址65号墓出土良渚文化的陶鼎;4.福泉山遗址出土崧泽时期的陶壶;5.崧泽遗址59号墓出土的陶豆。

依笔者浅见,良渚文化之天空鸟纹乃是源自河姆渡的信仰,其玉器上最常见到的螺形和同心圆形纹,亦常见于河姆渡的礼器上,并且同样是与鸟纹结合的形式,因此最有可能涉及天空和天体的崇拜。在良渚礼器上神字形符号的出现,或许与本文化的鸟纹无关,而经过复杂的文化关系被良渚吸收,所以本身隐藏另一种非良渚所用的意思。文化交流形象、外形和内在意义的吸收影响,多是复杂且零散发生的。接受外形结构的,未必代表内在意义的吸收,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到系统的母题,而难以掌握系统的例子则需要小心采用。良渚文化可以看出系统的纹饰是鸟纹,在螺线上有很多鸟头的图案,神字形的图案在良渚并不常见,或只是从别地吸收的外形,或是完全偶然而发生的相似。这些纹饰的形状、出现在器物上的规律都与马桥的刻纹不一致,更不宜等同于二里头和商文明的神纹。

不过,良渚陶器还有另一种刻纹,即陶鼎足上的双圆双勾结构 (图一一六:3)。这种结构虽然更加抽象,但其规律与盘龙城、二里头的 单元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相似的结构也可见于马桥陶器上。

这种结构的纹饰,更早被发现于崧泽文化(距今约5 700—4 800年)的镂孔纹上 (图一一七:3) (图一一六:4) 。大凡崧泽陶器的双圆双三角形的镂孔,几乎都形成这种元素的纹样饰带,最普遍的例子出现在豆足上(图一一六:5 ;一一七:1 ;一一七:2 )。到了崧泽晚期,不仅是在器足上,就连少数礼器的腰部也出现了这种纹饰(图一一七:4 ;一一八 )。该纹也曾出现在良渚陶器的器足上,与出现在器物上面的鸟纹,可能具有相对关系,至少其位置都在鸟纹之下。

这种明显形成于崧泽文化的双圆双三角形的纹饰,与盘龙城文化青铜器上的阴刻线纹和硬陶上的刻纹或戳印纹结构颇为接近,包括郑洛地区出土的硬陶纹饰亦如此,如郑州洛达庙遗址二里头文化晚期的豆足刻纹: ,与崧泽许多豆足的镂孔纹结构几乎没有差别,同时也与整个商文明的成对夔纹结构相同(图一一七:5)

图一一七 1.崧泽遗址95号墓出土的陶豆;2.桐乡市博物馆收藏崧泽文化的陶豆;3.江苏宁镇咎庙遗址出土镂孔纹的豆把;4.浙江湖州出土的崧泽文化的陶杯;5.郑州洛达庙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的陶豆;6.夏家店下层大甸子遗址713、806等号墓陶出土的纹饰带。

通过观察江南礼器的刻纹,笔者得出如下结论:良渚文化本身并非单一的一元文化,其组成基础有河姆渡、崧泽以及其他新石器中晚期的文化。虽然河姆渡文化的形成比崧泽还早,但崧泽并没有完全取代河姆渡,反而是这两者同时对良渚产生影响。此两种文化的发祥地也并不相同,河姆渡发展自浙东钱塘江流域宁绍平原,崧泽则发展自太湖平原、长江下游至三角洲地区,在太湖平原取代了马家浜文化;但在宁绍遗址中,河姆渡的晚期地层直接被良渚文化覆盖,中间并没有夹杂崧泽文化层 。在太湖流域、长江下游至三角洲等地,良渚文化的地层下都有崧泽文化的遗存。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良渚文化虽是直接承袭于河姆渡,但却也包含有崧泽文化的基础在内。例如良渚文化中常见的天空鸟纹未见于崧泽文化,一看便知是源自河姆渡的信仰,但良渚豆足和鼎足上的镂孔纹饰,则是源自崧泽;而良渚所承袭的文化,并不仅限于河姆渡和崧泽而已,也包含了从其他诸如长江中下游薛家岗、屈家岭等文化吸收的成分。综上,良渚文化最接近而直接的源头存在于河姆渡和崧泽文化中,我们所关注的双圆双勾之纹,其最有可能的来源,可能是崧泽。

图一一八 上海青浦区大盈镇寺前村遗址出土的陶壶。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螺线鸟纹与双圆双勾纹在礼器上所设计、置放的位置通常是不相同的。前者被发现在器盖和器身上,后者则见于器足上,只有少数位于器身上。依照笔者的推论,这或许代表其纹饰的意义范围不同,倘若螺线鸟纹代表天空,那么低下处的双圆双勾纹便应非天空的表现,而涉及指涉另一种信仰的隐义。

再进一步溯源,纹饰的区别涉及崧泽文化的形成。崧泽文化虽然在很多技术方面继承了马家浜文化,但同时明确增加了新的成分,如从埋葬方式来看,马家浜葬法以头朝北的俯身葬为主流,在头上会有陶器覆盖;而崧泽葬法以头朝南的仰身葬为主流,随葬的陶器放在脚下。崧泽文化最早的遗址是常州圩墩,该文化的发祥地应是太湖北边至江边。新石器中期浙北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北传,而到了新石器晚期,在太湖北边兴起的崧泽文化南传到浙北并与马家浜文化混合。

换言之,崧泽文化发展的源头,除了马家浜的基础之外,还应与长江流域密切相关。马家浜文化未见类似崧泽的镂孔,这是否是崧泽文化的独特创作,或者有更早的来源?从镂孔纹的结构来看,在目前考古资料中,崧泽之前或同时的文化中未发现这种纹饰有系统的结构,此为崧泽文化的贡献应毋庸置疑,但是这类纹饰零散可见于长江中游屈家岭、大溪甚至更早的皂市下层文化遗址中。

[1]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黄宣佩主编:《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页104,图七二;页112,图七六;页100,图七〇。汪遵国:《苏州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1936—1996)》,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孙国平、李林:《浙江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考古》,一一2001年10月,页36,图。另参Rawson,Jessica. Chinese Jade: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 London:British Museum,2002,p.139,fig.1. BxmsHuylX/vShLiz2LcQWy3mFGppVJmzR93Ggc0metKuUedrbmVnZOcyQN4jAB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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