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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殷商文明的起源问题，迄今仍不明朗。目前学者们所提出的想法，往往只能解释某些侧面现象，若从另一角度考虑便难以自圆其说。当然，本书也无法照顾到这些问题的所有方面，并建立起完整而可靠的殷商起源论述。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笔者认为仍可以整理出一些初步的脉络。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言：
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
历代学者对于商族都邑、居住原地、活动空间等历史地理问题已有许多推测论述，然皆仅能在有限的文献中进行猜想。自从殷墟小屯和王陵遗址出土后，才终于使得这类讨论能够建立在客观的考古基点上。学者们也终于知道，盘庚之后的都邑并不在原来所想的黄河南岸，而在中原东北、离黄河北岸较远的河川规模较小的洹水南岸。
关于殷墟王陵墓的墓主问题，学者们意见并不一致，或认为是盘庚以来的王墓，或认为是武丁以来的王墓。但基本上没有人否定殷墟是盘庚迁都之后的商邑
，甲骨卜辞也直接用“商”或“大邑商”来指称殷墟都城。确定了盘庚迁都后的商邑地址，学者们势必得在这个新基础上重新思考商族起源的问题。目前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分述如下。
二里头遗址所呈现的高文化水平，使部分学者连带认为殷商应该是属于中原的本土文化。他们认为商族的发源地应是以郑州偃师为中心的中原
，或是自商丘到偃师一带的河南地区
。诚然，殷墟文明和郑偃遗址的关系确实相当密切；但依目前其他地区的考古成果来看，类似殷商文明的遗址分布范围非常广大，从蒙古草原到江南，从山东、江苏到陕西、甘肃，都可发现与殷商相近的遗址；况且，殷商建国前曾发生过明显的民族移动。是故，殷商文明恐不能以单纯的中原本土文化视之。
自王国维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说法，就是将商族视为来自山东的东夷。不仅20世纪的学者穷尽一切考古资料，希望能旁证东夷说的正确性
，甚至在中学的教科书里也采用此说作为定论。尤其鲁西北、豫东北的岳石文化发现，给“东来说”提供了一些新的事证
。不过，其他地区也不乏可视为殷商起源的证据。实际上，“东夷说”有许多根本上的矛盾，不仅难以解释山东与郑偃文化的空间关系，而且在考古上还有不少例证显示商文化是从中原往山东的传播方向
。是故，近日采信“东来说”的学者已不多了。
此说一方面基于郑偃考古遗址，认为商族从陕西进入中原；另一方面，符合司马迁对商族封地的叙述
。不过，赞成此说的学者并不太多。其中，顾颉刚先生虽然也提出殷商西来的看法，但同时也认为商族有源自东北的可能。笔者以为顾颉刚的迟疑是有道理的，因为若单单以郑偃遗址推究商族来源，“西来说”或许是可以考虑的方向；但这显然并不适用于殷商遗址。
考古学家根据出土陶器的类型，认为商文化应源自山西之南、河南之北，属客省庄文化的范围
。从地理环境来看，在晋南、豫北之间，是以山脉为主的自然壁垒，山间只有丹水和沁河两个关口。历史上，各文化虽经由这些关口发生过一些传播交流的现象，但此区仍属危险地域，所以来往晋南、豫北的交流活动，少有出于和平自然者，在商代之前亦极少发生过。此外，在青铜器时代，尽管陶器类型是很重要的分析依据，但毕竟只是一个侧面，尚不足以解决其他诸多问题。
主张“东北方向说”的学者之间，其意见可进一步分为“东北说”、“河北说”、“京津说”三种。虽然针对殷商的发源地还有更细微的歧见，但从殷墟的地理位置来看，无论是辽西至京津区的夏家店文化，或河北下七垣文化等，都位于同一条文化传播及民族移动的路线上。因此笔者主张合而论之，以传播的方向来作讨论。
东北、京津、河北地区位处于辽河、渤海以西，太行山以东的平原。在这个区域内，不论是自然环境，或目前所确知的上古时期人类生活方式，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辽西的东北与京津、河北之间的交通往返也不困难，辽西人可以很容易地南下京津及河北区，并适应当地生活。
张渭莲指出，河北平原在地图上，仿佛是一个被西侧太行山、北侧燕山所封闭的区域
。实际上，河北平原虽北邻燕山，但除了雾灵峰之外，燕山海拔约在500—1 000公尺，不如太行山海拔1 500—2900公尺般难以通行。况且燕山之间有滦河河谷喜峰口、潮河河谷古北口，自古以来即为河北平原与辽西平原间的南北交通孔道，因此河北平原北侧并非真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河北文化的发展自古以来离不开北方传入的因素。从新石器晚期以来，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都经过此孔道，从辽西到京津渤海及河北发展。即使后人兴筑长城，冀望能关闭这条通道，但仍不能完全抑止北来民族的流波。
此外，关于河北古代土质的情况，张渭莲也提到：“但在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全面修筑堤防以前，黄河频繁决溢改道，并因此在平原上留下了众多的湖泊和沼泽，因而在当时这一地区很不适合人类居住。”
虽然自新石器中期以来，河北西侧的低山区域即有人迹，但遗址密度不高。且从农耕角度来说，整个河北平原的条件都不甚优良。因此河北一直没有自行孕育出独特的本土文化，而是成为东北和中原两个农耕文化间的桥梁。
受到气候和土质影响，东北的农业区亦有其限制。考古资料显示，早期的东北人兼采农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属于综合性的文化，无法单靠农业维生。因此东北人并不难适应河北平原的生活条件。但对于习惯中原沃土、温暖气候的农耕文化而言，河北平原却是个难以维生的地区。因此自新石器中期以来，民族移动的趋向多是从东北经由河北，逐步往中原南下，但居住在中原的民族恐难有意愿朝黄河下游或往河北平原移动。换言之，由东北经河北前往中原，是几千年来相当自然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走向。
在主张东北说的学者当中，徐中舒先生最早提出殷墟文化来自环渤海湾一带的看法
。丁山先生则提出河北易水燕山北南之说
。傅斯年先生从传世文献的角度，亦指商族出自东北
。
苏秉琦先生据陶器类型，提出了东北两路的说法：“前者似是曾活动于西辽河与海河北京地带的人们（包括商人）所走过的路道……第二，在北方活动于燕山南北，后来成为燕国范围内鬲类的前期阶段，同商人的远祖似经历过相似道路。”
林沄先生对照殷商之前的中原和东北青铜兵器，发现两者类型并不相同。然在殷墟中，却以北方类型的兵器较具优势，其北方包含东北地区及跨到亚洲草原一带，其谓：“即使单就研究商文化本身而言，如无视商代北方系青铜器的存在，对商文化的青铜器也无法作出正确的理解。”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杨锡璋皆认为商族源于红山文化，而夏家店文化下层则是先王时代
。黄中业先生亦赞成此说：“分布在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考古发现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一个自北而南的趋势。这一自北往南的趋势，同商族入主中原的由北向南的渐次移动是相应的。”
晁福林和郭大顺取证于考古资料，也达成相似的结论
。曹定云先生经过甲骨卜辞和考古资料的相互参证，一方面提出商族发祥于北京地区
，另一方面则认为“商文化渊源于红山文化”
。
近来，朱彦民先生经过文献、考古、甲骨金文等各方面的分析，也赞成“东北说”。其结语谓：“商族起源于燕山南部的京津塘地区和渤海湾一带，在这里是商族初民最早的生活聚集地区。这个地区存在的河北龙山文化雪山类型应该就是先商文化的前身，即由商族初民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个文化的考古资料表明，商族最初是一个游牧民族，因此逐水草而居，游牧不定。正因为如此，商族才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断迁徙，逐渐南下。”
Gideon Shelach透过中国早期青铜文化遗址的比对，也认为东北夏家店方向是个商代最重要的文明来源
。此外，学界支持东北、河北说的，尚有胡厚宣、李业农、金景芳、翦伯赞、张博泉、蔺新建、王明阁、张渭莲等不少学者
。
李伯谦先生则认为，河北下七垣文化自北吸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自东吸收了岳石文化的影响，自西则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据而形成了商文明的基础
。下七垣文化的位置很特殊，正好处于往东、西、北方的交通要道上。新石器晚期、青铜时期的山西牧民文化经过太行山井陉山口（娘子关）传入河北，并与自辽西下来的农耕文化互动，进而往南流传。在此之南的壶关山口，清漳河、浊漳河也带来了太行山以西的文化元素，并在东方与岳石先民，在北方与夏家店先民互动，最终形成了安阳地区的本土文化。从陶器的类型来看，本土文化的成分自然占有优势。然而，在青铜时代的文化交流与扩展中，陶器类型自然较倾向平民化。青铜器的流动，已显示此地区与郑偃、东北的密切关系。
由上述可知，“东北说”在学术界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可是“东北说”也有明显的弱点：第一，它虽可说明殷墟文化的来源，却无法解释郑偃宫殿遗址的来历。针对这个问题，李伯谦、张渭莲提出从河北下七垣先到二里冈，再从二里冈绕回到殷墟的文化传播路线。然而，从自然环境以及与环境相应的生活方式来看，我们完全无法理解造成这种弯曲路径的理由何在。第二，殷墟考古的很多现象，尚未见于殷商之前的辽河、漳河、黄河流域文化中。
曾有少数学者认为，商文化起源于东南江浙地带的良渚文化
。此说也不是毫无根据，殷墟礼器中明显有习自江浙文明的痕迹，但把江浙视为殷商发源地却仍嫌武断。
就上述六种说法而论，虽然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解决全部问题，并对殷商文明的所有特色提出圆满的解释，却也各有言之成理的证据基础。笔者认为，或许上述说法都反映了一部分事实，但也有同样的盲点，即将殷商看作由单一族群发展出来的文明。实际上，殷商是相当多元复杂的文明，不同地区的青铜文化，到了殷商时期逐渐融合成文明大国的形态。
笔者认为，从新石器晚期到殷商之前时代（大约公元前3500—前1500年间），在当今中国境内陆续形成了一些小、中型国家。例如西北地区传家门、皇娘娘台、柳湾；山西陶寺、垣曲龙王崖中层；中原平粮台、大河村四期以上、后冈、二里头、二里冈；东北至河北牛河梁、东山嘴、夏家店、刘家河；江南良渚、马桥、凌家滩、尉迟寺、大溪、屈家岭、石家河、龙马宝墩；鲁南花厅、山东大汶口上层、龙山等等各地遗址，其显示出的人口密度、经济与文化生活、社会阶层、宫殿或庙宇的建筑痕迹、酋长或领袖的大墓、令牌形的礼器、类似文字的符号刻纹等等，均符合古国存在的情况与特征。而以上所举，仅是目前已发现古国遗址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这些城邦或国家中，有些彼此同族，关系可能比较密切，即便是异族之间，也有明显的来往。我们以前只用考古学“遗址”以及同类遗址的“文化”概念来解读所见的现象，可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遗址代表古代人群的社会聚落。这些社会有自己的制度、人群的阶层关系，有贵族、祭司、君主，有祭礼与政权中心。文献中没有留下这些国家或城邦的名称。五帝、尧舜等传说也无法用以描述这段史前的情况。传世神话可能与这些古国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但已难知其关联如何，尤其不同族群的城址数量往往超过神话中的记载。我们无法听到这些不同族群古国的传说，也没有源自这些国家的文献流传下来。但考古显示，距今5500—4000年以来，不同地方文化，或早或晚，都逐步进入了古国时代。
直至距今4000年前后，有些古国在冲突之中开始合并、分裂。可是在殷商之前，恐怕尚未形成一个大型的集权国家。从中原到京津的范围中，发现了许多人口集中、宫殿建筑发达的前殷商时期遗址。到了殷墟时期，这些遗址规模普遍缩小，反映其人口变少。笔者认为，这显示出早期政治、文化中心四处分立的状况，逐渐演化成单一的统治中心。
在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时期，同时存在着几个文化相近的同族、异族国或城邦，东北夏家店地区则有另一族群建立的小国及城邦，西北、南方、江浙东南、四川等地也有许多不同族群的小、中型国家。当时这些分布在中原、东北、南方等地区的国家或属地，彼此间可能发生战争、交易或存有各种经济、文化来往。但在殷商时期，部分东北、河北、鲁北以及中原的小、中型国家被合并，或成为殷商的属国。殷商王族占领了数个小国，毁灭其政治中心，或通过联盟、联姻的方式加以并吞，建立起集权国家。再往后两百年，殷商国家的结构即以殷墟为中心，所以在其体系内的偏远地区，人口才会变少，经济与文化也较落后。直至殷商末期，这些地区才渐有起色，到了周朝时，更有了新的发展。
透过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殷商时期之前仍有一些大的地域性差异。直至殷商统治者建立了集权国家，殷商大国的文化，才清晰表现出其多元性的渊源。殷商遗址中还可见到这些具备不同地区属性的遗物。这就说明了殷墟文化属多元文明的事实，中原、西北、东北、鲁北、江浙、江南等前商文化皆参与了“殷商文明”的形成。但显然殷商文明还不足以网罗天下，因为在同一时期的周遭地区里，尚存有其他文明或国家（如三星堆等）。尽管如此，殷墟文明已涵盖了几种原来独立存在的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中原和东北文化。考古学家经常强调，殷商之前有几个不同的文化体系，诸如中原郑偃、东北夏家店、鲁北岳石、河北下七垣等
，此外还有长江的良渚马桥、吴城、石家河等文化，这些都是构成殷商文明的渊源之一。
唯有此种理解，才能解决单一来源说的矛盾。也才能解释殷商文明的资料为何如此丰富多元，代表信仰的礼器也呈现出多元混合的现象。例如，中原和东北是殷商文明最重要的两个成分，以时间脉络观之，中原与东北、河北在殷商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往来。这些地区都有许多同样的青铜礼器出土；只不过就陶制用器和青铜兵器来看，两种文化类型仍不一致，建城的方式、结构和宫殿建筑都完全不同（中原是土城、东北是石城），墓葬的结构、生活方式亦不相同。就礼器而言，除了相同的部分，两地也各有许多独自出现的特殊礼器。故纯以殷商之前的时代论之，这两种文化之间实看不出有传承的关系。直至殷墟时期，这两种文化才彼此结合，形成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型文明。以二里头、二里冈、中原地区文化来看，东北是外族的文化；若从殷商文化的景况来看，则东北和中原都是先祖文化。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殷墟在许多具代表性的层面，来自东北的传承性胜过了其与中原的关系。此外，还可以在殷墟文明中观察到鲁南、江浙等文化的成分。从陶器和普遍用品、平民生活来看，则以李伯谦和张渭莲所强调的下七垣文化成分较高，这应是殷商文明落脚于河北平原的证明
。
殷墟遗址的墓葬方式也出现各种观念纷呈的状况。包括殷商王族在内，遗址中许多墓主采取头朝北方或北偏东方的状态下葬，约占所有墓葬的42％—45％，为比例最高者。另外，头朝南方的约接近30％，向东的有15％，向西占13％左右。除了仰身葬之外，还发现有俯身、侧身、屈肢等不同的埋葬方法
。单一族群的小国，通常会有固定的丧葬传统，殷商以前的小国，墓葬基本上都有规律性，例如多数墓主的头向一致，或贵族为仰身直肢、平民为侧身屈肢等。然而殷商遗址中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墓葬方式，这也代表着当时社会的多元性。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殷商所并吞的地区，虽仍以其本族的墓葬方式为主，但亦可见有不同型式的墓葬。说明殷商之前各种文化亦非完全相同，唯其多元程度还不如殷商大国。
因此，“商族的起源”本身就不是妥当的命题。殷商是由几个不同的文化、族群共同塑造的多元文明，并没有单一纯粹的“商族”存在。发现殷商文明的多元性，使我们在讨论殷商民族渊源时，必须将问题分成两个层次：其一是构成殷商文明的族群，其二才是统治殷商的王族。
在讨论殷商王族的属性前，必须先了解“商”概念的涵义。殷墟甲骨文把自己的国家称之为“商”，但如果以殷商为标准来观察殷商之前的古城，既无法显示与殷商类似的多元为一体的面貌，也没有许多殷商的代表性成分。从考古来观察，殷商之前的中原、河北、鲁北、东北各有独立国体的存在；而在殷商时期，除了有几个国体结合成新的殷商大国外，也形成共同的制度、礼仪、整体化的信仰观念、文字记录，具备了上古帝国文明的内涵及外形。因此，虽然殷商之前的青铜文明与殷商有传承关系，但两者仍有非常关键的差异性存在。前者似由几个各自独立的古国文化组成，虽然彼此来往，却互不统属；而后者是已经整体成形的古文明集权大国（或许可谓“上古帝国”）。在实际的考古现场，也足以看出殷商之前和殷商的系统性差异。
可是与历史纪录对照，殷墟只能符合盘庚之后的商朝情况，故被命名为晚商。至于盘庚之前的“早商”（或分为早、中商），则今日所有研究论文、教科书、考古报告，都将二里冈时期郑州、偃师的城址称为早中商时期的“商城”，或称郑、偃城为早商都，而洹北城称中商都（二里冈古城在上层后期虽然没有废毁迹象，但不知何故，学者们认为它已失去都城的地位）。无论如何，郑偃两座古城，都被视为殷商之前早中商时期的“商城”，盘庚之前的商王居处。但与此同时，已有部分考古学者提出，郑偃“商城”与殷墟“商城”之间的差异性过大。下文中，笔者将简略地列出郑偃和殷商的几项重要区别。据此可知这两区遗址确实是出自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文明。
许多学者透过陶器、金属器、玉器、建筑的比较，认为郑偃和殷墟应属连续性的文明发展。如张光直所言：“把河南龙山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郑州商城文化和安阳殷墟文化排成一列，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的两种性质，一是一线的相承，二是逐步的演变。”
不可否认，两者之间确实具有相当明显的传承和发展关系；但另一方面，照目前所见的考古资料，两者间仍存在着很多关键性、代表性的差异。
第一，根据张渭莲的统计，除了小屯宫殿遗址之外，在殷墟遗址中的兵器数量明显超越礼器。兵器在殷商青铜器中占有数量优势，却仅占郑偃青铜器不到15％的比例。在郑偃遗址中，反倒是礼器占了80％以上
。殷墟出土兵器的数量，以比例来看超过郑偃遗址数倍，这说明在殷商的历史阶段中，军事活动益趋重要
。
就工具和兵器的类型、比例分析，郑偃古城时期的中原居民平时从事农耕，在发生战争时，就起而抵抗其他国家或外来民族的攻击。但殷墟时期遗址的现况，可以明显地发现当时已有一群人专门从事游战，而这群以军事为业者，正是殷商的王族。这说明殷商时期有专职军事的特殊贵族阶级，殷商之前则看不出有这类贵族存在的迹象。
第二，殷墟出土的兵器类型涵盖中原、东北地区的兵器特色，也有很多草原兵器的类型，这些草原兵器（包括陕北榆林绥德墕头村的出土文物）并未见于郑偃遗址，而出现在辽冀和殷墟（图一），这代表草原兵器传播的路线并非经过黄河流域、陕豫流传下来，而是经过蒙古草原（崔璇先生已指出，从新石器到周代之前，黄河北游河套地区与燕山之间有密切来往
），或贝加尔湖黑龙江草原一带，从东北流传到中国（笔者认为，林沄先生指出殷墟兵器与东北及亚洲草原兵器的传承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李亨求先生也搜集了很多相关资料
，对此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这说明，殷墟不但是传承中原和东北文化的重镇，而且势力范围广大，不似殷商之前仅限于邻近中小型国家间的局部冲突，其参与的战争规模甚至远达千里之外。
图一 1.妇好墓出土兽首刀；2.河北之东北角青龙抄道沟出土兽首刀；3.陕西榆林绥德墕头村出土兽首刀；4—5.东西伯利亚与后贝加尔地区通见的锥形杖（bulawa）；6.妇好墓出土锥形杖；7.青龙抄道沟出土的小刀；8.殷墟出土的小刀；9.内蒙古出土的铜镜；10.妇好墓出土的铜镜。
第三，作为统一大国，在其势力统治的偏僻地区中，生活水平较贫穷，况且殷商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战乱区经济上难有发展，人口自然会流动到邻近较稳定而富有的地区，故偏远区的人口变少，文化渐趋落后，这是不断征伐方国、不发展边远地区的单一都城专制大国的特征。
上述这三点说明，以殷商之前的城邦与殷商相比，两者在社会规模、生活方式、贵族活动等方面均不一致。
就礼器来说，殷墟的器形比郑偃城址丰富得多，除了殷商之前各地所见的器型之外，还发现有全新的礼器，且常常有全新器物出现，如2011年初殷墟发现有贞人名字的铜章，这也属于殷墟最早出现的青铜器类型。
殷商礼器纹饰的造型也非常多元化。基本上，郑偃所有造型都以夔龙为母题
，这代表本地文化的崇拜对象。殷墟礼器依然以龙为主题，可是除了中原的夔龙，还出现了很多东北红山文化类型的龙形。此外，殷墟时期的龙，造型中经常蕴含着羊、牛、象、犀牛、鹿、猪、凤、鸮、鹰等其他禽兽的特征，也经常有独立成形的牛头、羊头、象头、鹰头等出现。例如殷墟1004号大墓的两件著名的方鼎：其一内壁刻鹿图，而外壁的纹饰将鹿首容纳于饕餮构图，左右有夔龙和凤的造型；其二内壁刻牛图，而外壁的饕餮有牛角，左右也有夔龙和凤的造型（图二；三）
，来源不同的多类神兽联合为一个丰富构图。这代表当时已有多元化的崇拜对象。
图二殷墟1004号大墓的鹿方鼎。
图三殷墟1004号大墓的牛方鼎。
这说明原本崇尚神龙的中原文化，吸纳了其他族群对别种神兽的崇拜，在想象力的激荡下，创造出各种混合的神奇造型。从这些造型里，我们可以分辨出郑偃地区遗址的夔龙，也能发现东北红山类型的勾龙，说明殷商文明兼纳了这两种崇拜对象。此外又有红山类型的鸮、东夷的凤，以及其他混合的形状，这说明殷商文明同时也吸收了东方和东南的文化信仰。常出现的羊头造型，反映出殷商文明里的游牧文化成分；大象、猪和犀牛则代表江南文化的成分。总之，当时来自不同地区和文化的崇拜对象，都在殷墟礼器里被结合成多元性的神奇造型。
混合性的造型取代了独特崇拜对象的造型，这涉及革命性的信仰变动。崇拜独特对象的文明，不会随意混用外族崇拜对象。几种崇拜对象合为一体，代表数个古国在合并的同时，亦有意联合各自的信仰、同化各地的崇拜对象。其次，这也显示上古信仰及神权的弱化。兼容多元且开始进行整体化的国家统治者，似乎并不强迫各地接受王族原有的信仰，反而认同自己国家各地的信仰，将不同地区的礼仪及崇拜合并成同一信仰制度。
图四 西北冈1001号大墓随葬坑出土大理石虎神像。
除了常见的陶制、玉制、铜制礼器之外，殷墟常见以大理石制造的大型礼器。殷商大理石礼器的形状接近其他殷商礼器，但是体积庞大，常见于殷商王族的宫殿和坟墓遗址中（图四；一一三；一一四：2）。
从殷墟以来，河南、河北出现了原来没有的新神兽崇拜。除了上述神兽之外，老虎在殷商礼器上几乎与龙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境内，老虎的造型极少见于殷商之前的文化中（此问题下文将专门讨论）。更重要的是，这些老虎造型出现的地方，以殷商王族的遗址为主。这说明老虎对殷商王族而言，可能是具有特殊崇拜意义的造型（图四）。牛角的造型也极少见于殷商之前的礼器上，虽然牛骨并不少见，但未有崇拜牛的根据，只有在殷墟遗址中牛的神格化才很明确（图三）。中华文明崇拜牛的渊源，或许滥觞于此。
殷墟首见大型特殊的王冢。殷商之前，未见有“亚”、“甲”、“中”字形的广大王冢。这种墓葬结构，商周均可见之，但首见于殷墟。这说明，“亚”、“甲”、“中”形的王冢结构源自殷商文明。
至于小型墓的埋葬方式，据张渭莲的统计，郑偃墓中有腰坑的比例偏低（偃师城址6.3％，郑州城址13.4％，台西遗址25％），而殷商则占全部墓葬的一半；郑偃墓中有殉狗的比例为12％，而殷商墓中则占到40％。此外，“二里冈文化的埋葬习俗中有在墓底铺朱砂，随葬涂朱圆陶片的习俗，在晚商没有看到”
。
殉人和用人祭神的传统已见于新石器晚期的遗址，然而殷商之前实在没有以成十成百个人殉葬的规模。据张渭莲统计，具有殉人的郑偃墓葬，约占全部被发掘“墓葬总数的3％左右，与晚商时期的比例基本相同”
。这代表两个时期上层阶级所占的人口比例相近，但殷商的殉人和人牲数量超过殷商之前数倍之多。
二里冈遗址也有用人祭祀的痕迹，祭祀遗址里，兽骨之外也有人骨，但数量不大，一般只有一人骨架，人骨最多的祭祀遗址是二里冈下层二期C9.1H111祭祀遗址，里面发现有两位成年人和六位小孩，另有八具猪和两具狗的骨架，但这些埋葬分四层，表达四次祭礼的活动；二里冈上层也都是单人祭祀坑，极少数还有四具人骨架
。
殷墟殉葬人与人骨祭祀坑非常普遍，骨架数量也很大，此外颇关键的是，目前可确定的人殉和人牲斩首礼，最早应是发生在殷墟时代。虽然新石器晚期的遗址中已有人骨祭祀坑，但所用人牲数量远不及殷墟，而且殷商有专门的人头祭祀坑，这是在殷商之前遗址里未曾被发现的。人牲的数量表示战事的规模，而以斩首的方式杀害人殉和人牲，则显示殷商文化已建立了其独特的国家祭礼和祭法。
殷墟祭祀坑中的人头骨分属多元族群，其中不仅包括东亚、北亚、南亚三种蒙古人种，也有太平洋黑人种、高加索白人种、爱斯基摩人种等等
。郑偃墓葬則未曾见此类情况，这说明殷商所接触的地域范围相当广远，不仅国力强大，在民族属性上，可能还接触、甚至包含许多自远地而来的人种。
直到殷墟建都后，中国境内才出现了使用马和马车（以猎车及战车为主）的技术，并有随葬性的车马坑出土。目前的考古研究显示，殷商之前中原民族可能没见过马匹，最早的驾马技术则首见于殷墟二期，约为武丁时代（图九九；一〇〇；一〇六：2）
。
从殷墟建都以来，殷商发展出完整的文字系统。有关文字发明，《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补充：“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
虽是神话传说，但这些记载反映出“文字发明必定源自天极，是神圣伟大事业”的传统观念。据考古发现，在甲骨文之前，中国各地的成熟文化都有一些刻文符号，即出现在陶制礼器上的陶文或刻在玉器上的符号。然而其与甲骨文也没有直接而确切的传承关系。中国之有明确的文字传承，最早仍只能上推至殷商甲骨、金文为止。因此据现有资料，系统性的文字发明也是殷商的伟大突破之一，而非所谓“早中商”
。既然历来传承的文字源于殷商，研究汉字的渊源，自然离不开殷商文明的形成问题。
从地理位置来看，郑偃到殷墟的路线，并不符合文明变迁及发展的趋势。郑偃的地理位置、土质、气候等环境条件，都比殷墟更适合农耕。从考古上看，古代东北人的生活方式乃兼采农牧渔猎维生的综合性文化。东北可行农业的区域有限，且气候和土质条件均差，若单事农业，生活恐无以为继。因此对当时居住在东北的人来说，无论是河北平原或殷墟一带的环境都不算难以适应，何况南方的气候还比东北温暖。
但对于习惯更温暖、肥沃土地的农耕文化来说，河北平原显然不是理想的移居地点。因此自新石器中期以来，从东北向京津、中原地区流动的民族有很多，但反向北上的却从未有之。中原民族不愿意离开黄河中游，往土质不良的黄河下游或河北平原移动是可以理解的。换言之，从东北经河北向中原南下是自然的人类迁徙方向，从黄河中游迁都到河北却不符合当时国家发展的需求。我们很难想象，在没有遭到强大敌人攻击的情况下，一个大国的统治者会将都邑从郑州迁移到安阳这样的贫穷之地。假若这个国家是从东北地区一路南下，最终建都于殷墟，那么在逻辑上是比较能说通的。
况且在殷墟建都，基本上不像农耕民族的作法，也看不出有在黄河中游长期生活过的经验。如果他们从东北下来后，先到郑偃地区，并定居黄河中游数代之久，那么他们会投入农耕的生活（郑偃遗址就是如此），若没有被更强的族群攻击，这群人不太可能主动迁移到土质偏差的殷墟。这些地理上的因素，实际上已足以否定殷商王族从郑偃迁居到殷墟的推测。所以郑偃城址的统治者和殷商的殷墟王族，恐怕不能视为同一个王室的延续，两个遗址也不宜视为同一王朝的先后国都。对此问题，笔者在以下的篇幅中会陆续补证。
综言之，上述十项差异性已足以阐明殷墟的文化内涵、族群成分、社会性质、国家结构、祭礼体系、信仰的综合性，其特征与所谓的“早中商”时代皆有不同，也应以不同的历史阶段视之。若“早中商”文化被称作“商”，而“晚商”被命名为“殷”，则“商”是“殷”文明的主要基础及成分之一，却非同一个王朝的历史，也不能视为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实，从《殷本纪》所谓商朝统一天下长达七、八百年来看，这件事就值得存疑，毕竟如此长久的王朝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
更谨慎而言，殷商王族自称为“商”，所以目前所谓的“早中商”只能当作时间概念，相当殷商先王活动的时代，而我们所见的邦国遗址的国名不称为“商”，因此本文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改名为“郑邑”、“偃邑”。从殷墟上层贵族遗址来看，我们目前所看到“早中商”遗址都不符合殷墟上层贵族遗址的类型。虽然殷墟王室无疑是盘庚以后的商王，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盘庚以前商先王的遗址，包括洹北城遗址也没有多少足以代表殷商的考古特征，不能视为殷墟的先期。也就是说，我们尚未见到成汤等先王的居住遗址，或事实上的盘庚先祖统治早中商的邦国遗址。
因此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殷商之前中原青铜时期的古国究竟是何种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