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鳄鼍的假设

濮阳西水坡M45墓属于“中华第一龙”。因在本墓的蚌壳龙虎构图中，龙较近似于鳄鼍的形貌（图一：1），因此最近有学者认为，中国龙的形状来源就是鳄鼍 ，是在鳄的现实形象上做了艺术提炼 。

在世界其他古文明中，确实常有崇拜鳄鼍的礼俗，如在古代南美洲、东南亚（包括古越南）、澳洲、非洲的一些文明中，鳄鼍有时化为克托尼俄斯水龙，或被当作保护河川的水王；祭祀这些神兽时通常必须使用活人献祭，如古埃及保护尼罗河的索贝克（Sebek）即为一例。不过观察这些崇拜鳄鼍文明的鳄龙形象，不难发现他们主要是掌管水界的水王，本身无飞天的能力，在其礼俗及神话中，也找不到其飞天的情节，更未见到以鳄鼍来形容天象。由此观之，这些古代文明所见的鳄龙崇拜，与中国的神龙崇拜相左。中国龙与河川的关系往往是次要的，作为天神、具有飞天的能力，才是其神力的关键所在，此外，中国龙也被当作各种天象的形象，如雷電、星星等。

以此看来，将中国龙视为鳄鼍化身的想法，实在大有问题。如果鳄鼍化身的龙，是在信仰的发展过程中获得升天的能力，那么升天也不可能是他唯一的神能，而是鳄鼍与其他飞行神兽形象融合的结果，这依然不能代表龙的原始形象来源。

学者们都认同，西水坡的龙有“马头、鹿角、蛇身、鱼尾、鹰爪特征” ，所以这种形象难以视为原始的龙形，这更似经过长期演化而形成的晚期形象。详细观察西水坡墓的发掘资料，笔者认为这个遗址的背景断定可能有疑问。按照常理推论，老虎的自然生活范围是山林，鳄鼍则为南方的江海。能够认识老虎和鳄鼍的族群，其生活范围也必须符合它们在自然界的活动范围，但濮阳离崇拜鳄鼍或老虎的族群的活动范围很远，在新石器时代的濮阳地区，不曾见过这些族群留下的文化痕迹。而周围其他新石器遗址亦未见类似的龙虎造型，因此笔者认为这两种形象无法归纳为某一个文化下的共同认知。

直言之，当时考古学家对墓口的地层判断恐不甚准确。因为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发掘，考古学家并未作过严谨的科学测试，仅以同地层所见陶片来判定年代。但这些散见的陶片却都不属于该墓的随葬品，况且受到几千年来的农耕，以及金提河河床、水库的影响，早已造成当地的地层交错。遗址中可见自新石器晚期至东周时期的陶片和墓葬，部分遗物、墓葬和人骨坑的地层分布、意义及其间的关系亦尚未厘清，如M50或M78人骨坑 等，皆可作为此一散乱情况的证明。孙其刚先生曾经提出西水坡发掘简报混乱有误的情况 ，但笔者认为状况远不只“混乱有误”而已，而是有着更根本地、对出土遗存在年代上的误判。

从龙虎的造型来说，新石器时代晚期，龙的造型很简单，如辽西红山文化的小龙即可证（图二：1；十二：1、2；十七：8—10），长江中游新石器末期凌家滩文化或青铜早期石家河文化的玉龙也类似（图三〇七：1；三〇八：3） ；老虎的造型则见于新石器末期的辽东后漥文化（图二：2） ，以及长江中游凌家滩和石家河文化（图九四：4—6；二一一） 等。辽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离濮阳很远，出土物都是虎面造型，与西水坡的虎形完全不同。此地对虎神的崇拜起于殷周，西水坡所见老虎的造型，也不早于殷周。并且在商周时常可见双虎或双龙相对立的构图，却未见有龙虎相对立的构图。龙虎成双构图均见于春秋晚期之后，直至汉代才成为普遍现象（图三，另参图六七；一五六：1） 。

依笔者浅见，西水坡的龙虎墓最有可能是东周时期的遗址，比对该遗址的东周墓和M175人骨祭祀坑的断代来看，此说应属可信（图一：4） 。龙虎墓可能与这些墓坑相关，只是因为墓葬挖得较深，打破了新石器晚期的地层（加上农耕和水库的因素）而已。冯时先生曾在探讨西水坡墓的随葬结构时，恰好也采用了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的木漆衣箱盖的图案（图一：3） 。

直言之，西水坡龙虎墓的形象，确实难以被归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脉络，却恰好符合东周时期的背景。该墓的虎、龙形状难以归入新石器时代，只能出现在殷商之后，且从龙虎相对来看，时间可能在战国和东汉之间，是与曾侯乙墓龙虎图形象和意义一致的古物。是故，笔者在讨论早期龙的形状时，便不拟采用西水坡的资料。 RlIrGhENDyAakIQifYvC600Jc+sXoawaUVrQLQYPs3LgjOb1cTkeQclAXcMgz1hH

三、蛇的假设

龙的身体逶迤而蛇盘，因此最普遍的看法，就是以为龙的形象源自奇蛇。例如，闻一多先生即因为伏羲女娲是人身蛇尾的偶像，主张龙为蛇说。杨新先生也依伏羲女娲形象推论：“龙是后被神化了的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但伏羲女娲形象的形成很晚，他们的“蛇尾”也可以称为“龙尾”，未必是自然蛇特征，这都不能代表最初的龙形。杨青先生也认为，龙是蟒蛇、蝮虺、巴蛇、蚺蛇的形状，牵涉到螣蛇和苍龙天象 ，但他用的资料如明代的《本草纲目》，并不妥当。历来对龙的民间解说甚多，却多半不依照时间脉络，而是从当时的形象及神话理解之。

龙的形象根源为蛇的解说，无法解决一项基本的问题：自然界的蛇不会飞，只能蠕动爬行，龙却在天上飞扬为神。蠕动与飞翔是两种相反的活动形态，如果将龙当作蛇的变形，则我们就必须解释：何以不具备龙会飞这项最关键神能的蛇，竟会衍生出飞蛇的想象？

若观察其他古文明崇拜的蛇形象，不难发现，这些拜蛇的民族并不认为蛇有飞行的能力，也不把蛇当作天上的神。在诸多上古文明中，最明显的拜蛇文明应属古埃及。自早王朝（约公元前32—前28世纪）时期以来，眼镜蛇（Wadjet）即为下埃及（尼罗河的下游，即北埃及）的象征。上埃及（尼罗河的上游，即南埃及）的象征是秃鹫（Nekhbet），蛇与鹫代表下与上的相对。中国也有以龙凤相对的传统，但龙、凤皆翱翔于天空，古埃及的眼镜蛇却从不被认为有飞行能力。上下埃及统一后，蛇头秃鹫即成为护祐法老神权的象征，不过却是被当作两种神圣动物合为一体的图案，而非单独的一只神禽。即使在古埃及的神话里，秃鹫和眼镜蛇也都独自出现，并各自拥有神能。在法老的光荣名号中，包含有Nekhbet与Wadjet两个独立的字： （图四：1）。

除了代表下埃及之外，蛇的神能都与“地”有关。古埃及信仰中的蛇一直居住在地下，不曾涉及天空。吉蛇赐福丰年、保护尼罗河在山中的水源；凶蛇则在夜间吞噬太阳，意图杀死日神拉（Ra）。在古埃及的多元信仰中，眼镜蛇有几个名号：Wadjet、Renenut、Sata（地子）、Mehen-ta（圈地者）。其中Renenut地母为丰饶之神，也是供养法老的地神（图四：4）。在古埃及各种神庙和坟墓的墙上，常常可见到祭祀此一眼镜蛇神的图案（图四：2、3）。此外，养育万物的尼罗河，其山中水泉源头的保护神同样是蛇神（图五：1）。大气之神Shu和大湿之神Tefnut的儿子——大地之神Geb有时也会被画作是一个拥有蛇头人身的男人（图五：2）。凶残的Apop蛇神则是企图灭绝一切生物的地下之王，阻止太阳神从地下升天、养育万生。因此每当夜冥经过蛇身时，Ra神都必须化身为羊首人体、猫或兔子，以击败Apop（图六）。

由此可知，在古埃及的蛇神崇拜中，蛇这种在地面爬行的动物，被尊崇为地神而非天神，在生物形态上并没有矛盾。此外，希伯来文化也有地下的蛇神，不论是在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中，蛇都象征着克托尼俄斯（土中）的魔力（图七：1）。在此类信仰中，蠕动于地者没有飞翔的能力，因为蛇、鸟不属同类。反观中国龙自古至今，都是不蠕地而飞天的，在其造型中，龙在云中几乎是固定的构图（如图七：2）。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中国龙既不似古埃及蛇，也不像《旧约》中的蛇。

在接受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之前，欧亚北部民族所传承的民间神话故事中，常常提及飞龙。这些有翅膀，或无翅但能飞的神龙，可能与中国龙的来源较相近。虽然在后期的发展中，这些奇龙蕴合了一些希伯来圣经《塔纳赫》（旧约）的地下魔蛇概念，但其原本为“飞龙”，如斯拉夫民间故事的飞龙（图八）即为一例，因此无涉于古埃及文化。

空中神龙与地下神蛇、魔蛇在形象和信仰观念上有相当显著的差异，我们很难将这两者视为同一种动物。当然，上述对照仍不足以完全否定中国龙与蛇类动物的关系，但蛇的崇拜不同于龙的崇拜却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崇拜蛇的文明，其蛇神造型写实，形态来源也相当明确；龙的奇异造型却不像自然爬行动物。第二，崇拜蛇的文明未曾把蛇当作天神，蛇的神能仅限于地和地下界；而龙——尤其中国龙——却总是以巡天之姿现世。

民俗学家普罗普曾对各文明的神龙崇拜进行细致地考究，创造了对神话的系统性解读方法，并取得几项重要成就，其中也针对神龙本身进行了讨论 ^[1] 。然而普罗普对中国先民信仰并不熟悉，他推论所有的龙都由蛇形演化而来，能飞的龙只是蛇和鸟合为一体的形象。可是在中国传统中，龙与凤是独立而相对的飞天神兽，看不出有蛇鸟的合体概念。

对照上古文化信仰可以发现，自古埃及至闪米特文明 ，都存在着神蛇的信仰，但这些蛇都是克托尼俄斯的神物，代表地下界，从不升天也不飞翔，这种信仰符合蛇的自然本质。

然而中国的龙完全不同，它被视作天神且加以崇拜，既不符合蛇的本质，又和其他古文明崇拜的蛇神形象大异其趣。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古埃及蛇与中国龙的形象和神能俱不相同，形象来源应该也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无论从形状或神能来看，中国龙都不像古埃及和闪米特信仰中的蛇。或许中国龙的形象来源与古埃及等其他文明不同，并非出自蛇的变形。

[1] 原版为俄文，参В．Я．Пропп．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сс．298 359． RlIrGhENDyAakIQifYvC600Jc+sXoawaUVrQLQYPs3LgjOb1cTkeQclAXcMgz1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