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并对它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转变中的作用、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意义予以高度评价。他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他证明：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来，历史唯物主义正是由于它严格的科学性和代表全世界劳动者的利益，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显示出了不可抗拒的说服力。这一点，任何有良知的学者都不能否认。

由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成果《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历史学的巨大影响，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没有唯心主义史学家任意挑选来作为标准的“诸如自由、个性、民族和宗教等乱糟糟的主观主义概念”。甚至鼓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也不敢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内容，把“重建”定位在对已有理论的重组上。他说，“复兴似乎意味着对一种在此期间已被人们所抛弃了的传统的更新。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复兴。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 。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19世纪的产生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的凯歌行进和下半叶的跌宕起伏，现在已进入了它自产生后的第三个世纪.21世纪是社会发展更为迅速也更为复杂多变的世纪。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新格局，对于如何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如何观察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观察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才能科学地回答。人本主义历史观、文明冲突论的文化史观、“历史终结论”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历史观、趋同论，或两种制度永久共存论的折中主义的历史观，都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依据它们进行研究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如果不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眼光，摈弃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就无法理解经济全球化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内在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人类历史向世界史的转变和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所必然具有的资本扩张趋势的论断，为我们观察当今的全球化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和方法。

20世纪下半叶的科学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诞生后缓慢的、延续很久的资本扩张本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展开。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就不可能有全球性的资源配置、信息交流、贸易和经济合作。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不可分的。因此，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组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是当今世界终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的时代了。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同样要力图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来发展自己。发展是时代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富国与穷国，以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在处理经济矛盾时，各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主要是政府必然要参与，这表现为各个国家都制定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如果一笔勾销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就会在观察世界局势中陷于困境。

不能由经济全球化推出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政治与文化的理论，但实际上是离开了阶级分析方法的抽象推论。经济全球化并非经济一体化。因为各个国家的所有制性质、政权性质和体制，以及文化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的民族性都是不同的。在仍然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具体的，它构成了一个国家现存的社会形态。全世界不可能有统一的经济基础，也不可能有统一的上层建筑。所谓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和作用是有限定的。因此，经济可以全球化，但政治应该是多极化，文化也应该是多样化。尽管经济全球化也会影响政治，例如，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确立要求的政治上的民主和法治，经济全球化中文化交流的加速和便捷，有利于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并带来某些文化现象的相似性，但这并不等于一体化。这不违背经济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决定论原则。因为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各国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同国家都是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上层建筑的，并由此确定对本国有利的政策。

我们也应该以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终结论”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完美制度，不存在社会基本矛盾为依据的。事实上，当今社会的现实并不能证明私有制的优越性。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外，基本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能有几个？绝大多数国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没有表现出其优越性，它们的发展速度远远比不上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即使是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也同样存在贫困、两极对立及种种困扰它们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社会基本矛盾，而不单纯是所谓文化危机，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才能为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当年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相适应；晚年他虽然承认两者有矛盾，但认识得也很不彻底，因而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到后来处于上层建筑核心地位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不是通过加强社会主义的改革来调整矛盾，而是通过自己错误的路线和政策来激化矛盾。他们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推行私有化，结果导致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非常典型地表现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规律。如果上层建筑中处于执政党地位的苏联共产党能够通过正确的路线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协调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那么苏联的解体并非是必然的。但事实是它们之间的矛盾尖锐到了使生产力停滞和人民生活贫困的地步，如此，原有制度的崩溃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取得的硕果。早在1957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伟大成就。邓小平同志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并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前进。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以人民为中心，改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各种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是一条通过正确处理社会基本矛盾使社会主义不断自我完善的道路。 x6ElUjX1eVPN/ZKpskj1gLfajZxJXfR5Qbdm7EO104pfLWNSC3Jv/xPGV7DdLM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