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有许多关于历史的重要论断，如“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弄明白历史怎样走来、又怎样走下去，从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等等。这些关于历史的重要论断，都是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为前提的。历史如果没有客观性，只是主观的历史书写，那一切历史书都是空话，一切历史著作都应该付之一炬，或仅仅归为文学创作，供人作为小说阅读消遣。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 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合力的结果。但历史一经创造出来，就由主体的活动变成客观事实。历史是尝然而不是未然，是既成事实而不是等待书写的文本。历史不可选择、不可假设、不可改变。

对历史的客观性，马克思有非常精辟的分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无可选择性就是历史的客观性。也正因为历史是客观的，其中包含着人类实践积累的经验、教训和历史的规律，因此历史才能成为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清醒剂，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只有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中国传统史学倡导的“以史为镜”才有根据。也正因为历史是客观的，因而只要弄清了中国5 000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弄清了中国是如何走过来的，我们就能找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据。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历史方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判断，都是基于中国5 000年文明史、中国近代和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史、改革开放的历史，尤其是以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成就为依据的。十九大报告立足现实、总结历史、展望未来，贯穿其中的是承认历史客观性的分析方法。

历史是客观的，可是在历史的研究中，历史的客观性变成了间接性。历史研究者面对的是种种历史资料，包括文字的、文物的、地上的、地下的，这是历史的残迹，而不可能是面对历史自身。这是历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成为坚持历史科学性的绊脚石。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赫留下的一本未完成的著作名为《为历史学辩护》。这本书是针对历史有什么用、历史学存在的理由而写的。历史学需要为自己的存在合理性而辩护。他发表了为历史学合理性辩护极富感情的话：“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为什么他要为历史学辩护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历史学面临的历史客观性和历史认识的间接性矛盾，大大削弱了历史学的可信度。他说：“历史学家绝对不可能直接观察到他所研究的事实。没有一个埃及学家看到过拉美西斯，没有一个研究拿破仑战争的专家听到过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炮声。我们只能通过目击者的记录来叙述以往的史实。”

其实，这个困难是历史研究的普遍困难。我们研究秦汉史，谁也没见过秦始皇，没有见过楚汉之争，没有见过汉武帝，没有见过吴楚七国之乱。总之，凡是历史事实都不是当代历史研究者能亲见的。如毛泽东面对银装素裹的如画江山，也只能追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永远面对的是现实的存在，只能面对历史远去的背影。历史研究只能是间接性的，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如此。只要是历史，就表明研究者不可能直接面对当时的现实，即使是现代史、当代史的研究也都是如此。历史研究者永远不可能是历史的“在场者”，而是“缺位者”。回忆录严格说不是研究历史的著作，而是亲历者提供的历史资料。

历史研究处于一种困境中，这种困境“就如同警官要力图重构犯罪现场一样，又好像一位卧病在床的物理学家，只能通过实验师的报告来了解实验的结果。总之，与现在的了解相反，对过去的了解必然是‘间接’的” 。因此，布洛赫提出历史学需要为自己的存在辩护，辩护它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它的科学性、它的价值和功能等等一系列对历史学性命攸关的问题。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历史客观性何以可能、如何解决历史客观性与历史研究间接性的矛盾问题。

历史唯心主义不存在这个矛盾，因为它不会为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所困扰，而只承认支配历史的观念和思想的主体性。它认为历史的本质并非历史自身的客观性和历史自身的规律性，而是支配历史的观念和思想的至上性，所谓客观历史只不过是观念和思想的投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是理性主宰世界，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种最高形态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现。世界历史只是舞台，一个绝对观念实现自身的舞台。黑格尔用理念来解释历史，解释世界历史为什么从东方开始，经过希腊、罗马，再到普鲁士。他也用世界理性或绝对精神来解释英雄人物，认为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的目的中有世界精神的目的。他正是以这种观点说拿破仑拥有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这样，所谓主客体二分法的矛盾被融化于绝对观念之中。历史主体对历史的认识是一，而非二，历史是绝对观念的体现，而对历史的认识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可究竟什么是绝对观念，估计黑格尔自己也说不明白。恩格斯曾揶揄说，“绝对观念——它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 。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 。既然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被思考的支配历史的思想而不是历史客观性自身，历史事实客观性就被一笔勾销了。从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宣扬的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关于历史的本质和历史认识是绝对观念自我认识的影子，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不过一为客观唯心主义，一为主观唯心主义，它们都是马克思批判的，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当然，黑格尔和柯林武德都对历史理论有独特的贡献。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只是他为构建绝对真理体系而找到的一块巨大奠基石，他在绝对观念外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在历史中，再返回自身这样一个圆圈式运动的构想中，发表了许多深刻的、有价值的思想。他的关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和具体分析历史问题的极强的历史感，都是对历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柯林武德反对实证主义，反对剪刀加糨糊的史学，强调历史事件中贯穿着思想，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对象，而是包含着对历史进程中思想的看法，对于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但就反对历史客观性来说，他们的基本立足点都是错误的。他们的深刻的历史智慧被建立在否定历史客观性的唯心主义基础之上。

什么是历史事实？历史有事实吗？历史哲学不断追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哲学、很吓人，但如果我们换个方式提问就没有那么神秘：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客观的吗？我们是生活在梦中还是真实地生活着？如果我们不是那位梦蝶的庄周，或是被“唯一的存在是自我”的观点醉晕，我们都会毫无怀疑地说，我们生活的现实是客观的现实，我们面对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实地在发生着的。其实，历史并不神秘，当前的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而当前的所谓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实。如果承认现实的客观性，承认自己生活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就应该合乎逻辑地承认历史的客观性，承认未来现实的客观性。客观性贯穿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现实生活之中。

当然，历史和历史研究不同，历史研究所追求的不是历史无限事实的客观性，而是与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的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历史研究即历史书写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判断史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与所研究的问题密不可分。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对呈现为历史问题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用来说明自己研究的历史问题的史实材料是否真实，属于科学研究的水平问题，而不是历史有无事实的问题。恩格斯曾说过，对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多年时间。因为搜集、考辨、证实史实的真实性是个过程，是个逐渐接近事实的过程。逐渐接近事实真相的过程，是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许多重大历史真相的揭示，往往不是借助一个人的力量，而是需要历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甚至是无数代学人的努力。历史研究者之所以能以毕生精力，以水滴石穿、锲而不舍的精神从事历史研究，当然是以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为立足点的，否则，就变成了水中捞月、镜中取花的历史研究，试问：哪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会去干这种傻事呢？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看，历史书写的科学性是以历史曾经发生的事实为依据的。真实反映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求真的目的。历史书写中的所谓史实可以伪造，但历史不能伪造。凡是伪造的材料最后都会被揭穿，因为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伪造的材料终究会在历史研究中被揭露。墨写的谎言不可能改变铁的事实。没有假的历史本身，只有假的历史书写.2014年7月7日，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对“什么是历史事实？”的争论，可以说是历史哲学的偏好。中国是历史学最发达的国家，从《春秋》《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到各个王朝为前朝所修的历史，史书数量不计其数。在西方，有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希腊史》、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及当代英国的《剑桥中国史》等不少历史著作。尽管在历史编写中历史学者会存在对某条史实材料真实性的争论，会就以何种方式选择最可靠的材料展开争论，但我相信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是不相信历史有事实而研究和编写历史书的。除了自觉的历史伪造者，没有根本不相信历史真实性而从事历史写作的学者。正如知道是假钞而乐于接受和使用的人一样，历史伪造者不过是个骗子。如果是这样，这种人就不能被称为历史学者，而是怀有政治目的的历史伪造者。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这种冒牌的所谓历史学者，包括某些历史虚无主义者。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的客观性，但并不认为历史研究可以达到历史的绝对的真实性，而是把追求信史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而且，主张历史客观性，也不是倡导历史实证主义，只是强调让事实说话。历史不是客观事实的堆积，能说话的是人，是人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事实本身在说话。用事实说话的人，必然会用一定的观点来应用这些事实材料。因此历史与哲学是不可分的。哲学与历史研究分离而陷于纯思辨是以往历史哲学的致命缺陷。历史是哲学家和划时代哲学思维的发源地，而哲学是观察历史和正确书写历史的思维核心和灵魂。旧的历史哲学往往离开历史而从外面提供历史研究必须遵守的抽象原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判过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历史观。而真正的历史学家是实践的历史学家，即从事历史研究而不是沉迷于对抽象历史哲学命题的争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洛赫把自己比喻为“手艺人”。学习历史，就像学习木工，要经过帮工这个阶段，通过实实在在地从事历史研究而不是通过思辨成为历史学家。通过纯粹思辨你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根基不稳的历史哲学家，但绝对成不了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确实需要从事专门的历史研究，需要占有材料，需要有历史研究的专门技术，但历史学家的水平绝不是用熟练或是笨拙的工匠式的水平来区分的。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它的确有不同于别的科学的专门的技艺即专门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学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历史观，历史学不可能排斥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恢复了历史与哲学的正常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新历史观的创始者，又是最重视历史研究的学者。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阐述得更清楚，“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 。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历史与哲学的完美结合。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历史研究中产生的，又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只要读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研究的笔记就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名的历史著作，是这两者结合的卓越范例。历史学的科学化水平与历史观的性质不可分，历史观决定了对历史资料的采信和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历史学家不是手艺人而是科学家，他在处理历史材料时无可避免地要面对一系列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习近平告诫我们，要重视对中国历史、中共党史、中国国史的研究。在研究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WInMS2YzRe6EW04/p+JpLF2G1XvQSOEUy0AjvKv+K8dRHkuKoR6nlLpOBR2susV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