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铜早期西北文化的历史意义

从地理关系来看，江河中原以北有太行山，东北是从黄河北岸沿太行山的狭窄农耕区，西北是过三门峡的渭河及汾河平原，也是古代彩陶文化区。东北（豫北、河北）文化对殷墟的影响很大，商文明起源于东北说在今日已趋为主流，东北文明对殷墟之前中原文明的影响也不可否认。但青铜器时代之前，河北文化不如渭河流域丰富，所以郑洛地区的史前文化中，来自黄河下游的元素，往往不如从西北顺黄河而下者多。西北对郑洛居民而言一直是重要的来往对象。因此，本文先讨论西北青铜早期文化的问题，尤其是学界认为的西北才是传说夏文明所在地的问题。

一、夏为西北古国说的矛盾

渭河、汾河注入黄河，其流域共同构成条件相近的河谷平原。同时渭河流域位于黄河上游的兰州与郑洛之间。兰州马家窑彩陶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传播到渭河流域。渭河流域黍作农产与河南关系密切。虽然不宜高估渭汾先民通过三门峡与郑洛先民的沟通，但生活条件相近，易使农耕技术同化。然因渭河东游、咸阳原水源不足，农耕条件不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农耕聚落集中在渭河西游，半坡、马家窑彩陶文化对汾河流域和三门峡以东的居民影响还是较弱。青铜初期以兰州为中心的齐家文化传播到渭河流域，经过黄河和渭河两个通道，齐家类型遗址范围，向东可达渭河、黄河的汇流区。不过前文中已叙明，中原似乎并未吸收齐家的青铜技术，反而吸收了长江流域的青铜技术。但渭、汾注入黄河的汇流处，位于齐家与中原之间，当地也出土了齐家与中原类型的文物，且早期金属器以齐家类型为主。因此不能排除中原北部也曾受齐家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但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原文化中的齐家成分却相当低。

对于青铜早期考古城址的发掘，学者们都以尧舜、夏都来解释。青铜初期，夏是众多古国之一，但文献均从“夏”的角度载录古事，夏先民的传说乃扩展至全中国。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因为编录文献的周人未能掌握其他地区先民的传说，也不希望张扬别族先民的成功，故仅保留本土古国的传说；其二是因为其源自当时最发达的文明，而后成为天下历史概念的重要环节。

很多学者遵从第一个假设。既然编辑文献的周人生活在渭河平原，学者们多认为夏应是位于渭河附近的古国。河南偃师二里头、新密新砦、阳城王城岗城，都曾经被称为“夏邑”古国。发现二里头时，因当时尚不知道有其他早期城址，因此二里头被认为是唯一的夏王朝，但最近包括二里头发掘者在内，已少有学者继续使用“夏”概念讨论二里头遗址。

后来，新密市新砦遗址二期文化（距今1880—1770年）中发现有很小的宫城，内城面积仅有0.1公顷，至于外城存否仍不清楚，根据局部发掘，外城面积可达6公顷，结构近于方形；新砦遗址的总面积约100公顷 。因二里头一期年代大约从距今1750年起，新砦古城遗址比二里头早，学者们乃假定“新砦→二里头→二里冈”为单线发展 ，并与夏人作连接。比二里头更早的新砦被视为“夏启之居”、早期夏人祭礼建筑区 ，或又视为“羿、寒浞代夏”的遗址 。

第三，登封市也发现大约距今4000年的王城岗城址（图二三：3） ，学者们亦称之为“禹都阳城” ，但已有很多学者指出此说的牵强性 。

第四，因渭河与河南之间只有较窄的山口，交通受限，或因夏与周地理相近，部分学者不采夏位于河南的观点，而在渭河平原附近寻找夏国的位置。可惜，今日尚未发现陕西有青铜早期的城邦。但渭河、黄河交会区的对岸———汾河流域，曾发现一座铜器早期的陶寺古国。尤其山西陶寺遗址的地名恰好叫“夏墟”，所以很多学者将之视为夏禹或尧舜的古国。然因渭河下游居住的条件不良，不仅造成周原和中原之间的交通受限，而且使周原与晋南地区早期的关系受限。因此早期西北文化并未发展成一片地域宽阔的文明。

晋南汾河南游的陶寺遗址规模相当大，约430公顷，中间有小古城，城内面积只有0.14公顷 ，城的作用主要为宫殿区和祭礼中心。因地名为夏墟的关系，学者们一直讨论陶寺可能相当于古代传说中的夏国 。对此，近三十余年出现了许多相关的想法，学者们逐渐认同陶寺为夏国的观点 。因此陶寺文化及其铜器来源，陶寺与二里头遗址之间的关系，遂成为上古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上述以黄河青铜早期古城为夏城的说法，只有三项根据：第一是遗址的年代符合夏的传说；第二，是以夏位于渭洛附近地区为前提；第三是现有地名与文献中地名的呼应。但这三项论点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其原因有三。首先是因为与上述四处古国同时，还有很多其他更大的古国存在，“夏时”与夏国为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宜混淆。

其次，由于夏的传说被记录在周代晚期的文献中，就以为夏国位居周原附近的渭洛地区，这种说法本身就没有可信的证据，且有明显的弱点。如果夏是渭河流域附近的古国，何以其传说记录在《楚辞》、子弹库楚帛书、郭店楚简等楚文献里？楚应该会有自己的先王故事。据考古可见，青铜早期渭河流域的文化恐怕并不兴盛，国家化程度偏低。本地区的兴盛时代是从西周起，难道在贫穷时代偏僻的地方能形成伟大国家的传说？夏的传说“九州”概念代表视野宽阔的生活背景，但渭、汾河谷平原景况并不宽。夏禹最大的贡献是治水，但黄河中游青铜早期天气干化，导致农业的规模缩小。安田喜宪先生按照青铜早期气候湿化和干化的区别，来说明南、北两种文明的形成，这两个地域的交错线就在黄河南游一带 。居住在干燥地区的古人，似乎不太可能特别尊崇治水的英雄。这些问题前文已提及。笔者认为，从很多角度来看，夏的传说并不合乎渭河流域及附近遗址的状况。

其三，前文亦论及地名是完全不可靠的线索，《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共载有51个“夏”字的各省地名 。事实上，现有的夏国神话形成之前，应早已掺入不同的神话传统，神话化的历史虽然表现出一元观点，但恐怕也是采自许多不同故事后加以合并的结果。因此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很多古国可以符合“夏”的传说。神话中的夏国史，应该是许多古国历史杂糅出来的结果，所以夏国遗址并非独一无二。但其最初的形象可能源自当时最发达的文明传说。

因此，在西北寻找夏国并不适当，但西北地区对中原的早期文明应有某程度的影响。包括距今4000年的陶寺古国，虽不是文献中尧、舜、禹的国家，但这并不贬损其对上古研究的价值。

二、夏墟陶寺古国

（一）陶寺来源问题与汾河流域地区的特质

徐殿魁先生主张陶寺出土文物与晋南之西的芮地、三门峡陕县庙底沟相类 。高天麟、张岱海、高炜先生指出，黄河西游的庙底沟文化，在二期时代已在芮地渡过了黄河，而传到晋南 。而且，因渭河下游地理的关系，距离相近、交通便利，渭河下游庙底沟与渭河中游半坡文化间早已有密切关系 。只不过，渭河下游、咸阳的地理环境不良，渭汾谷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达成文化合并的情况。

从地理关系来看，渭河中下游、河西与芮地、汾河中下游是环境相同的平原地，历来有密切关系。春秋时，河西及芮地平原是晋秦之间颇为重要的交流区，秦文化在很多方面受到晋的影响，晋的文字最终也成为秦的文字。秦穆公坚持与晋和亲，结合秦晋力量，才能影响中原，对抗楚国向北扩展的力量。这一段春秋历史奠基于客观的环境和地区的关联性。这些地理关系也影响了史前的族群活动。渭、汾流域是两个完整的农耕河谷平原，其东、南、西方都有高山区，北有黄土丘陵，渭汾农谷地被包围在中间。但是因为中间有咸阳原地区，早期的关系有限，直至西周时期始有快速的发展。

早期汾河平原聚落的来往，主要是顺着黄河绕行中条山到三门峡，都可视为同一地理区。但因四方有高山，区内相当封闭狭窄，与周围其他地区的来往受到限制，只有几个较窄的对外缺口，曾有过一些文化交流。其中最关键的是往黄河下游的交通线，在三门峡以东的中条山、崤山之间往中原西北角的路线并不宽敞，限制了先民的交通（图五〇）。土地宽阔肥沃的中原，生活条件也与汾河山谷不同。不过还是有一些族群经过三门峡到达中原。通过这条路线，也有一些南方的贵重物品，传到黄河中游地区。直至青铜时期，天气逐渐冷燥化，黄河中游的农业遇到困难，所以北方族群进入中原的趋势更明显。

除了往中原的交通口之外，还有自黄河经黄土高原到陕北、内蒙游牧地带的路线，以及通过吕梁山与太行山之间的缺口，往晋北黄土高原及内蒙古的游牧地带。但以农耕为生的汾水流域居民不大会主动进入游牧区，这反而是北方族群南下掠夺的路线。从器型的关系可以看出，陶寺与西北草原区有来往：黄河中游的东北角，内蒙伊克昭盟朱开沟文化的部分陶器，如无把鬲、单把鬲、壶等与陶寺的陶器颇为相近（图五一） 。朱开沟早期约与陶寺年代相当，晚期可至二里冈甚至殷墟时代。朱开沟居民以狩猎、游牧、掠夺为生。在其遗址的上层发现有两件二里冈的青铜器 ，显示在二里冈时期，本身不事农业的朱开沟先民不仅在黄河中游活动，也前往中原掠夺。在陶寺时期，朱开沟人也可能掠夺过渭、汾平原。朱开沟和陶寺的鬲，形状与陕西斗鸡台和神木石峁、甘肃齐家一致 ，代表黄河上中游文化交流的普遍性，包括通过渭河上游丘陵地带到黄河上游齐家文化范围的路线。陶寺古国虽然隐藏在山间的汾水河谷里，但仍属于游牧和掠夺族群经常出没的地区，这决定了陶寺古国的兴衰。

青铜时期气候干燥化，黄河北游的地区变得不利农耕，因此黄河北游的族群部分游牧化了，另有部分向外寻找生活资源。他们进入渭汾平原的情况日渐普遍，这也驱使渭汾平原的先民往南移动，包括往中原地区，最后黄河北游族群也开始从西北角的郑洛地区攻击中原。在历史神话中，黄帝与南方族群的战斗，或许在某程度反映出青铜早期黄河中游先民集团意欲南下。

此外，尚有从汾水流域往东北的山间缺口（同时也通到河北平原）。陶寺的少数陶制礼器、石磬形状 ，显示其与冀北地区的夏家店文化有若干来往，但规模并不算大。至于渭河西游的地区，则从宝鸡蒋家庙和杨家村，到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将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连接，通到汉江流域以及广汉平原的地区。在早期应该几乎发挥不了文化交流的作用，但是到了殷周时期，却成为周文明形成的关键交通线，对此，宝鸡考古已提供了相当充分的证据。

（二）陶寺铜器来源的问题

汾水地区经过渭河流域可以接通到齐家文化的范围，顺黄河而上则可以接到齐家文化的甘肃铜矿区，因此学界多半认为，陶寺的铜器很可能来自齐家。但何驽先生对照齐家与陶寺的铜器群，发现两者间却有不同。虽然齐家和陶寺都有铜环，但陶寺铜环为范铸，而齐家铜环是锻造成器，故有缺口。其次齐家用红铜的时代是距今4000年前，比陶寺的年代早。直至与陶寺相当的年代，在齐家文化中已不再作纯红铜的器物，而是使用铅铜、锡铜、铅锡铜三类青铜器，但陶寺只有红铜器。陶寺所用的铜料里含有一点砷，但这不是人工砷铜，而是自然铜料中含有砷的成分 。

学者们认为，虽然附近中条山有铜矿，但很贫乏，且开采条件复杂，只有到了东汉时期后，人们才有足够能力开采中条山的铜矿。可是北京大学的发掘显示其开采年代是从战国时期起 ，而唐丽雅提出，最晚在春秋时期已有使用中条山铜矿的迹象 。据学者们对中条山矿物进行的化学研究，可以确定中条山从来没有铅、锡料，虽然也属于黄铜矿类，但这是易氧化及散化的斑铜矿（Bornite），含黝铜矿（Tetrahedrite）、砷黝铜矿（Tennantite），与甘肃黄铜矿、长江孔雀石矿及蓝铜矿（湖北）不同 。

中条山无铅、锡矿，铜矿中含有一点砷，而陶寺铜器群也恰好没有铅、锡，部分含有一点砷，这属于自然铜料中的杂矿。因此可以推断，陶寺可能是独立发现铜料作用的文化。因中条山的开采条件很复杂，陶寺人或许不是在山里开采，只是在山溪里淘取从山里随水冲流而出的矿物，加以镕冶。因此陶寺的铜器很少，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陶寺遗址中也发现有彩绘木底漆器。至今在中条山的原始森林中，仍生长着野生漆树 ，陶寺漆器也间接证明，陶寺先民曾进入中条山。对他们而言，中条山不仅是铜料来源，也是漆料来源，两者都是祭礼文化所需要的珍贵物品。

（三）陶寺出土南方文化的遗物

虽然陶寺铜器应与长江矿产无关，但有其他源自南方的遗物。

陶寺先民有农产及狩猎两种主要维生方式，据考古发现，汾河流域最重要的农产是粟，同时有少数的黍和极少数的稻谷。在出土的种子总量中，粟占70.1％，出土概率达到94％；黍的数量占4.6％，但出土概率还是较高，达到60％；稻谷的出土概率有17％，但数量非常低，只有0.2％，都属于粳稻；另有一些类似大麦的种子，数量比例为0.1％，但出土概率为2％；其他都是非谷类的植物。粟和黍的数量在陶寺中期有点下降，晚期再度回升，但基本上维持同样的比例。稻谷的数量到晚期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陶寺出土的水稻不符合当地的栽培条件，且粳稻对气候的要求比其他稻种更高。因此可知，陶寺古国与南方稻作文明曾有某种来往，例如通过掠夺或交易获得南方的农作物。且到了陶寺晚期大型冢墓的时代，从南方获得稻谷的数量亦为之增加。

除了水稻之外，陶寺遗址发掘出的玉器和绿松石器，也明显是从南方获得的宝贵物品。陶寺附近没有玉山，出土的部分玉器，如钺、环属于常见器物，难以确知其来源。但从几件形状特殊的玉器，可以发现其源自石家河文明，其中最突显的是玉琮和玉兽面饰。

新石器晚期至青铜初期，中国境内有几种玉琮出现。数量最庞大的是东南良渚的玉琮文化，但其玉料来源尚未确定。良渚玉琮高矮不一，分成双数节，每双节或每一节会刻上良渚文化崇拜大神的各种变型图案（图五二：4、5）。良渚玉琮文化，沿长江、淮河、沿海路线传到其他周边地区，其他地方的玉琮应是受到良渚礼器的影响。第二种是西北齐家文化的玉琮，玉料来自本土玉山，包括甘肃马衔山玉、武山鸳鸯玉、祁连山岫玉、青海玉等。齐家玉琮高矮不一，但都是不分节的磨光壁琮（图五二：6）。第三种是石家河文化用本土玉料制造的玉琮，石家河类型的琮可能受到良渚影响，保留玉琮分节的概念，但实际上只是在琮壁上刻几条横线，也没有良渚的崇拜神造型或其他刻纹（图五二：1、3） 。从陶寺发掘出的两件玉琮皆属于石家河类型（图五二：2）。

陶寺玉圭也属于石家河礼器。玉、骨、绿松石的组合发笄可能是本地的制造物，但零件如半圆穿孔玉片、穿孔玉勾、玉坠、绿松石，都常见于石家河遗址中 。此外，陶寺还出土了一件兽面饰，即最具代表性的石家河礼器（图一一六：3—5）。同一时期，附近的芮城清凉寺四期墓中，出土了典型的石家河玉虎头 。这都是西北人从江河平原取得的宝贵礼器。

何驽先生详细研究陶寺考古后发现，除了玉器和绿松石是从石家河运输而来的之外，彩陶和精致陶制礼器也源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影响 。孟原召先生也发现，石家河文化的影响甚至到达晋南地区 。由此可见陶寺与汉水古国有来往。笔者认为这种来往，可能不是和平交易，而是北方族群对江河中原进行掠夺。当时中原属石家河文化，北方族群应该尚未到达江汉平原，而是从豫中地区夺取稻谷以及贵族墓里的异地珍宝。陶寺贵族显然并非直接从石家河获得这些宝贵礼器和稻米，更有可能是从郑偃地区掠夺或交换，从而更加可证明黄河南游当为南方文化北传的中继站。无论华北先民获得这些器物的具体地点是何处，其来自南方的事实毋庸置疑。

（四）陶寺古国兴废与气候变化

从陶寺埋葬制度来看，有很多无随葬品的小墓、少数中型墓，以及六座大墓。小、中、大型墓中都有随葬礼器，如陶器、石制兵器，只有大型墓出土了乐器和玉器，且都出现在晚期的地层。从中期的墓葬情况可以看出使用随葬品的严格规范，从古城祭礼遗址也可以看出神权制度的古国社会规模 。陶寺社会除了山谷农业之外，也进行狩猎，汾河附近的山区是陶寺人的重要猎区。遗址中发现很多狗骨架及狗墓，这是猎民文化的特征 。

陶寺城址的发掘显示，陶寺中期是小型古国时代，但在距今3900年左右遭到毁灭，宫殿、宗庙被破坏，祖陵被盗。灰沟中有很多被肢解的人骨都是成年男性，也有被残害的女人，人骨、狗骨成堆 。因此晚期的大型墓是旧国被灭之后新统治者的墓葬，随葬品则是由南方掠夺而来。

青铜时期原本以狩猎维生的族群，开始改变其“猎取”的对象，从野兽改换为文明社会的资产，并愈来愈频繁地掠夺丰腴的文明区，从猎族逐步“改行”成为以战争维生的族群。黄河中游的猎人族群对陶寺古国影响很大，早期的统治者可能也有这种背景，但毁灭古国的晚期冢墓墓主，无疑就是掠夺族群的酋长。就是这团族群曾经南下掠夺，故能掌握稻谷和石家河美玉。从陶寺周围的狩猎族群遗址来看，东下冯、芮城清凉寺以及几座黄河中游的遗址，即反映出陶寺古国兴废的背景，或许其中有些猎民遗址与陶寺古国的毁灭者有密切关系。

距今约4000年前后的历史，之所以会发生狩猎族群的军事化，以及原居黄土高原的族群大规模迁徙等情况，实有其环境因素存在：在此之前，各地人口原呈稳定成长状态，却突然碰到气候恶化，迫使人们争取更好的生活区域或改变生活方式。

历史地理专家注意到，朱开沟遗址在距今4000年后发生过整体生活方式的变化，当时气候趋向冷化及干燥化，导致农耕衰退，人们只能改变生活方式或向南移动，夺取南方族群的生活区域 。有些学者认为陶寺城毁后，人们迁移到附近夏县东下冯遗址 。但是陶寺与东下冯有非常关键的差异，东下冯先民不属农耕族群。东下冯文化较单纯，没有发现大型墓、宫殿，只有小型单葬墓，以及有小型的人、羊、狗合葬坑。东下冯文物类型繁杂，包含朱开沟类型的齐家陶器和少数江河平原的硬陶，这或许是从二里头掠夺而来的遗物（图五三） 。东下冯下层时代连接着陶寺上层文化，这完全有可能是毁灭陶寺的族群聚居地，东下冯人可能是丘陵地区的猎民，他们掌握了陶寺人居住的汾河山谷，形成猎民聚落，陶寺晚期的大墓就是他们的酋长墓葬。但这种族群兴盛的时段很短，虽然可能继续参加西北的掠夺族群团体，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很快就失去自己的权威。

在考古上看不出陶寺古国的传承地，这或许是因为部分陶寺人被黄土高原猎民同化，部分移居郑洛地区者也被当地农民同化了。汤威先生发现，新砦遗址出土的陶铃与陶寺的陶铃相似 ，这或许表示有部分陶寺人往南移居郑州，不过资料还是不足以厘清此问题。

总而言之，新石器末期、铜器早期，黄河北游地区草原化，居于黄河北游的人群失去了粮食来源，开始经常南下掠夺，渭汾平原农耕区受到他们的压力而趋于穷弱，逐渐变成猎民的活动区域，农耕没落。当气候愈趋恶化，渭汾平原居民也进一步变成了从事狩猎和掠夺的“先戎”族群。

汾河下游芮城清凉寺遗址距今约5000—3900年间，前期地层为庙底沟二期，清凉寺第二至四期地层则接近齐家文化，有随葬品的墓葬时代也与陶寺大致相同（距今4200—3900年间）。随葬的玉器是典型的齐家玉 ，但也有石家河玉制虎头 。这是掠夺族群的典型遗址。东下冯、清凉寺等遗址代表了陶寺古国周围的情况，这些情况造成了陶寺的毁灭，不再有后继文明发展。

陶寺文化消散应不是独有的例子。黄河上中游、渭河流域在新石器晚期有相当丰富的彩陶文明，包括半坡、马家窑等各种文化和地方类型。马家窑遗址已发现少数红铜器，证明西北彩陶文明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可是到了齐家时代，西北地区文化面貌却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来辉煌彩陶的图案几乎通通不见，而开始出现很多原来没有见过的器物。这种情况不仅在西北才有，东北地区小河沿文化取代红山文化时，也有类似的情形。以笔者浅见，距今4000年前后，与气候冷化同时，在华北地区发生了非常大的族群变迁，造成早期彩陶黍作文化的消散。因此半坡、马家窑、庙底沟等华北彩陶文明的形象，极少保留在中国青铜文明中。同时，经过几波北方族群的掌控，西北地区逐渐形成殷周语言使用者的华北文明。

因北方族群的快速流动、变化，本人乃称之为“先戎”族群，他们不是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戎民先祖，而是在南草原丘陵区形成的流动族群。殷商之前，在南草原丘陵区流动的族群与后期不同，他们南下的时间比西周以后的各族群更早，或许这是南下的第一波迁徙者，到了西周时他们已经在渭汾流域本土化了，殷末周初时又有另一波迁徙者南下，西周晚期、战国时期应该都有新的“戎”类族群进入当地，并逐步被同化。因此，草原各族群之间虽没有传承关系，但其生活方式相类，都可定义为“戎”。

黄河北游及河套地区也发现几座青铜早期的遗址，貌似为先戎族群所留下的遗迹，遗址中发现了从江河平原抢来的宝贵物品，证明当时黄河北游的人已有南下掠夺文明区的行动。

三、黄河北游“先戎”类型的族群

（一）陕北出土玉器之谜

黄河北游的陕北神木，发现石峁和新华两座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的遗址，其陶器与朱开沟类型相近。遗址的墓葬里都没有陪葬玉器，但石峁遗址中发现一件藏着美玉的石棺 ，神木新华遗址发现了专门的藏玉土坑 。戴应新先生曾推论石峁玉料来自陕西蓝田和甘肃、青海的玉山 ，可是进一步的考察却证明，神木玉料的化学成分只是稍微与蓝田、陇青玉料“相似”，但并不“相同”，石峁和新华出土的玉器皆非使用周边玉料制造 。

神木玉器都存放在专门的石棺或玉坑里，并未见有放在墓葬中当作随葬品的情况，这说明神木玉器是来自远地的贵重品，而非本地可以自己制作生产的东西，又因不将之用作为随葬品，故并不代表本地的精神文化。新华玉坑玉器大多数属长江流域通见的玉钺、玉铲等，部分玉铲的玉料和形状与凌家滩玉铲完全相同 ，另有长江流域常见的玉戈（图三六：3）、玉璜、玉圭，以及无疑属于石家河类型的玉柄、玉筓及绿松石坠饰 。石峁遗址除了近似于凌家滩类型的玉钺、玉铲，以及薛家岗类型的玉长刀之外（图三五：3、4），另出土了石家河鹰形筓（图九：1、2）、柄形器（图一三六：20）、玉璜（图五四：2―5）、虎头饰、绿松石制的小装饰品，以及28件牙璋（图五五）。

以笔者浅见，神木发现石峁和新华两座遗址的情况，显示其先民将所获得的珍贵物品当作地下宝藏。青铜时期，北方戎狄南下掠夺，带走宝贵的铜器和玉器后，也是存放在地下坑里。神木族群是以掠夺为生的族群，无法过稳定的农耕生活。这也代表在气候冷化、干燥化时期，黄河北游原有的农地变成草原，不利于农耕，反而成为游牧和掠夺族群的生活区。从青铜早期以来，掠夺族群开始经常顺着黄河经过三门峡而下，掠夺当时江河地区的农耕文明，他们所抢夺而来的玉器、绿松石器都被专门保存在地下，当作战利品，神木遗址的美玉棺和玉器坑应亦如此。这些玉器只是战利品，没有被当作祭品或随葬品，也没有进入神木先民的精神生活里。延安芦山峁埋葬玉器年代可能较晚，但大部分玉器相类，来源应亦相同 。

由于玉料的分析已经确认出，陕北出土玉器的原产地并非本土，或许是源自于许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很难推测明确的来源和文化属性。不过前文已指出，陕北遗址的大部分玉器，皆可与长江中游薛家岗、凌家滩和石家河文化玉器对照。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北阴阳营、薛家岗、大溪都发现了几座石工坊和玉工坊 ，除了各地本土特殊的礼器之外，也大量生产广泛通用的石器和玉器：如钺、斧、铲、刀、环、璜等。虽然江汉地区制造玉器的产业，发展得比长江下游稍晚，但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范围里，有本土出产的玉矿料，且鄂西地区在大溪时代便已发现制造玉器文化。直至石家河时代，这些地方便已有几处规模庞大的玉石作坊，且技术极高，玉石加工颇为精致，超越长江流域其它地区著名的玉器文化 。石家河晚期的肖家屋脊、煤山、罗家柏岭等庞大玉坊的年代，都早于二里头的高技术玉器 。因此，笔者认为，石峁遗址的牙璋与其它陕北玉藏，都是从外地掠夺而得的宝贵物品，且都是掠夺自南方，这些玉器的产地，最有可能便是长江中游。

（二）牙璋起源之谜

从制造牙璋的玉、石加工技术来看，与其最近的器物是长刀（图三五），而制造长刀的原产地，乃是苏皖平原的北阴阳营、潜山薛家岗文化，并从此传到良渚。青铜早期文化的传播又使得长刀成为山东龙山文化的礼器 。不过，在一些龙山的长刀上，我们仍可以看到与石家河文化有关的神面图 ，安徽与山东之间的水道路线通畅，并可通往江汉平原石家河地区，所以从长江中上游到山东文化之间的交往相当普遍，石器、陶器同化趋势亦十分明显。虽然，潜山遗址中并没有发现牙璋，但学界基本上认同牙璋与长刀的器型有关 ，或许其周围的文化受到薛家岗长刀的启发，进而创造出牙璋的形状。因长江交通便利，这种“周围”未必离皖南很近，也可能远及山东或广汉地区。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大溪、屈家岭文化地层大部分的玉器，都发现在鄂西地区，一般是小型的玉玦、璜、栓等，如三峡地区出土的数种璜、玦、小型动物，皆是从大溪时代以来便普遍为人所发现 ；荆门龙王山大溪晚期的墓中发现一些玉璜，其形状属于典型的崧泽玉璜 。可见长江中、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些共同形状的玉器。虽然我们习惯将这些器型视为崧泽文化的创作，而在崧泽文化范围内，江苏西南有一些茅山玉料以及苏北花玉，但在大溪文化范围的玉料来源更加丰富，且目前长江中下游玉器的来源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那么，我们不妨大胆地考虑，屈家岭人或许利用长江东游先民对玉的欣赏，而将鄂西、豫西南山地的玉料和玉器作为外销物资东传。

至于石家河阶段，长江流域所通用的钺、铲、锛、斧、刀等大型玉制品，已常见于石家河墓中。其中部分器型与崧泽、良渚相同，而石家河带边齿的玉璜（图五四），则与凌家滩的相同。大溪时代已有这些形状，但是在凌家滩才成为常见代表性遗物。因此长江中、下游玉器的关系比较复杂，互相影响的特征也较为明显。大溪时期的长江中游居民已能使用陶制耳栓，但后来也开始制造玉栓，应也是受到凌家滩的影响。通过凌家滩，石家河也吸收了原属东北的玦龙形状。石家河玉坠形状与良渚玉坠相似，但刻纹不同，江汉先民有自己的信仰脉络，不会在自己的礼器上刻出良渚或其它文化的崇拜对象；同理，石家河的琮壁也不会刻上良渚神像。

换言之，长江中游地区早期遗址发现的玉器，某程度上可能与良渚及凌家滩文化有互补影响的关系，但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长江流域各地玉器的独特面貌。据荆州博物馆化学检验，石家河玉器使用的是南阳的玉料，可知石家河文明拥有本土的南阳独山玉料。这或许会让汉江地区成为制造玉器的中心，在长期历史上，玉器成为石家河对外交易的重要物品之一。

在前述背景下再来看牙璋的问题，二里头、石峁、石家河都曾发现牙璋。冈村秀典先生据此提出，神木玉器并非由本土所制造，他主张当时中原的统治者即是二里头夏王，玉器则是在礼仪中由夏王分配给南北各地域。 但笔者却认为，就算偃师二里头真的确实为当时的政权中心好了，其统治势力也不可能涵盖北到内蒙，南到长江那么广的范围，况且其中还存在着许多小型国家，并无统一的政权和社会。此外，偃师周围没有玉矿，因此偃师二里头不可能是牙璋的发祥地，亦不是分配玉器的权威中心。

既然神木遗址的牙璋比二里头更早，王永波先生便据此推论，牙璋的器型应源自陜北齐家文化 。可是，除了这一批独立石棺出土的28件牙璋之外，西周之前的西北遗址皆未曾发现牙璋，神木遗址墓葬里也没有随葬牙璋，如果牙璋曾被神木先民视为自己精神文化的礼器，怎么可能不用在随葬礼器之列，却反而将之像自外抢回的宝贵物品一般，埋藏保护在地下呢？

邓淑萍先生认为，牙璋是属于华西地区的礼器，但没有指出究竟是西北黄河上中游，还是广汉平原的三星堆 。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内容并不一致，广汉地区是与江汉关系密切的古农耕稻作区，而陕北是黄土牧业和掠夺族群活动之区，与北方草原来往频繁。因此西北与西南是两个差异极大的地区，将这两个地区同时皆被归纳为广泛的“华西”概念之中，容易混淆不清，故陜北玉器的来源与牙璋的发祥地迄今亦未获得厘清。

以笔者浅见，屈家岭、石家河遗址常见的斜刃微弧璋很像牙璋的雏形，这种形状的斜刃石璋，最早出现在大溪晚期松滋县桂花树遗址中（图五六：1）。广汉地区石家河至二里头的地层也发现有同类的璋形（图五六：2）。山东临沂大范庄龙山文化遗址中，曾也发现了一件石家河时代的牙璋，其形体近似于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斜刃与完整牙璋之间，柄与刃之间的阑凸出不多（图五六：3）。鄂西与广汉之间藉由长江来往，在新石器大溪时期已相当密切。青铜早其石家河文化对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亦是学界被认同的事实。

青铜时期牙璋在广汉地区的兴盛，可能是因为其形成于离南阳玉山很近的鄂西地区。从牙璋出土数量来看，最多者为三星堆（近100件，图五七：5―9），其中还发现了青铜牙璋和两手举牙璋神人像（图五八）。但三星堆早期牙璋只有7件，且都不早于二里头时期（图五七：5、6；五六：2） 。但牙璋开始出现在江汉地区遗址中的时间点，却早于二里头时期，如石家河汪家屋场遗址的墓葬里所出土的两件（图五七：1、2）。黄陂盘龙城、钟分卫湾的青铜早期地层（图五七：3），也出土了几件牙璋。湖南石门桅岗村官山坡顶墓除土牙璋的年代亦不晚于盘龙城二期，可能属于更早的石家河时代遗物（图五七：12、13） 。

与石家河同时期的牙璋，另一件则出自山东海阳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中，与石家河汪家屋场牙璋的形状、比例、阑柄的造型都很类似（图五七：4）。豫西南淅川下王岗出土的牙璋残缺柄部（图五七：10），也与汪家屋场的相同。郑州花地嘴遗址亦出土了石家河时期的牙璋（图五七：11）。广汉、山东、豫西南和豫中地区，都有接通长江支流的交通线，这些地区，虽然各有独特社会及文化的存在，但同时皆是石家河文明的影响地。从广汉到鲁东南、从湘西北到豫西南及豫中，牙璋的形状基本上都相同，这或许可以代表其向四方传播的路线，及其在长江中游的制造中心。牙璋制造技术的难度颇高，不可能有很多制造坊，在当时长江流域的区域专业化社会中，应只有少数几家作坊（或甚至仅一家）专业制造牙璋，所以最有可能的推论是，各地出土的牙璋，应该是时代相同、产地相近的礼器。

从新石器、青铜器之际，一直到商周时代，牙璋零散在广东、福建、香港、甚至越南等各地遗址中出现。广东曲江樟拱桥岭遗址出土的残缺牙璋（图五九：2）属于石硖文化类型（距今5000—3700年间），与石家河年代相近。石硖文化遗址发现很多良渚陶、玉，显然当时从长江流域到广东之间已有赣江交通，这是最早的岭南地区与长江流域的来往路线。在这条路线上，广东乐昌圆岭山发现了残缺的牙璋，时代为石硖晚期（图五九：3）。广东红花林遗址则发现了疑为青铜时期的牙璋（图五九：4）。属良渚马桥文化传播区的福建漳浦眉力也出土了青铜早期牙璋（图五九：1） 。透过这些发掘，可推论长江中游的文物或许亦经由江浙沿海传到粤闽。此外，还有两件殷商时期的牙璋在香港出土 。在越南则出土了四件牙璋，其中两件似为石家河时代，出土遗址的年代为距今3800—3400年间；另外两件是典型的三星堆牙璋 。可能也是通过赣江、珠江流域的路线到达南洋，或许是从四川经过云南或贵州而来，后者与三星堆可能采用云南的金属料有关。

考古发掘之外，国内外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也收藏不少牙璋，因不知其来源，故在此不予讨论。但其中确有几件引人注目，因其璋上有双头鸟的刻纹。双头鸟常见于长江中下游的礼器上，最早可追溯至湖南之西南区洪江高庙以及浙江之东北钱塘江河姆渡文化，两地各有发现，同时，这种图形也出现在贵州苗族的传统刺绣上 ，可能属于广泛江南大文明脉络的崇拜对象之一。可惜，这件牙璋的来源不明，所以证据力不足。

零散出土的牙璋都出现在华南地区，与长江流域有地理上的关联。长江流域、华南之外，牙璋多见于豫中二里头、二里岗遗址中。偃师二里头与新郑望京楼共发现五件二里头三、四期的牙璋（图五九：5、6）。郑州和许昌发现两件二里岗时期的牙璋 。河南地区与石家河汉水流域是一个大平原，本文已从各方面阐述过汉水文化北传的状况。因此豫中出土的牙璋最可能源自石家河。

总而言之，第一、出土在江汉及成都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斜刃璋形状，可能是牙璋的雏形；第二、最流行的牙璋文化是广汉地区的青铜文明，与鄂西石家河有传承关系；第三、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基础，长江流域和中原为牙璋出土数量第二多的地区；第四、出土牙璋地区之间的关系，以江汉为中心环节。

依此可以推断，鄂西川东石家河文化是牙璋礼器的起源地。陜北神木石峁的玉器是西北族群在江河地区掠夺而来的窖藏珍宝。所以神木玉器的出土，并不代表西北族群制造玉器的技术水平高，而是反映了青铜早期江河平原农耕文明面对来自西北“先戎”掠夺的风险。除了神木遗址之外，西北地区零散发现很多从江河地区夺取的宝贵物品，包括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其中也有发现龙头形状绿松石铜牌（图六〇） 。笔者认为应从这个角度重新思考郑洛地区的城址问题。

（三）上古文明与“先戎”掠夺集团

陈淳和高江涛以为长江流域的土地充足，而中原地区的人口与土地矛盾则造成频繁的战乱 ，这种看法与考古资料相左。长江流域土地利用率高，使得住民向北拓垦。当时黄河南岸（中原北部）的遗址密度并没有长江流域来得高。在郑偃建城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对抗北方的“先羌”、“先戎”等族群。

距今约4000年前，黄河中游成为西北掠夺者的通道，其经过渭汾平原、劫掠黍作农耕的族群，造成了黄渭彩陶文明的低潮。渭汾平原居民一方面自己受害，但另一方面，在气候冷化时可能也开始参加西北族群集团对南方的攘夺战争。南方稻作农耕区自古为丰饶之地，北方族群图谋其资产，首先接触到的即是郑洛地区，因此郑洛地区成为重要的农耕文明边界。笔者认为二里头、二里冈古城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

四、二里头：边界地区的城堡

观察青铜早期欧亚草原一带的族群流动及冲突，可以发现当时的草原居民正逐步扩展自己的生活范围。距今4000年后，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气候呈冷、干化，不适农耕生活，于是逐渐形成游牧社会，部分族群开始南下，占据、掠夺南方丰腴的文明，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对江河平原地区带来风险。因山脉阻隔，北方族群进入江河平原的路线基本上限于三门峡山口。从地理上来看，北来的掠夺者进入三门峡口后，就会碰到二里头。笔者据此推论，二里头和郑邑、偃邑古城当时有战地工事的作用，郑洛地区是南方农耕文明与西北族群之间的战场。所以郑洛地区的居民与文化属性包括了本土、北来（黄河中游）、南来（江河平原的南地）三种因素，此外还有东北的因素。接近殷商时期，源自东北的因素增强，促使整个文明出现改变，但在青铜早期，从三门峡而来的寇掠可能被视为主要的风险。当来自东北的劫掠压力增强时，黄河南游郑州地区的重要性也会随之增强，从而超越偃师和洛阳。

在二里头文化中，本土、北来、南来的因素，代表古国不同的文化与政治层次。虽然二里头居民中可能有非农耕的北方人，但整体来说，二里头是以农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国，二里头的贵族应来自农耕族群，而不是北来的占领者。可是从农产的属性来看，二里头农作有北黍与南稻两种。前述郑洛稻作源自江汉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代表南方传来的技术与生活方式。至于黍作的来源，其或有二：第一，是本土已有黄河流域黍作传统；第二，是二里头时期可能发生渭、汾平原人群向东南迁移的结果。这是因为北来的“先戎”族群在黄河中游活动，渭汾平原农民因此受害，陶寺古国也因而毁灭，所以有些农民可能移居中原西北。郑洛土地利用率原本就不高，北来的农民不必发动战争便能取得农地。北来与南来的农民同时增加郑洛地区的人口，这可能也是当地人口和土地利用率在短时间内提升数倍的原因。

从农业来看，二里头属于南北结合的文化。从陶器来说，自二里头前期以来即存在许多屈家岭、石家河类型的陶缸、豆、器盖、鼎、罐、瓮、鬶、盉、甑、尊、鸭形器等陶器。直至二里头四期，石家河和盘龙城类型的陶器依然很多，但同时期黄河中游类型的陶鬲出土率较高 。二里头晚期、二里冈时期，源自石家河类型的罐、瓮、尊、豆、缸等器物依然在江河中原被广泛使用 ，但北方类型（包括西北和东北）的陶器却增加了，同时，形似东北造型的陶器已传至盘龙城。换言之，从陶器的类型来看，在郑洛地区二里头四期之前，长江中游的文化因素为主流；即使自二里头晚期以来，北方的因素有所增加，但依然以南方因素为主流。

可是对照铜器的状况，似乎正好相反。二里头二、三期的器型、技术及化学成分与南方不同，而四期以后则相同。二里头二、三期地层曾发现一件纯红铜残片、两件锡铅青铜（包括残片，但铅的成分很低）、一件砷铜锥 。这三种金属器的成分技术完全不一样，且都与石家河和盘龙城早期的金属器不同。铅料成分低的锡铅青铜片，其化学成分类似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而砷铜锥的来源更加不明。

砷铜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合金，多见于西亚文明的遗址中。河西走廊以西的四坝，是中国唯一以砷铜合金为主的早期文化 ，其原料来源应是新疆西部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以及哈萨克边界的山脉中的铜、砷、金、银、钴的矿床。二里头的砷铜合金锥可能是西北四坝文化的遗物。不过，最近在中国西北以及整个北方草原地区的遗址中，发现了越来越多零星的小型砷铜器，这使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其他砷铜器来源的可能性。在垣曲的二里头、二里冈时期城址中，出土了炼铜炉，而在其内壁的炉渣中也发现了残余的砷渣块 ，在以现代仪器做更进一步的研究中，更证明了此处曾冶炼过砷铜合金。不过与此同时，学者们在炉壁上也发现了锡渣与铅渣块 。前文已提及晋豫之界的中条山和安徽的铜矿本身都含有少量的砷 ，过去误以为垣曲城是为开采中条山铜矿才修建 ，但垣曲的炉渣块同位素研究却证明了铜矿来源并非中条山 。如果垣曲人在冶炼过程中，仅少量地使用了容易采集的中条山铜料，那么，这种原料在合成中所占的分量，以比例来计算的话必定十分少。

皖南的铜矿也含有少量砷，因此不能排除淮河可能是安徽的铜料运输路线。二里头先民可能利用淮河支流，将少数器物或铜料块从安徽运出。在这条路线上，驻马店杨庄三期所发掘的铜凿中，所含的砷同位素恰好与二里头铜锥相同，但不同的是，驻马店的铜凿含铅 ，不过二里头也有几件铅铜器中含一点砷，由此可以推论这几件铜料应为同源。可是安徽铜矿遗址并未发现与二里头同样的遗物。假设二里头与驻马店这几件器物的铜料来源相同，我们还是很难确定其铜料来自何处，笔者认为很可能不是皖南，而是其他地区，而且垣曲的炉渣或许显示出砷铜原料来自北方。

考古学界在同时代的华北地区也发现了砷锡铜合金技术，如朱开沟出土了砷锡铜三种元素合金的戈 。李延祥和韩汝玢先生对古矿遗址的研究显示，在殷商之前，内蒙东南的林西县大井古铜矿，同时有开采铜、砷和锡的迹象 ，因此朱开沟使用这三种元素合金的铜戈，可能便是以东北的矿物所铸。虽然在大井古铜矿夏家店下层遗存中，未发现含砷的铜，但遗址的破坏程度很高，应该可以解释此一现象，况且，考古学界对夏家店铜料做的化学方面测试，数据还不足够。属于夏家店范围的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青铜器含砷的情况很普遍，虽然大部分青铜器的砷含量很低，但也有某些含砷量高达28％之多的青铜器存在 。二里头、驻马店的几件砷铜和砷锡合金铜器，来源可能也是这里。砷锡铜三元素合金的器物，在商周时期曾零星出现在很远的地区，如成都金沙遗址璧环形器等 ，这种器形在夏家店下层遗址乃是常见之物，此环虽然出土在成都平原，但其制造年代和地点，极可能便是在夏家店下层遗址中。

至于纯铜残片以及其铜料来源，笔者注意到二里头早期铜料的杂质成分中有一点砷的元素（这与砷铜合金不同），此外还有一些银、锌、锑、镍等金属。因陶范中不含砷 ，所以砷是铜料的杂质。鄂、赣铜矿含有很多杂质成分，但无砷元素在其中，石家河与盘龙城的铜器不含砷的元素 。因此二里头最早的铜料来源可能不是鄂、赣铜矿。山东胶州三里河龙山文化发现两件含铅锌铜合金的黄铜钻，但铜料里也未测出砷的元素 。因此山东龙山文化铜料来源与二里头也不相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推测二里头早期的铜器源于北方族群。

二里头四期还有少数红铜器以及合金技术不稳定的青铜器，同时亦出现与盘龙城、二里冈技术一致的青铜器。但其铜料杂质成分还是有一些差异，铜料还是含有极少量砷的元素，有的少到0.049％，但亦有多到1.82％，吾人进行相关研究时，断不能忽略这些数据，因为它们代表还有一些来源不同的原料存在 。二里头发现的铸铜作坊、炼铜坩埚、陶范、铜渣的痕迹，显示此处曾有铸铜业存在。况且，二里头人从外地运来的金属料，应该不全是已组成好的合金块，而至少有部分合金是在本地配造。如果炉中曾炼过含砷的铜料，那么炉壁上剩余的炉渣，将会影响以后铸造的青铜器，使其含有少量的砷，但直至二里冈时期，含有砷的矿料痕迹便已耗尽。

四期以来，二里头这个城邦国度很明显地逐渐成为一个汉水大国的属国或联盟国，在国势、经济、社会上有了很快的进步。但因为附近铜料资源不足，二里头四期便已开始运用稍远的南土铜矿，而郑邑、偃邑两城更已全部采用南方的合金。因此，吾人从青铜器技术的演进便可以确认：郑偃早期的铜器来源相当复杂，直至二里头四期以后，则转而以长江中游的矿产和技术为主。

我们若要观察郑洛地区古代城邦国家在南北因素之间的生活，或可经由春秋时郑国的情况，略微理解千年之前当地文化所代表的历史意义。春秋时期的郑国，虽然计划利用周王畿附近的战略位置，并透过与周王室的关系影响天下，但实际上郑国的物资来源却是依靠楚。郑国在楚与秦晋的斗争之间，经常试图利用秦晋的力量，脱离自己身为楚之从属国的地位，但大部分时间还是选择与楚联盟，属于楚的势力范围。这并不是单一时代的特殊状况，同样在这块区域，千年之前，郑偃地区在资源上同样需要依靠先楚文明，而西北族群同样希望经过郑偃地区南下，进而掌握江河平原。

但不同的是，春秋时期的洛、渭、汾流域已有较强的国家存在，洛、渭地区并因身为西周政权原领地，而被视为核心地区，楚则意图推翻以北方为中心的政权，重新建构以楚为中心的天下。但千年前这情况却正好相反，青铜器时代早期的中条山以北地区，国家化程度很低，还没有形成以北方为中心的政权，先楚反而是个古老且影响力很大的国家文明，当时先楚的政权甚至已跨至黄河南游。春秋战国的楚必须打败秦、晋，合并其领土，才可以重新建构以楚为中心的天下；千年前江河平原的农耕文明，却对中条山以北的穷困之地没有兴趣，他们只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土地，对抗北方“野人”的掠夺即可。

不过，到了二里冈时期，华北地区已建有许多城邦，今天在黄河北岸，也已发现数座城址，文化面貌与江河平原迥然相异，反而近似于自北方来的族群。其中很重要的遗址，便是垣曲古城 。垣曲古城位于太行山的南脉丘陵区，三面环山，在东南方向有黄河流经，黄河的对岸则是偃师城遗址所在之处；其西北方向则有狭窄的山路通到汾河谷平原，山岳的北侧则有东下冯遗址。

垣曲古城的地理环境很特殊，山谷丘陵区拥有极好的狩猎条件，适合远古人类居住。因此从旧石器晚期以来，一直都有人们活动的痕迹，考古学者们在这里发现了地层很厚的旧、新石器狩猎细石器文化 。在新石器晚期，此地有仰韶、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而其上则是二里头时代的文化遗存 。学者们经常讨论垣曲的环境便利，适宜作为狩猎文化的基地，到了文明时期，便成为战争的基地 。由于垣曲自然环境以及周围地区当时社会文明的发展情形，使之成为华北人建堡的最佳地理位置，亦适合作为华北人进入中原的南边关卡或哨岗 。同时，垣曲古城的建筑又符合战争的需求 ，不仅有些外城的安全设置，就连护城门的祭礼活动的痕迹也与殷墟城相同 。

而针对垣曲陶器的化学研究则显示，虽然本地制造的陶器比例最高，但从庙底沟二期以来，便出现本地模仿外地的器形，同时也有些外地制造的陶器被运送来此。如化学测试的结果显示：形状相近的鼎、斝，同时有从外地运来的，也有本地模仿外来器形所制造而成者；二里头、二里冈时期情况亦相同，同型的鬲、爵，既有自外运来，亦有本地作的，且外地形状器物的数量在二里冈时期增加，明显是与外地的交流增加了，部分外来的陶器属南方类型，包括发现了极少数带压印纹的硬陶。另外，还有一部分器型的陶器，常见于内蒙遗址中 。二里冈时期在垣曲遗址也出土了少数几件玉器，都是由盘龙城来的柄形器 。

对此，王睿先生提出解释：二里头时期的垣曲城，虽然与晋南东下冯隔了一座山，而与郑偃地区只隔着一条河，但垣曲的文化面貌却与东下冯较为贴近，反而与偃师二里头距离较远，且显示出黄河南岸的文化较完整，北岸则较贫乏落后的风貌。例如：东下冯、垣曲与二里头相比，前者不仅是黑陶、硬陶的比例很低，而且手制陶器偏多，后者则都用快速与慢速陶轮，黑陶、硬陶也偏多；东下冯和垣曲出土的鬲，其比例远大于鼎，而二里头出土的鼎，比例却高于鬲；二里头与南方相同流行圜底器，而东下冯和垣曲却与北方（尤其是东北）相同，以平底器为主 。这都显示二里头的文化逐渐倾向南方，深受汉水流域的大文明精华内容所影响，而黄河隔岸的垣曲、东下冯则以北方文化为基础。

垣曲古城虽然位于远古的聚落区，但本地似乎经历过多次的族群流动，在二里头晚期，似乎已成为北方族群的南方前哨地。在二里冈时期，依然可见南北文化隔着黄河两岸形成对峙的局面。垣曲古城与东下冯城从始建到废弃的时代，其文化类型皆十分相近，建废年代也相同 。东下冯古城可能曾经由垣曲城的山口，掠夺汉水、黄河中原的硬陶与稻米，而垣曲古城本身也是一座南北之间的边界城，但可能在北方文化圈的众城之中是位于北南交界处的最南方。垣曲建城年代相当于二里冈下层晚期，晚于郑邑和偃邑，使用时间也短，二里冈上层偏早时便已废弃；关于垣曲古城曾发生战争的痕迹十分明确，尤其是晚期阶段，有许多证据可证明垣曲是因多次战火涂炭、毁坏，才会成为废城 。而垣曲城的形状，是平行四面形且近乎于斜方形，结构与郑偃城址接近，但是面积却仅有13公顷 ，不过，因位于山区，确实也难于兴建面积更大的城池，同时，一个山间堡垒也并不需要城池面积过大。东下冯城址虽然位于汾河平原，但其面积却不如垣曲城，所发现的遗物也更贫乏。垣曲城作为其所属文化族群的最南边界位置，可能说明了为何它比东下冯重要性还高的原因。

但是，若我们拿垣曲与郑偃进行比较，贫富的差距依然悬殊。垣曲城出土的高技术陶器和玉器，均属从南方运来或夺取之物，数量远不及郑偃古城。垣曲青铜器的技术也远不如黄河南岸，垣曲城从二里冈上层墓里出土的青铜器，其技术仅相当于二里头晚期的水平。垣曲城二里冈上层出土的圆鼎 ，与东北及河北地区圆鼎的时代和形状都十分雷同，技术也与北方文明相符合，但在江河平原，这种形状的鼎出现得更早。从铸铜技术中所含材料来看，东下冯和垣曲发现的铸铜石范，从未出现在江河之间的遗址中，因而符合北方草原文明。垣曲少数青铜器的成分则非常不同，既有铅锡铜，又有锡铜、低铅锡铜，还有砷铜 ，前者较近似于盘龙城和郑偃青铜器，后者则近似于东北族群使用内蒙林西县大井矿铜料所制作的青铜器。垣曲人或许也采集少量中条山的铜矿，但因量少、开采条件不便之故，中条山的开采业并没有蓬勃发展。

若将垣曲城与郑偃城址比较，似乎形成一对立的边界区，郑偃为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而垣曲则可能就是北方族群的南哨。

五、总 结

总而言之，新石器晚期以来，因长江人口增长、云梦泽洪水泛滥等许多原因，江汉居民在距今5000年前已扩展其生活范围到黄河南岸。中原稻作、人口和土地利用率的成长，以及屈家岭类型的郑州西山古城，都反映出这个过程。学会南方技术的本地人，以及移垦北土的汉水居民后裔，逐步融合成与南方不同的独特社会。

历经几百年后，因为西北方的风险，此地先民乃在偃师建筑城堡，随后政权中心再往东移动，并在郑州建城。郑偃显然不可能掌握江汉，因为他们没有相关的实力与资源。他们与南方的关系，是协助对抗北方族群的掠夺，所以南方提供资源给郑偃，以求保障自己的安全。在这一历史阶段，大农耕文明需要有这些边界古国保护江河平原。

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时期，西北与东北类型的陶器比例增加，代表很多渭洛农民被挤压到中原的西北角；陶寺的毁灭，清凉寺、神木、朱开沟等遗址的情况，都显示黄河中游族群的活动范围已到达河南地区。与此同时，南方可能提供更多资源给郑、偃古国，加强他们压制北方攻击者的力量。其实在南方古国中，当时已有先吴、先蜀、先越文明，但受自然山脉保护，只有先楚居民生活在宽阔平原，长江中游与黄河之间没有自然阻碍，所以先楚人需要加强郑洛地区的防卫。从这个角度观察江河平原南北之间的关系，才不会出现矛盾：另外，并不是缺乏矿产、实力不足的郑偃人扩张势力到长江北岸，而是本身掌握资源的文明，从豫南扩展到豫中、豫西北角，为了加强边防，所以给边界地区的居民提供粮食、金属等资源。就是因为郑、偃两城的特殊意义，他们的境况丰裕得多，与周围的遗址确有不同，因此这两城并不能广泛代表豫中、西的本土文化。

前文提到郑洛以南的新石器末期、青铜初期遗址，如汝州、禹州、新密、驻马店、淅川等，其陶器、石器基本上都以石家河文化为基础，农作亦然，但迄今发现的城堡遗址不多，范围与结构也较零散。豫西北地区除了偃师、郑州古城之外，新密市新砦、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岗城也有古城，其结构各有特色，只有瓦店城址可能符合石家河的工程。这些古城的年代也不一，瓦店、新砦和王城岗建城较早，二里头建城时，瓦店、新砦早已毁灭，郑州建城时，二里头已毁，所以各城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汉水连城那样密切。豫西各城遗址应是不同的社会聚落。

其中王城岗聚落可能保存了最原始的本土文化。登封王城岗的位置是中岳嵩山间的丘陵区（图二四：18），西北边附近有海拔1 390米的王岭尖，南有颍河，东有五渡河谷，遗址的地形较封闭，导致其生活方式从裴李岗时期到商代之间并无太大的变化。不过在距今大约4000年时，王城岗先民也建过城堡，其中有小城，城内面积只有1公顷，另曾经建过一座较大的城堡，但规模不甚清楚。在建城时段的遗址中已开始出现石家河类型的器物以及水稻，但这些现象没有完全改变本土文化 。

据考古报告，在距今大约3900—3800年间的地层出土了一片锈蚀的铅锡铜片，董琦先生认为该铜片与江汉青铜器有关 。笔者认为登封遗址铜片可能来自江汉、二里头或齐家，这应是居民偶然获得的器物，不代表当地已进入文明阶段。二里冈晚期，登封居民可能因气候变化而放弃农耕，狩猎及外出掠夺变成主要的维生方式。二里冈上层的鹿骨坑、人骨坑都显示出这种变化，在人骨坑中的部分人骨架带有残伤，可能是战争所致 。

从郑偃古城与豫西北的城址比较可以看出早晚期各地不同差距的增长，汉水先民在拓垦黄汉平原的同时，也促进其殖民地快速富化和文明化。郑偃古城成为汉水文明的北界后，城势逐渐强盛，而周围其他小国的发展则无法与之相比。如焦作府城遗址，其古城结构与郑偃相同，虽然它的建城年代可能比郑州古城还晚，但城内面积却不到8公顷，并仅在接近殷商时期的地层才发现有少数小型的青铜兵器 。

对照这些遗址，可以发现青铜早期的江河平原是多元族群共同生活的地区，有些族群建立了影响力较小的小国，但同时也有以汉水国家文化为基础的农耕大文明。许昌市以南的地区代表较纯粹的农耕大文明，而郑、偃则代表了青铜器早期的南北大文明和未国家化族群之间的边界文化。二里头、二里冈时期的偃邑、郑邑古城，以来自盘龙城的因素为主流，但这两城遗址之外，周围还有被山区隔离的地区，如王城岗则为本土原住民的生活区。

不过，到了二里头晚期、二里冈时期，在郑偃的北界已出现古城，其技术与文化以北来文化为主，垣曲等城为其中代表。虽然郑偃与垣曲相隔不远，皆为黄河两岸的古城遗址，但明显可见其文化差异，郑偃城腹地大，文化丰富，以汉水大文明的脉络为基础、北方生活用品为辅；而垣曲城腹地小（郑邑的1/25或偃邑的1/16），文化遗物较贫乏，以北方的技术、器物为基础，仅有少数从南方抢夺而来的器物。当然，两岸双方之间也有互相来往的痕迹。垣曲的地点与城址结构，都揭示出其作为战争哨堡的功用。垣曲的青铜技术则应源自东北，这说明在二里冈时期，除了西北的“先戎”之外，还有源自东北的族群或文化因素，影响了黄汉中原的北界情势。因此，为了解二里冈时期本地区在历史舞台上的变迁，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东北文明在此一时期所扮演的角色。 NP5hdz1NRtWJSvyYcq1dJ38KJkfEstwm/D4QMLpGKFDkQtRI8rlpJEGZK3N1Z8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