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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之前并没有茶税，随着茶叶生产与贸易的发展，国家开始颁布各种法令以从茶叶经济中获取财政收入。茶政与茶法成为国家垄断茶叶利益的一种手段。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库紧缩，政府以“诏征天下茶税，十取其一”为令，征税后，发现税额巨大，遂将茶税这一临时措施改为“定制”，与盐、铁并为主要税种之一，并相继设立“盐茶道”“盐铁使”等官职。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盐铁转运使裴休制定了“茶法”12条，严禁私自贩卖茶叶，使茶税丝毫不漏。
茶税发展到宋代，更加严厉，即“三税法”“四税法”“贴射法”“见钱法”等。过分严厉的茶税甚至成为茶叶生产的一大障碍，曾引起诸多茶农起义。
榷茶，即茶叶的专营专卖。它开始于唐代中期，但真正施行“榷茶制”，则开始于北宋初期。北宋末期，“榷茶制”改为“茶引制”。官府让茶商先到“榷货务”缴纳“茶引税”（茶叶专卖税），购买“茶引”，凭引到园户处购买定量茶叶，再送到当地官办“合同场”查验，并加封印后，茶商按规定数量、时间、地点出售。
所谓贡茶，即产茶地向皇室进贡专用茶。初唐时，各地以名茶作为贡品。随着皇室饮茶范围扩大，贡茶数量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官营督造专门从事贡茶生产的“贡茶院”，首先在浙江长兴和江苏宜兴出现。
到了宋代，茶道大盛，“茶宴”“斗茶”大行其道，尤其是宋徽宗赵佶，嗜茶至深，亲撰《大观茶论》，因此，宋代贡茶比唐代时有更大发展。
明清时期，贡茶制继续施行，贡茶产地进一步扩大，四川蒙顶甘露、杭州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安徽老竹大方都被当朝皇上钦定为“御茶”。
茶马互市是指在我国西南（四川、云南）茶叶产地和靠近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制定“茶马法”，专司以茶易马的职能，目的在于通过内地茶叶来控制边区少数民族，强化对他们的统治。这就是“以茶治边”的由来。但在客观上，茶马互市也促进了我国民族经济的交流与发展。
所谓贡茶，即产茶地向皇室进贡专用茶。唐代时有专门从事贡茶生产的“贡茶院”，最早在浙江长兴和江苏宜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