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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博弈
——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刚刚当皇帝时,并没有在意武将们手中的兵权,他还是比较相信哥们儿义气的。

杯酒释兵权的始作俑者是赵普,这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军师,适时提醒太祖,得防着那些手握重兵、威望甚高的将军们,“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兵权”,这是赵书记(赵普担任赵匡胤的节度掌书记)给新天子治军的十二字方针。

说起来,并非赵普多有先见之明,军阀动辄扳倒当朝皇帝自己坐上龙椅的事情,在五代,属于家常便饭。这正是赵普替太祖担心的起因。而另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证是,赵匡胤就是拥有无边的军权后,从人家后周七八岁孩子柴宗训手里,把天下“顺”到手的。你能顺别人的天下,就敢保证别人不会顺你的天下?道理很简单。

赵普提醒时,赵匡胤开始还有些迟疑,哥们儿会掀翻我吗?回到后宫一琢磨,情况确实还不容轻视。尤其是他梳理回忆起自个儿黄袍加身的一个个细节,再也坐不住了。随后便上演了那一出颇具传奇色彩的“杯酒释兵权”的桥段。

那日,赵匡胤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此时是公元961年)。酒过几巡,赵匡胤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里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赵匡胤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

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

赵匡胤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

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

赵匡胤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石守信等齐声说:“陛下替我们想得太周到啦!”

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过了一段时期,又有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赵匡胤在御花园举行宴会,席间,他说:“你们都是国家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我真过意不去!”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还乡。”

也有个节度使不知趣,唠唠叨叨地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功劳。赵匡胤听了,直皱眉头,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尽提它干什么?”

赵匡胤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

赵匡胤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以致后来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杯酒释兵权”的负面因素,主要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朝封建国家逐渐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难以自拔。这也是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再者看,“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一场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作为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无本生利,不付代价。很显然,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武将集团虽然失去了手中的“兵权”,但换来了皇帝赵匡胤许诺与赏赐的奢侈与享乐,对国家来说平白滋生了一些新的腐败与贪婪阶层,对百姓来说则是无形中增加了更多更大的负担与伤害。显然,这种做法有些得不偿失,于国于民利弊同在。

据史料记载,太祖的武将们后来几乎清一色地都成为“贪财好色”之徒。史书上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瓶。”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王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这一切的一切,皆由“杯酒释兵权”而来,平添许多悲剧色彩。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最初时期,其实并不都想跻身贪污腐败行列,但因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而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只好以“作秀”方式应付,故意装出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但后来环境改变人,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容易变坏。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不仅作战勇猛,且一向重义轻利,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异常“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在出征灭楚途中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之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只是在“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并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如此种种,“杯酒释兵权”的后遗症已跃然纸上,无可否认。 MzfSuTmaAita/gATduOiQg9W2+iuaQ5hCl1gzFWohuP0m5zLfse6/2d1vRgZoM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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