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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早的历史萌芽开始，神话和史实便一直并存。夸大先祖的成就，隐讳其过失，乃是古代修史者的基本心态和习惯做法。此外，记录者所处时代的正统意识，促使其将古代事迹塑造为符合后世政权的说法，这种重新理解和叙述历史的需求，导致古史多次遭到修改。这些修改的动机，最常见的是以帝国的意识形态来构成历史概念，秦、汉时期编造出以天下为一体的历史，建立神话化的一元史便是如此。致使今日先秦史的研究一直位于神话与史实之间，甚至考古资料的解释迄今亦离不开汉帝国建立神话化历史的脉络。
在中国的考古学兴盛之前，信古和疑古学派相互否认彼此的观点。近几十年的考古成就，证明商王国的存在，又发现了很多更古老的文明遗存，因此已无人怀疑中国为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但今日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方法，只是借用考古资料补证文献的记载，依然使用传世文献中的五帝、三代的角度来理解古史，以五帝、三代等概念来判断考古遗址的属性。
文献内容涉及记录者的观点，其透露的信息不仅有局限，而且又经过记录者的筛选以符合帝国的意识形态，因而历史记述必然掺杂撰写者的观点。而在繁杂多元的历史战场上，一切留下来的历史概念往往是由胜利者建构，其中也就必然掺杂了立足于胜者观点的意识形态，甚至原先历史的真相亦因此被窜改。胜利者撰写历史文献时，为给后人留下自己理想中的历史样貌，便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忽略他人的成就，甚或窃取他人的功绩。此外，天下帝国的意识形态，强调政权的绝对正统性，亦必然批判和否定各种分裂政权的论述。
现存文献所载的许多商周时期传说，均在东周以来才见载于文字。战国秦汉的文人依据这些口传及零散的记录来了解早期历史的脉络，从而编辑史书。早期的史书如《竹书纪年》、《史记》等等，均有其根据；从某种角度来看，也表达了古代的实况。但文献阐释的重点在于其立场、角度甚至目的。所记录的故事，既然起源于某族群的主观历史，就必定有所隐藏，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反映出客观事实，而且故事在历代口耳流传中又经过无数次变化，从而产生新的意义。笔录者必然以自己的背景和理解，影响这些故事的形貌。所以文献是一种密码，而各种因素被一并隐藏在密码中。解读文献是从每一条线索逐一尝试解开线团的过程，而且只有第一手考古史料才能提供这些线索。笔者主张，除仔细分析考古资料外，也应注意文献的记载，这不是从文献的角度来判断考古所述，而是从考古的事实重新审视文献内容，尽量分离文献中的事实来源以及记录者的各种角度、目标，尝试从文献所述了解其意图中的隐藏事项。
历史本身往往是多元的，尤其对时空范围宽广的商周文明而言，不可能有那么一贯的三朝王室历史。现存的文字记录始自殷商，更早或其他地区的文字并没有留传下来，即使脱离汉代编辑者的角度，最早的记载也只是基于殷周角度所写的。我们无法听到当时其他族群的声音，不知道他们如何看待殷周政权，部分地区甚至可能与殷周毫无关系，但在周人的文献中，都将这些地区视为周天子的领土。因此，文献记载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夏商周“三代史”，但实际上商周考古呈现出的，却是复杂多元的上古社会样貌。
再者，从目前我们只能见到西周晚期以来的历史记录来看，当时文人可能只对本国历史有所理解，或只想彰显本国的成就。这些社会、历史观念始终离不开政治，而政治需求不断与时俱变，国家对历史的描述和评价也不断更新。西周晚期以来，官府史官记载君室大事，同时把口耳相传的昔日故事逐步记录成“文本”。这些描述昔日情况的文本，不仅保留了部分史实信息，也代表历史记录成文时代对昔日的理解，以及当时撰写文本的目的（包括当时政治需求或意识形态的角度）。
坦白说，经过口耳传承后才被记录下来的古史，早已变成“神话化的历史概念”，最后又成为“历史化的神话”，这代表了文化中对古史神秘化、神圣化的理解，即超越性的“神史”理想。文献记录虽非凭空而来，但无法代表事实，而是表达“天下正统”的概念。此概念虽然源自周，但实际上成形于汉代，一元史观最符合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在没有考古资料前，我们也只能从汉帝国所认定的文献，寻找多元史的线索。只有近百年的考古发展，才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早期历史的原貌。
可惜的是，从文献角度解读考古资料的主流方法，无助于理解上古史实，反而重新形成了许多古史神话。很多学者不将文献中的神话当作譬喻性的描述，而是直接按字面理解，并试图由此寻找神农族，黄帝族，夏、商、周族等踪迹；也有的以五帝、三代概念判断出土遗址，重新以神话化解读这些第一手史料。
例如，二里头古城遗址发现后，学界立刻将之称为“夏禹之都”，用考古资料来补释文献中的神话。后来在很多地方发现了类似的文化遗存，学者们依此得出结论：夏确实是一个领土广大的王朝。今日小学生都知道，二里头是夏都，但二里头与夏禹神话连接的根据是什么？只是因为二里头发掘很早，当时尚不知道有其他早期城址，信古学派根据和疑古派的论争，以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将二里头命名为夏王朝遗址。
二里头宫殿区的发现，确实为疑古与信古的争论提供资料，证明商王朝以前已有古国文化，这已毋庸置疑。但是发现了年代相当于传说中夏朝的古城，并不等于发现夏城本身。考古学界陆续发现青铜早期的许多古国，传说中的地名也提供了不少线索。研究历史或考古的人们都知道，二里头与夏的联结颇有疑问，但此一学术上的神话已经形成，且广泛流传。而后，在偃师又发现一座古城，年代符合传说的成汤时期，于是学界就立即下结论：偃师古城一定是“商城”，且最可能是成汤的西亳。附近又发现同时期的郑州古城，也被定为“商城”，甚至不去思考一个统治者有两座商王国都城的矛盾。后来在湖北、湖南都发现有同样的青铜器遗址，就以郑偃政权中心为前提，将青铜文明当作商人的指标，又形成了新的神话：成汤时期的商人已掌握两湖。商人已掌握江河平原，后来不知何故，又从资源丰富的江河平原跑到远北的殷墟，再从殷墟重新派军争夺南土。这种历史解释实在太矛盾！
几十年前因考古资料太少，无法看出中国古代文明的面貌。但今日状况已有很大不同，虽然所发现的遗址还不到原有规模的十分之一，但已足以让我们尝试将其系统化。希望理解史实者，先脱离汉代前后所建构的神话，从各种角度详细地考释地下材料，关注一切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数据，且在时空脉络中彼此对照，寻找发展规律。当然，文献不是凭空而来，在某种程度也代表部分史实，但只有通过地下材料认识史实之后，才可以反思文献所反映的角度，解读其中的密码。
本文拟运用不同的史料，从各种角度观察夏商周神话所隐藏及未予记录的史实。笔者着重于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将出土资料和传世史料相互对照，重新思考早期国家形成的历程。
上编“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由考古事实探求中国集权政体的形成，包括殷商之前的中国以及殷商建国的情形，并分析殷商王族的属性，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
中编“政权承前启后：殷周王室的关系”，从考古与传世文献探讨商周王室和两国历史阶段之间的关系。
下编“商周文献中历史观念形成脉络考”，则着重讨论古代历史观念的形成脉络。
因资料缺散，笔者能力有限，本文或许多少有错误。但笔者认为，上古史研究务必要脱离传世文献的“神话化历史”以及远古“历史化神话”阶段，应从实际的出土文物观察入手，探其本源。今日的考古成果，已足以进行初步总结，并以之重新观察、思考中国上古史。希望将来的考古发现，能为本文的初步推测提供更新的补充或修改资料，也希望本文能够促使学界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取得更进一步的突破。也许，几十年后的考古发掘，能够在许多方面推翻笔者今日的观察。“神话化的历史”有一个“好处”：它不会改变，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固定了正统的一元古史，如果我们随之起舞，对上古史的认识也不会出现变化。如果通过出土文物来认识古代社会，尽管新的考古发现会完全推翻我们的理解，而且其中必然会受到许多局限，甚至误解，但这才是真正的求知途径。因此，我们期待将来还有新的考古发现，并有后继的历史研究者依地下资料重新撰写中国上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