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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唐皇朝发出了一道极为平常的人事任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唐朝对杭州地方长官的这次任命，对杭州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给了杭州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对杭州乃至两浙的市民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载：“白乐天之守杭州也，放浪湖山，耽昵声妓，新词艳曲，布浃郡中。”
图3-2 白居易
白居易，公元772年出生于河南新郑，字乐天，祖籍太原。5岁开始学诗，9岁就能辨音韵。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中进士，以后便在朝中做官，担任过秘书省校书郎、左拾遗（谏官）。对于杭州，白居易并不陌生。十一二岁时，曾随其父辗转来到江南，在漂泊中曾到过杭州。他在来杭州上任的路上，回忆着他印象中的杭州：“余杭乃名郡，郡郭临江汜，已想海门山，潮声来入耳……”
虽然是外放他乡，但毕竟是天高皇帝远，而且作为三品的刺史，一个地方的最高长官还是很有实权的，也能够有所作为。为了杭州的老百姓，白居易可谓尽心竭力。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时刻系念苍生，“鳏悍心所念，简牍手自操”，为杭州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古时，与一个地方的发展和老百姓生活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水利，地处江南的杭州更是如此。白居易在深入调查、了解杭州的气候条件之后，心中有了底：“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于是，把兴修水利作为他任内的一件大事。那时，由于旱灾，农田干涸，可钱塘县的县官却不肯把西湖水放出去灌溉农田，说放了水会影响湖中的鱼和菱。深知百姓疾苦，又以济世为己任的白居易听到这话就火了，他责问县官，鱼和百姓的生命相比哪个重要？菱和稻米哪个重要？同时，白居易也暗自下了要在西湖里筑堤的决心。
筑钱塘湖堤是白居易的一项重要政绩。白居易来杭州时，西湖上原已筑有堤，但因年久失修，加上堤身较低，起不到天旱时蓄水灌溉、汛期时泄水防洪的作用。因此他亲自主持修建了一条拦湖大堤。这条大堤建成后，不仅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还促进了杭州交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据考证，如今西湖上的“白堤”并非当时白居易作的那条堤，但人们为了纪念白居易，还是愿意把现在西湖上的那条堤称为“白堤”。这种历史形成的误解体现着人民的情感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湖防完成后，为了说明筑堤的作用、灌溉方法，告诫后任刺史在使用这条堤时应注意的事项，白居易写了一篇《钱塘湖石纪》并刻石立于湖边。如今，白居易的这篇《钱塘湖石记》刻于杭州西湖北角圣塘闸照壁。
白居易还十分注重西湖的环境保护，保护西湖水面不受侵占。他作出规定：谁破坏了西湖的环境，就要受到惩罚，如果是穷人就罚他在西湖边上种树，是富人就罚他到西湖上去除葑草。由于白居易的努力，西湖及周围“湖葑尽拓，树木成荫”，更加秀丽。
地处钱塘江边的杭州，由于常受海潮的侵袭，古时土地的碱性很重，地下水不能饮用，淡水资源不足，居民饮水成为一个大问题。唐德宗时，杭州刺史李泌在杭州城内开凿六井，引西湖水入井，使居民有了淡水可以饮用。但到白居易任时，西湖与六井的通道已严重淤塞，于是白居易又带领杭州人民疏浚了输水通道和六井，使西湖清水又能长流杭城。对此，史书都有记载。《新唐书·白居易传》载“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西湖游览志》录：“白居易缵（继续）邺侯之绩而浚治之，民以为利。”乾隆《杭州府志》还记载，白居易把西湖水引入运河，使大运河与杭州城市相沟通，从而推进了杭州城市的发展。
这些为民办的实事，杭州人一直铭记至今。现在看来，杭州老百姓能记住白居易的原因，首先是他为杭州人民办的实事，然后才是他的诗词。
白居易的许多诗词，描写和反映了当时杭州的各方面情况，是我们现在了解唐朝杭州情况的很好的资料。《余杭形胜》中，展现出当时杭州的状况：
余杭形胜四方无，
州傍青山县枕湖。
绕郭荷花三十里，
拂城松树一千株。
在《杭州春望》中，白居易则更加形象地描绘出了杭州当时的情形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
望海楼明照曙霞，
护江堤白踏晴沙。
涛声夜入伍员庙，
柳色春藏苏小家。
红袖织绫夸柿蒂，
青旗沽酒趁梨花。
谁开湖寺西南路？
草绿裙腰一道斜。
诗中的高楼、长堤、丝织和酿酒业、繁华市井、名胜古迹，展现了一幅活生生的唐朝时期杭州人的生活画卷。
千百年来，西湖的美丽使多少文人学士魂牵梦萦、感慨万千、文思泉涌。西湖山水到处都留下了乐天先生的足迹和诗篇。西湖山水也因为有了他的诗篇而魅力四射，享誉中华。《钱塘湖春行》是白居易西湖诗词中比较有名的一首：
孤山寺北贾亭西，
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
绿杨阴里白沙堤。
春天的西湖激发着白居易的美感和诗情，时隔一年，白居易又写下了《春题湖上》：
湖上春来似画图，
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
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
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
一半勾留是此湖。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的两年间为杭州城作了不少贡献。同时，作为一位大诗人，白居易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卓越的才华，但他的音乐思想没有引起后世的足够重视。
音乐，这种撩拨情感的艺术，在白居易的生命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酷好音乐，能弹琴，与嵇康、陶潜一样终身与琴为伴，自言与琴“穷通行止相伴”（《琴茶》），又尝言“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画、歌舞者靡不观……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箧。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扬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往往乘兴……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卷，舁杆左右悬双酒壶，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兴尽而返”（《醉吟先生传》），可见其生活情趣与嵇康、陶潜相似。他每天早上有两件必做之事：一诵《经》，二弹琴。
小亭中何有？素琴对黄卷。
蕊珠诵数篇，《秋思》弹一遍。
从容朝课毕，方与客相见。
——《朝课》
晚坐拂琴尘，《秋思》弹一遍。
——《冬日早起闲咏》
早晚练琴，这完全是专业音乐家的习惯。这种对音乐执著的爱好，使他终身不管是出游、仕宦，还是闲居乃至病中，都离不开音乐。遨游时，他不忘带琴：
身兼妻子都三口，
鹤与琴书共一船。
——《留别微之》
为宦时，他不忘吟唱：
吟山歌水嘲风月，
便是三年官满时。
——《留题郡齐》
病入沉病时，他对音乐的浓厚兴趣仍未消减半分！
老慵难发遣，春病易滋生。
赖有弹琴女，时时听一声。
——《自问》
长庆三年，他在杭州刺史任上，尽管杭州风物秀丽，他仍弹琴不辍：
“净名居士经三卷，荣启先生琴一张。”
“移床就日檐间卧，卧咏闲诗侧枕琴。”
“除亲薄领外，多在琴书前。”
“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
“妻子在我前，琴书在我侧。”
“何以延宿客，夜酒与秋琴。”
白居易喜爱音乐，而且有深湛的修养。他对音乐不只是听听而已，还有自己的观点，往往以自己的音乐观去评价歌曲。他把音乐和礼教联系起来看，常常是礼乐并称。他说：“序人伦，安国家，莫先于礼；和人神，移风俗，莫尚于乐。二者所以业天地，参阴阳，废一不可也。”他认为作乐的目的，在于和人心，厚风俗。音乐的产生，决定于现实生活，不是人们可以作伪的。他之所以这样说，是有现实根据的。他认为：“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谓音声之道与政通矣。”《复乐古器古乐》他清晰地理解到，音乐不会是空中楼阁，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所以音乐受制于政治。故而他主张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如：“苟能审音与政通”（《法曲》）、“始知乐与时政通”（《华原磐》）。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倡音乐要以清越为上。当时有乐叟赵壁，善弹五弦琵琶，技艺超绝。居易亲耳听过，果然妙甚，但是居易亦不提倡。《秦中吟》中有一首《五弦》就是记述赵壁弹奏实况的：
清歌且罢唱，红袂亦停舞。
赵叟抱五弦，宛转当胸抚。
大声粗若散，飒飒风和雨；
小声细如绝，切切鬼神语。
又如鹊报喜，转作猿啼苦，
十指无定音，颠倒宫徵羽。
坐客闻此声，形神若无主。
行客闻此声，驻足不能举。
磋暖俗人耳，好今不好古。
所以绿窗琴，日日生尘土。
白居易在诗里肯定了赵壁弹得好，可是他认为弹得再好也不如琴。在《新乐府》里他又写了一首《五弦弹》，也是写赵壁弹五弦。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这篇诗小序：“五弦弹，恶郑之夺雅也。”
白居易在诗里借远方士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尔听五弦信为美，吾闻正始之音不如是。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庙歌。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淡节稀声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更从赵壁艺成来，二十五弦不如五。”
这里，白居易只是主张音乐要清淡，不要嘈杂喧嚣。他说过：“若君政和而平，人心安而乐，则虽援签俘击，野壤闻之者必融融泄泄矣！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困而怨，则虽撞大钟伐鸣鼓，闻之者适足惨惨戚戚矣。”他的态度是鲜明的，不主张“复乐古器古曲”，明确地提出：“臣故以为悄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
在音乐本身的表现上，白居易坚持声情并茂。著名的《向杨琼》诗云“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反映了诗人对表现感情的重视。这类诗句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四弦千遍语，一曲万重情”“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正像他所总结的“感人心者，莫先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人热烈肯定并喜爱能够表现情感的演唱、演奏，这在他的诗集中不胜枚举。
关于音乐的功能问题，白居易把音乐和政治直接而紧密地联系起来，强调乐与政通。“音声之道，与政通矣”（《策林》六十二）、“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诗人从宫廷乐队原用的泗滨石而改用华原石为磬引申到乐变政变，遂使君主忘记边防，造成武将怯敌，外敌入侵，发出了“宫悬一听华原石，君心遂忘封疆臣”的惊呼（《华原磬》）；从胡旋舞的风靡一时，联系到正是安禄山与杨贵妃以胡旋舞迷惑君王，导致国家战乱，社会陵夷，得出了“从兹地轴天维转，四十年来制不禁”的慨叹（《胡旋女》）；从法曲中夹杂夷夏之乐而断言这就是天宝之乱的先声，提出了“乃知法曲本华风，苟能审音与政通”的论断（《法曲歌》）；在《骠国乐》诗中，诗人借“击壤老农父”之口呼吁皇帝“君如心兮民如体”；在《西凉伎》诗内，又借“老征夫”之言痛斥那些丧地辱国又不思收复国土，却对异国歌舞“醉坐笑看看不足”的将军们。可见，乐天先生听乐思政，作歌论政，常常把音乐与政治联系起来，强调了音乐的社会作用，阐明了音乐是社会生活、群众感情的反映，指出了音乐的艺术感染力和教化作用，特别把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反复论证，将音乐与现实的关系提到相当的高度。