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实践唯物主义”的主张者，似乎反对的只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他们特别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哲学史证明，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者可以是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者；而自然观上的唯心主义者，在历史观上必然是唯心主义的。如果一个哲学家否定世界的物质性，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又怎么可能期待他在历史观上产生和坚持唯物主义观点呢？因为不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排除人与自然的实际的客观的关系，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无立足之地。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称为“历史的发源地”，明确指出，“ 从 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就不可能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 。而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是确立人与自然关系实在性的前提。如果没有一个客观自然作为前进一步的基础，在历史观领域就永远无法跨越唯心主义的栅栏。

如果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物质性和规律性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在历史观上我们就只能重新回到所谓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因为已经没有前进的基础了。请读者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由自然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前进”，而不是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运用”。从唯物主义发展史来说，只能是由自然观逐步前进到历史观。由唯物主义自然观前进到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迈出这决定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人类哲学思维经历了2 000多年的积累和储备。这可不是推广和运用能做到的。它是对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想成果进行艰巨繁重研究的硕果。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在历史观上实现这个伟大变革，必须首先在哲学上摆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如果在自然观上仍然保持青年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思想，或费尔巴哈关于自然的直观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观领域中的变革是不可能发生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可能从天而降。历史唯物主义需要有一个承认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的观点作为前进的基础和攀登历史观高峰的阶梯。尽管这个“基础”和“阶梯”开始并不完备，但必须有。

人、人的本质、人性等等问题，在文学、美学、艺术、伦理、政治等几乎各种人文社会科学中都有影响，但它们从根本上说是哲学问题，属于历史观问题。不同的历史观对人、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人道主义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西方启蒙学者人本主义思想的进步性，也不否认人道主义的价值，但我们并不能因此重新回到呼唤抽象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路上。马克思主义需要人道主义，但是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依据的人道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因为它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考察人、人的本质和人性等问题的，并为人类发现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条件和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历史上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而是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被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能被称为人本主义历史观或人道主义历史观，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用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用人的本质解释历史，也不是用我们都是“人”之类的抽象说法来掩盖社会的阶级对立和利益对立，用人道主义来否定革命的必要性，而是把人道主义作为变化的、具有不同内涵的历史范畴，并把它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也是人道主义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从属于人道主义。

这看起来似乎只是前缀和后缀不同，区别不大，其实并不如此。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定性，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整体，而人道主义是其中的重要原理和价值属性。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被称为唯物主义，正在于它把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作为全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科学地理解人、人的本质、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的主体作用，才能懂得如何通过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改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理想，而不会重犯把人看成抽象的“类”，抽象地宣扬“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种自作多情的理论错误。

或许有人会说，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所以一切取决于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的确，现实的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但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究竟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并不取决于参与活动的人的意志和愿望，而是有其自身的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用几近公理的方式论述了这些规律。虽然这个论述没有涉及反作用的问题，但它奠定了马克思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只有与马克思的这个序言相对照，才能真正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的实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所揭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

时下有一个流行观点，有些学者把人类哲学思想发展说成是由神本主义到物本主义再到人本主义。这是黑格尔三段式的抽象运用，是从头脑中拍出的虚构的哲学发展图式。什么是物本主义？在物本主义的用语下，这类学者完全混淆了哲学与非哲学的界限。他们把唯物主义称为物本主义，以此来贬低唯物主义，抹杀关于世界物质性和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些人类智慧和经验结晶的宝贵哲学遗产，同时也掩盖了旧唯物主义的哲学性缺陷，混淆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区别；甚至把拜金主义、商品拜物主义，把当代最坏的物质主义和人类一切肮脏、卑鄙、贪婪行为都归为物本主义，借以贬损唯物主义。因此，唯物主义是不能简单地被称为物本主义的，因为唯物主义所说的“唯物”，与物本主义名称制造者所说的“唯物”不是一回事。什么是人本主义？只要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就都能被归为人本主义，不管它是什么时代的人本主义、什么样的历史观主导下的人本主义，如基督教的人本主义、神学人本主义、抽象人性论的人本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界限都可以存而不论。在物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概念掩盖下，各种真实的哲学路线和实际内容都化为一缕青烟。这算什么哲学思维。把全部哲学发展史放在自制的物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对立的大锅里，熬出来的是无法辨认的哲学糊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指导下实践的历史。在当代中国，涉及马克思哲学基本原则的是非之争，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既重视辩证唯物主义也重视历史唯物主义，把它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最为重视实践。把实践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立起来，完全是蛰居书斋的学者们的主观臆想。

在当代中国，讨论“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决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实践历程和丰富经验。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可能这样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打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是在书斋里、在文本里讨论哲学。我可以断言，他们那种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否定世界物质性和客观辩证运动规律的哲学，无论是在革命实践中、在科学研究中，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没有立足之地，只能停留在这些哲学家的书本上、讲坛上，成为论坛哲学、讲坛哲学，而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并且这些观点因为时代发展，在西方也已经风光不再。在现实生活中，不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不承认世界的辩证运动和运动规律，即不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片面地强调主体，强调“实践”，强调一种没有对象的对象化活动，强调“人化”，强调可以无视自然界优先地位、无视人应该遵循自然界规律的所谓人化。在当代生态恶化、自然界如此强烈的反抗下，这种人化肯定寸步难行。不承认对象客观性的“对象化活动”，拒斥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内容，实践范畴就只是徒有其名的空壳。

至于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列为同一阵营，认为他们是反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是对马克思本人哲学的背离者，等等，都为历史事实所驳斥。由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由于背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苏联解冻文学之后出现的抽象人道主义像潮水般泛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支配党的领导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成为最终葬送十月革命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一直毫不动摇地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取得了伟大胜利。相反，他们所说的那种摒弃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种没有指导过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实践，也不能指导实践的“主义”，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所谓“实践唯物主义”。

可以断言，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就不能正确理解人与世界的唯物辩证法关系，无视世界观的客观本性和它的辩证运动规律的观点，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如果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以所谓“实践唯物主义”来诠释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肯定是变质的，是唯意志主义的别名。 Mw8a3eHF90phsepz7leltCe7K75Hs3fpCy+HDfJw6S1GKb5LoGU2A+MIE0Fi/J3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