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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统一体。人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全面发展，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形态“现实的个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现实的个人”的三大发展形态，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总结“现实的个人”的社会规定性，进而探索未来社会中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基本前景。
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大形态中，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自由独立，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血缘家族、地域国家等的依附关系组成一定的社会群体，这种具有一定依附关系的社会群体构成了社会变化发展的主体，成为那个发展阶段的“现实的个人”的具体形态。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
。这就是说，以往社会历史的种种固定的依赖关系，都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解体，人开始实现了自身独立化、经济个体化和精神主体化，但是这种独立却以对物的依赖为前提，人的物化和物的人格化是这一社会形态中的两个最显著的特征，这一阶段的“现实的个人”深深打上了“物”的烙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这一阶段“现实的个人”面临的重大任务：“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以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来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
即使在当代，如何实现对偶然性和关系的超越，实现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仍然是“现实的个人”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为第三大形态创造了客观条件，所以不能完全否定人对物的依赖这一阶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使人局部化和畸形发展的同时，也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各种现实的条件：“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
但这是一种自发的社会行为，真正实现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必须超越这一社会制度。这里，马克思主义不是依靠西部牛仔式的个人奋斗，不是通过纯粹道德呼吁，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貌似革命的哲学批判之上，而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基本途径，通过改造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实现这一目标。所以说，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依靠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改造，必须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实践活动才可能真正实现。
社会主义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提出现实可能性和制度保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为了彻底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社会主义就是“自由人联合体”初级形态，人们获得了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和机会。当然，由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比，还存在着差别，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人们服从分工的情形还没有消失。在社会主义结成“自由人联合体”的人们，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会得到彻底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顶层设计，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建设思想。但是，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些总体构想。因为理论设计不可能完全替代实践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社会建设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