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器纹饰通用的母题考

本节将论述，考古界所用“云雷纹”或“兽面纹”的指称，不符合古代创造者的原意，但文献中的“夔龙”和“饕餮”的名称有其所代表的古代意义。如果更加准确表达商周礼器的纹饰形象，一切变形形状涵盖了同一种母题：双嘴龙。我们首先将从分析双嘴龙纹最基本的母题样式入手。然后，了解古人是如何在该母题的基础上，用几种范型的组合形式，创造了不同的主纹构图。不过，商周礼器所有的主纹，都充满了阴刻线纹，这些线纹颇有规律性，由多次重复少数同样的符号组成。所以，我们将进一步需要解析这些符号，以了解其与主纹母题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而探讨双嘴龙母题在历史上的发展，及其后衍化发展的各种形象。

（一）母题涵义考证

在汤商文化（所谓二里头、二里岗时代）的礼器上，常见如下饰带： 、 、 、 、 （图二〇至二四，另参图二五至二七等）。

其基础的图案是： 、 、 、 、 。此种图案常连续交缠围绕着容器的口沿。在文物目录中，此纹饰或称为“云雷纹” ，或谓“饕餮纹” ，又谓之“兽面纹” 。但这些定义都不是经过全盘考证后得出的，证据也不充分。例如有些学者认为，上述纹饰似乎是《说文解字》中篆文“ ”（雷）字的“ ”（云）偏旁，因此将它看作“云雷纹”，然而这些都是后期的篆文字体，目前的商周文字中皆未出现过，故不能作为证据。至于“饕餮纹”和“兽纹”、“兽面纹”的定义或许无误，但因未经过详细考证，仍属存疑。下面本书试图从该纹饰的发展历程，客观地考察其所象征的观念。

在青铜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此种饰带一再出现。殷墟多数青铜器上有如下饰带： 、 。其中的 或 等基础图案，与上述汤商礼器上的纹饰，在构成上有明显的关联，该纹饰组成的核心单元相同。周代常见的饰带也明显保留了此形式，如 ，战国时期也出现： 、 等纹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殷墟常见的 等纹饰所组成的单元，其形状与上述纹饰的单元也互有相关。

进一步作图案的分析，上述汤商时期的饰带，也可以分成以下几个纹饰的核心单元： 、 、 、 ，其与殷商 、 等饰带的单元相同，并与殷商常见的 、 ^[1] 、 ^[2] 、 等头尾两端有首嘴的神龙造型彼此相关。由此可知，早期的图案应也是双嘴龙的象征，而从 至 的发展过程，乃是此种双嘴龙的造型演化（图二八至三一等）。

总而言之，这些商周的饰带均可定义为连续交缠的双嘴龙。此象形图案在礼器上延绵千余年，绝非偶然，应属某种核心信仰的表现。此种纹饰，从盘龙城三期（年代相当于偃师二里头二、三期左右）以来，青铜器上已有出现（图二三：1） ，盘龙城文化硬陶上也有更早的遗迹；到了盘龙城四、五期（相当于二里头晚期二里岗下层）以后，带这种饰带的礼器已广泛传播，而见于郑洛地区。据此来看，双嘴龙的崇拜应可溯源于汤商文化的早期阶段。

在汤商精神文化中，双嘴龙具有某种神祕作用，故其形状简略而近于信仰符号。但在两商社会发展时，巫觋文化的玄祕性渐渐转弱，故从殷商文化时期以来，单纯代表信仰的符号便开始朝向宗教美术发展，创作者得以在符号骨架上添加更加丰富的形状。经此过程，神祕符号逐渐变成具象的造型，越来越清楚地表达了古人崇拜的对象——双嘴神龙。神龙崇拜造就了殷周神龙艺术的兴盛，因此在了解此信仰前，本书拟仔细观察双嘴龙图案的发展，包括其变和不变的特征。

（二）双嘴龙母题几种固定的构图

双嘴龙母题，是商周几乎所有图案的基础形象，是古代创作者眼中最理想的造型目的。在此基础上，古人创造很多变形图案。这些繁杂多样的造型，实际上都可以归纳为双首龙和尾刺龙两大类。无论双首龙还是尾刺龙，都在造型上奠基于几种固定而相近的构图。这些构图既见于青铜礼器上的主纹，又可见于独立的玉器造型。

1．双首龙

商周礼器造型中的双首龙形状可分成以下四种范型：

（1）弯形的双首双爪夔龙

依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殷商礼器中，最基础的神龙形状是弯形的双首双爪夔龙。双首夔龙的两个首在头尾两端上，而且每一首搭配一条夔爪，如 即为一例。此种双首夔龙的构图源自早商文化（从盘龙城二、三期起），只是早期更多有抽象的形状，如 、 、 等，但其与殷墟至西周初期的 、 等形状的意思无疑相同：都是一条弯形的双首双爪的神龙（图二〇至三一：1）。

从西周中期以后，此种神龙图案有了新变化，出现两条一首一爪的神龙接尾构图，如： ^[3] 、 、 等（图三一：2；三二）。依传统说法，一首一爪的神龙称为夔龙，故此种周代以后的饰带可谓“弯形的成对夔龙接尾饰带”。马承源先生曾否定古代有“夔一足”信仰，认为：“实际上一足的动物是双足动物的侧面写形。” 然而，传世文献中却记录了夔龙一足的神魖，如《说文·攵部》：“夔，神魖也。如龙，一足。”《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 商周礼器上夔龙图案极常见，应不只是双足动物的侧面写形。

除名称问题外，更重要的关键在于，古人从不创作单条夔龙图，而都是成对夔龙图。夔纹的发展脉络使我们推论，成对夔龙构图的来源即双首双爪的龙图。虽然现有文献还无法证明商周时期将此种双首双爪的龙称为“夔”，然而为了特别区分有爪和无爪的双首龙，以下笔者仍以“双首夔龙”名号来指称双首双爪的神龙。

双首夔龙是最基础的核心形象。但在商周的演化过程中，双首龙的形象有过很多变形的构图，尤其是西周中期以来有构图变形纹饰化的趋势：如有些龙形失去夔爪，有些反而多次重复它，或者龙的头、尾抽象化到难以辨识等等。如果把这数种变形的构图慢慢解读、仔细观察和分析，依然可以发现其离不开原始母题的范畴，并且一切形状有规律，容易归纳为几种典范的类型。

（2）弯形的双首龙

无夔爪的弯形双首龙出现较晚，多见于西周以后的礼器上，如西周中期师趛鬲的口沿纹上： （图三三：1） 、西周晚期虢国墓出土的梁姬罐盖上 （图三七：1） 等造型。在两周的发展中，双首龙形象有了相当多样的形貌，例如西周宣王时期颂壶，其造型为数条双首龙围绕器身（图三四） ，此种方壶造型常见于西周晚期东周早期，晋国、郑国等诸国都可见之，曾侯 方壶纹也是如此 。曾侯乙墓出土的皮马甲上也有类似的构图。西周晚期东周早期的铜匜器形，常有弯转尾首的神兽形状，如春秋塞公 父铜匜（图三五：1） ，其他列国的铜匜形状亦略雷同，都属当时常见的器形。战国时期的铜敦足也经常制作成小型的双首龙。西汉时期南越王墓出土的双头龙金带钩的结构，实际上与 父铜匜也相同（图三五：2），都是弯形的双首龙。

从师趛鬲的口沿纹饰，可以进一步理解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常见的方壶纹饰，如梁其盨盖纹： （图四二：2） ；郑国方壶饰带所组成的单元为 （图三三：2） ，其与师趛鬲的双首龙相似，但两首简化，呈现了纹饰化的趋势。

（3）璜玦形的双首龙

除了弯形的双首龙之外，礼器上另常见璜形的双首龙，如西周虢国墓出土的双首龙纹玉璜 ，或春秋时期编钟的钟耳 （图一七：11、12）等；而在周铜器的提梁，也经常制作成璜形的双首龙。

汉代墓中依然可见璜形双嘴龙的造型，如西汉晚期南阳唐河县针织厂画像石墓顶版龙图（图三六：1） ；东汉时期山东沂水县韩家曲画像石上层的璜形龙（图三六：2）等石刻皆为例证 。

璜形的双首龙与玦形接近，如西周晚期芮国铜盉 （图三七：2） ，这种形状与上述西周中期师趛鬲、晚期梁其盨、郑国方壶的构图相近，只是弯形的龙身转成玦形的构图。

（4）双首的蟠龙

在殷墟时期青铜水盘的蟠龙构图上，蟠龙尾都有小的夔头突出，其上还可见到微小的夔爪：此种形式类似夔龙头形的尾刺，如保利艺术博物收藏蟠龙纹盘（图三八：1） ，或台北故宫收藏蟠龙纹盘（图三八：2） 等。可推断蟠龙也属双首夔龙类型的崇拜对象。

在台北故宫收藏的殷墟末期亞丑簋上，有如下弯形双首一爪的夔龙图： （图三八：3） 。仔细察看此一图案不难发现，龙的两首与青铜盘的蟠龙两首的特征相符，可以说，亞丑簋的图案系伸直的蟠龙造型，而蟠龙则是双嘴神龙的典型构图之一。晋侯墓地31号墓的铜盉上的龙纹也是头尾双首蟠龙的结构（图三九），虢国墓地2001号墓铜盉上也有着相同的蟠龙图（图四〇：1） ，这是西周中晚期东周早期典型、各地常见的器形与纹饰。到了战国时期，礼器创作者发挥想象，创造出有尾刺的抽象蟠龙图，如秭归斑鸠岗出土的楚国嵌地几何云纹铜敦，顶部有四方对称的构图，仔细看其纹饰组成的单元为： ，此即符号化的蟠龙之图案，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观察嵌地几何云纹铜敦顶上的图案，便可发现是四条纹饰化蟠龙的构图（图四〇：2） 。

湖北襄樊孔湾镇陶家洼子1号战国墓所出土铜豆和铜敦的纹饰构图，亦蕴涵了上述几个母题：圆形器盖以三个双体龙形的器耳来分成三段，每段的侧纹是双龙面对立，而中间有菱形图，圆形的盖顶有类似于上斑鸠岗铜敦几何形的蟠龙图，但在符号化蟠龙图的位置上还有三条龙，而在三龙图外，则有一圈成对夔纹饰带，此饰带共有六个抽象成对的夔龙图（图四一） 。这就是战国时期将商代神祕图案纹饰化的构图，此类型构图的每一部分，皆源自商文化之传承。

2．尾刺龙

（1）尾刺龙与双首龙的关系

由于双嘴龙的第二首是生长在尾巴上，故可以视为尾刺。以上我们所探讨的蟠龙构图实际上涵盖了双首龙、夔龙一爪、尾刺龙三种样式。然而商周礼器上也有较单纯的尾刺龙造型，其中包含弯形的与勾玦形的两种。

宋代张耒在研究当时的民间传说时发现：“黄州有小蛇，头尾相类，因谓两头蛇”，实际上，民间所谓“两头蛇”在尾巴上仅有圆形的“婉转” 。此种描述与商周器物所见的尾刺龙恰巧相同。殷商已出现很多尾刺龙造型，其与双嘴龙造型实际上有相同的渊源。根据其他民族的萨满文化资料，普罗普的发现与宋代学者一样：尾首的形象实际上是从尾刺变化而来的，乃是象征尾巴具有“咬”的功能 ^[4] 。尾刺龙形象较近似于自然界真实存在的动物，在大自然中，许多幼虫的尾巴上另有一假头与犬齿，并可咬，甚至会有毒（细参前文），故在此基础上，古人乃想象出头尾双首龙的形象。

若进一步将尾刺与尾首的构图拿来比较，则可以发现：尾刺无耳目，但有孔口，也就是说，尾刺龙与双首龙在头尾两端同样都有嘴口。因此，虽然尾刺龙尚不能完全等同于双首龙，但其二者都是双嘴龙神；况且所有图案都设计成神龙张开嘴口的状态，龙的头嘴、尾嘴都是打开的。由此推论，神龙构图之重心，便是在于强调龙的双嘴，或许在古代信仰中，神龙的重点即其嘴口，因此打开的嘴口也就成为神龙造型的必要特征了。

由此一线索，让我们得以推论：前述双嘴龙交缠饰带中之圆圈，应该不是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所以为的眼睛，而是象征着双嘴龙的双嘴口 、 ，这即是神龙信仰的具体表现。

较单纯的尾刺龙造型，大多见于西周之后的礼器上。观察它固定的构图方式，就容易发现其形状与双首龙的形状结构颇为相近，可分为弯形、璜形或勾玦形、夔形三种。

（2）弯形的尾刺龙

在商周礼器上，尾刺龙与双首龙同样有弯形的造型，如西周杜伯盨器盖的图案 （图六一：1）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出土的圆鼎饕餮饰带 （图四三：1） 等。

从师趛鬲的口沿的 、郑国方壶的 （图三三：2）等构图，我们也得以了解西周晚期颂壶 （图三四）、曾中斿父壶 （图四三：3） 、伯多父壶盖 （图四三：2） 等许多方壶的纹饰的由来，它们只是进一步将弯形双首龙的图案纹饰化了，其双首的部分简化成尾刺的形状。这些纹饰化的造型，显示出礼器图案除了信仰的意义，已具艺术造型的涵义，制造礼器的人以艺术的观点重新诠释古老的母题，并塑造出多种变形的异构。

梁其盨盖纹还有如下简化的龙图： （图四二：2），这与杜伯盨盖的尾刺龙是同一个结构，但它不仅是尾首简化成尾刺，头部也简化成首刺的形状。关键在于，在纹饰化的构图中，周代艺匠必定会保留头尾可咬的信仰重点。

（3）璜形和勾玦形的尾刺龙

勾玦形的尾刺龙，既出现于青铜器上，又常见于殷周玉器的造型，如妇好墓或其他殷周墓的玉玦，大部分有尾刺龙的形状（图四四：1、2） 。璜形与玦形的结构接近，基本上可以视为同一类型（图四四：3）。

（4）夔形的尾刺龙

礼器上的双首双爪的神龙类型，足以证明一首一爪的夔龙形象也与双嘴龙崇拜有密切关联。两商的饰带虽然都保留着双首双爪夔龙的形貌，但从中也可以分辨出一首一爪的夔龙单元，如 、 、 、 、 、 、 、 等。此类组成纹饰的单元衍生了西周中期以后的一首一爪的夔龙符号，如 、 等（图四五）。由此可见，夔龙一足构图之起源可以上溯至盘龙城早期文化，而夔一足的形象直到西周中期才形成。

若我们仔细地观察一首一爪的夔龙范例，则可发现这也是一种尾刺之龙，只是尾刺不在背后而转往肚下，故其形状近于龙爪 、 。况且夔龙的头部 、 与足部 、 的形状相同，皆有张开的嘴，因此单条一首一爪的夔龙也可视为双嘴龙的变形。

伯多父盨器盖同样有着如下的纹饰： （图四六） ，与上述所论纹饰化的尾刺龙的构图一致，只是将弯形的结构改成夔形，尾刺连接夔爪。梁其盨器盖饰带也完全相同（图四二：2），都应视为夔形的尾刺龙。

3．小结

商周礼器造型形成了弯形、璜形、玦形、蟠形等几种双首龙形状。龙的夔爪有时会变形或简略，保留龙身两端有首。既然龙首以嘴口为关键，所以双首龙常把尾端的首简化成仅保留嘴口（即尾刺），以变成尾刺龙。尾刺龙的造型也有弯形、璜形、玦形等构图。在西周的一些礼器中，也有头首简略为刺形的例子，显示出首嘴和刺嘴实为同义。商周夔龙的夔爪，也带有口嘴的形状，因此我们从夔龙的造型可以看出嘴、刺、爪能咬才是重点所在。

世界各地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经常提及神龙一类怪物，可知远古时代，各地的萨满文化应有过崇拜神龙的传统，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双首龙的形象。华夏文明的神龙信仰涵义，与其他地方萨满文化的神龙信仰基本相似。然而，在其他民族相关信仰的造型中，却不见将龙的尾刺作成夔足的结构，这应是华夏文明本土神龙形象的特色，牵涉到其对神龙崇拜赋予的独特意义。

（三）礼器上的阴刻线纹和印纹饰带

商周礼器的造型，不仅有主纹的图案构图，还包含很多印纹和阴刻线纹。后者似用阴线细刻的蜘蛛网，在青铜器主纹上构造抽象花纹。这些抽象的花纹结构是以多次重复的几种符号性单元组成的。同样的由阴线构成的蜘蛛网状纹饰通见于商周玉器上。虽然这些符号会通过拉长、缩短、卷圆、转勾等手法构成不同的变体，但其基本形状总是保持不变。

除了阴刻线纹之外，单元相同的印纹，还以环绕足部、口沿或其他局部的小细饰带，来搭配青铜器主纹。此类印纹饰带也出现在硬陶和原始瓷器上，一些硬陶礼器甚至全身都布满这种纹饰。带这种纹饰的器皿往往属于珍贵礼器（普通的陶器和其他用具上则很少出现这样的印纹）。

从时间脉络来看，从盘龙城一期直至殷周时期，一切礼器上的阴刻线纹和印纹饰带，都由弯形、璜形（或双勾形）或夔形三种同类的符号组成的。

1．弯形

从盘龙城文化早期（大约距今3 800—3 600年间）以来，江河中原硬陶礼器上均有这种符号，如鄂西宜昌杨家嘴遗址印纹硬陶片 、鄂东阳新大路铺遗址印纹硬陶片 、偃师二里头遗址三期陶质敛口罐饰带 （图四七：4—5、7、10）以及其他从鄂豫遗址出土盘龙城文化早期的硬陶 、 、 （图四七：1—3、6—9） 。

早商中后段（大约距今3600—3300年间）时，继续使用这种符号，其普遍出现在硬陶和青铜礼器上，如盘龙城李家嘴一号墓出土之四、五期的铜觚足纹单元为 ；杨家湾六期铜鬲的饰带单元为 ；杨家湾七期铜鬲的饰带单元为 等（图四八：1—4） 。从中我们能够发现，弯形的符号逐渐明显表达头尾有刺的弯形双嘴龙符号，如 （图四九：2） 、 （图四九：3） ，以及其他简化的（图四九：1）或复杂化的（图四八：6）弯形结构。

在殷周青铜礼器上弯形纹饰符号依然作饕餮上的线纹，如参子父癸觚 （图五〇：7） 等。此外，弯形单元饰带亦相当常见，如殷商时期 簋口沿、足沿同纹（图五〇：1） 、肥遗型觯形器足纹、羽纹肥遗型纹瓿形器足纹、重盖活颈扁条提梁卣形器颈纹、史语所收藏的罍形器腰纹（图五〇：2—5） ，以及其他形状礼器的常见的纹饰（图五〇：6） 等，都是弯形符号构成的饰带。

这些弯形纹饰单元，与上述弯形双嘴龙的图案毫无差别，它们都是简略化、符号化的弯形双嘴龙而已。

2．璜形或双勾形

璜形及成对勾形的符号在早商前段至殷周时期均可见，如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的硬陶纹饰（图五一：1） ，偃师二里头从三期以来出土的硬陶片上的纹饰 、 、 、 、 （图五一：2—4） 等。早商后段双勾形的符号在有些礼器上已发展成勾形或璜形的双首龙符号，如 （图四八：5） 、 （图四九：1） 、 （图五一：5） 等。

到了殷周时期，这种符号基本不变，都是符号化的璜形双首龙，与弯形和夔形符号一起构成礼器图案上的线纹，如 觚（图五一：6） 等礼器。晚至两周时期，这种线纹依然可见，如山西曲沃北赵出土晋侯墓铜鸟尊的翅纹（图五一：7） 等，可见其影响之长远。

3．夔一爪及成对夔形

夔纹符号直至汤商后段才在较多文物上出现，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出土文物上的夔纹符号，见于荆南寺遗址的硬陶片上（图五二：1） ，二里岗硬陶片上也发现相同的构图（图五二：2） 。二里头四期绿松石龙面的结构也以成对的 、 夔纹组成（图五二：3） 。在汤商的青铜器上，一爪夔龙和成对夔龙符号也甚多，如 、 、 （图五一：5）、 （图四八：5）、 、 、 （图四九：3）、 、 （图四八：6） 、 、 （图五二：5） 、 （图五二：6） 、 （图五二：4） 。

至殷墟和西周时期，弯形、璜形、夔形三种双嘴龙符号在礼器上继续用作抽象线纹的蜘蛛网，且大部分阴刻线纹都可归类为这三种，它们同时被使用在礼器上，构成变形幽祕的双嘴龙纹。如 觚的线纹含数种变形的夔纹符号（图五三：1） ，正鼎三种符号（图五三：2） ，圆壶夔纹（图五三：4） 。殷周青铜器最常见的线纹就是璜形和夔形双嘴龙符号，而殷商饕餮纹刻纹符号的结构基本上也呈现了一种典型化，即眉、角以璜形双嘴龙纹表现，鼻以夔纹造型表现。

商周青铜器都有这类纹饰，玉质、陶质的礼器上也都有着属于神龙符号的阴刻纹，如殷墟妇好墓和其他殷商墓的玉器（如图一二：5、6；四四：2；五四 等），都可见到神龙符号的刻纹。蔡庆良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发现商代玉器和铜器所有纹饰的基础型都是如下符号： 、 、 ； ； 、 ； 、 。目前这些符号一般被称为“云雷纹”，但依前文我们所做的研考，可判断前三图应是夔龙符号，第四图是夔龙嘴部，第五和第六图则象征了夔龙尾刺或夔爪之头，后二者乃是璜形的双首龙符号，与“云”或“雷”的篆文应无关系，故不宜称之为云雷纹。

但我们不可抹灭了蔡庆良先生的关键贡献：他发现所有青铜器的扉棱皆以相类的夔龙符号来创作（图五五：1、2）。殷商末期和西周时期的一些礼器，更明确地显示扉棱是神龙的变形符号，如厉王时期克镈的扉棱是纠结的弯形龙（图五五：3） 。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西周宣王时期编镈的扉棱是以两条龙组成的（图五六）。

4．小结

据上所述，可见，无论是弯形、璜形或夔形，它们都属双嘴夔龙的变形，这种纹饰符号在商周的礼器上大量出现，这种现象，说明了双嘴夔龙形象是商周精神文化的核心所在，且被泛用于神祕的祭祀之礼中。但在商周礼器上，还有其他龙的构图，如双龙并立、一首双尾龙、饕餮等，这些构图是否与双嘴夔龙的母题毫无关系？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纳在同一信仰、同一祭礼的脉络中？为了更充分地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照礼器上所有的纹饰构图，以尝试厘清礼器所隐现的精神文化。

（四）双嘴龙形象的发展及变体

前文讨论双嘴龙母题，已提及子甲父己鼎等殷商礼器上普遍的 饰带与令盘足纹等西周中期以来的普遍的 饰带似乎相同，但却有一个颇关键的差异：前者是一身双首爪的双嘴龙形状，而后者是两身各一首一爪的夔龙结构，相对配合以构成双首双爪的形体。在历史过程中，双嘴龙母题的纹样，不仅发展出成对夔龙的构图，而且通过不同的结合方式，衍生出数种变体，但其都可以归纳为“一条双嘴龙”（双首一身）、“双尾龙”（双身一首）、“两条成对龙”（双龙）、“饕餮”四大范型。殷周时期礼器上的图案，无不见这一类构图。

1．双嘴龙与双龙构图

笔者对照很多礼器资料，进行纹饰分类，得出的结果如下：从双嘴龙衍生的双龙构图，均可分为双夔交嘴、双夔交尾、成双蟠龙、双龙互咬尾部等形式。

（1）双龙构图与双嘴龙母题的关系

马承源先生认为两首龙纹“可能是两条斜角龙纹连为一体而成了两头龙，这主要是图案的变形现象” 。王政先生对此提出批评，认为马承源先生没有注意到古代双首龙的信仰 。

笔者的论述恰巧和马先生的推测相反，我们由出土文物中的双首龙图案所发展的断代可知，两条斜角龙纹实系双嘴龙的变形。两商的 、 、 、 、 、 等双嘴龙图，显示了双首龙母题的图案，一直持续在礼器上出现。到了西周中期以后，才衍生出成对的双龙饰带，如 、 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今出土的古代礼器上，几乎从未发现过单一的夔龙图案，夔龙图案必定是两条成对的。两条一首一爪的夔龙对偶合起来共有双首双爪，且由历史发展可知，成对夔龙构图来自双嘴夔龙构图，且保留了双首双爪不可分的结构。

这些造型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并且有些造型重复地强调“成双”概念，如殷墟时期的 父丁卣提梁饰带的神龙 （图五七） ，既是成对构图，每一条龙也有头尾双首的形式，同时每一条龙的头尾两首皆配有夔足。在晋侯墓玉牌上，对偶夔龙也以双首夔龙排列（图五八） 。这类构图常见于殷周各种礼器上，但是单首的成对夔龙亦足以构成双嘴夔龙神的形象。

青铜礼器上有数种双龙造型。大部分是一足夔龙或其变形的夔龙对偶排列，既有抽象符号化的成对夔龙，又有较详细的写实造型。其构图可分为双夔交嘴、双夔交尾、变形蟠龙对偶、双夔互相咬尾，以及其他双龙合为一体的变形构图。这些构图皆源自中原青铜早期的精神信仰，到了殷周时期出现多样性发展，而在春秋战国秦汉时各有后续的演化。

（2）双夔交嘴

双夔交嘴的构图，源自早商的夔纹符号：在双嘴龙交缠饰带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两条双嘴龙交接的部分，即圆圈周围的结构，如早商前段盘龙城二、三、四期的 、 、 、 、 ；早商后段盘龙城四、五、六期的 、 、 、 ；殷商的 、 ；西周的 ，等等（图五九：2）。盘龙城四期完整的夔纹经常如 （图二〇）、 （图二六），即以双夔交嘴为中心。殷墟郭家庄出土的小方鼎上，因器物极小，仅有双龙交缠饰带的一段，此一段恰巧是双夔龙交嘴的结构 （图五九：1） ，与子甲父己鼎等殷商礼器饰带的中部完全相同 （图三二：1）。

殷墟时期 簋圆足饰带单元为 （图六〇） ，其构图的左右部分是夔龙的身体，如上述饰带 中，夔身一往上、一往下，爪、尾相背，而双嘴相对。所以这种图案的意思和结构，与其他双夔交嘴图雷同，殷墟小屯出土了数件饰带相类似的青铜器 ，可见这种双夔交嘴的图样，在殷商时期属于常见的纹饰。台北故宫所收藏的西周早期龙纹簋的口沿纹是双尾龙图，器座部分可见双夔交嘴的符号 （图七六：2）。

根据夔龙的双口交错部分 ，我们也可以推论杜伯盨器盖（图六一：1）、追簋（图四二：1） 等西周青铜器常见饰带的基础单元为 ，上述的图形，都是抽象符号化的成对尾刺龙对偶排列。郑国方壶的 、颂壶的 、曾中斿父壶的 ，也是结构相同的变形图案。在前文中笔者已将这些图案与师趛鬲 （图三三；三四）之间的关系作一梳理与连结，将之释为弯形双嘴龙的异构。

春秋时期芮国金饰中也有相同的结构，龙的形状很明确，嘴口张开，头上有典型的龙角 ，以夔爪连接另一条方向相反的龙。不过，这两条龙也可以合并视为一条双嘴龙：这类构图是将早期的饰带复杂化，夔爪成为龙身，而龙身后的一勾，则是从龙尾变成的夔爪（图六二） 。将这类构图解释为双首龙或双龙，实无矛盾。两周时期的变形构图虽可作不同的解读，但都离不开双嘴夔龙的母题。

除了抽象化、纹饰化、符号化的成对夔龙交头构图之外，殷周礼器上又有许多细部造型和具象表现龙的饰带，其均可归类为低首、仰首、回首等两条夔龙相立的构图。最普遍的低首形状如殷商时期门祖丁簋足纹（图六三：1） ， 父癸簋足纹 （图六三：2） ，戉箙卣（图六三：3） ，西周时期从簋足纹（图八五） ，等等。仰首的形状如殷商时期竹斿卣的饕餮纹（图六三：4），西周早期夔纹方器的 （器盖上五层饰带皆相同） ，川鼎或网鼎的足纹（图六三：5） 与乳丁夔纹簋足纹（图六三：6） 也相同。回头的形状如殷商时期戈父丁簋（图六三：7） ，作册嗌卣腰纹（图六三：8） ；西周早期舟簋口沿纹 （图六三：9） ，等等。上海博物馆收藏殷商时期的饕餮纹簋口沿纹则是仰头成双龙纹，而足纹是双夔回头的成双龙纹（图一〇六：1）

双夔交嘴的构图出现最早，殷商时期已常见，并且殷商和西周大多数的双夔构图是面相对、头相交的形态。这反映了上古夔龙信仰的重点在其张开嘴口。因此双龙交嘴才是奠基的形状，其他构图都大约直到西周中期才出现，并且从它们出现起，双龙图的意思亦开始有变化。例如双龙交尾图，虽然头嘴与尾刺的意思原来相同，所以双龙交尾与双夔交嘴的结构原则上不应该带来任何差异，但在实际的发展中，从双龙交尾图可以看出信仰观念与精神文化已开始产生了变化。

（3）双夔交尾：来源与演变

双夔交尾的形状最直接源自早商时代夔纹符号的构图，一条夔龙的身体被分开，呈现如同令盘纹、斜角纹盆的纹饰等构图（图三二：2；三一：2）；西周毛公方鼎口沿纹 图六四：3） 、楚公家钟枚间纹饰 ，等等许多礼器有这种饰带。虢国玉璜中也可见同样的夔龙相背而交尾的构图（图六四：1） 。

详细描绘龙形的交尾构图同样常见，如西周早期琉璃河出土的围方鼎盖刻纹 （图六三：10） 即为一例，另在其他礼器上亦出现多种写实和变形构图。周代玉器上常见双夔交尾的构图，虢国、 国、晋国、芮国等两周时期大墓出土的玉玦和玉璜，亦可见双首龙或双龙交尾的刻文，如虢国墓玉玦（图六四：5） ，芮国玉玦和玉璜（图六四：4、2） 。

殷墟1001号大墓残缺墓葬里有已腐烂木器的痕迹，可以看出两条龙交尾构图，同时他们两头亦合并（图六四：6） 。双夔交尾构图到了西周晚期，开始有两种发展趋势。有的造型失去夔足，如从晋侯 壶盖的双夔造型可以抽出以下无足的双龙构图： （图七三：1） 。侯 壶盖的图案较特别，它仍是双夔结构，其异同之处下文再细谈。无夔足的双龙交尾构图亦可见于马王堆一号墓帛画上。

然在马王堆三号墓帛画构图上，两条龙另外各长出一头，其形状相当于头形 的夔爪（图六五） 。所以马王堆帛画上的图案，即是自殷周所见双夔交尾的结构。汉代各地画像石中，双龙交尾是常见的图案，如西汉晚期南阳唐河电厂墓、东汉四川新津宝子山崖画像石（图六六：1、2） 等，几乎所有的汉墓都有双龙交尾图。上述宝子山崖画像石的图案就与芮国铜盉器上的图案一致（图三七：2）。

在东汉墓中，明显可见一个演化趋势：双龙交尾图常常改成龙虎交尾图，如山东沂南县画像石（图六七） 。龙虎图案最早见于曾侯乙墓（图一：3），因此该造型可推测源自先秦，但早期这类龙虎图案还不常见，且在构图上，龙虎关系没有密切到构成交身的图案。但是汉代以后龙虎交身成为普遍，甚至比双龙更加常见。从这些造型比较我们可以观察，汉代所用的形象，虽从商周已经过了多次的演化，却依然保留上古渊源。

第二个演化趋势，则是夔龙人格化的过程。西周晚期以来双龙交尾的玉璜构图（图六四：1）开始向人面龙身交尾的构图发展，如晋侯墓M31和M113出土的玉璜（图六八：1、2） ，北京故宫也收藏有同样的玉璜（图六八：3） 。私人养德堂藏的西周晚期玉璜更明显地刻画了人面龙身对立的构图（图六八：4） 。

这种人格化的趋势，应有两种缘由：其一，可能是江南文明的影响。据长江流域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的礼器来看，似乎都是以人格神为最高神的崇拜对象，商周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亦蕴涵了这些文化的深厚影响。如殷墟小屯331号墓出土玉人面像，明显保留源自石家河玉器的特征，因此被视为石家河文化体系的玉雕 ，但同时可见面像上有带扉棱的夔型冠（图六九：3），显示出了夔纹的影响曾汇入了长江流域人格神崇拜的传统。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人首龙身形玉牌，应该归类为玦形的龙，玉上的刻纹也是夔纹，但其头部是石家河类型的面像（图六九：4，黄君孟夫妇墓的玉器与石家河文化的传承关系很明显，参图六九：1、2、5，且在学界里早已被论及 ）。

换言之，夔龙的人格化与不同文化的交流同化有关系，但同时应该考虑当时整体社会文化的发展：商周信仰基本上从神兽向人格神崇拜发展，包括兽形的神靈与圣祖英雄进行联合以蕴含人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人类文化的复杂演进过程，下文再加强讨论，这些复杂因素，均使得商周夔龙逐步产生人格神性质。成对夔龙交尾人格化的结果，是汉代各地画像石中，常见人面龙身交尾的图案，即是由早期的夔龙造型发展至羲和主日常羲主月的构图，如参西汉中晚期南阳唐河县湖阳镇画像石墓的石刻（图七〇：1） ，以及从东汉以来最常见的伏羲女娲的构图，如：山东西张官庄的石刻（图七〇：2） 、嘉祥武氏祠的石刻（图七一） 、四川郫县一号石棺（图七二：1） 、合江县四号石棺（图七二：2） ，等等。伏羲女娲和殷墟木器上的构图（图六四：6）比较，可以感觉到同一个传统在长期历史演化中的内在意义。

简而言之，在商、周、秦、汉变形繁多的造型中，均可见以双龙结构为基础，双龙确为古代艺术中的主流母题，而单条龙造型极为罕见。或许对古人而言，仅有双嘴形体或成对的神龙，才能构成独立的图案，因此可知成对的神龙实为一个不可分的崇拜对象。

再进一步可以发现：早期双龙之间极少有形貌上的差异，形貌有别的双龙图案始见于西周晚期以后的礼器上。这显示出原始双龙的“双”并不是指雌雄分别——因为双龙形象的原型并非配偶，而是一条双嘴龙。换言之，双龙崇拜对象源自一条双嘴夔神。然在殷商晚期至西周的造型中，双嘴夔神的身体被切开，以形成双龙交尾构图。此后，双龙间才逐渐出现差异。古代信仰中，龙是无性别之神，但分化后，双龙开始被视为雌、雄对偶。同时，因春秋战国时期有将崇拜对象人格化的趋势，遂演变为伏羲女娲之类的信仰形象。在信仰的观念意义上，上古双嘴夔神与伏羲女娲的对偶并不相似，但两者间却有传承关系。

（4）成双的蟠龙结构

交嘴和交尾之外，西周晚期以来另出现了两条蟠龙交身的构图，以造成双嘴龙对偶，如颂壶盖 （图七三：2）、晋侯方壶盖 （图七三：3） 等。两条勾形龙交身，其中一条正面的龙首，相当于蟠龙的大首，另一条龙首为侧面，相当于蟠龙的尾首。晋侯 壶盖的构图在此基础上更作了纹饰化处理，尾首和头首各成为一条勾龙 （图七三：1）。西周晚期以后的造型，均可见当时艺匠如何以多种变形来重新表现传统的母题。

秦朝咸阳宫殿空心砖的图案（图七四） 与这种构图也有传承关系，也是两条神龙互相咬尾，但整体的图案结构与成双蟠龙相同。

（5）双龙互咬尾部

西周昭穆王以来，另有出现双龙互咬尾部的环形构图。如芮国金饰和玉环（图七五：1、2） 等。

（6）其他结构的双龙图

上述几种类型之外，还有许多双龙图的变形结构，显示当时艺术家的创作想象，尤其是西周晚期以来，不断地出现双龙母题的新结构。如师趛鬲器身的造型（图三三：1），其图案与芮国铜盉的器身图案（图三七：2）关系很明显，但芮国铜盉的构图是玦形双首龙构图，而师趛鬲器身是双龙构图。这种双龙构图常见于西周的铜鬲上，如参仲 父鬲的器纹（图七五：3） 。

繁杂变形的双龙构图，最早出现在玉器上，殷商时期的玉器已出现变形的创作方式，不再限于单纯地制造礼器，明显有艺术品的作用。如妇好墓鸟负龙玉牌，鸟背上有一条龙，腹肚下藏有另一条龙，两尾虽并合，但腹上的龙眼，显示这确实是两条不同的龙（图七五：4） 。这些艺术化的造型，无论如何变形、繁杂，均保留了“双”的概念。

（7）小结

分析商周礼器纹饰，商周的连续交缠双嘴龙饰带，在历史上衍生出各种双龙交缠造型。双龙构图有弯形、璜形、玦形、蟠形等，双龙对立或交缠的方式有交尾、交头、头嘴互相咬尾、交缠双首龙身，以及其他变形构图。交尾和交头构图明显衍生自早期双嘴龙饰带，既然某些图案将龙首简化成刺嘴，交尾和交头的构图往往并不能清楚区分。交缠双首龙身的构图明显衍生自蟠龙构图。在历史发展中，这些构图出现各种分化、混合的状况。许多变形图案显示，从殷商以来，龙神的造型除信仰和仪式意义之外，还有艺术创作的含义，古代创作者在含有神祕意义的典型形象上，塑造了多种变化繁复而精美的构图。

这些构图离不开双嘴龙神的典型，或许对古人而言，仅有双嘴形体的神龙才能构成独立图案，否则就必须成对，成对神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崇拜神。“双”的概念可见于所有的造型中，甚至有时候会被重复：本身既是双嘴龙，也有双重夔爪的相对，又与相同的另一条成双。

世界各地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经常提及神龙怪物，可知远古时代各地的萨满文化应有过崇拜神龙的传统。然而，在欧亚地区继承萨满信仰的民间创作中，曾出现三、四、五、六、七、九、十二等不同数量的多头妖龙 ^[5] ，但在华夏文化中，始终保留了“双”的概念，神龙若非双首，便需成对。这一“双”概念应具有崇拜的内在意义。

不过，双龙神形象在西周晚期以后又衍生出新的意义。早期双龙之间极少有形貌上的差异，形貌有别的双龙图案始见于西周晚期以后的礼器上；而且对形状差异的理解，开始转向原本所没有的雌雄之别，显示出部分观念已经消失、信仰出现转折。双龙形象的原型并非配偶，而是一条双嘴龙，没有雌雄对偶问题，明显与西周以后的雌雄双龙形象有所不同。殷周双龙构图与中原青铜早期文化中的双嘴龙形象显然有继承关系，双龙的结构即代表双嘴之神，后来才逐渐演变出雌雄对偶的双龙信仰。古老信仰并不区分龙的性别，他是无性别或可谓“跨性别”的崇高神，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及与不同文化交相融合，相互影响，两条龙逐渐开始被视为雌龙与雄龙的对偶。毋宁可谓，双嘴龙发展出双龙时，上古信仰中发生了犹如“一生二”的情况，只不过两条龙依然构成同一个完整的崇拜神。礼器造型清晰地表达双龙形象的源流和演变过程，此种演变不仅有外形的演化，也反映出信仰的不同。这一转折，双龙交尾的构图乃向雌雄双龙发展；同时因崇拜神的人格化趋势，产生了龙身人头的形貌；最后就形成了伏羲女娲的构图。在信仰的观念意义上，上古双嘴夔神与伏羲女娲的对偶并不相似，然而两者间却有传承关系。

2．双首龙与双尾龙：两种构图的关系

双龙交首构图的左右两半如果离得较远，自然是清楚的两条夔龙形体。然而两条龙若拉近，乃至结合，则我们获得另一种商周礼器上的图案，即双尾龙，如妇好墓出土的司 母大方壶： （ ） 、殷周际时期的铜方彛： （ ） 、新乡博物馆收藏的饕餮纹方罍；西周早期燕国围方鼎盖（图六三：10）、斿父癸壶盖同纹（图七六：1） 、龙纹簋（图七六：2） 等。部分西周礼器的造型没有两侧夔足，如作册大方鼎（图七七） ^[6] 、陕西岐山礼村出土的王方鼎 等。河南上蔡县田庄也有出土相似的方鼎，任常中、王伟、夏志峰几位先生将此图案称为“二龙共首纹” ，此定义相当准确。在二里头硬陶片上已见有双尾龙图 （图七八：1） ，说明该构图已见于早商时期的礼器上。

在一般礼器上，连续双嘴龙符号围绕着口沿、圈足、盖边，故一首双尾或双首一身的形状也连绵转换而不可分割。西周晚期方壶、曾侯乙墓皮马甲上的连续神龙图，围绕了整个器物，恰恰也是双首一身、一首双尾的接续结构。直至战国时代的玉器，亦可见双尾神龙的结构（图七八：2）。双首龙和双尾龙形象意义有何关系呢？我们不妨这样思考：既然龙的尾、首皆有嘴，故首和尾都能咬，所以双尾和双首的意义实为相关。

上述双夔交头图案 （图六〇），其实也可视为一头双尾夔神。在许多类似的饰带上，夔尾和夔爪重复，似两对成双的夔龙交嘴，如殷商晚期铜觯的腰纹（图七九：1） 、殷墟出土中柱旋龙盂形器的足纹和口沿纹（图七九：2） ，都是这样的构图。

学界通常将双尾龙和饕餮视为相近的类型 ^[7] 。殷墟白陶罐口沿属典型的饕餮纹 （图七九：3） ，但也像是四尾的夔龙，是青铜器上常见的饕餮构图，又如台北故宫收藏的殷商铜簋的足纹（图七九：4） 。比较其与双夔交头的抽象构图，成对夔龙交口恰如陶罐纹饰的一半。这其实是因为，饕餮纹本来就是成对夔龙交嘴的变形图案！

3．饕餮纹与双嘴龙母题的关系

商周礼器有另一类著名的纹饰——饕餮纹，实际上它正是由一对夔龙组成的神物。

有些学者认为商代饕餮纹是来自青铜早期石家河及龙山文化的神面纹 ，也有学者认为是良渚文化的遗产 ^[8] 。虽然笔者不否认文化交流互补影响的关系，然而连接到良渚的跨越文化的解释，在考古学上显然是有疑问的。饕餮纹起源于江河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中，与良渚的时空范围有一定的距离。良渚文化在地理范围属长江下游，从地域来看，与江河中原相隔很远，中间有高山，生活环境也不同；在时代上，良渚与早商有约五百年的差距；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普遍使用的器物材质皆不相同。从构图来看，饕餮纹与良渚神面的结构完全不同，简单地说，良渚崇拜神的造型为全身的人形，且手提似双目的圆圈（图八〇：2），而商代饕餮则由双龙组成。

饕餮纹起源的地理范围虽然与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重合，盘龙城文化传承石家河的关系亦不存疑，但它们却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而且笔者认为，石家河晚期所出现的神面纹并非本地所产生，而应代表鄂西山林族群（或文献所提及的“三苗”）的精神文化。至于虫龙的崇拜和饕餮纹，反而应是平原农耕区信仰的精神所在，两者之间的关系复杂，不宜以“传承”概念去讨论。重点是无论怎么看，饕餮纹和石家河神面的图案根本不相似：石家河玉器上的面像，虽然有些夔型的纹饰，但这主要还是某种神人的面像（图八〇：1；六九；一三七；二一八；二一九；二二四）；而商代饕餮并无人形，是以双条夔龙组成的（图八一） 。这些形象不同的构图实不宜混为一谈。

如果更进一步讨论两商文化脉络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早商——包括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岗礼器的纹饰中，未见人面神的造型。而到了殷商时期，逐步形成了跨文化区域的文明，农耕平原、狩猎山区、战争草原的生活方式愈来愈混合，不同文化的形象互补借用，融合了这些不同精神文化的图样也就渐渐产生。直至西周中晚期，除了增加各地文化混合的趋势，另可见信仰观念人格化的过程，夔龙与人形相结合的造型，在出土文物数量上，逐渐增多（图六八）；不过大部分出现在玉器上，青铜器的纹饰基本上还是保留无人形的神兽。

商文明的饕餮纹形象未含人形，皆以夔龙神兽形象为基础。如张光直先生所称之夔纹，其实是饕餮纹的半段；所以饕餮（或他所称之“兽头连身图”）只是两条夔龙相对立的构图；而他所谓“兽头纹”，也只是简略化的两条夔龙相对立的构图而已（图八二） 。

最近许多学者放弃“饕餮”一词，而选择用“兽面”作名称 。对此笔者有两项反驳意见。其一，“饕餮”一词是先秦人对商周礼器纹饰的命名，虽然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但战国人与商周的传承远比我们接近得多，我们不宜轻视、否定古人的用语。其二，笔者搜集所有的商代铜器资料，确认饕餮纹都是成对的夔龙图案，且在成对的龙构图中，饕餮都是二龙对首、交首和共首的结构。虽然殷周时期饕餮构图的异化相当丰富，但其核心还是离不开此结构。

学者们屡屡重新判定饕餮纹的类型，但既然饕餮纹与成对夔龙交首的图案无异，其构图也不外乎低首、仰首、回首等相对构图。

最常见的饕餮纹构图是两条夔龙张口低首对立，这也是殷商时期典型的构图，如现在史语所收藏的羊头贯鼻壶形器 （图八一：R2074）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 鼎（图八三：1） 、戈鼎（图一一三） 、乳钉纹簋（图八四：1） 、 爵 （图八四：3） ；台北故宫收藏的融尊（图八三：2） 、铜簋（图七九：4）等（另参图六三：1—3），大多数殷商时期的青铜器上。这些饕餮之半身，即相当于礼器上的夔龙，又相当于殷商玉器常见的夔龙造型（图八四：2） 。扁足 鼎以及其他殷商扁足圆鼎饕餮的半身，则相当于夔形的扁足（图八六） 。

在青铜觚上张口低首的成对夔龙，因器形狭窄，有数种变形的狭窄结构，如龙尾下转 ，或以嘴竖立的构图 ，如侯家庄1400墓铜觚（图八七：3） ；亞丑觚、龙纹觚（图八七：1、2） 等。

另一类则是双龙张嘴仰首相对，如殷商时期竹斿卣；西周早期夔纹方器、川鼎、网鼎、乳丁夔纹簋的构图 （图六三：4—6）；团龙纹簋 等。上海博物馆收藏几件殷商时期的三层饕餮纹铜簋，足部为 、腰部为双夔低首饕餮纹，而口沿部为双夔仰首饕餮纹（图八八；八九：1） 。

回头的双夔也是饕餮纹的构图之一（图六三：7—9）。 鼎腰纹是典型的两条夔龙张口低首对立的饕餮纹，而口沿纹是双夔回头的饕餮纹（图八九：2） 。

笔者从各博物馆与考古资料中搜集了数百个相关例子，大部分的器物皆可归类为这几种常见的图案；即使有部分特例，也不离成双神兽的母题特征。殷商时期的射女鼎造型则融合了这两种：它的饕餮纹由两对相立的双嘴夔龙构成，双龙的两个大头构成前后正面的双龙低首饕餮纹，而双龙的小型尾首则构成侧面的双龙仰首饕餮纹（图九〇） 。妇好墓出土中型圆鼎的饕餮结构也相同 。

从饕餮的结构来看，如果将其视为兽面纹，无法回答最基本的问题：何以兽面没有下颚的部分，而以鼻子为最下部？此即由于这不是一只兽的面像，而是两条夔龙的侧面对立图，其鼻相对或者合并，而两个张口的下颚分列左右。所以饕餮与成对夔纹并无不同，或可用河南博物院学者的定义，称为“二龙共首纹”。李济早已指出饕餮为“动物面，自鼻分左右两对称的半面，每半面为一侧面动物纹视景。” 另有许多学者将饕餮视为双兽结构 ^[9] 。这种看法无疑是准确的。而且由于饕餮纹也是双嘴龙纹的变形，纵使盘龙城早中期饕餮构图尚未见于礼器上，然而由以上所探讨的从双嘴龙到双龙的发展，我们可以推论，饕餮双龙构图与盘龙城早商的双嘴夔龙交缠饰带确有传衍关系。考古学界对二里头硬陶纹饰所用的“饕餮纹”一词的分类，是有客观资料支持的。既然饕餮造型始终离不开成双夔龙母题，也就不应称为兽面纹。

饕餮纹的大部分是以两条夔龙组成的，但有蚱龙鬣也以小龙表示，如殷商时期 父丁鼎（图九一） 以及许多殷商的饕纹（图八一；八二）。或者两条主龙左右另有两条竖立的夔龙。也就是说，饕餮是以一对、两对、三对等神龙所组成的神兽，且固守“成双”的特点。最形似神面纹的饕餮见于殷周方彝上，但仔细观察，可见这种“神面”是以四、六、八条夔龙组成的神貌。如殷墟小屯出土的方彝R2067，上层有低首成对夔龙，下层则有以四条夔龙组成的神图，其中两条相当于龙鬣，另外两条左右竖立，即相当于龙尾的夔首，其嘴部的线条，相当于典型饕餮的双夔张嘴的形状，左右的小钩象征两夔的下唇及颏部（图九二：1） 。竹 父戊方彝上层有仰首成对夔龙，下层则有被解体的饕餮纹，上面左右两条小夔作龙鬣，下面左右有简化的夔爪，嘴巴也是以两条张嘴夔龙合并组成（图九二：2） 。由此可见，饕餮纹与其他成对龙纹类型一样，都揭示“双”的核心概念。

在殷周礼器上的饕餮纹中，有较少见省略了双龙的身体的构图，不过，此种省略图案左右均有两条竖立的夔龙，每一条夔龙的下颚也在合并的鼻子左右。如河南博物院收藏的殷墟时期的息鼎 、妇好墓出土的夔足方鼎和亞鱼鼎 、洛阳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方鼎（图九三：1）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早期铜卣 ，等等。在台北故宫收藏西周早期的铜簋上，足纹是典型的低首对立的成双夔龙，而腰纹是龙身简化的饕餮，左右以两个夔纹符号象征夔足和夔尾（图九三：2） ，其他一些礼器亦可见这类“兽面化”的造型（图一四九；一五八至一六一：1—3等），但这却属于变形兽面与饕餮互补的造型，而并非饕餮形象的基础图案。

此外，从意义上来说，夔龙身体被简化和象征化，而头部的壮大，此一现象代表饕餮崇拜对象的重点就在其张开的口。饕餮纹与其他成对龙纹类型同样揭示“双”和“口”两个核心观念。换言之，除了双嘴龙纹或双夔纹之外，饕餮纹也是成双夔龙图案。据发展历程可知，双龙是自双嘴龙演变而成的崇拜对象，故本身并非是两个神，而仅是一个神。此神既为双龙，亦可谓“饕餮”，两者虽名异而实同。

前文分析饕餮纹有几个必然的特征：成双的夔龙结构，头部特别重要，以致在后人的记忆中只见头而忽略身体的存在，口一定张开。此外，还在双头之间有凸出的鼻形。鼻形的凸出能够表达什么意思？下文将展开讨论。

4．饕餮纹中成对夔龙间鼻形的意思

观察饕餮纹的结构，我们可注意到两条夔纹之间突显出来的鼻形。因此，笔者乃参考古代文明与鼻形相关的信仰，推论如下：

（1）甲骨文以鼻为象形意义的“自”字

甲骨文中鼻的象形字乃是“自”字。在甲骨文中，“自”字的意思范围如下：

甲、鼻：

贞：有疾自，隹（唯）有 ？

贞：有疾自，不隹（唯）有

《合集》11506

《说文解字·自部·自》言：“自，鼻也，象鼻形。” 表达“鼻”为“自”字的本义。

乙、自从：

壬寅卜， 贞：兴方以羌用，自上甲至下乙？

《合集》270

贞：〔兴〕方以羌自上甲用至下乙？

…… 用自〔上甲〕至下乙？

《合集》271

贞：勿 自上甲至下乙？

《合集》419

辛酉卜，贞：自今五日雨？

《合集》1086

九日，辛未大采，各云自北［下略］

《合集》21021

先秦文献中也有类似的用法，如《孟子·公孙丑下》：“自天子达于庶人。”

在商代之后“自从”发展出“缘故”、“由于”等用义，如《易·需》：“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朱熹注：“自，由也。” 同时也发展出“始”、“自来”、“自出”、“原本”之义，如《韩非子·心度》：“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松皋圆《韩非子纂闻》云：“谓爱民之道，自此生也自……山曰：‘自，宜作首。’” 都是与“自从”相关的涵义。

丙、商王的自我自称：

王自飨？

《合集》5239、5240、5244—5246、6234、6394、39854

贞： （惟）王自往西？

《合集》6928

己未卜，争贞：勿隹（唯）王自从望乘呼……

《合集》7528—7530

……河珏， （惟）王自正？十月

《合集》24951

庚戌， （惟）王自征刀方？

《合集》33035、33036

乙未卜 贞勿隹（唯）王自征 ？

贞：我勿伐 ？

《合集》33928

先秦文献中也有类似的用意，如《诗·小雅·节南山》：“不自为政，卒劳百姓。”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原始社会中，这类独一的自称是与庶民相对的，仅限于表达“王的自我”。不具神权身份者不能使用第一人称代名词，唯有神圣权力的国王才是独一的“自我”，而且被视为天王的体现 。

既然，在“自”字的意义中，鼻子系该字象形义所反映的本义，所以“自从”、“自来”、“缘故”、“原始”与王的“自我”都是衍生出来的涵义。据此可以推论，王“自我”的本义出于鼻子的形象，并含有“本始”之义。依笔者浅见，“自”字的这种意义表达了颇为关键的文化观点。呼吸，是表示人活着的重要生物性指标，故呼吸器官自然被当作人活着的标志：生命实始自呼吸。正因为如此，故古人一方面以鼻指出王的自我，另一方面又将鼻子视为一切事物的开始。从后世的用意来看，“自然”观念或许也源自古代“自”的概念。“自然”观念与“天然”有异，表达了非从天而来，而是从自己而来，以自己呼吸的元气体现由我亲自呼吸的生活。

不过，商代“自”的涵义不限于表达这类生物概念或者呼气观。对古人而言，“自”并非指所有生物的自我，而是唯一之天子的自我。因此，古代“皇”字就是从“自”。《说文解字·王部·皇》言：“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自，读若鼻，今俗以作始生子为鼻子是。”

仔细参照甲骨文的“ ”、“ ”字形，可见有两个明显的鼻孔；至于上面三竖画的意义何在，将于下文再论。

（2）文化信仰中“自”与天皇观念的结合

观察古代礼器形状，可以发现，河姆渡、良渚、石家河龙山礼器上常见三叉形的上盖，如河姆渡陶钵上的刻纹（图九四：1） 、良渚墓葬中放在头部的玉器的典型形状（图九四：3）、良渚璧和琮上的符号（图九四：2） 、石家河虎面饰 和龙山玉圭刻纹 （图九四：4—7）等。基本上，笔者赞成冯时先生的意见，这些三叉形的上盖应为天盖的象征 。然而，上述几个例子的时代文化属性与商周不同，不能直接用来解释商代观念。可是在商周礼器上，也常见有类似的上盖，且其正好与鼻形结合（比较图九四：7—9）。或许可以认为，上盖符号从新石器时代起便存在于长江流域文化中，它表达与天上的关系，如收纳天上的神祕精华、旨命、恩惠等，这种思想奠基了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并影响到后期商周文明的精神文化 ；而从商周时期再经过千余年的演化，继续见于汉代神祕造型中，如马王堆帛画双龙上的天盖形状亦如此（图六五）。在这一大文化脉络中，商文明提出了独特的观念：把天盖与生物吸收天之气的呼吸器官作连接。

鼻形与天盖形状的结合，恰好符合“自”字的结构。商代玉质兽面除了两个角之外，中间也常有某种竖形，如殷墟墓葬出土兽面形饰（图九五：1—3） 。妇好墓出土的玉匙上的蝉纹也有此种构图，其中间有鼻嘴，往上有抽象的两翼与中尾，此一结构，似石家河玉刻构图，又像甲骨文的“ ”或金文的“ ”（自）字形（图九五：4） 。这种结构与良渚的典型玉器颇为相似（图九四：10） 。江汉地区青铜早期石家河玉器中有这种形状，并且其传播的范围甚广，如青铜早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22墓，也出土了石家河类型的兽面玉饰（图九四：6） 。种种现象表明，在当时的长江流域，前商文化的传播范围相当广。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测长江文化体系与殷商的天盖形状，或许有某种文化交流及传承关系，使“天盖”成为古代通用的观念。

其实，殷商人对“自”形的崇拜，以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最明显。由上所列的青铜器纹饰可见，饕餮构图的中心都有凸形的鼻子，在两条夔龙间形成大鼻状，并常以扉棱作为强调（图九四：8）。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故宫收藏的亞丑方彝的彝盖耳上的符号（图九六：1）。此处通常有龙首纹或明纹（明纹的定义，详见下编第三章），但亞丑方彝盖耳上却以“自”字形符号（ ）来代替。且此符号刻在礼器最高的地方，以表达其崇高的意义。在其他商周时期的器盖耳上，亦常见龙鼻的造型，如山西出土西周早期的方彝盖（图九六：2）等。

直至东周时期，仍可见双龙与大鼻形的构图。如曾侯乙铜镬鼎饰带，即为典型的双龙饕餮构图，在双龙间有独立的鼻形令牌形状，鼻下两个圆圈应是象征鼻孔，全图符合殷商时的饕餮鼻形（图九四：9） 。殷商时期的饕餮结构也常见有独立于夔龙外的鼻形（图五七；六三；七六：2；八二；八五；八八；八九：2；九二；九三：2；一〇六：1；一四二；一四五：1；一四六；一六二；二一七：2；二三三：4等）。

对照“自”的字形、字义以及礼器构图，笔者推论“ ”（ 、 、 、 、 、 、 ）为呼吸器官的形状，加上天盖之类的象征，表达源头的概念。古代的“皇”字形可以补证此一观点。殷商皇爵铭文的“皇”字作“ ” ，与饕餮纹的大鼻形状颇为相似，与西周早期 尊作“ ” 结构相同。另有殷商时期的皇鬲作“ ” 、皇戈卣及皇戈尊作“ ” 、亚 皇 作“ ” 、皇戈及皇钺作“ ” ，为从五竖异体字。信阳罗山天湖商周墓里出土了很多青铜器，铭文上有“ ”字，应也读为“皇”的意思，如十二号墓铜爵铭文为“皇己”、八号墓铜爵铭文为“辛皇”，而铜觚铭文为“乙皇”、六号墓铜鼎铭文为“皇父乙”；二十八号墓有一件铜鼎铭文为“父辛皇”（图九六：3），而另两件鼎和爵只有“皇”一个字 。

西周早期作册大方鼎 、小臣 鼎 、史兽鼎 、召器 、皇鼎 皆作“ ”；耳侯 簋作“ ” 、伯椃簋作“ ” 、作册夨令簋作“ ” 。此外西周早中期的 鼎作“ ” 、农簋作“ ” ；西周中晚期多数铭文作“ ”字形。春秋早期秦公簋作“ ” 、春秋晚期齐鲍氏孙□钟作“ ” ；徐王义楚觯等铭文作“ ” 。战国早期齐陈曼簠 、陈侯因 錞 皆作“ ”。《说文》小篆的“ ”形从“自”，亦反映了“自”与“皇”字的联系。

上述分析启发我们，像鼻形的“自”字不仅用以表达天子的自我，也涉及皇天的源头，所以礼器上的饕餮纹鼻形可能是用来强调饕餮神与天皇的连接。

5．饕餮构图多样化的脉络

根据笔者所搜集的各类饕餮纹，发现商周饕餮纹都是成对夔龙图。但当夔龙饕餮成为殷商礼器的主要母题后，饕餮纹必然受到多元族群信仰影响，并出现两种演化趋势。第一是双龙的头部巨大化，而身体被简化及符号化。这个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显示饕餮的神能在于其头部的开口。

第二是在龙形的基础上，开始融合牛、羊、象、凤、虎、鹿、猪、犀等各种动物形态。殷商文明系继承数种原始文化而成，但这些被吸纳的要素并未分散，而是被融合于主流信仰体系之内。由青铜器纹饰来看，这一信仰体系的主要成分还是中原成对夔龙的结构。但随着文明的扩展，神龙崇拜逐渐涵盖了周围其他民族的神兽崇拜。这种变化表现在殷商饕餮的多样性：虽然饕餮的基本构图一直出现于商周礼器上，但其神兽的种类变得多元。

殷商饕餮所蕴含的神兽形象，笔者将于下文中继续探讨，在针对饕餮纹的研究上，笔者必须强调：殷商文明的神兽崇拜虽然变得多元化了，但信仰制度却明显与之前一致，一切神兽在其造型上必然符合共同的结构：即双嘴夔龙饕餮。此种现象说明殷商帝国统合了许多各地原有的信仰与崇拜对象，从而组成由多元化为一体的礼器形象。这种礼器形象，不但在外观上组合了不同信仰之核心形象，更从其信仰内容的精神意义来加以统合。因此当我们观察殷商礼器时，可以发现殷商礼器上的雕刻或形象，所指涉的母题都是非常清楚的，一切变形、奇异的造型，都环绕着多元信仰的核心——“双嘴夔龙”的母题加以发挥，故这类纹饰最能代表当时由不同文化综合而成的新精神文化的状况。

依笔者浅见，殷商信仰的融合过程近似于多元国家“宗教”的形成。甲骨卜辞和礼器造型所表现出来的信仰颇具系统性，早已不是原始先民的信仰模式，而接近于以巫觋信仰为宗教的国家。因此，双嘴夔龙成为上古大国精深文化的要点，也成为殷商王国正统宗教的极重要的崇拜对象。

（五）总结

由上述可见，从盘龙城文化早期以来，商周礼器充满了弯形、璜形、夔形三种双嘴龙变形图案；礼器的纹饰也可以归类为弯形、璜形、玦形、蟠形等双首夔龙；尾刺龙、双尾龙、双龙饕餮也属同一母题衍生的构图。或许这些图案各有不同涵义，却都演绎自同样的“双嘴龙”母题。这种母题也可以称之为“饕餮”，所以二里头考古队将早期抽象纹饰命名为“饕餮”无误，此定义不宜过早否定，“饕餮”纹和“兽纹”并不矛盾，饕餮这种神兽即是双嘴夔龙天神的表现，但若直接将饕餮纹称为“兽纹”，则该定义遗失了商周文化中关于该神兽的独特含意。

殷商以来，因文明的多元化，出现许多不同的神兽造型，但也都依照着饕餮纹的构图原则，以成双的夔龙配合组成。这说明双嘴龙形象牵涉到中国先民信仰之核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殷商宗教的核心所在。不应将饕餮纹笼统称为兽面纹，而应思考“饕餮”一词真正的涵义。

[1] 殷商 召卣提梁纹饰，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下文简称“台北故宫”），陈芳妹：《商周青铜酒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页146—147，图版肆叁。

[2] 商周之际犅伯 卣提梁纹饰，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保利艺术博物馆编：《保利藏金（续）》，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页128—135。

[3] 西周中晚期楚公 钟：《集成》器号42，现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

[4] В．Я．Пропп．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сс．326，327，344．

[5] 例如在俄罗斯民间创作中，龙常有六、九、十二个首。参见神话集：А．Н．Афанасьев．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Подгот．текста，предисл．ипримеч．В．Я．Проппа．M．，1957．

[6] 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博物馆（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Sackler Gallery，Washington，D．C．，USA）、美国诺褔克赫美地基金会（汇编）（The Hermitage Foundation Museum，Norfolk，Virginia，USA）、台北故宫。John A．Pope．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Catalog．Vol．1．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7，pp．190 195．

[7] University of London（ed．）．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ese Ritual Bronzes． 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1990，pp．169 170．

[8] 如林巳奈夫：《所謂饕餮紋表現的是甚麽》，《日本考古研究者·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东京：东方書店出版社，1990年，页162—183；Li Xueqin．“Liangzhu culture and the Shang dynasty Taotie motif”，in University of London（ed．）．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ese Ritual Bronzes ，pp．56 66．

[9] 参J．Rawson．“Late Shang bronze desing：Meaning and purpose”in University of London（ed．）．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ese Ritual Bronzes． University of London，1990，pp．67 95．刘敦愿：《论青铜器动物纹饰的对称法则问题》，《故宫文物月刊》，1995年第145期，页32—49。E．Childs-Johnson．“The Ghost Head Mask and Metamorphic Shang Imagery．” Early China， Vol．XX，July 1996。原来：《商前期青铜鼎器兽面纹之动物属性论证》等。 74bxPHvuN0PZ8wcQmsZBoq05cq1JA+TRtrRLiZ6GkG2AcK1GybIlP5T1mDs7Rc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