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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载于《联共布党史》中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缺点，苏联以斯大林的著作为范本的教科书有缺点，这是无可讳言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本写于80多年前的哲学教科书没有可批评、可补充、可发展之处，倒是难以理解的。恩格斯说过，后人批评我们的错误，会比我们批评前人的错误还要多。这是真正充满智慧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的论断。但是我们在评论斯大林和苏联哲学教科书时，如果不能区分其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什么是局限于历史条件的不充分甚至是错误的论述，将它们一并横扫，必然会导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否定。
何谓传统的唯物史观？人们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在西方，有些理论家把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的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人本主义的历史观，而把恩格斯的历史观称为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并认为后者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背离和伪造且后者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这就是大家熟悉的所谓“两个马克思”，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问题。苏联解体以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以及中国哲学教科书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都被视为传统的历史观。实际上，在西方一些学者心目中，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以及苏联和中国的哲学教科书中的历史观，都是与恩格斯的历史观一脉相承的传统的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它与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不同的。所以才有回到马克思的问题，才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问题。在我国理论界，这种激烈的、极端的意见很少，但对教科书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述有不同意见的并不少。其中有的意见是合理的。例如，社会生活的主体性问题，实践在历史观中的地位问题，社会规律起作用的机制和实现方式问题，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活动选择性的关系问题，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就有待深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根据当代实践经验和科学研究的新成就来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都是必要的。
如果问题只是涉及哲学教科书的缺点，那么它本来无须争论。可如果在批评所谓传统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时，完全否定哲学教科书中阐述的社会规律，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都是纯思辨范畴，根本不存在，这就不是如何看待教科书的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关系到如何理解甚至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问题。所谓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缺点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因为否定上述规律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颠覆。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发现，正在于他们发现了包括上述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在内的社会发展规律。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穷尽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但如果没有上述一些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会变为毫无内容的空壳。如果否定上述规律，所谓回归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历史观，也只能被视为虚晃一枪的空话。
同样，我们不能盲目推崇西方某些哲学思潮特别是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人学空场”的指责，而应该对问题的实质进行分析。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中，人和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很好的论述，这是教科书的缺陷，但不能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没有对人的问题予以重视。相反，马克思主义实现历史观变革的目标是追求人类解放，它的立足点是对现实的人和人类的实践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科学估计。当我们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中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强调“‘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创造历史的“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可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要成为科学的理论，仅仅停留于对“人”的关注上是不够的，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这连维科都知道。他在名为《新科学》的传世之作中就说过，历史是人创造的，因此人能认识历史。可以说，从文艺复兴起就逐步开始了从神学历史观到人本主义历史观的转变，开始了从神创造历史到人创造历史学说的过渡。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把人本主义历史观作为立足点，把核心的、抽象的人变为现实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停留在人的意识、动机和个人行为的层面，而是通过人的活动并在人的活动中发现历史规律。这就叫作走向历史的深处。
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要研究人，但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归结为人学。按照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生存哲学、生命哲学来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驴唇不对马嘴。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使命是推翻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通过对人与人的活动的研究深入到对历史规律的揭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伟大发现不是重复西方人道主义所谓人的发现，而是对社会规律和现实人的作用的发现。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内容不能离开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规律。很显然，如果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停留于人的观念和动机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张扬所谓“人的发现”和“人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也只能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最多是返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本主义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