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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代人都会死亡，人可以一代一代地更换，可只要社会形态没有发生更替，属于这一社会形态的规律就仍然在起作用。这里一个重大区别是，历史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可追求的结果并不直接取决于每个人的主观追求，而是集体合力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而不是作为人的资产者的规律。资产阶级同样受这个规律支配。资产阶级可以换代，可以破产，可以出现新的资产者，但资本主义社会规律照样会发挥作用。人可以换代，但规律依旧。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不断换届，资产阶级人员构成可以变化，但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秘密所在。说社会规律是社会的规律，不是说社会规律与人无关。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人类的实践，因此，社会规律是在人类实践中形成又必须通过人类实践来实现的规律。但是人类实践成败与否、实践的正效应与负效应，取决于人类实践活动是否符合规律，而不是相反。这仿佛是悖论。为什么如此？因为人类实践活动直接创造的是对象化产品，而不会创造规律。规律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规律，规律的载体是以物质为中介的一种必然的不断重复的本质联系。它在实践中形成又具有不由实践者任意支配的客观特性。
为什么会产生社会没有规律的看法呢？因为社会规律是大周期规律，是大尺度规律，而自然规律是铁的规律，是每时每刻都起作用的规律。往上抛苹果，每次都往下掉，抛任何东西都是如此，没有例外。社会领域的规律似乎不是铁的规律，而是有弹性的，人似乎可以任意妄为，在一定时期感受不到规律的作用，这是因为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作用的方式不同。社会规律是大尺度规律，它起作用的时间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例如，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和建设，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其中还可能存在反复，至于世界性的转变，其历程更为漫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也是如此，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往往要经过很多年才能逐步形成，例如，在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完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经历了很长时间。社会主义更是如此，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不断调整所有制结构，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规律不同，它立竿见影，对每个自然现象都不例外，自然规律支配每个同类的个体，而社会规律只能在过程中发生作用。
社会历史规律这个长时段的特点，往往容易使人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由于时段长，人们容易否认社会历史发展有规律。因为在这个长时段中，有许多偶然性，许许多多无法预测的事件的出现使人看不到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实际上，规律就是通过无数偶然的事件起作用的。第二，由于历史发展的反复，例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从而怀疑社会主义的两个必然性。我们没有想到，社会发展是个过程，社会矛盾从开始萌芽、发展、激化到解决是一个过程，因而规律作用的实现也必然是个过程。无论当政者如何清明，当社会矛盾积累到无法解决时，社会革命都会到来。我说过，社会规律是算总账的而不是算细账的。一个社会的统治者的每一次倒行逆施、专横压迫，似乎都无碍于统治，可积累到官逼民反时，危机也就到来了。
历经100多年中国才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变仍未结束。年鉴派历史学家勃罗代尔提出从长时段观念认识马克思经久不衰的力量和秘密，没有长时段观念，就没有历史观念，也就很难发现社会规律，只能就事论事。
波普之所以反对历史规律，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长时段观念。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独一无二的个别现象，而观察一种独一无二的事件的过程，无法检验一种普遍的规律。所以他明确地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不可能有什么规律。如果把历史事件看成孤立的无关的现象，当然无法发现规律；如果从历史长时段看，把历史事件看成彼此联系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在历史事件的彼此联系中，呈现的是历史之流，而不是孤立的事件。从每一个事件来看，它似乎是偶然的，但无数偶然事件中贯穿着一种历史必然性。片段中呈现的偶然事件，在历史过程中体现一种必然性。规律只能存在于过程之中，而不存在于某一独立的事件中。我们承认社会发展规律，但不否认社会领域中偶然性、选择性的重要作用。承认社会规律必然承认社会中的因果律，不能因为重视偶然性、选择性而从社会领域中排除因果性观念。
历史学不只是关于过去发生过什么事的记载，同时也应该包括对原因的探索，从中发现历史规律，并得出有益于后人如何行动的经验教训。因此，历史学不只是叙述，同时也必须是解释，叙述是事实的陈述，而解释则是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解。
因果性是自然界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联系。自然界的因果性虽然遭到不可知论者的怀疑，被认为只是前后相继，并非因果，可是人们只要通过实践创造相同的原因就可以制造相同的结果，证明自然界存在因果制约性。反正除了少数哲学家，自然科学没有不承认因果关系的。不承认，自然科学就无法进行研究。
社会现象中因果关系比较复杂，但也是相互联系的一种方式。往往多种原因形成一种结果，或者一种原因可以造成多种结果。不过不管如何复杂，社会现象是不可能没有原因的。因果联系是理解社会现象如何产生、为何产生的一种基本理论和方法。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肯定有原因。至于原因是什么，当然要分析、要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社会和自然一样，没有无缘无故发生的事，都有原因可寻。研究因果关系应该是历史观的一个重大问题。不能追问原因、不能解释原因的历史学是毫无意义的，也没有必要。
因果关系不等于必然性。有原因不等于必然如此，因为可以有必然的原因，也可以有偶然的原因。一个人发生车祸，肯定有原因，但不一定是必然的。绝大多数车祸是偶然性造成的，是可以避免的。而必然性因果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例如，陈胜、吴广因遇雨失期当斩从而举行起义，遇雨是偶然的原因，可以遇雨也可以不遇雨，因此陈胜、吴广当时的起义可发生也可不发生，但农民革命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必然性。
对任何因果关系的考察都是对两种现象之间关系的考察，因此，因果关系是针对特定结果的关系，而不能是无限联系中的一连串关系。在一连串关系中无法追问因果，因为无限因果关系就化作事物的普遍联系。从普遍联系着眼，就是无限联系的链条，根本弄不清因果关系，因为它们互为因果。所以因果关系必须是对具体事件而言的。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原因，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如此等等。因果关系在主体意识中往往表现为问题。没有问题、不提出问题，就无法分析因果关系。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历史理论不包括因果解释，问题是什么样的因果论。有神学论的因果论，神是最终原因；有道德因果论，道德善恶是报应的原因；有天命论的因果论，天意是最终原因。这些因果论都是无法证实的。古人说，“天意从来高难问”。谁知道天命、天意、神意呢？它们无非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命定论的变形而已。
马克思不是历史目的论者，社会形态更替不存在目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因果论者，承认事物的因果关系。社会形态的转变是自然历史过程。而实现这一转变的是历史中行动的人，人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实现历史的无意识的要求。当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有剩余，利用人力来劳动比杀死俘虏更有利时，奴隶制便逐渐产生了。同理，当封建社会末期，货币地租取代劳役地租，利用货币作为工业和商业资本的收益远远超过耕种土地时，资本主义社会便逐渐产生了。因为这种转变涉及利益所以往往会通过革命或战争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不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而实现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受损害和压迫的人们的要求。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提供了实现这种转变的可能性，而实现这种转变的是人，现实的人，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不是在原始社会就有的要求，也不是人的本性的要求，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文明高度发展提供的可能性，促使理论家们提出了这种要求，把客观可能性变为自觉的理论意识。所以社会发展蕴含着发展到另一种更高形态的可能性和趋势，而由于这种可能性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某一个集团或阶级来说有利，从而使这一集团或阶级成为实现这一转变的主体。所以社会形态的更替不包含历史自身的目的，而是在一种社会形态末期，在自发地孕育着新的因素中包含着产生新社会形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由于符合与它相联系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变为现实，因此目的是人的活动动因。当人的目的介入社会发展自然过程时，就把社会发展无目的的因果性与人的活动的目的性结合在一起。可以说，社会自身是母亲，而人的活动，即革命与变革是助产士，两者结合才产生新婴儿。因此，对社会形态的更替应该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而不排除目的论的解释，当把人的活动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进行考虑时，就必然会充分意识到人的目的活动的能动意义。
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的确是规律，那为什么生产力迅速发展，要求突破旧生产关系，从而发生了革命；而中国生产力不迅速发展，也发生了革命？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规律吗？我们对马克思关于当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时革命就会到来的理解，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马克思主要是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可以有各种表现，往往是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关系变为迅速发展的生产力的桎梏；可是也有相反的情况，不是生产力迅速发展要求改变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萎缩，民生凋敝，表现为官逼民反，人民不起来革命，就无法活命。中国之所以发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不是因为生产力迅速发展，而是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生产力不发展，民生多艰，没有出路。不革命，只能灭亡。中国革命是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革命。这两种情况与马克思的理论并不矛盾。因为马克思说，一切历史冲突都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生产力迅速发展要求突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萎缩要求改变生产关系本质上一样，都是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是表现方式不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发生革命，而俄国和中国却发生革命。原因就在于俄国和中国的旧生产关系及建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呈现萎缩状态。尽管生产力水平不高，但旧生产关系仍然没有可容纳发展的空间。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在革命以后，仍然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因为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不可能依靠低下的生产力来巩固和发展的。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必须与生产关系相适合的规律在起作用。如果生产力长期落后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得到巩固和发展。这就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也是中国实行改革的原因。
如果历史有规律，那为什么历史事件不能预测？历史事件是不可能预测的，但对历史发展趋势和前景是可以有科学分析的。历史事件是尚未发生的事件，它的特性是具体性，任何具体的东西都是无法预测的，预测的也只是可能性。而可能性往往是两种可能，即可能和不可能，而不是必然发生的预测。
史学是研究已经发生的事和人的活动的科学。它的功能是叙述事实和理解事实，而不是预测未来。历史唯物主义是对普遍规律的探求，而不是追求未卜先知。不能说过去如何，现在必然如何，现在如何，未来必然如何，因为条件是变化的，偶然因素是多样的。用所谓“蝴蝶效应”来观察历史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通过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而理解现在，对判断未来有帮助。这不是对具体历史事件必然性的预测，而是对发展趋势的一种预测。具体事件无法预测。但我们根据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政治和军事发展历史，可以判断它向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因为向外扩张是资本主义的特性，特别是资本主义兴起与军国主义结合的日本更是如此。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算命卜卦，它不可能预测日本侵略中国具体在哪一天、以什么方式发生，但日本的侵略意图和它的野心是可以预测的，因为这表现在它的社会制度的本质和已经发生的一连串行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