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区域，现代汉语又称地域。历史学视野中的区域社会，一般来说，是从地理学、文化学和行政学等诸多层面，综合考虑若干相关要素，即以地理环境、民族、文化、语言、行政区划等方面为依据，来划分和界定区域社会的。按照我们的理解，区域社会就是建立在一定的地理条件基础上的、具有其独特文化和风土民情特征的、相对独立的地域性社会体系。因此，每个区域社会都具有自成系统的、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语言、风俗、经济和政治的结构，以及建立在上述结构基础之上的区域的共同传统。

“浙江”这个地名的内涵，同样具有地理学、行政学和区域社会学等诸多层面的意义。从地理学的维度来说，浙江既是水系之名，又是地方政区之名。作为水系名之浙江，即钱塘江，其地域范围涵盖整个钱塘江及其上游的新安江流域；作为政区名之浙江，唐代开始设置浙江东道、浙江西道。浙江东道领有越、衢、婺、温、台、明、处七州，浙江西道辖境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及浙江新安江以北地区。浙江成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始于元明之际，即公元1366年，朱元璋攻占杭州，设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简称浙江行省。从此，浙江作为一个省级政区，其辖境大致相沿至今。现代的浙江，是中国的一个省、一个地方行政区，浙江省是现今中国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中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其地理空间涵盖了钱塘江流域及其周边的瓯江、椒江和姚江、甬江等流域。从区域社会学的维度，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浙江是中国的一个区域社会，一个在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方面均极有特色的区域社会，浙江音乐史也就是中国一个特定区域的音乐历史。

浙江作为一个省级地方行政区，历史短暂，不过六百三十多年。但是，浙江大地作为中国的一个区域社会或中华文明的一个地方区系，早在浙江建省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在数千年间发展出了独具地域特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追寻浙江历史的源流，最早可延伸至距今约十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的“建德人”，他们在今浙江建德一带，开辟草莱，揭开浙江历史的序幕。为了生存、繁衍，他们不得不与荒芜、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从中体现出的灼灼智慧、开创精神、团结力量以及勤劳勇敢的品质因子，是浙江文化传统的滥觞。同时，有关他们的神话与传说也正是各种艺术活动的发芽与开端，浙江音乐的文化因子从这里开始传播。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辗过，到了新石器时代，浙江境内先后出现浦江“上山文化”、嵊州“小黄山文化”、萧山“跨湖桥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余杭“良渚文化”等。21世纪初，北京大学文博院对上山遗址夹炭陶标本进行年代测定，表明该遗址的年代距今约一万年，是中国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将浙江文明史在河姆渡文化七千年历史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三千年。遗址共出土石器及陶器千余件，在夹炭陶片的表面，发现较多的稻壳印痕和大量的稻壳、稻叶、稻米遗存，是长江下游地区迄今最早的稻作遗存。上山遗址下层以大口盆、平底盆、双耳罐为典型代表的陶器群，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以往发现的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代表了一种新发现的、更为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2005年，在浙江省嵊州市小黄山发现了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存，进一步证明上山下层文化类型不是孤立的。两处遗址位于浙江西南部山区和浙东地区过渡的丘陵、河谷地带，同属于一种新颖的地域文化。浙江萧山跨湖桥文化距今八千年左右，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了以釜、钵、圆足盘、罐为代表的陶器群，它所在的萧山湘湖地区与余姚河姆渡文化只有百里之遥，但两处文化偏偏没有传承关系，其中出土的陶器，甚至比晚了一千年的河姆渡更为先进。河姆渡遗址则出土有大量石、骨、木、陶质的生产工具，有成堆的谷粒、稻秆和稻叶等水稻遗存，还有骨哨、陶埙等乐器。考古人员还发现河姆渡人当时居住的是“干栏式”房屋建筑，采用了较复杂的卯榫结构。可以想见，聪敏的河姆渡人早在七千年前就在浙江这片土地上过上了自给自足、自娱自乐的惬意生活。随着考古不断发现，稍晚于河姆渡时代，在今嘉兴马家浜、吴兴钱三漾、余杭良渚等地，也有原始人类生活的遗址遗物。这些遗址约计二百多处，遍及了舟山群岛、浙西山区、温瑞平原、杭嘉湖平原等浙江东西南北各地。有些遗址遗物，如良渚遗址出土的各类玉器，其工艺水平已有相当高的程度，充分证明了远古时期的浙江已是遍布聚落、人文活跃的地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有规律的生产与作息，物质上的迫切需要有所缓解，而长期的劳作实践以及相对的空闲生活使得他们萌发了最初的精神享受需要，表现在外的就是对视觉效果（如各种石器、玉器），以及听觉效果（如各种声音）的艺术化加工，前者造就了工艺艺术，后者开创了音乐艺术。

从以渔猎为生的“建德人”开始，到以稻作农业为主的新石器时代，历经五万六千年左右，其间虽遭受多次海侵等严重自然灾害，但浙江文明的曙光仍生生不息，照亮并延续了千世万代。最先沐浴这份曙光的是继良渚文化之后一千年左右的于越人，有文字记载的浙江历史也始于此，如产生于秦汉时期的两部著作——《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就记载了于越民族的历史文化。《史记·夏本纪》载：“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记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如今绍兴会稽山麓的大禹陵，传说是大禹的陵墓。《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到，夏后帝少康令其庶子无余守护大禹的陵寝，既而成为于越部落的首领。关于于越民族的来源，还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本地区的土著居民，‘于越’族名的意义是于越人的图腾符号和他们所特有的稻作文化生产工具的融合，是于越稻作文化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文化特质。”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战胜了吴国，于越人足迹北踏山东琅琊；战国时浙江属楚；秦汉以来设郡县，浙江成为国家的一个区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汉至两晋，隶扬州。“浙江”这一行政区域名称最早出现在唐朝，唐设道，乾元（公元758－760）初分江南东道为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五代时，钱镠建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宋室南迁后，设临安（今杭州）为京都所在地，浙江分属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元设江浙行中书省；明初设浙江行中书省，浙江作为省名自此开始，后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清为行省；民国十六年（1927）实行省县二级制，设杭州市；1949年5月浙江解放，现行政区域分为杭州、嘉兴、湖州、金华、衢州、丽水、温州、绍兴、宁波、舟山、台州等十一个市（地区），全省以汉族人口居多，少数民族人口主要为畲族，也有少数回、满、苗等族。浙江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历史沿革、民俗语言、经济方式等，促成了其特有的文化特色。

浙江文化传统的形成历来是多元互补、兼收并蓄的结果，历史上各个时期均有体现。先秦时期的于越国虽然在地域上与中原地区相距较远，但她与邻国吴、楚两国却交往甚密，其中不乏民族间文化的交流。越与吴不仅互为近邻，还同属百越族群，有共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两地人的生活习性也都基本相似。但由于吴国地理上更接近中原，受周朝先进文化影响早而广泛，因此，春秋早期，吴的国力略胜于越。越几经沦为吴之附属国。待勾践即位，汲取富国经验，唯才是举，并能一面不耻为敌国君奴，俯首称臣，一面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最终打败吴国，迁都琅琊。吴越统一更加促进了文化融合。越与楚国文化相互影响也较深：越国的青铜冶炼、陶瓷工艺、农具建筑以及音乐歌舞等方面对楚国有影响；楚国的治国策略以及民俗等方面也对越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助勾践大败夫差的重臣范蠡、文种都是楚国人。他们为越王献计献策，授的都是楚国治国之道等。秦汉时期，中央几次将北民南迁于浙地，北方的文化也随之而来，与古越族文化相遇、交融，共同推进了浙江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变迁跌宕。北方战乱不断，南方相对稳定，局势所迫，大量北方人主动南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文化南移，给浙江带来的不仅有丰富的劳动力，还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使得浙江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跃而上，打破了长期以来政治、文化、经济重心在北方的格局。隋唐五代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南方与北方相比，政治环境更为稳定，尤其是五代时期的吴越国国公钱镠励精图志，对内施行保境安民的政策，社会安定，国库充裕，对外和平礼遇，免于五代时各国割据战乱。另有隋唐大运河的成功开凿，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这时期浙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有起飞势态。两宋时期，浙江已是国家首富之地，有先进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兴盛的商业，成为两宋国用主要供给地之一。南宋时，随着国都南迁临安（今杭州），政治中心也南移浙江，浙江无疑成为“文物之邦”。这时期，无论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艺术、学术等各方面，浙江都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

从音乐史学角度看，对在某个区域中长期以来由于其共有的、特殊的民族属性、风俗习惯、语言特征、文化背景、经济条件、生存方式等，所形成的音乐文化现象、音乐审美趣味、音乐品种，以及与音乐艺术相关的传播、传承、音乐家、音乐作品、音乐思想等的挖掘与探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一部浙江音乐史，就要对浙江音乐历史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音乐现象、乐器与器乐、宫廷与民间、乐律学和音乐文献、音乐作品与表演方式、场合范围、音乐家群体、个体音乐实践、音乐思想生成、发展与变迁作溯源探流；还应对音乐家相互之间的联系、音乐传播、传承过程中的相互借鉴、吸收、影响和补充进行挖掘开垦、钩沉耙梳；更需要从卷帙浩繁的音乐文献史料、音乐考古发现中搜集并整理出一个浙江音乐史的发展脉络。然而，区域社会和区域史意义上的浙江，其时空跨度均大大超越了政区意义上的浙江。浙江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民俗语言、经济方式等，促成了其特有的“轻细、婉转”的音乐文化特色，立足于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之林，有着广泛的影响。这部《浙江音乐史》就着眼于把浙江作为中国大历史的一个地域区系，把浙江音乐文化视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区域性的亚文化系统，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切入和立论，而不仅仅是编写一部省的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